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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在商海中重新扬帆起航，是从30岁开始的。当略有积蓄时，便拿出几万元替父还债。他的一诺千金迅速传遍东南亚华侨社会。毋庸置疑，陈嘉庚是一位杰出且成功的实业家，但这仅仅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篇。
陈嘉庚，1874年出生在福建泉州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他出生這年，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悍然出兵进犯台湾，虽未得逞，但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要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屈辱的记忆伴随着陈嘉庚的成长。1890年，17岁的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生意。1903年，父亲破产，自己十多年参与经营的家业，由于父亲用人不善而被败坏殆尽。他毅然决然地接手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决心从头做起。按照新加坡法律，破产商行不在自己名下，陈嘉庚是可以规避债务的，但他还是召集债权人，承诺代父还债。这个决定使他在创业初始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但也赢得了华侨社会的普遍信任。
陈嘉庚在商海中重新扬帆起航，是从30岁开始的。几年后，陈嘉庚挣得十几万元家当，一下子拿出9万元替父还债。这件事在华侨社会中广为流传。有人说他傻，硬把一笔呆账还清了。更多的人则由衷地赞赏他，他的一诺千金迅速传遍东南亚华侨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一直把自己海外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并注册了钟牌商标，钟里藏中，寓意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祖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中国百姓都喜欢穿钟牌胶鞋，据说鲁迅也喜爱陈嘉庚公司的胶鞋。
1925年是陈嘉庚公司的鼎盛时期，实有资产高达1200万叻币。他拥有1.5万英亩橡胶园，开办多家橡胶制品厂，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制药厂、肥皂厂、砖厂等，厂房达30多处。企业遍及五大洲，全球有100多家分行，在45个国家设有49个代理处，员工有3万多人。
毋庸置疑，陈嘉庚是一位杰出且成功的实业家，开创了新马民族工业的新纪元。
但这仅仅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篇。
陈嘉庚的兴学故事
陈嘉庚深知“百事非财莫举”，但他不当守财奴。他把一生所获财利，全部献给了教育和进步事业。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各种类型学校，总数达118所。在如今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陈嘉庚被师生尊称为“校主”。
写就《陈嘉庚毁家兴学记》的黄炎培估计也没想到，陈嘉庚的“毁家兴学”，居然延续几十年之久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嘉庚“爱国意识猛醒勃发”，抱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以“办教育为职志”，“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
1912年，38岁的陈嘉庚携妻子儿女从新加坡回集美。所到之处，到处是光腚孩童，粗言野语，打架斗殴，赌博抽烟。原来，集美的旧学荒废后，又无财力兴办新学，导致孩童日渐顽劣。陈嘉庚便于1913年3月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集美两等小学。
以此为基础，陈嘉庚不断扩充自己的办学规模，逐渐把集美两等小学发展为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科、部以及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的集美学校。
他在集美各所学校招聘校长和教师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师资不足的瓶颈，为此，他决定涉足高等教育。1919年，陈嘉庚对南洋侨界公开发表谈话，说“此后本家生理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乃余之大愿也”。这一席话让黄炎培极其感动，他写就《陈嘉庚毁家兴学记》，发表于《申报》之上。但估计黄炎培自己也没想到，陈嘉庚的“毁家兴学”，居然延续几十年之久，成为华侨办学的一代传奇。
“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
1919年5月，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离开新加坡前，他把在南洋的全部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请律师立字为据。
1919年7月13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开的大会上，陈嘉庚慷慨陈词，宣布决意创办厦门大学，并表示“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当场认捐创办费100万元，再捐常年费300万元，每年25万元，分12年给付。这个认捐数额是其当时资产总值的两倍。
1921年5月9日，厦门大学校舍奠基。陈嘉庚选定这一天奠基，是有深刻寓意的。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人视这一天为“国耻日”。他希望以此告诫厦大学子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1921年厦门大学终于建成，这是福建第一所大学，那天他无比激动，道：“久居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民心未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绝无甘心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
陈嘉庚经营实业赚的钱，是他办学的经济基础。《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序言也开宗明义指出：“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曰陈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则为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之八。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而经济充实，教育乃无中辍之虑。两校命运之亨屯，系于本公司营业之隆替。”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集美学校的学生说：“我培养你们，我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
“出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虽曾拥有千万资产，但由于承担了沉重的校费，“银根无时宽舒”。1926年起，胶价猛烈下跌，陈嘉庚公司惨淡经营、每况愈下。
在经济困难时期，陈嘉庚说：“世界无难事，唯毅力与责任耳！”他无奈两次出售胶园11000英亩以充抵办校经费。两校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厦大已动工的校舍竣工后，不再续建，集美学校的建筑工程也暂时停工了，原拟在国内（上海、福州、厦门）建3座图书馆兼作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也停止了。陈嘉庚说：“此为我一生最抱憾、最失意之事件。”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东南亚经济。有人劝说陈嘉庚减少校费，陈嘉庚回答：“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不久之后，又有人好意劝他停止校费以济营业之急需，他坚决不肯，说“余不忍放弃义务”。
1931年10月，陈嘉庚被迫接受银行团条件將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银行派人另组董事会，限定补助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经费每月不得超过5000元。
后来某国垄断集团要对陈嘉庚的企业加以“照顾”，提出的条件是停止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十分愤慨，指出“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为了筹措校费，陈嘉庚将私家住宅抵押给银行，抵押期满，无法还款，不得已过户易主。这就是被海内外传颂的“出卖大厦，维持厦大”。
1934年初，陈嘉庚毅然宣布企业全部收盘。为保存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将几处产业出租，约明有利时分出一部分作为两校经费。当时，社会上风传陈嘉庚公司收盘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不久也必将关门停办，为此陈嘉庚在报上刊登《陈嘉庚启事》，说明两校“自可维持，绝无影响，望两校员生坚定奋发，为振兴我民族之文化而努力，勿为浮言所惑”。
到了1936年春，经费困难日趋严重。陈嘉庚考虑“未免误及青年”，表示愿意无条件将厦门大学献与政府，改为国立。厦门大学于1937年改为国立。陈嘉庚后来追述当时的处境仍不胜感慨地写道：“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事实上，他为了创办与维持厦大，已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尽了最大的努力。
陈嘉庚的爱国故事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海外华侨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南洋华侨的义捐和侨汇，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财政支柱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的演讲，让陈嘉庚眼前豁然开朗，也让他萌生了革命的冲动。1910年春，陈嘉庚剪去发辫，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同时，陈嘉庚当选新加坡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主席，成为得到各帮认可的华社领袖。
1928年5月，“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新加坡。时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1930年改称主席）的陈嘉庚呼吁华侨社团召开全侨大会。大会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在主持山东筹赈会的9个多月里，他第一次将不同族群、不同省籍、不同阶层的华侨组织起来抵制日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世界各地凡有50位以上华侨的地方，都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新加坡著名侨领们相约拜访陈嘉庚，劝说他出面领导新加坡的筹赈工作。陈嘉庚自认已退出商界，缺乏财力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侨领们说：“你为兴学，不惜毁家，如今声望更比以前高，何况南洋一带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出自陈嘉庚公司，你登高一呼，大家必定踊跃响应。”1937年10月10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简称星华筹赈会，陈嘉庚出任主席。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印尼侨领庄西言向国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更大的、统领整个东南亚的筹赈团体，以统一各地救亡组织，更有力地支持祖国抗战。当年10月10日，来自东南亚45个城市的华侨救亡组织代表和华侨代表168人齐聚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这是华侨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会。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这是全南洋（含香港）千万华侨第一次打破地域、帮群、血缘、行业的界限，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陈嘉庚成为整个东南亚华侨共同拥戴的总领袖，成了团结千万侨胞、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南侨总会成立以后，陈嘉庚不分昼夜紧张地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南侨总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抗日筹赈运动。1939年，由于战费激增，加上历年的积欠，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越来越困难。如果印发过多钞票将引起通货膨胀，而向美、英、苏等国借款所得数额又相当有限。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请华侨大力捐输。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曾亲自给陈嘉庚拍发电报，恳请其转告各侨团“振奋以前之精神，继续努力源源汇寄，俾裕军用”。
陈嘉庚深知侨汇对祖国经济至关重要，他在推进无偿义捐的同时，通过筹赈会各埠分会，大力发动侨胞多汇家费回国。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汇回祖国的国币就达8亿元（同年，其他各地侨汇为3亿元），义捐约占1/10，达8000万元，其余均属私人汇款。这8亿元都是外汇“硬通货”。按照当时世界各国发行纸币公例，基金1元发行纸币4元，其信用便可称稳固。国民政府以这8亿元外汇为基金，可发行国币32亿元。根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在参政会上的报告，1939年全年战费开支共18亿元。这样，以南洋华侨汇归祖国的外汇为基金发行的国币，除解付国内侨眷家费7.2亿元以及战费18亿元之外，尚有近7亿元可供国民政府作其他用途。南洋华侨的义捐和侨汇，已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财政支柱。
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抗日义捐达5亿国币，认购救国公债2.5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救护车1000多辆。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陈嘉庚与汪精卫相识于辛亥革命间，私交颇好。实际上，汪精卫还是陈嘉庚曾属意的厦门大学校长之第一人选。1938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内的主和、妥协势力甚嚣尘上。副总裁汪精卫辞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职务，搞起卖国投降活动。在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后，汪精卫向中外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与日本的“和平条件”。当时，国民党内和舆论界对汪精卫的卖国求和活动保持沉默，不予还击和揭露。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精卫，问询“和平谈话”是否属实，并言明“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和平绝不可能”。隔天，汪精卫复电。陈嘉庚见电文中有“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这样的语句，便知晓汪精卫主和属实，他连发两封电报加以驳斥，毫不留情地把汪精卫比作秦桧和张昭。 陈嘉庚又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并将与汪精卫往来的5封电报全部交报社公开发表。同年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10月26日，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拍来一份“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大会主席汪精卫宣读提案时面色惨变。
这份电报提案在参政会上获多数票通过，提案原文后来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记者邹韬奋评价：“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只要事关祖国抗战大业，他都负责任地加以领导，切实予以支持
陈嘉庚不认为南侨总会只是一个单纯的筹款领导机构，他认为自己既然接受全侨委托，就该着眼全局。不论是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只要事关祖国抗战大业，他都负责任地加以领导，切实予以支持。
1938年10月，中国沿海各港口及对外交通要道相继被日寇侵占，大批囤积在香港的国际援华物资无法运往抗日前线。为此，中国政府抓紧抢筑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道路建好后，中国却严重缺乏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和修理工。1939年2月，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致电陈嘉庚，请求南侨总会招募机工赴中国服务。陈嘉庚急抗战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埠分会多方动员，一时间南洋各地掀起援华抗日热潮，短短几个月，3200多位机工放弃稳定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迎向战争。南侨机工冒着危险，不辞劳苦地奔走在炮火纷飞的滇缅公路上，抢运辎重、兵员，组装和抢修车辆，有力地配合中国的战略反攻，配合盟军对敌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据统计，3200多名南侨机工，有1000多人因为战火、瘟疫或车祸牺牲在滇缅公路上。
1939年后，抗敌前方将士死伤惨重，大批伤病员急需药物救治。国民政府致函陈嘉庚，请求供应大量奎宁、阿司匹林、仁丹等药品及救伤绷带等物。陈嘉庚立即着手办理：救伤绷带由香港负责：奎宁是荷属东印度特产，请爪哇、苏门答腊等地购赠5000万粒，3个月内全部募足运往中国;由于向药店购买阿司匹林和仁丹价格昂贵，自己制造则可降低一半费用，陈嘉庚即购置成套机器设备运往四川，扩建重庆炼药厂，即刻投产以满足战区的药品需求。
陈嘉庚悲嘆：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陈嘉庚开始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活动时，全力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1928年，他题写“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的条幅，悬挂在《南洋商报》经理办公室。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陈嘉庚为此焦虑非常，寝食难安。他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救国援蒋大会委员会，以“不胜迫切之至”的心情，致电张学良，请他释放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依旧全力以赴支持南京政府抗战。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时，陈嘉庚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说：“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四万万七千万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中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四万万七千万同胞拥戴之唯一领袖，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蒋委员长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
随着了解的深入，陈嘉庚逐渐察觉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存在着许多极为严重的问题，他开始担心这不是一个能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府。
全面抗战两年多后，为了使侨胞与祖国直接沟通，陈嘉庚提议前往中国，慰劳忠勇抗敌的将士和遭受苦难的同胞，以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同时又可以了解国内情形，返回南洋向侨胞报告，以激励侨众支援祖国的热情。
回祖国慰劳视察，并非轻松欢愉的旅游，就连后方大西南，也经常遭到敌机轰炸。到1940年春，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成行。陈嘉庚已经66岁，但为了避免慰劳团被他人操纵，考虑再三，他认为再苦再累也应亲自回祖国一趟。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偕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秘书李铁民等一行5人经由仰光飞往重庆。此前，国民党当局拨8万元专款成立由近30个党政部门组成的庞大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委员会。陈嘉庚在仰光得知消息，深感不安，认为大敌当前这样铺张浪费不合时宜。重庆如此，必引起各地效仿。
到了重庆，慰劳团在《中央日报》连续三天刊登启事：“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陈嘉庚也发表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保惜精神，节省糜费，此固为新生活原则所当遵守，亦鄙人愚拙之性一向皆然”。陈嘉庚极其节俭，规定自己每日伙食费不得超过五角，儿孙也不例外。“该花的千百万都不要吝啬，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这是陈嘉庚常说的一句话。
3月28日，陈嘉庚前往重庆励志楼谒见蒋介石，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的座车驶到后，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所有人立刻肃立，毕恭毕敬。蒋介石和宋美龄姗姗而入，挥手示意大家就座，众人方敢徐徐坐下。事后，陈嘉庚告诉身边人：“蒋介石像个皇帝。”十多天后，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陈嘉庚，席间问道：“到重庆后，所见景况如何？”陈嘉庚回答：“到处土木大兴，交通便利，大有蓬勃气象，实堪欣慰。只是人力车和汽车很不整洁，跟马来亚大不相同。”蒋介石听后，立即让人记录在册。又十多天后，陈嘉庚发现人力车的卫生状况大有改观，汽车车身擦得光洁悦目，但仔细一看车下和车翼还有不少泥土，有的甚至有一寸来厚。
让陈嘉庚最不满的是政府上下的营私舞弊。他刚到重庆就听说政府设宴招待的嘉陵宾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陈嘉庚想，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能私设营业，也不能买卖股份，孔祥熙这样的政府要员怎么可以在抗日形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建筑新式堂皇的宾馆作为政府接待的场所呢？陈嘉庚觉得难以置信。没想到几天后，在宾馆遇见孔祥熙，他亲口承认了此事。 初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辆专车供陈嘉庚外出使用。没几天，他就发现专车司机核报汽车用油弄虚作假，便将他辞了。几天后，陈嘉庚要用车，让招待员另派一位司机，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司机贪婪如故，每天还须另给5元茶钱。重庆政府从高官到普通员工滥用公物、挥霍公款的情形让陈嘉庚感到震惊。
在重庆一个多月，陈嘉庚深入方方面面，与各界多有交流。他拜访了许多党政高官，多数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耳闻目睹，深感失望：“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这些都令他大失所望，感到国家前途渺茫。他私下不胜感慨地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半个月后，慰劳团分三个团前往各地。陈嘉庚到成都时，正值蒋介石也在成都。他问陈嘉庚到成都后还要到哪里去，陈嘉庚回答，要到兰州、西安，如有车可通延安。蒋介石脸色一变，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陈嘉庚说，我受华侨委托回国慰劳考察，只要交通无阻的要区，不能不亲自前往，以尽职责。回南洋方可如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中国共产党对陈嘉庚的回国慰问考察非常重视。陈嘉庚刚到重庆没几天，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就登门拜访。几天后，陈嘉庚出席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在茶会上，陈嘉庚还询问了由重庆往延安的路程。叶剑英一一奉告。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5月30日，陈嘉庚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国民党山西省政府派出寿家骏科长全程陪同，令其不得离开陈嘉庚半步。第二天到达洛川，一些“民众”突然送来多份文书，陈嘉庚略为翻阅，都是投诉、谩骂共产党的内容。
下午，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6月1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他了解到女大竟然有20多位来自东南亚的女学生。下午，陈嘉庚在朱德的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
陈嘉庚曾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下午4点，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余言：‘何不另建住屋，敌机如来可进洞内。’答：‘亦有此打算。’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间，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工作，身体或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
在和毛泽东交谈的过程中，几个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跑来见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进门不必敬礼，自己找把椅子就坐下，参加谈话，毫无拘束，一会儿集美学生陈伯达来了也是这样。傍晚，毛泽东在窑洞外的石桌上设宴招待陈嘉庚，王明等十多人作陪。由于人多，桌子太小，就拿一个旧圆桌面铺在上面，桌面陈旧不光洁，又拿来四张白纸遮盖充作桌巾。一阵风吹来，把白纸吹掉，干脆就弃之不用。饭菜上桌，主食是在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一些时令蔬菜和一碗鸡汤。毛泽东解释：“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这顿极其简朴的露天晚餐给陈嘉庚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讲演会等。陈嘉庚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他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总司令部，长官和士兵的伙食一样，食堂没有固定的座位，一桌8个人坐满了就可以开饭。他曾亲眼见到总司令朱德迟到，自己盛了饭，夹杂在勤务兵中间，狼吞虎咽起来。令他难忘的是一次应邀到毛泽东住处，两人闲谈南洋情形时，很多人都跑来听，顷刻间座位告满。一位勤务兵迟到，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泽东看了看他，挪了挪身子，让他能坐得更舒服点。还有一次，他和朱德到第四军校参观，学生们正在打篮球。运动员和观众见到总司令也不行礼，一位学生还大声招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德爽快地脱下大衣和学生赛了两场。
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的住所，與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陈嘉庚将此意转达蒋介石。
陈嘉庚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走一路宣传一路，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要派人“陪同”他一起活动，都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是撤销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面对日寇的通缉，他随身携带剧毒药品，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下旬，日军占领马来亚槟榔屿等多地，英国殖民者只顾将留居槟城的本国妇孺安全撒离，而放弃对防空及治安的管理和对百姓的照顾，导致全城大混乱，引起了新马民众的极大愤慨。由于槟城的教训，新加坡民众强烈要求组织力量，修筑防御工事，维持地方秩序。新加坡总督汤马士环顾新马，觉得唯有陈嘉庚能担此重任。 陈嘉庚临危受命，12月30日，他在中华总商会召开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总会成立大会，亲任主席。随后组成了一个由21位华人组成的委员会，分别来自共产党、国民党、侨生社会，并进行分工。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御敌。
1942年1月底，英国人已将自己的侨民中的妇女儿童全部撤离新加坡，大量贵重物资被装船运走，原先部署在城区里的高射炮也都撤除，显然英国人已经不打算保卫新加坡。陈嘉庚为此找汤马士了解情况，汤马士一味敷衍。总务部主任叶玉堆问汤马士，重庆蒋委员长是不是来电要求撤离领事馆人员及所派官员？汤马士答，确有此事。叶玉堆又问，委员长是否提及撤离侨领的事？汤马士答，没有。陈嘉庚心里明白，国民政府早已将海外这些不肯与腐败政治同流合污的侨领视为异己，因此不愿出手相救。
2月3日，陈嘉庚剃须改装，离开新加坡，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避难生活。面对日寇的通缉，他随身携带剧毒药品，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2月16日，新加坡沦陷。日本军政府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大街上一辆辆军车横冲直撞，车上张贴着醒目的通告：华人自12岁起至60岁止，须自备三日干粮，集中一起听候良民登记，违者处死，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大检证”。日军用坦克、机枪和刺刀胁迫华侨接受检证盘问。在众多问题中，日军问得最多的就是：“你认识陈嘉庚吗？”这是一个无论怎么回答都可能惹祸的问题。
第一个受检证者听到这个问题，心想还是说不认识为妙，便回答说“不认识”。凶神恶煞的日本军官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陈嘉庚大名鼎鼎，新加坡华侨岂有不认识之理！”于是将他扣留。第二个人见状，坦然地回答“认识”，不料也同样挨了一个耳光，被指为反日分子，严加扣押。就这样，日军强行拘押了大批华侨。日军凭自己的好恶和奸民的指认，随意地决定放行或扣留。遭扣押的人，被押上军车，载到海边或僻静之处，用机枪射杀，尸体或抛入海中，或埋进土坑。在日军实行“大检证”的10天里，新加坡华侨被杀害者达10万人，平均每天有1万人遇害。
日军在“大检证”中，没有查到除嘉庚的下落。他们从各方面的情报分析，陈嘉庚不会逃得太远，就藏匿在南洋群岛某处。于是“大检证”刚结束，一道密令就发到南洋群岛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务必抓到陈嘉庚！
没有寿星的七秩大寿
在祖国大陆，此时的集美学校已于5年前内迁安溪、大田。得知新加坡沦陷，校主生死未卜，师生们日夜担心校主的安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诬称陈嘉庚以华侨领袖自居，不顾侨胞安全，骗取通行证，暗自逃离新加坡。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造谣诽谤，集美学校校董陈村牧召开会议，决定要采用各种手段针锋相对。校董会筹划举办庆祝集美学校建校30周年暨校主70寿辰以及陈大弼执教25周年系列活动。
民国政要、教育界名流、社会各界人士题写的祝寿贺词源源不断地寄到安溪。分散在海内外各地的校友纷纷寄来为校主祝寿的捐款。各界人士以高昂的姿态回击了国民党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
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尽管庄重而热烈的会场上始终没见到寿星的身影，但寿星在人们心中，还是以种奇特的力量温暖着大家，激励着大家。
那么，此刻寿星在哪儿呢？
与此同时，陈嘉庚正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群岛谷株市，掩护照顾他的是集美校友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这期间，日军始终没有放弃对陈嘉庚的追捕，陈嘉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天上午，陈嘉庚正在房间躺椅上看书，突然走进来一个日本军官，指着他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你是谁？”陈嘉庚镇定地合书坐起，但不予回答。黄丹季闻声从内厅赶出，看那日本军官面目狰狞，几欲动粗，急忙用手指着陈嘉庚的耳朵，示意老人家耳聋听不见，侥幸解了围。
每次涉险过关后，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陈嘉庚看大家那样惶恐不安，就把他们召集到客厅里，亲切地说：“你们绝不可如此。人生自古谁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逼我去当傀儡，替他们办事说好话。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到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可为我着急。”
“暴敌投降，公笠星岛，消息传来，万众欢腾”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日，陈嘉庚结束匿居生活，启程返回新加坡。离开爪哇前，陈嘉庚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1号通告，提出了南洋侨胞战后的行动纲领和首要任务。
陈嘉庚安全归来，新马华侨社会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拥到怡和轩俱乐部，争相一睹这位令人尊敬的领袖风采。刚刚复刊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不断接到庆贺陈嘉庚平安返回新加坡的广告生意。“龙马精神”“南侨福星”“侨众领袖”“当代伟人”等大幅祝辞接连出现在新马的华文报刊上。
陈嘉庚安全返抵新加坡的消息传到重庆，旅渝福建同乡会、厦大集美校友会等团体，于11月18日在重慶大学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当天大会致电陈嘉庚：“暴敌投降，公笠星岛，消息传来，万众欢腾。顷由十团体发起庆祝大会，本月十八日举行，贺词满壁，到者盈门。会上公决，奉电致敬，祝公康强，为国绚丽，和平永奠，端赖老成，盼赋归欤，群情所企，海天万里，无任神驰。”
庆祝大会到会者500多人，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各界人士都参加了。毛泽东从延安送来一幅单条，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短短八字成了对陈嘉庚的历史性评价。周恩来和王若飞的祝辞为：“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邵力子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事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只有陈先生。”
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陈嘉庚担心蒋介石加害毛泽东
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陈嘉庚听说以后，担心蒋介石加害于毛泽东，拍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前往。后来，陈嘉庚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毛泽东安全的焦虑。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后曾对中华总商会及各社团同仁讲：“世上有三种话，即漂亮话，敷衍话，老实话。漂亮话我未有学习，敷衍话难免使到会诸君失望，老实话恐有一部分人不喜听。我前年回国考察，与此次回国观光，无论在国内外讲话，均凭见闻事实与良心而言，故前次南返报告延安政治良好，毛主席诚恳虚怀，终必胜利;蒋介石狡诈无信，政治腐化，终必失败。日本败降初时，侨众咸庆升平，我则谓内战决难避免……初时多数人不信，盖其时蒋毛势力悬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与我毫无关系。惟诸君诚意惠临，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话报答，幸祈原谅。”表现了陈嘉庚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也表现出他对国内形势的远见卓识。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陈嘉庚告别生活了近60年的新加坡，返回祖国定居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给陈嘉庚发去一封电报，电文说：“陈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陈嘉庚接电后，异常兴奋，当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陈嘉庚于6月4日来到北平，周恩来亲自接他到西山同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和刘少奇也在座。延安一别，转眼9年过去，故人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亲切。6月15日，陈嘉庚作为海外1000万侨胞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于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回到祖国的几个月里，陈嘉庚到各地参观视察，他对百废待举、欣欣向荣的祖国充满希望，因此决定回国定居。1950年，陈嘉庚告别生活了近60年的新加坡，返回祖国。除了赴京开会及外出考察外，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扩充和发展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上，为两所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陈嘉庚的侄孙陈忠信追忆：“为了修复这些被（日军）炸毁的校舍，他年过七旬了，每天却依旧拄着拐杖去工地。”“在1958年之后，他有病，身体较弱，但是，为了修路、修建学校，他上午坚持去工地，下午就仰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图纸。”“直到1959年，他病倒了，被送去北京就医，他才离开工地。”
1958年1月，经北京协和医院检查，陈嘉庚确诊为鳞状上皮癌。中央政府为陈嘉庚配备专门医疗小組，多次组织专家会诊，病情有所好转，他牵挂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的扩建工程，又回来奔走在两校的建筑工地上。
1961年春天，陈嘉庚病情再度恶化，经常陷于昏迷。每次醒来，他都一再询问学校的情况，关心刚落成的厦门华侨博物院和拟建的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他一直关心台湾问题，曾特意在集美鳌园博物大观背面雕刻台湾地图。一次在昏迷状态中，他以为正在参与指挥解放台湾，竟然兴奋地从病床上用力站起，号召大家勇往直前。
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日子里，陈嘉庚几立遗嘱，重申自己的财产充作校产，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最后时刻，他又召集大家到床前，交代“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还中国”。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各界人士43人组成的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为陈嘉庚举办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最隆重的葬礼。周恩来、朱德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
2014年，陈嘉庚诞辰14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中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2015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为了纪念陈嘉庚的功勋，把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亲授予他的长孙陈立人。
（责编/兰嘉娜 责校/李希萌 来源/《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贺春旎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陈嘉庚17岁去南洋经商 创办和资助学校118所》，佚名/文，《海峡导报》2015年9月7日）
陈嘉庚，1874年出生在福建泉州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他出生這年，日本借口琉球遇难船民事件，悍然出兵进犯台湾，虽未得逞，但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要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屈辱的记忆伴随着陈嘉庚的成长。1890年，17岁的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生意。1903年，父亲破产，自己十多年参与经营的家业，由于父亲用人不善而被败坏殆尽。他毅然决然地接手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决心从头做起。按照新加坡法律，破产商行不在自己名下，陈嘉庚是可以规避债务的，但他还是召集债权人，承诺代父还债。这个决定使他在创业初始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但也赢得了华侨社会的普遍信任。
陈嘉庚在商海中重新扬帆起航，是从30岁开始的。几年后，陈嘉庚挣得十几万元家当，一下子拿出9万元替父还债。这件事在华侨社会中广为流传。有人说他傻，硬把一笔呆账还清了。更多的人则由衷地赞赏他，他的一诺千金迅速传遍东南亚华侨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一直把自己海外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并注册了钟牌商标，钟里藏中，寓意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祖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中国百姓都喜欢穿钟牌胶鞋，据说鲁迅也喜爱陈嘉庚公司的胶鞋。
1925年是陈嘉庚公司的鼎盛时期，实有资产高达1200万叻币。他拥有1.5万英亩橡胶园，开办多家橡胶制品厂，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制药厂、肥皂厂、砖厂等，厂房达30多处。企业遍及五大洲，全球有100多家分行，在45个国家设有49个代理处，员工有3万多人。
毋庸置疑，陈嘉庚是一位杰出且成功的实业家，开创了新马民族工业的新纪元。
但这仅仅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篇。
陈嘉庚的兴学故事
陈嘉庚深知“百事非财莫举”，但他不当守财奴。他把一生所获财利，全部献给了教育和进步事业。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各种类型学校，总数达118所。在如今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陈嘉庚被师生尊称为“校主”。
写就《陈嘉庚毁家兴学记》的黄炎培估计也没想到，陈嘉庚的“毁家兴学”，居然延续几十年之久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嘉庚“爱国意识猛醒勃发”，抱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以“办教育为职志”，“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
1912年，38岁的陈嘉庚携妻子儿女从新加坡回集美。所到之处，到处是光腚孩童，粗言野语，打架斗殴，赌博抽烟。原来，集美的旧学荒废后，又无财力兴办新学，导致孩童日渐顽劣。陈嘉庚便于1913年3月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集美两等小学。
以此为基础，陈嘉庚不断扩充自己的办学规模，逐渐把集美两等小学发展为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科、部以及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的集美学校。
他在集美各所学校招聘校长和教师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师资不足的瓶颈，为此，他决定涉足高等教育。1919年，陈嘉庚对南洋侨界公开发表谈话，说“此后本家生理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乃余之大愿也”。这一席话让黄炎培极其感动，他写就《陈嘉庚毁家兴学记》，发表于《申报》之上。但估计黄炎培自己也没想到，陈嘉庚的“毁家兴学”，居然延续几十年之久，成为华侨办学的一代传奇。
“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
1919年5月，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离开新加坡前，他把在南洋的全部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请律师立字为据。
1919年7月13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开的大会上，陈嘉庚慷慨陈词，宣布决意创办厦门大学，并表示“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当场认捐创办费100万元，再捐常年费300万元，每年25万元，分12年给付。这个认捐数额是其当时资产总值的两倍。
1921年5月9日，厦门大学校舍奠基。陈嘉庚选定这一天奠基，是有深刻寓意的。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人视这一天为“国耻日”。他希望以此告诫厦大学子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1921年厦门大学终于建成，这是福建第一所大学，那天他无比激动，道：“久居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民心未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绝无甘心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
陈嘉庚经营实业赚的钱，是他办学的经济基础。《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序言也开宗明义指出：“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曰陈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则为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之八。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而经济充实，教育乃无中辍之虑。两校命运之亨屯，系于本公司营业之隆替。”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集美学校的学生说：“我培养你们，我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
“出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虽曾拥有千万资产，但由于承担了沉重的校费，“银根无时宽舒”。1926年起，胶价猛烈下跌，陈嘉庚公司惨淡经营、每况愈下。
在经济困难时期，陈嘉庚说：“世界无难事，唯毅力与责任耳！”他无奈两次出售胶园11000英亩以充抵办校经费。两校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厦大已动工的校舍竣工后，不再续建，集美学校的建筑工程也暂时停工了，原拟在国内（上海、福州、厦门）建3座图书馆兼作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也停止了。陈嘉庚说：“此为我一生最抱憾、最失意之事件。”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东南亚经济。有人劝说陈嘉庚减少校费，陈嘉庚回答：“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不久之后，又有人好意劝他停止校费以济营业之急需，他坚决不肯，说“余不忍放弃义务”。
1931年10月，陈嘉庚被迫接受银行团条件將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银行派人另组董事会，限定补助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经费每月不得超过5000元。
后来某国垄断集团要对陈嘉庚的企业加以“照顾”，提出的条件是停止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十分愤慨，指出“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为了筹措校费，陈嘉庚将私家住宅抵押给银行，抵押期满，无法还款，不得已过户易主。这就是被海内外传颂的“出卖大厦，维持厦大”。
1934年初，陈嘉庚毅然宣布企业全部收盘。为保存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将几处产业出租，约明有利时分出一部分作为两校经费。当时，社会上风传陈嘉庚公司收盘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不久也必将关门停办，为此陈嘉庚在报上刊登《陈嘉庚启事》，说明两校“自可维持，绝无影响，望两校员生坚定奋发，为振兴我民族之文化而努力，勿为浮言所惑”。
到了1936年春，经费困难日趋严重。陈嘉庚考虑“未免误及青年”，表示愿意无条件将厦门大学献与政府，改为国立。厦门大学于1937年改为国立。陈嘉庚后来追述当时的处境仍不胜感慨地写道：“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事实上，他为了创办与维持厦大，已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尽了最大的努力。
陈嘉庚的爱国故事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海外华侨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南洋华侨的义捐和侨汇，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财政支柱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的演讲，让陈嘉庚眼前豁然开朗，也让他萌生了革命的冲动。1910年春，陈嘉庚剪去发辫，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同时，陈嘉庚当选新加坡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主席，成为得到各帮认可的华社领袖。
1928年5月，“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新加坡。时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1930年改称主席）的陈嘉庚呼吁华侨社团召开全侨大会。大会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在主持山东筹赈会的9个多月里，他第一次将不同族群、不同省籍、不同阶层的华侨组织起来抵制日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世界各地凡有50位以上华侨的地方，都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新加坡著名侨领们相约拜访陈嘉庚，劝说他出面领导新加坡的筹赈工作。陈嘉庚自认已退出商界，缺乏财力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侨领们说：“你为兴学，不惜毁家，如今声望更比以前高，何况南洋一带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出自陈嘉庚公司，你登高一呼，大家必定踊跃响应。”1937年10月10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简称星华筹赈会，陈嘉庚出任主席。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印尼侨领庄西言向国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更大的、统领整个东南亚的筹赈团体，以统一各地救亡组织，更有力地支持祖国抗战。当年10月10日，来自东南亚45个城市的华侨救亡组织代表和华侨代表168人齐聚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这是华侨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会。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这是全南洋（含香港）千万华侨第一次打破地域、帮群、血缘、行业的界限，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陈嘉庚成为整个东南亚华侨共同拥戴的总领袖，成了团结千万侨胞、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南侨总会成立以后，陈嘉庚不分昼夜紧张地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南侨总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抗日筹赈运动。1939年，由于战费激增，加上历年的积欠，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越来越困难。如果印发过多钞票将引起通货膨胀，而向美、英、苏等国借款所得数额又相当有限。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请华侨大力捐输。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曾亲自给陈嘉庚拍发电报，恳请其转告各侨团“振奋以前之精神，继续努力源源汇寄，俾裕军用”。
陈嘉庚深知侨汇对祖国经济至关重要，他在推进无偿义捐的同时，通过筹赈会各埠分会，大力发动侨胞多汇家费回国。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汇回祖国的国币就达8亿元（同年，其他各地侨汇为3亿元），义捐约占1/10，达8000万元，其余均属私人汇款。这8亿元都是外汇“硬通货”。按照当时世界各国发行纸币公例，基金1元发行纸币4元，其信用便可称稳固。国民政府以这8亿元外汇为基金，可发行国币32亿元。根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在参政会上的报告，1939年全年战费开支共18亿元。这样，以南洋华侨汇归祖国的外汇为基金发行的国币，除解付国内侨眷家费7.2亿元以及战费18亿元之外，尚有近7亿元可供国民政府作其他用途。南洋华侨的义捐和侨汇，已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财政支柱。
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抗日义捐达5亿国币，认购救国公债2.5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救护车1000多辆。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陈嘉庚与汪精卫相识于辛亥革命间，私交颇好。实际上，汪精卫还是陈嘉庚曾属意的厦门大学校长之第一人选。1938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内的主和、妥协势力甚嚣尘上。副总裁汪精卫辞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职务，搞起卖国投降活动。在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后，汪精卫向中外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与日本的“和平条件”。当时，国民党内和舆论界对汪精卫的卖国求和活动保持沉默，不予还击和揭露。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精卫，问询“和平谈话”是否属实，并言明“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和平绝不可能”。隔天，汪精卫复电。陈嘉庚见电文中有“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这样的语句，便知晓汪精卫主和属实，他连发两封电报加以驳斥，毫不留情地把汪精卫比作秦桧和张昭。 陈嘉庚又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并将与汪精卫往来的5封电报全部交报社公开发表。同年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10月26日，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拍来一份“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大会主席汪精卫宣读提案时面色惨变。
这份电报提案在参政会上获多数票通过，提案原文后来被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记者邹韬奋评价：“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只要事关祖国抗战大业，他都负责任地加以领导，切实予以支持
陈嘉庚不认为南侨总会只是一个单纯的筹款领导机构，他认为自己既然接受全侨委托，就该着眼全局。不论是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只要事关祖国抗战大业，他都负责任地加以领导，切实予以支持。
1938年10月，中国沿海各港口及对外交通要道相继被日寇侵占，大批囤积在香港的国际援华物资无法运往抗日前线。为此，中国政府抓紧抢筑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道路建好后，中国却严重缺乏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和修理工。1939年2月，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致电陈嘉庚，请求南侨总会招募机工赴中国服务。陈嘉庚急抗战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埠分会多方动员，一时间南洋各地掀起援华抗日热潮，短短几个月，3200多位机工放弃稳定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迎向战争。南侨机工冒着危险，不辞劳苦地奔走在炮火纷飞的滇缅公路上，抢运辎重、兵员，组装和抢修车辆，有力地配合中国的战略反攻，配合盟军对敌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据统计，3200多名南侨机工，有1000多人因为战火、瘟疫或车祸牺牲在滇缅公路上。
1939年后，抗敌前方将士死伤惨重，大批伤病员急需药物救治。国民政府致函陈嘉庚，请求供应大量奎宁、阿司匹林、仁丹等药品及救伤绷带等物。陈嘉庚立即着手办理：救伤绷带由香港负责：奎宁是荷属东印度特产，请爪哇、苏门答腊等地购赠5000万粒，3个月内全部募足运往中国;由于向药店购买阿司匹林和仁丹价格昂贵，自己制造则可降低一半费用，陈嘉庚即购置成套机器设备运往四川，扩建重庆炼药厂，即刻投产以满足战区的药品需求。
陈嘉庚悲嘆：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陈嘉庚开始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活动时，全力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1928年，他题写“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的条幅，悬挂在《南洋商报》经理办公室。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陈嘉庚为此焦虑非常，寝食难安。他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救国援蒋大会委员会，以“不胜迫切之至”的心情，致电张学良，请他释放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依旧全力以赴支持南京政府抗战。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时，陈嘉庚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说：“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四万万七千万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中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四万万七千万同胞拥戴之唯一领袖，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蒋委员长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
随着了解的深入，陈嘉庚逐渐察觉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存在着许多极为严重的问题，他开始担心这不是一个能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府。
全面抗战两年多后，为了使侨胞与祖国直接沟通，陈嘉庚提议前往中国，慰劳忠勇抗敌的将士和遭受苦难的同胞，以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同时又可以了解国内情形，返回南洋向侨胞报告，以激励侨众支援祖国的热情。
回祖国慰劳视察，并非轻松欢愉的旅游，就连后方大西南，也经常遭到敌机轰炸。到1940年春，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成行。陈嘉庚已经66岁，但为了避免慰劳团被他人操纵，考虑再三，他认为再苦再累也应亲自回祖国一趟。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偕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秘书李铁民等一行5人经由仰光飞往重庆。此前，国民党当局拨8万元专款成立由近30个党政部门组成的庞大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委员会。陈嘉庚在仰光得知消息，深感不安，认为大敌当前这样铺张浪费不合时宜。重庆如此，必引起各地效仿。
到了重庆，慰劳团在《中央日报》连续三天刊登启事：“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陈嘉庚也发表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保惜精神，节省糜费，此固为新生活原则所当遵守，亦鄙人愚拙之性一向皆然”。陈嘉庚极其节俭，规定自己每日伙食费不得超过五角，儿孙也不例外。“该花的千百万都不要吝啬，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这是陈嘉庚常说的一句话。
3月28日，陈嘉庚前往重庆励志楼谒见蒋介石，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的座车驶到后，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所有人立刻肃立，毕恭毕敬。蒋介石和宋美龄姗姗而入，挥手示意大家就座，众人方敢徐徐坐下。事后，陈嘉庚告诉身边人：“蒋介石像个皇帝。”十多天后，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陈嘉庚，席间问道：“到重庆后，所见景况如何？”陈嘉庚回答：“到处土木大兴，交通便利，大有蓬勃气象，实堪欣慰。只是人力车和汽车很不整洁，跟马来亚大不相同。”蒋介石听后，立即让人记录在册。又十多天后，陈嘉庚发现人力车的卫生状况大有改观，汽车车身擦得光洁悦目，但仔细一看车下和车翼还有不少泥土，有的甚至有一寸来厚。
让陈嘉庚最不满的是政府上下的营私舞弊。他刚到重庆就听说政府设宴招待的嘉陵宾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陈嘉庚想，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能私设营业，也不能买卖股份，孔祥熙这样的政府要员怎么可以在抗日形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建筑新式堂皇的宾馆作为政府接待的场所呢？陈嘉庚觉得难以置信。没想到几天后，在宾馆遇见孔祥熙，他亲口承认了此事。 初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辆专车供陈嘉庚外出使用。没几天，他就发现专车司机核报汽车用油弄虚作假，便将他辞了。几天后，陈嘉庚要用车，让招待员另派一位司机，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司机贪婪如故，每天还须另给5元茶钱。重庆政府从高官到普通员工滥用公物、挥霍公款的情形让陈嘉庚感到震惊。
在重庆一个多月，陈嘉庚深入方方面面，与各界多有交流。他拜访了许多党政高官，多数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耳闻目睹，深感失望：“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这些都令他大失所望，感到国家前途渺茫。他私下不胜感慨地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半个月后，慰劳团分三个团前往各地。陈嘉庚到成都时，正值蒋介石也在成都。他问陈嘉庚到成都后还要到哪里去，陈嘉庚回答，要到兰州、西安，如有车可通延安。蒋介石脸色一变，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陈嘉庚说，我受华侨委托回国慰劳考察，只要交通无阻的要区，不能不亲自前往，以尽职责。回南洋方可如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中国共产党对陈嘉庚的回国慰问考察非常重视。陈嘉庚刚到重庆没几天，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就登门拜访。几天后，陈嘉庚出席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在茶会上，陈嘉庚还询问了由重庆往延安的路程。叶剑英一一奉告。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5月30日，陈嘉庚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国民党山西省政府派出寿家骏科长全程陪同，令其不得离开陈嘉庚半步。第二天到达洛川，一些“民众”突然送来多份文书，陈嘉庚略为翻阅，都是投诉、谩骂共产党的内容。
下午，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6月1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他了解到女大竟然有20多位来自东南亚的女学生。下午，陈嘉庚在朱德的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
陈嘉庚曾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下午4点，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余言：‘何不另建住屋，敌机如来可进洞内。’答：‘亦有此打算。’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间，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工作，身体或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
在和毛泽东交谈的过程中，几个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跑来见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进门不必敬礼，自己找把椅子就坐下，参加谈话，毫无拘束，一会儿集美学生陈伯达来了也是这样。傍晚，毛泽东在窑洞外的石桌上设宴招待陈嘉庚，王明等十多人作陪。由于人多，桌子太小，就拿一个旧圆桌面铺在上面，桌面陈旧不光洁，又拿来四张白纸遮盖充作桌巾。一阵风吹来，把白纸吹掉，干脆就弃之不用。饭菜上桌，主食是在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一些时令蔬菜和一碗鸡汤。毛泽东解释：“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这顿极其简朴的露天晚餐给陈嘉庚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讲演会等。陈嘉庚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他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总司令部，长官和士兵的伙食一样，食堂没有固定的座位，一桌8个人坐满了就可以开饭。他曾亲眼见到总司令朱德迟到，自己盛了饭，夹杂在勤务兵中间，狼吞虎咽起来。令他难忘的是一次应邀到毛泽东住处，两人闲谈南洋情形时，很多人都跑来听，顷刻间座位告满。一位勤务兵迟到，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泽东看了看他，挪了挪身子，让他能坐得更舒服点。还有一次，他和朱德到第四军校参观，学生们正在打篮球。运动员和观众见到总司令也不行礼，一位学生还大声招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德爽快地脱下大衣和学生赛了两场。
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的住所，與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陈嘉庚将此意转达蒋介石。
陈嘉庚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走一路宣传一路，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要派人“陪同”他一起活动，都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是撤销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面对日寇的通缉，他随身携带剧毒药品，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下旬，日军占领马来亚槟榔屿等多地，英国殖民者只顾将留居槟城的本国妇孺安全撒离，而放弃对防空及治安的管理和对百姓的照顾，导致全城大混乱，引起了新马民众的极大愤慨。由于槟城的教训，新加坡民众强烈要求组织力量，修筑防御工事，维持地方秩序。新加坡总督汤马士环顾新马，觉得唯有陈嘉庚能担此重任。 陈嘉庚临危受命，12月30日，他在中华总商会召开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总会成立大会，亲任主席。随后组成了一个由21位华人组成的委员会，分别来自共产党、国民党、侨生社会，并进行分工。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御敌。
1942年1月底，英国人已将自己的侨民中的妇女儿童全部撤离新加坡，大量贵重物资被装船运走，原先部署在城区里的高射炮也都撤除，显然英国人已经不打算保卫新加坡。陈嘉庚为此找汤马士了解情况，汤马士一味敷衍。总务部主任叶玉堆问汤马士，重庆蒋委员长是不是来电要求撤离领事馆人员及所派官员？汤马士答，确有此事。叶玉堆又问，委员长是否提及撤离侨领的事？汤马士答，没有。陈嘉庚心里明白，国民政府早已将海外这些不肯与腐败政治同流合污的侨领视为异己，因此不愿出手相救。
2月3日，陈嘉庚剃须改装，离开新加坡，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避难生活。面对日寇的通缉，他随身携带剧毒药品，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2月16日，新加坡沦陷。日本军政府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大街上一辆辆军车横冲直撞，车上张贴着醒目的通告：华人自12岁起至60岁止，须自备三日干粮，集中一起听候良民登记，违者处死，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大检证”。日军用坦克、机枪和刺刀胁迫华侨接受检证盘问。在众多问题中，日军问得最多的就是：“你认识陈嘉庚吗？”这是一个无论怎么回答都可能惹祸的问题。
第一个受检证者听到这个问题，心想还是说不认识为妙，便回答说“不认识”。凶神恶煞的日本军官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陈嘉庚大名鼎鼎，新加坡华侨岂有不认识之理！”于是将他扣留。第二个人见状，坦然地回答“认识”，不料也同样挨了一个耳光，被指为反日分子，严加扣押。就这样，日军强行拘押了大批华侨。日军凭自己的好恶和奸民的指认，随意地决定放行或扣留。遭扣押的人，被押上军车，载到海边或僻静之处，用机枪射杀，尸体或抛入海中，或埋进土坑。在日军实行“大检证”的10天里，新加坡华侨被杀害者达10万人，平均每天有1万人遇害。
日军在“大检证”中，没有查到除嘉庚的下落。他们从各方面的情报分析，陈嘉庚不会逃得太远，就藏匿在南洋群岛某处。于是“大检证”刚结束，一道密令就发到南洋群岛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务必抓到陈嘉庚！
没有寿星的七秩大寿
在祖国大陆，此时的集美学校已于5年前内迁安溪、大田。得知新加坡沦陷，校主生死未卜，师生们日夜担心校主的安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诬称陈嘉庚以华侨领袖自居，不顾侨胞安全，骗取通行证，暗自逃离新加坡。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造谣诽谤，集美学校校董陈村牧召开会议，决定要采用各种手段针锋相对。校董会筹划举办庆祝集美学校建校30周年暨校主70寿辰以及陈大弼执教25周年系列活动。
民国政要、教育界名流、社会各界人士题写的祝寿贺词源源不断地寄到安溪。分散在海内外各地的校友纷纷寄来为校主祝寿的捐款。各界人士以高昂的姿态回击了国民党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
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尽管庄重而热烈的会场上始终没见到寿星的身影，但寿星在人们心中，还是以种奇特的力量温暖着大家，激励着大家。
那么，此刻寿星在哪儿呢？
与此同时，陈嘉庚正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群岛谷株市，掩护照顾他的是集美校友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这期间，日军始终没有放弃对陈嘉庚的追捕，陈嘉庚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天上午，陈嘉庚正在房间躺椅上看书，突然走进来一个日本军官，指着他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你是谁？”陈嘉庚镇定地合书坐起，但不予回答。黄丹季闻声从内厅赶出，看那日本军官面目狰狞，几欲动粗，急忙用手指着陈嘉庚的耳朵，示意老人家耳聋听不见，侥幸解了围。
每次涉险过关后，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陈嘉庚看大家那样惶恐不安，就把他们召集到客厅里，亲切地说：“你们绝不可如此。人生自古谁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逼我去当傀儡，替他们办事说好话。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到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可为我着急。”
“暴敌投降，公笠星岛，消息传来，万众欢腾”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日，陈嘉庚结束匿居生活，启程返回新加坡。离开爪哇前，陈嘉庚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1号通告，提出了南洋侨胞战后的行动纲领和首要任务。
陈嘉庚安全归来，新马华侨社会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拥到怡和轩俱乐部，争相一睹这位令人尊敬的领袖风采。刚刚复刊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不断接到庆贺陈嘉庚平安返回新加坡的广告生意。“龙马精神”“南侨福星”“侨众领袖”“当代伟人”等大幅祝辞接连出现在新马的华文报刊上。
陈嘉庚安全返抵新加坡的消息传到重庆，旅渝福建同乡会、厦大集美校友会等团体，于11月18日在重慶大学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当天大会致电陈嘉庚：“暴敌投降，公笠星岛，消息传来，万众欢腾。顷由十团体发起庆祝大会，本月十八日举行，贺词满壁，到者盈门。会上公决，奉电致敬，祝公康强，为国绚丽，和平永奠，端赖老成，盼赋归欤，群情所企，海天万里，无任神驰。”
庆祝大会到会者500多人，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各界人士都参加了。毛泽东从延安送来一幅单条，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短短八字成了对陈嘉庚的历史性评价。周恩来和王若飞的祝辞为：“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邵力子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事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只有陈先生。”
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陈嘉庚担心蒋介石加害毛泽东
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陈嘉庚听说以后，担心蒋介石加害于毛泽东，拍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前往。后来，陈嘉庚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毛泽东安全的焦虑。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后曾对中华总商会及各社团同仁讲：“世上有三种话，即漂亮话，敷衍话，老实话。漂亮话我未有学习，敷衍话难免使到会诸君失望，老实话恐有一部分人不喜听。我前年回国考察，与此次回国观光，无论在国内外讲话，均凭见闻事实与良心而言，故前次南返报告延安政治良好，毛主席诚恳虚怀，终必胜利;蒋介石狡诈无信，政治腐化，终必失败。日本败降初时，侨众咸庆升平，我则谓内战决难避免……初时多数人不信，盖其时蒋毛势力悬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与我毫无关系。惟诸君诚意惠临，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话报答，幸祈原谅。”表现了陈嘉庚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也表现出他对国内形势的远见卓识。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陈嘉庚告别生活了近60年的新加坡，返回祖国定居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给陈嘉庚发去一封电报，电文说：“陈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陈嘉庚接电后，异常兴奋，当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陈嘉庚于6月4日来到北平，周恩来亲自接他到西山同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和刘少奇也在座。延安一别，转眼9年过去，故人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亲切。6月15日，陈嘉庚作为海外1000万侨胞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于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回到祖国的几个月里，陈嘉庚到各地参观视察，他对百废待举、欣欣向荣的祖国充满希望，因此决定回国定居。1950年，陈嘉庚告别生活了近60年的新加坡，返回祖国。除了赴京开会及外出考察外，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扩充和发展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上，为两所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陈嘉庚的侄孙陈忠信追忆：“为了修复这些被（日军）炸毁的校舍，他年过七旬了，每天却依旧拄着拐杖去工地。”“在1958年之后，他有病，身体较弱，但是，为了修路、修建学校，他上午坚持去工地，下午就仰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图纸。”“直到1959年，他病倒了，被送去北京就医，他才离开工地。”
1958年1月，经北京协和医院检查，陈嘉庚确诊为鳞状上皮癌。中央政府为陈嘉庚配备专门医疗小組，多次组织专家会诊，病情有所好转，他牵挂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的扩建工程，又回来奔走在两校的建筑工地上。
1961年春天，陈嘉庚病情再度恶化，经常陷于昏迷。每次醒来，他都一再询问学校的情况，关心刚落成的厦门华侨博物院和拟建的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他一直关心台湾问题，曾特意在集美鳌园博物大观背面雕刻台湾地图。一次在昏迷状态中，他以为正在参与指挥解放台湾，竟然兴奋地从病床上用力站起，号召大家勇往直前。
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日子里，陈嘉庚几立遗嘱，重申自己的财产充作校产，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最后时刻，他又召集大家到床前，交代“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还中国”。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各界人士43人组成的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为陈嘉庚举办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最隆重的葬礼。周恩来、朱德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
2014年，陈嘉庚诞辰14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中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2015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为了纪念陈嘉庚的功勋，把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亲授予他的长孙陈立人。
（责编/兰嘉娜 责校/李希萌 来源/《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贺春旎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陈嘉庚17岁去南洋经商 创办和资助学校118所》，佚名/文，《海峡导报》2015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