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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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曾长期处于“继续革命”的氛围中,集体至上,精神第一,家庭观念、个人主义、物质享受均成为批判革除的对象。然而,贴近考察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史,不难发现,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青年男女的婚恋过程,“匹配”的通常仍是各种各样的“条件”,而城市年轻夫妇的生育率已大为下降。无论物质生活的调剂还是婚姻问题的“解决”,家庭往往是人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在“家庭”的价值被否定、遭破坏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家庭成员互为可靠的物质后盾和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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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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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苏浙赣黔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12＆ZD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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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曾长期处于“继续革命”的氛围中,集体至上,精神第一,家庭观念、个人主义、物质享受均成为批判革除的对象。然而,贴近考察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史,不难发现,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青年男女的婚恋过程,“匹配”的通常仍是各种各样的“条件”,而城市年轻夫妇的生育率已大为下降。无论物质生活的调剂还是婚姻问题的“解决”,家庭往往是人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在“家庭”的价值被否定、遭破坏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家庭成员互为可靠的物质后盾和坚强的精神支柱。但是,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即使最亲密最有能力的家庭,所能腾挪的空间也是极其逼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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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改典客和大行官名。利用现存各种史料,可以确认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是并存的两官,这表明《史记》对此问题的记载属实。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应是统属关系。结合典客和大行各自官名的渊源与内涵以及更名发生的政治背景可知,"典客"这一官称因难以匹配当时王国在汉朝的政治定位而被废弃,"大行"则因具有礼书文献的依据和"尊天子"的政治寓意而胜出。同时,是次更名亦应视为文景时期朝臣要求汉廷约束诸侯以及完备天子之礼的产物。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叶青于1928年年底到成都,与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相一致,继续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中西文化问题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评判。1930年冬,他到上海参与创办左翼出版机构辛垦书店,并从此"专心学术",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观点。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的学术与政治立场逐步偏离中共,而与国民党逐步接近。他在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最终成为国民党理论家的过程中,其学术与政治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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