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人都对高考开始的日子—6月7日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比如选择了国际高中的学生。
　　相似的是，进入大学前他们同样需要经历一场考试，但这些考试不是集中在短短的两天，而是分散在整个高中阶段。答卷由标准化的成绩、社会活动表现和陈述自我的文书等环节组成。
　　他们的目标，锚定在了大洋彼岸，那些历史悠久、声名卓越的古老院校里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每种选择背后都是对一种教育模式的经历和考量，这条道路能为如今饱受争论的高考改革，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指挥棒

　　走进位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正门，往右边拐便是国际部的教学楼。这像是目前高中学生所走的两条道路的隐喻，一头是传统的升学方向，另一头更小众，对很多人而言充满未知。这是两种不同的“时差”。
　　比邻教学楼的是自习室大楼，这里有高大的落地窗、彩色的沙发、一排排紧密狭长的自习座位；写着转卖信息的二手教材，就放在进门的柜子上。
　　从高二开始，国际部的学生过着的是“大学”时间，不再有固定的班级概念，实行“走班制”，没有课的时间里仰仗个人安排，“可以看书，可以自习，或者去打球”。
　　这是一种难以在中学阶段理解的“自由”。
　　近年来中国家长的需求变化承载着国际教育的落地、成长，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也有部分具备实力的公立学校在高中开设国际班，接受有留学意愿的学生。人们把以前对清华、北大的仰慕之情，转移到了国外TOP级别的学校上。
　　由此，更多人可以选择，究竟用三年的高中时间过什么样的生活？

“不改变知识本身，但是改变知识呈现的方式”，这是中黄国际教育总校校长崔建社对他长期所参与的教育探索的体会。

　　实际中，华附国际部副主任黄志铭便碰到一些不理解的情况。每年高一新生入学后，总会有家长表现出对自由使用手机和电脑的焦虑，他们往往希望能进行统一的收缴管理，以外部的纪律约束学生。与此类似，传统的教育理念也经常有和现实碰撞的时候。
　　在黄志铭看来，教育理念的差异是来自“上游”的指挥棒不同。也就是说，国内高校在招生时是以高考成绩为主，这也决定了“下游”的高中遵循怎样的教学模式；而国际课程要求的是“多样性”，学术成绩只是其中的一环，其他的考核指标对学生的特点和个性都有各种的考量。
　　因此在过往的录取案例中，不乏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取得满分但是却未被哈佛、斯坦福等名校录取的例子，优秀的成绩只是具备了入门槛，但还不足够。
　　目前各类国际学校的课程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IB文凭、AP和A-Level课程—前者是国际文凭组织开发的预科课程，后两者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课程。在绝大多数的美国顶尖高校里，推崇通识和全面教育理念的博雅教育是通行的教育模式，在相应的国际高中里，则有对应的理解和实践。
　　像在华附国际部里，入学面试考察的其中一个标准，是好奇心，黄志铭将获录取学生的特质归纳为“有趣”。比如有的学生是马术国家队的成员，也有喜欢钻研米其林厨艺的同学，这些鲜明的特点都将是以后升学中招生官所看重的部分。
　　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位爱好摄影的学生，那些照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动之余，还有温馨的瞬间让人感到心安，这些非常震撼我。”
　　评价标准不同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东亚文化中有深厚的勤学和谦虚的根基，但这样的取向在西方并不通行，也因此外国的招生官尤其是美国的招生官，会更重视在其标准下的“优秀”，其中对应的性格特质是好奇心、自我认知、社区和公民意识等等。
　　女儿在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就读的于星星也有类似的感受。在高中之前，她还没有坚定地将小孩送到国际教育体系里的打算，但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掣肘，限制了她让女儿在本地公立学校里继续升学的意愿。
　　在国际校区的学习，也让她这位妈妈一起得到了“教育”。有时候，女儿突如其来的问题会让她招架不住。比如，她会提到关于同性恋的问题，还有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
　　在写paper（论文）的时候，还会探讨到政府的作用以及不同制度之间比较的议题，“以前不会想到，我们之间会讨论这么深刻的话题。”于星星说。
　　“所以说申请的过程完全没办法作假，当然除非是特长生或者另外的渠道，畢竟考察的东西很多。”

形成性评价

　　和于星星所受到的客观限制不同，居住在上海的江希很早就明确，将来小孩会走出国留学的道路，只是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上到初中后，她发现女儿在学业上的优势不再明显。这表现为作文上，小学阶段还表现得不错的写作能力却没有太大的进步；还有阅读理解的题目，总是“踩不到点上”。
　　江希认为自己的小孩是一位以理解力见长的孩子，但是却因为不擅长背诵而在需要理解的部分失分，她认为在面对只要求标准答案的考试体系里，女儿不具有优势。
　　“死记硬背”，这是许多中国家长都在诟病的学习模式，但不是说背诵的方式不好，毕竟这是知识记忆的主要模式，江希也是从这样的学习方法中过来的。不过她发现，当女儿进入到国际部后，那种在答题中“找不着北”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而实际上，她们经常一起讨论经济学上的知识，学校作业会要求学生在新闻中理解“供求关系”，她所记忆的知识，最终以在paper中论述的概念作为引用，而不是只为了填一道选择或者填空题。 　　“不改变知识本身，但是改变知识呈现的方式”，这是中黄国际教育总校校长崔建社对他长期所参与的教育探索的体会。以打开感官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授，是他所欣赏的IB课程的理念。
　　几年前，他在新西兰生活的时候，儿子就在当地学校就读。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老师发放了一张探究任务单，上面有八项任务，围绕着阿拉斯加海域邮轮搁浅与环境污染主题展开，那些详细的清单包括作为记者撰写一篇新闻报道；绘制一幅海域图描述阿拉斯加的位置；分析受影响的海洋生物情况等等。
　　他看着儿子为了这份作业从图书馆抱回来一大摞书，并且在电脑上查阅、分析了各种资料才得以完成。这份作业让他诸多感慨，看似简单却调动了多种能力。
　　注重形成性的评价，也就是更看重过程的表现，是国际教育中的重要理念。因此GPA（平均成绩点）的概念贯穿在评价体系里，使得“每一天上课的表现、每一次作业，都会在整个GPA里占到一点比重”。

时间回到三年前，江希也曾经想象，女儿在国际班的日子会比过去单纯只有考试重压的生活来得轻松，但事实还是出乎意料。

　　同时，与我们传统印象中文理分科不同，比如在AP的课程设置里有艺术绘画、心理学、宏观经济等，基本依学生的兴趣进行选择，彼此的牵连度低，难以用绝对的文理分科思维进行归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教育完全摈弃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连贯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这是我们需要传承的。”崔建社在回国后，致力于研究中西合璧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国内扎实的基础教育模式仍然行之有效，并且让西方在近年来开始模仿。和高考在尝试分散考试次数、更加注重平时成绩的改革方向相近，主流国际高中对于过程性评价的体系建构已经相当完善。
　　从耳提面命式的教育中走来，从受教育者变为从业者，崔建社认为在国际教育中，“老师”是一种与以往迥异的角色，他们变成了点燃受教育者热情的“纵火者”—“点燃一把火，再拿一把扇子，扇起足够的好奇心”。比如那位提出“任务清单”作业的老师，不是采用长辈式的教导方法，而是引导学生去探究问题。
　　黄志铭则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学校里，所有参加比赛的队伍都不是通过选拔产生的，而是由学生自行组队参赛，校方所做到的只是提供比赛信息，“如果通过选拔，很多人会没有机会选上，但是在这里哪怕拿到了最后一名，也不会有人怪你。”
　　与这种教育理念相匹配的，是更为充足的教职资源，卓越国际教育的总监林钰告诉《南风窗》记者，在国际学校的师生比在1：10左右。

自我的答案

　　时间回到三年前，江希也曾经想象，女儿在国际班的日子会比过去单纯只有考试重压的生活来得轻松，但事实还是出乎意料。她发现不仅是IB课程的难度和挑战远超想象，在学习以外对多种活动的投入也需要足够的精力。
　　这也带来了实际能力的增长，本来初中前期不善言辞，也不敢在公众面前表达的女儿，后来在需要大量辩论的模拟法庭比赛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她所感受到的，是这些课程所附带的活动，不断地鼓励学生去表达自己的初衷。
　　不过，了解自我，和“自我”进行相处的难关不在于此，而是在刚过去的申请季里。在向学校提供的申请资料里，文书是必备的材料之一，主要以个人陈述和推荐信为主。从去年7月便开始的申请季很漫长，那段时间她看着孩子在头两个月准备文书的时间里，硬是写不出一个字。

　　国际高中三年，临门一脚，却让人重新回到自我是什么的问题。江希发现，不仅是自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和身边的家长一交流，发现很多学生都有類似的困惑：一份600字的自述材料，需要涵盖学生对过往成长经历的回溯。而真正能打动招生官的，往往是体现了对自己有足够认知、能表现出内省的材料。而江希也在思考，如果只是通过高考的途径，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向内看，往内心的深处走。
　　但是，这样的自由如何保证自律性？
　　黄志铭给出的答案是，“我们会对学生像成年人一样交流，所以他们很清楚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以初来者都会经历一阵过渡的阵痛期。”
　　有家长称，国际高中的道路，是另一种苦读，这种“苦”在于掌控权放开后，尚未成年的学生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渡口。这本来就是教育对人的培养和期待，不过在国际高中里，首先获得了拷问的机会。

而当教学探底到人内心的问题上，总不会偏差得太远。

　　于星星和江希的女儿都顺利度过了今年的申请季，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作出了相同的选择—成功申请到了美国的文理学院。和过往普遍追求常春藤名校的风潮不同，近年来奉行小班化理念、精英教育的文理学院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选择。而两位家长在谈到理由时，都表示是孩子作出的决定。她们了解自己的性格，也更倾向在未来和教授进行深入的交流。
　　另外，不仅在国际高中，几乎在所有国际学校里，家长的面试也是重要的一环。有多年相关经验的林钰告诉《南风窗》记者，这类型面试的目的在于挑选和学校培养理念相一致的家长。
　　举例而言，她会在低年级的面试中告知家长，在教学中会给孩子用到剪刀，因为在学校传达的教育认知里，孩子需要接触和利用可控范围内的危险。
　　也会有家长问她，为什么自己的小孩回家经常都是脏兮兮的。林钰会解释说，因为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如果喜欢玩沙，老师就会让她去玩，即使这会变得很脏。
　　“中式提倡补短式教育，西式提倡扬长式教育”，她总结说。而当教学探底到人内心的问题上，总不会偏差得太远。
　　教育的形态自然是多元的，从来没有单一的准则，而社会为此还需要作出不断的修正。作为最早在国内从事国际教育的一批人士，林钰仍然为她初次进入到一所融洽和温暖的校园里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