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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借助语言教育产生软实力已有较多成功的案例。中国的孔子学院、英国的国家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葡萄牙的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Cames）、巴西的巴西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rasileiro）、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等国家级“机构”早就试图借助语言来吸引学者，以软性的、文化的手段影响其他国家。本文通过回顾过去70年间美国大学的外语教育，深度分析1940年即将参与世界大战面临日本的威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的發射成功、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二十一世纪初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五个美国面临的不同危机事件，探讨国家是如何通过支持大学的外语教育，借助语言教育课程体系来实施软实力策略，从而实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利益目标的。并将以1946年设立的美国对外贸易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为例，深入探讨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和推动美国大学语言教育课程发展的。
[关键词] 软实力;语言教育;国家利益;外语教育机构
[作者简介] 辛保罗（Paul Sinclair）：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引 言
近年来，全球汉语研究热潮凸显了语言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几个世纪以来，汉语一直吸引着外国人。无论是八世纪的日本僧侣、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神父，还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外交官，他们都认为掌握汉语是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历史上的汉语热潮不同，如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报名人数继续呈指数级增长。外国人发现他们在时尚、科技、建筑和娱乐等行业都需要汉语，汉语技能并不仅仅在中国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已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并与占主导地位的当地企业展开竞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贸易中的日益深入，汉语已成为各国参与全球战略的关键要素，这也是语言软实力的巨大体现。
毫无疑问中国早已把汉语教育置于重要位置。1954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目的在于开展广泛的友好外交活动，如代表团互访、举办纪念仪式以及研讨会等活动，旨在促进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此后，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在亚洲、非洲、北美、中东、欧洲和大洋洲（Paradise，2009）进行文化、教育、语言方面的交流。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国家级公共机构，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与融合机构中做得最成功的。例如，英国的国家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葡萄牙的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Cames）、巴西的巴西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rasileiro）、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意大利的（Società Dante Alighieri）、西班牙的（Instituto Cervantes）、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等，这些机构使用语言与文化交流来吸引学生、学者、教育家和商人到他们的国家。孔子学院的规模非常大，全世界已有500多个学院和1000多间孔子课堂设立在142个国家，其中135个学院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hina Daily）。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机构之所以特别成功是因为它们鼓励学习者与以母语为主的人进行交流，使语言学习者逐渐理解并融入和使用这种语言。而“标准发音”是语言教育软实力特别重要的一面。例如，美国和英国分别设立了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与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等国家广播电台，利用“标准英文发音”来吸引英文学习者，把自己的国家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传播到国外。
然而，讨论语言教育的软实力时，我们不能忽略关键的三点。一是孔子学院或英国国家文化委员会的“学院”试图利用语言来吸引学习者;二是高等教育机构也会代表国家利用外语教育影响学生;具备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会用其他国家的语言课程教育来达到国家目标;三是把语言教育作为软实力武器的策略不一定是长期的、计划周密的。软实力策略经常是为应对危机、威胁或短板而实施的。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大学的外语教育课程和国家机构怎样鼓励大学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外语教育，从而指出二战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的五个不同危机，探讨这些危机是如何导致外语课程规划转型的。具体地说，1940年即将参与世界大战的美国面临日本的威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发射升空、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21世纪初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五个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外语教育工作。本文以1946年设立的美国对外贸易学院（AIFT）为例，探讨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这三个主导因素是如何影响和推动该学院教育课程发展的。
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研究重点。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的外语课程受到当时国际局势严重的影响。从这一方面来说，软实力策略经常具有被动性而非主动性。其次，虽然美国政府给大学提供了经济以及行政方面的支持，但大学编制的外语教育课程并不是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为创新的外语课程很难普及到一般的大学课程里，无法长久生存下来。再者，大学内部不同学院各自为政，在大规模的项目中不能进行有效合作，使得大学与政府机构的教育工作产生重复，导致新的外语教育计划与旧的计划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大学虽然受到政府相当大的经济与行政支持，但是大学的外语教育能否产生软实力呢？
一“衰落期论”与外语教育
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该书阐述了美国尚未发掘的优势（J.Nye，1990） Joseph S Nye 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1990.
，他指出美国依靠经济、军事等传统硬实力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文化、教育、价值观等软实力达到国际目标。这里所提及的软实力具有积极的、客观的一面，即利用文化机构、教育机构及创意产业等非政治和军事方式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该书中也提到日本经济领先时美国国民对国家衰退的担忧和危机感。早在1988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经济军事大国的兴衰历史，评估认为美国已经达到帝国式过度扩张状态，进入了衰退期（Kennedy，1988）。而奈虽然不赞成肯尼迪的所有主张，但他承认肯尼迪不乐观的看法。因而，软实力概念可以说是奈对《大国的兴衰》中所阐述的“帝国式过度扩张”和“衰落期”的回应。
Joseph S Nye Jr.，Wang J.Hard Decisions on Soft Power Opportunities and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Soft Power[J].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31（2）.
把外语教育当作软实力武器的思想已在“衰落期论”中有所阐释，其中描述了1945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先后实施了五个外语教育计划。这些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外语教育计划得到了教育部和国防部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支持。一方面，这些计划产生了积极的一面，创造了跨领域合作的创意氛围，借助给予学校经济补助来重组研究中心或学部以及重新调整既存课程。政府补助激励研究者和学习者们产生探索新学术领域的动机和主动性。与此同时，這些计划也会催生危机感。政府部门不断提醒教育机构，大学若无法进一步提高国际教育（外语课程的水平与品质），那么超级大国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外语教育计划就是在这种危机中诞生的。因而，本文首先探讨1940年以来美国面临的五个国际危机，而后描述当危机产生时外语教育计划的来龙去脉。
高等教育面临的首次外语教育危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方面的教育与研究主要在大学外进行。美国通过三个渠道获取信息：一是驻国外的传教士及其子女。美国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对亚洲地理、文化、官僚制度有所了解的传教士较多，许多归国传教士子女已具备以外语为母语的当地人的语言能力;二是驻外外交官也给国务院提供消息，并且分享情报（Mccaughey，1980）;三是关心国际局势的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就是20世纪30年代关心中国及亚洲的美国记者的代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对立即将来临，美军开始担心具备日文能力的人才匮乏，很难掌握日本军事状况。在对海军调查的结果中发现，20万海军士兵当中只有12人具备日文口语与写作能力。整个美国只有五六所大学在教授日文。令海军关切的是，这些大学无法培养出海军所想象的“语言专家”。这样一来，美军将资源集中用于开发语言教育培训课程，尽可能设法缩短培训时间从而培养出能在对日战线上工作的人才。1943年4月，美军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召开会议，设立了“外语与区域计划”（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Program），被称为“军队式方法”。该计划使语言教育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承办方确信，如果美军要在外国占领领土，军官与士兵不仅迫切需要具备相当高水平外语能力，更需要他们深入了解占有领土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因此，该计划的目的是快速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并确保学习者对地区特点非常熟悉。
1957年苏联卫星“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成功给美国社会带来危机，这迫使高等教育机构展开新一轮教育改革。当时“卫星”在常用词汇中并不存在，对其缺乏准确描述，使得美国公众通过天空观察“苏联的月球”时感到震惊和不安（Dickson，2001）。高等教育机构也对卫星发射感到震撼。政府官员和大学教育者对此具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美国国防部无法及时的预计苏联卫星发射成功与教育制度缺陷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1959年，外语教育研究者在《现代语言杂志》（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上感叹：“1957年10月4日的事件至今对美国教育构成最直接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与苏联进行新的沟通，这种沟通需要凸显了我们不但不懂俄语而且我们不懂任何外国语言”（Mulhauser，1959）。
美国政府明确认识到，国家需要培养具备俄语能力的人才，以免苏联的这一动作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问题。1958年联邦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案》，不久又把法案并入《高等教育法》第六条（Title VI）。《国防教育法案》的明确目标是在高等教育中增加语言教学项目（Moore，1994）。尽管如此，该法案改变了政府和大学对语言教育的看法与态度（Roeming，1962）。外语教育愈加被视为国家竞争的工具，甚至被视为一种技术性的武器。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方法与科技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官员与大学教育者都认为，太空科技要提高到与苏联相当的水平，关键是要科学发展。有鉴于此，教育者也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来学习俄语和世界上其他难学的语言。而科学的方法得以在语言教育中应用，使得教育者坚信语言实验室的时代来临了（Mildenberger，1965;Murphy，1960）。重要的是，虽然《国防教育法》的实施促进了以科学为主的教育方法的实施，但以区域研究为主的语言教育模式仍然在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
二新外语教育模式的探索
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对美国大学外语教育构成了新的危机，这也再次让美国政府就大学是否能够提供其所需要的国际教育引起深思。该协议正式承认苏联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的兼并，也正式承认苏联对东欧的统治（Office of the Historian，2017）。协议内容不仅反映了政治局面的巨大变化，而且直接对大学外语教育产生影响。首先，协议条文要求条约国“推动外语和文明的教育”以便鼓励参与国家间的互相了解（Burn，1990）。其次，具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们如保罗·西蒙（Paul Simon，国会负责协议审查的委员会委员）对美国外语教育水平达不到协议设定的标准非常担心。再者，美国总统卡特于1978年4月21日通过行政命令（12054号）设立了外语和国际研究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1978），并且由委员会委托兰德公司调查美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并于1979年10月完成了这一调查报告，其中猛烈批评了美国国民的低级外语能力。 美国的外语低教育程度是可耻的，且局势正在恶化。“外语与我们无关”这个态度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是大国，要负大国的责任、要抢大国的机会。世界人民都将我国作为理想中的向往国。此外，外语能力可视为应对外国习俗与文化影响的神秘方法。因而，外语能力不再只是教育或公民的爱好。总统委员会认为外语人才的匮乏削弱了国家外交与对外贸易的能力，也削弱了国民对竞争对手的了解（Perkins，1979）。
报告引起了学界的激烈辩论，并促使政府实施新的政策。首先，政府将1965年实行的《国防教育法案》中关于外语教育的第六条（Title VI）于1980年重新纳入到《高等教育法》中。这具有两个意义：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者一直反对外语教育与国防挂钩，将第六条转移到《高等教育法》安抚了那些反对听从国防部指令的大学教师;同时也显示政府对外语教育的立场有了根本性转变，即承认外语教育既既在外交或军事等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在商业、技术、教育、媒体、医疗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外语教育的第四次大危机。危机开始在一般国民不了解的计算机行业酝酿，自1947年晶体管问世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被少数美国公司垄断。但到1982年，竞争市场有了巨大改变，在美国256K动态随机存储器上市之前，最新最快的日本芯片甚至已经出现在市场上，美国公司开始抱怨无法在价格上与日立、富士通等日本公司竞争（Pollack，1982）。美国政府感到惊讶，日本是一个在语言、文化、地理、历史方面都名不见经传的国家，而在关键产业正威胁着一直享有市场优势的美国公司。同时，美日贸易摩擦还超越了计算机技术领域，日本对进口牛肉、橘子、香草、白米、通讯、汽车零件等產品征收了关税。美国与日本贸易逆差从1979年的90亿美元飙升到1986年的370亿美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国民们开始担心美国对日本这个新竞争者缺乏了解。新闻媒体与畅销书往往会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故事描述得扣人心弦。例如，1985年《关于日本的思考：“哥利亚”式解说》一书将日语称作“魔鬼的语言”，声称日语难度非常高。日本社会虽然西方化，但还是保留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优越感，认为非日本籍人士在日本社会永远不会获得认同。
政府再次对大学开始施压。1983年，里根政府组织了“国家杰出教育委员会”，正式委托委员会调查国际教育现状和撰写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家面临危险，国外竞争对手在商业、企业、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威胁着我们，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我们高校的历史成就与对国家的贡献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平庸的浪潮’正蚕食我们国家的教育基础，也威胁着国家与国民的未来。上几代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开始发生，那就是其他国家的教育已经能够与我们的教育相匹敌，甚至能够超越我们”（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198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贸易逆差危机对美国高等外语教育具有显著影响。只有具备外语能力的人才才能提高美国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商业教育的兴起显示美国面对的外国市场挑战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翻译问题。政府部门也承认商业外语教育的存在和重要性，商业外语教育与以外交军事为主的外语教育需并行推动。1988年，教育部加强了对商业外语教育的重视，补充完善了《高等教育法》第六条，增加了“商业与国际教育”部分。国会也通过了以“结合人力资本及情报需求与大学的国际教育、外语培训以及研究能力”为目的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4）。新的法案规定将给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并设立了国际商务教育和研究中心（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CIBER）。截至2017年，美国各大学已经设立了17个CIBER中心（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2017）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7.[EB/OL].[2018-11-22].http：//us-ciberweb.org/.。
进入二十一世纪，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危机，引发了美国教育部与国防部等政府部门新一轮反思，并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第一个危机是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恐怖袭击。袭击发生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在广播电台发布紧急信息，要求具备外语能力的国民立即与调查局联系（Pratt，2004）。令调查局感失望的是，只有少数的志愿者具备适当的外语能力。而到2006年，美军已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仅靠军事力量是无法取胜的。国会再次成立委员会，委托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及9名无党派委员进行调查，要求委员们提出政策性建议，以便改善美国在伊拉克的状况。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强调，外语能力欠缺严重是制约美国改善在伊拉克状况的重要因素，指出：“我们在伊拉克军事及民事方面的所有努力都受到美国对语言与文化理解的严重阻碍。大使馆1000名工作人员当中只有33人具备阿拉伯语能力，其中只有6人能熟练的运用”（James Baker，Lee H.Hamilton，2006）。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引发了美国第六次国际教育及外语教育的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了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是有好处的。当时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人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不动产、酿酒、金融、酒店、制糖等通常外国公司难以进入的产业里设立了盈利丰厚的合资企业。美国商业媒体开始探讨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与商业习俗，随之出版了许多畅销书。比如，《亚洲新帝王》（New Asian Emperors）、《环之领主》（Lords of the Rim）、《血汗和麻将》（Blood，Sweat，and Mahjong）等书都描述了具有高凝聚力与团队精神的中国商人，并指出外国公司被排除在某些中国核心行业外（Haley，Tan，and Haley，1998。中国加入WTO带来了一场新的危机，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中美贸易逆差高达1000亿美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近3000亿美元。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与中国加入WTO在大学引起了学者们和教育者们对汉语教育的兴趣，研究中国的学者数目随之飙升（Fryer，2012）。新闻媒体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全球影响力增强的报道引发了汉语教育热。同时，研究认为，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际贸易、金融、不动产、娱乐、建筑等各领域进行交流、扩大合作机会。
世纪之初的恐怖袭击、对外战争、全球经济力量平衡改变等事件再次引起了对教育改革的反思。2007年，颇具影响力的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发表了一份对大学外语教育现状深表担忧的报告。这所1883年设立的协会曾主张大学教育者与研究者之间要保持相互独立性，支持大学各自为政的教育方式。但是，2007年现代语言协会推翻了这一主张，呼吁大学外语教育的根本在于重组与改革，指出大学中以文学及古代文化为主的语言教育已经无法满足“9·11事件”后世界发展变化的需要。
政府部门于2002年开发“语言领航”（Language Flagship）教育计划，并在少数大学里设立“语言领航”中心，开始进行韩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四种较难的以及具有地缘政治特性的语言教育。迄今为止，已有25个“语言领航”中心被设立在22所大学里，进行阿拉伯语、汉语、印度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斯瓦西里语、土耳其语等语言教育。“语言领航”计划虽与教育部、国防部此前进行的外语计划类似，但是，该计划归属国防部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而未设在《高等教育法》第六项中，这也扭转了自1980以来外语教育计划按照教育法实施的趨势，明确把外语教育从通识教育再次转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上。与此同时，“语言领航”计划代表了政府部门对商业外语的先进做法，它的制定者于2008年在华盛顿、纽约、西雅图、旧金山等商业圈进行彻底调查，采访从事国际领域工作的人士，并且分析了各种行业的外语需求状况。
从美国政府部门支持外语教育70年的历史来看，“语言领航”计划有两个崭新的特点。首先，计划显示商业外语教育的目标不限于贸易。参与计划的银行、娱乐公司、港口管理局、酒店、航天公司、国防部承包商等机构强调他们也迫切需要外语人才。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外语教育的作用远远超出翻译工作的范畴。驻外管理人员的工作非常繁杂，包括管理分公司办公室、与当地官僚交流、阅读合约、制作推广资料、编辑说明书、接待客人、提供售后服务、征聘当地人员等均需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三美国对外贸易学院
上文探讨了美国大学在政府资助和扶持下开展的语言教育项目，分析了开展这些项目的目标是向海外扩张影响力与追求本国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70年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外语教育中，政府资助机构明确认为最适合进行政府所要求的外交、军事、商业等外语教育的机构就是大学。同时，政府部门除了资助外，从未质疑大学是否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培训教育，或让其大幅修改既存教育计划来满足外国市场和战场的需要。下文将以一个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教育计划为例，进一步探讨高校与政府资助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7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美国对外贸易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AIFT）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往往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也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上，从现代教育全球化趋势来看，AIFT不仅是雄心勃勃的战后高等教育的实验成果，而且具有现代化的、先进的教育特色。例如，1945年的世界大学中，口语写作教育还没有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此外，在大学教育课程里面，口语教育也未与商业研究或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商业化教育研究地位不高，语言、国际贸易、地理、人类学等科目的教育研究没有在同一个教育体制内共同进行。同时，AIFT的课程是大学教育者与政府的合作项目，它没有受到政府的资助，而是进行独立自主开发。更为重要的是，AIFT可以被视为软实力教育机构的重要案例。
AIFT是在战后社会混乱中诞生的。1945年，美国面临新的挑战，成千上万驻外退伍军人回国，返回平民生活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同时，战后美国军工业和制造业产能供过于求，国家除了开发国际市场之外别无选择。两位退役空军上校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与斯塔德·汤普森（W.Stouder Thompson）马上抓住了将军工业产能转向国际贸易的商机，而这一商机的发现者并不是商人。他们清楚地了解美国战后的经济优势：“美国在未来多年内将与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贸易”。他们也注意到美国即将面临的新挑战：“虽然美国具有原料与生产技术优势，但是国际贸易人才的匮乏是众所周知的”（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邓恩和汤普森没有让大学教育者来开发国际贸易课程，而是聘用美军教育培训专家巴顿·凯尔·扬特（Barton Kyle Yount）。他是一名军人，190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42年至1946年曾在美国空军第三航空队与空军训练司令部担任指挥官。扬特教育经验很丰富，不但对上述具有创新性的“语言与区域计划”非常熟悉，而且在空军管理过200万个学生。他曾经驻在夏威夷、法国、中国以及日本，因而对教育的看法很宏观、很国际化。他提到，我知道有些年轻人到国外代表美国工作，但这些人根本未经培训，也不适合代表他们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毫无疑问，我们最理想的代表是那些能够在商业贸易中通过接触不同民族的人，学习对方的风俗习惯、心理及思维方式的人。他们可以为国家交朋友，也可以树敌（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创始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在AIFT成立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邓恩与扬特在得知雷鸟（Thunderbird）军用机场将会被关闭，可能会很快转为过剩军事资产后，根据《冗余资产法案》估计到这块土地将以优惠价格出售。因为法案规定：“国家应为能够为国家本身创造收益的非盈利、非应税教育机构提供优惠”。于是，他们免费拿到了价值40万美金的机场土地。交易完成后他们面临严重指责，被指以权谋私牟取暴利。但是，邓恩与扬特非常善于为自己辩护，最终通过了由众议院冗余资产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这也凸显了军人在公民教育中的影响力（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1946年，AIFT把教育重点放在拉丁美洲。这对美国在未来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提供产品与服务，还是大量采购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服务，都能明显地体现这一新现实，即我们与临近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
未来扩大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对青年男女来说是很大的商机。然而，为了参与这些新市场，需要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习俗、做法有切实的了解，还要具备相当高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能力以及对外贸易管理执行能力（Arizona State University，2017）。
AIFT设计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AIFT的课程与其他商学院不同，课程更密集、更专业化。AIFT不颁授普通文凭，不会受传统学位制度的约束，但完成课程的学生还是会获得毕业证书”。虽然毕业生不会拿到大学文凭，但课程的设计具有挑战性和难度。创年科目目录中指出“整个校风更像是一个研究生院而不是一个本科学校”。同时，学校的目标是提供给学生一套非常实用的技能。“AIFT的课程设计是为将来在国外能够代表美国企业与机构的人员提供一整套实用技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定的“外语与区域计划”对AIFT课程设计的影响显而易见。如前所述，在某些方面，区域研究语言教育影响了战后一流大学的文科课程。但是，AIFT的课程与当时的区域研究课程有所不同，是被规划在大学教育制度之外的、颇具影响力的区域研究学院。1946年，AIFT课程目录的封面上写着，AIFT是一所“利用现代的、高速度的、经过验证的教育方法培养能够在拉丁美洲生活、工作、做生意的人才的一种新式学校”。
学院课程分为“对外贸易”“拉丁美洲语言与区域”和“语言培训”三个部分。
从传统的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标准来看，AIFT拥有独特的、实用性的、国际化的课程。例如，到1970年，AIFT（当时的校名已被改为Americ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送学生到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进行国际交流。1980年，该学院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签署协议，对美国学生进行商业汉语教育。即便当时到中国的外国旅行者需要內地通行证，但这个项目的学生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仍在增多。随后，学院还在世界各地设立了类似的教育项目（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尽管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掌握了高科技能力，但AIFT早已采用比普通大学更简便、更先进的高科技来提高外贸教育效率。到1959年，AIFT利用语言实验室在短时间内以密集的外语教育方式快速地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院的信息干事曾在美国嘉信理财、摩托罗拉和西部数据等信息技术公司担任总裁，并利用这个信息背景把学院宿舍网络化，建立远程教学课程，开发以CD-ROM为主的教材。AIFT也是体验式学习的领导者。1958年设立的“Inter Ad”商业营销课程大受欢迎，学生在这门课程中对指定市场的某一产品进行调查和研究，设计在新市场推销这种产品的方案，以至于有企业愿意支付等同于学生学费的费用让学生帮助他们策划营销项目（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但是，AIFT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软实力课程的建设。首先是资金方面的问题。美国私立大学依靠捐赠基金以及比较稳定的招生率进行长期预算和有效的设备投资。与之相反，公立大学虽然可以得到州政府稳定的大量拨款，但是它们对学生入学数量的依赖性降低了。而AIFT除了学费之外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1946年，AIFT获得战争资产管理局的机场土改资产，条件就是创始人要在未来十年经营国际贸易学校。尽管AIFT努力履行这一承诺，但它从一开始就难以支付机场设施使用费，而且机场设施也从未打算用于高等教育，学校设备破损、沙漠地区水源短缺严重、泵水系统经常损坏、道路坑洞需要维修及漏水的屋顶需要修补等问题层出不穷（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多年来，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AIFT越来越依赖商业界的支持。在AIFT成立之前，创始人拜访了花旗银行、通用电器、西屋电气、福克斯等20世纪的大公司，以便掌握AIFT的毕业生在这些大公司就业的可能性。之后，AIFT不断创新方法来吸引企业的资助。从1971年至1989年担任校长的威廉·沃里斯（William Voris）博士意识到AIFT拥有的100英亩土地除了举办年度气球比赛之外并无他用。于是，他便设法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建立国际商业园，开发商搭建“校园式”建筑后再转租给国际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商业园里面的公司通过互利的方式借助学生、教师的专业知识进行合作，这也反映了学院与商界之间强烈的合作意愿（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AIFT建立了良好的校友关系。到1950年，AIFT拥有了十分完善的校友捐赠计划，并筹募到1875美元。到1958年，校友捐款已达57万美元，占学院每年经费预算的10%以上。与此同时，校友的事业成功提升了学院在商界的地位，并以其他大学商学院无法比拟的方式吸引商界对课程的关注。AIFT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经常引起商业媒体的关注。2004年，学院因资金压力接受校友的大笔捐赠而更改校名。
AIFT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深刻地影响了它的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有AIFT的毕业生想继续在休斯敦大学攻读学士学位，这意味着AIFT提供的教育培训必须融入主流大学教育从而证明AIFT教育模式的独特价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AIFT意识到取得商学院认证是非常重要的，并于1963年开始申请加入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但直到1969年才获得美国中北部教育联盟（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的正式认证。认证申请与批准过程深刻影响了AIFT的教育工作。AIFT在1967年改名为“研究生商學院”，1971年设立了唯一的“国际管理硕士”课程（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传统上，美国大学的商学院与欧洲商学院不同，不会把语言与文化规划在商学教育范围内。多年来，AIFT课程对语言和外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AIFT更名后的学校雷鸟商学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对毕业生已经没有任何语言要求。在AIFT的历史发展中，学院经常更改校名（见图1），这也显示了学院跟随不同时期不同国际局势而有所变化。 成为一所“商学院”削弱了AIFT的优势。AIFT不得不与其他提供国际贸易教育的商学院展开同质化竞争。如前所述，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通过《国防教育法案》（《高等教育法》第六条）使用奖学金和拨款来鼓励大学设立语言教育课程。国际教育课程最初发展缓慢，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各区设立国际商业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时进行语言与国际商业方面的教育。例如，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设立了国际商业课程（Sacco，2014）。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设立了像中国的孔子学院、英国的国家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葡萄牙的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Cames）、巴西的巴西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rasileiro）、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等文化交流机构。虽然这些机构表面上是与外国人士进行文化交流，但是有明显的软实力功能，具备足够财力的国家也会利用对其他语言的教育来达到提高国家软实力的目的。正如美国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教育来实现国家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目标。
本文探讨的以提高软实力为主要目的外语教育不同于具有长远规划的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二战后，美国大学中的外语课程受到当时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使软实力策略无法主动实施。其只是对1940年美国即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日本的威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升空、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二十一世纪初年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五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做出的危机反应，这种危机反应严重影响了大学的外语教育工作。一言以蔽之，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新外语教育计划只是对某种意外做出的被动反应。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新的软实力理论框架，而是探讨美国政府机构是如何通过鼓励大学发展外语教育以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政府机构虽然给大学提供了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支持，但是大学学部的外语教育并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极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大学中不同学院各自为政，不能在大规模的项目中进行有效合作，使得大学与政府机构的教育工作产生重复，导致新的外语教育计划与旧的计划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具有创新性的外语课程很难普及到一般的大学课程里，无法长久地延续下去。
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很好地应对国际危机，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方向有错误或是大学的计划执行缺乏效能。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政府临时推行的教育计划经常背离“因知识以求知识”或学术自由等宗旨。此外，国防部、教育部、国会等机构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外语教育的理解并不一致。战争中的三军与战后的国防部都需要汉语能力很强、能够深入了解当时政治局势以及能到国外工作的人才。例如，二战后的国防部急需具有俄语能力的人才、阿富汗战争需要阿拉伯语翻译人才、对伊拉克的占领需要具有双语能力的管理者。而对教育部来说，国际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的作用则十分广泛。1980年《国防教育法案》并入《高等教育法》以后，教育部资助建立了商业教育中心、外国期刊档案馆、资料库等，强调外语能力在商业、技术、教育、媒体、医疗等各领域的广泛重要性。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国际教育，否则公民会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而失去竞争力，而软实力也因此有了多元化的内涵。
通过探讨美国70年来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大学语言教育，可以发现国际商业教育是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政府和他们支持的大学都要考虑“什么是国际商业教育？”虽然AIFT针对世界某一区域开设了语言文化、商业习俗等“区域特色”课程，但也没能成功地在大学体系之外独立地延续下去，久而久之其课程也渐渐地趋向了传统商学院的标准。同时，传统商学院并没有完全忽略AIFT课程的“区域特色”。他们使用的国际商业课本也囊括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但都处于介绍复杂国际商业环境的前几章，从来没有作为国际商业教育的核心内容，而是把国际商业教育的重点放在国际金融、国际营销、品牌设计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等跨国企业所侧重的领域。一般而言，商学院不会积极地与文学院合作从而给学习国际商业的学生提供历史、地理、语言、文化方面的教育，而文学院也不一定同意以国际商业为目的的文科教育更具学术价值。
但是，美国70年高等教育的历史表明，AIFT早期独特的课程设计更符合政府机构对国际商业教育的要求和期待。1945年，AIFT创始人确信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国家缺乏了解，这严重阻碍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扩大商业利益;1980年，国会议员们确信美国公司在国际半导体市场无法与日本竞争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尚未深入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与管理方法;2007年制定“语言领航”计划，就是因为国防部官员担心美国公司在与华人做生意时过度依赖以汉语为母语的翻译者。事实证明，美国战后高等教育政策所要求的恰恰是像AIFT式的、以区域特色为主的国际商业课程。
本文基于軟实力视角探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的国际教育，并不是谴责大学无法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培训教育，更不是提倡大学要采用更先进的、能够反映国际局势的国际课程。诚然，AIFT的历史发展过程证明AIFT的“区域特色”不太适合目前大学的教学结构。政府机构资助的国际教育计划都必然包含增强软实力的目的，而国际教育必然向AIFT所开展的包含区域、文化、商业等领域的课程看齐，国家对软实力策略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高等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期。
[关键词] 软实力;语言教育;国家利益;外语教育机构
[作者简介] 辛保罗（Paul Sinclair）：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引 言
近年来，全球汉语研究热潮凸显了语言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几个世纪以来，汉语一直吸引着外国人。无论是八世纪的日本僧侣、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神父，还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外交官，他们都认为掌握汉语是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历史上的汉语热潮不同，如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报名人数继续呈指数级增长。外国人发现他们在时尚、科技、建筑和娱乐等行业都需要汉语，汉语技能并不仅仅在中国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已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并与占主导地位的当地企业展开竞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贸易中的日益深入，汉语已成为各国参与全球战略的关键要素，这也是语言软实力的巨大体现。
毫无疑问中国早已把汉语教育置于重要位置。1954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目的在于开展广泛的友好外交活动，如代表团互访、举办纪念仪式以及研讨会等活动，旨在促进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此后，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在亚洲、非洲、北美、中东、欧洲和大洋洲（Paradise，2009）进行文化、教育、语言方面的交流。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国家级公共机构，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与融合机构中做得最成功的。例如，英国的国家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葡萄牙的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Cames）、巴西的巴西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rasileiro）、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意大利的（Società Dante Alighieri）、西班牙的（Instituto Cervantes）、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等，这些机构使用语言与文化交流来吸引学生、学者、教育家和商人到他们的国家。孔子学院的规模非常大，全世界已有500多个学院和1000多间孔子课堂设立在142个国家，其中135个学院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hina Daily）。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机构之所以特别成功是因为它们鼓励学习者与以母语为主的人进行交流，使语言学习者逐渐理解并融入和使用这种语言。而“标准发音”是语言教育软实力特别重要的一面。例如，美国和英国分别设立了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与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等国家广播电台，利用“标准英文发音”来吸引英文学习者，把自己的国家价值观与政治态度传播到国外。
然而，讨论语言教育的软实力时，我们不能忽略关键的三点。一是孔子学院或英国国家文化委员会的“学院”试图利用语言来吸引学习者;二是高等教育机构也会代表国家利用外语教育影响学生;具备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会用其他国家的语言课程教育来达到国家目标;三是把语言教育作为软实力武器的策略不一定是长期的、计划周密的。软实力策略经常是为应对危机、威胁或短板而实施的。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大学的外语教育课程和国家机构怎样鼓励大学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外语教育，从而指出二战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的五个不同危机，探讨这些危机是如何导致外语课程规划转型的。具体地说，1940年即将参与世界大战的美国面临日本的威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发射升空、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21世纪初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五个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外语教育工作。本文以1946年设立的美国对外贸易学院（AIFT）为例，探讨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这三个主导因素是如何影响和推动该学院教育课程发展的。
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研究重点。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的外语课程受到当时国际局势严重的影响。从这一方面来说，软实力策略经常具有被动性而非主动性。其次，虽然美国政府给大学提供了经济以及行政方面的支持，但大学编制的外语教育课程并不是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为创新的外语课程很难普及到一般的大学课程里，无法长久生存下来。再者，大学内部不同学院各自为政，在大规模的项目中不能进行有效合作，使得大学与政府机构的教育工作产生重复，导致新的外语教育计划与旧的计划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大学虽然受到政府相当大的经济与行政支持，但是大学的外语教育能否产生软实力呢？
一“衰落期论”与外语教育
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该书阐述了美国尚未发掘的优势（J.Nye，1990） Joseph S Nye 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1990.
，他指出美国依靠经济、军事等传统硬实力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文化、教育、价值观等软实力达到国际目标。这里所提及的软实力具有积极的、客观的一面，即利用文化机构、教育机构及创意产业等非政治和军事方式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该书中也提到日本经济领先时美国国民对国家衰退的担忧和危机感。早在1988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经济军事大国的兴衰历史，评估认为美国已经达到帝国式过度扩张状态，进入了衰退期（Kennedy，1988）。而奈虽然不赞成肯尼迪的所有主张，但他承认肯尼迪不乐观的看法。因而，软实力概念可以说是奈对《大国的兴衰》中所阐述的“帝国式过度扩张”和“衰落期”的回应。
Joseph S Nye Jr.，Wang J.Hard Decisions on Soft Power Opportunities and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Soft Power[J].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31（2）.
把外语教育当作软实力武器的思想已在“衰落期论”中有所阐释，其中描述了1945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先后实施了五个外语教育计划。这些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外语教育计划得到了教育部和国防部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支持。一方面，这些计划产生了积极的一面，创造了跨领域合作的创意氛围，借助给予学校经济补助来重组研究中心或学部以及重新调整既存课程。政府补助激励研究者和学习者们产生探索新学术领域的动机和主动性。与此同时，這些计划也会催生危机感。政府部门不断提醒教育机构，大学若无法进一步提高国际教育（外语课程的水平与品质），那么超级大国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外语教育计划就是在这种危机中诞生的。因而，本文首先探讨1940年以来美国面临的五个国际危机，而后描述当危机产生时外语教育计划的来龙去脉。
高等教育面临的首次外语教育危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方面的教育与研究主要在大学外进行。美国通过三个渠道获取信息：一是驻国外的传教士及其子女。美国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对亚洲地理、文化、官僚制度有所了解的传教士较多，许多归国传教士子女已具备以外语为母语的当地人的语言能力;二是驻外外交官也给国务院提供消息，并且分享情报（Mccaughey，1980）;三是关心国际局势的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就是20世纪30年代关心中国及亚洲的美国记者的代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对立即将来临，美军开始担心具备日文能力的人才匮乏，很难掌握日本军事状况。在对海军调查的结果中发现，20万海军士兵当中只有12人具备日文口语与写作能力。整个美国只有五六所大学在教授日文。令海军关切的是，这些大学无法培养出海军所想象的“语言专家”。这样一来，美军将资源集中用于开发语言教育培训课程，尽可能设法缩短培训时间从而培养出能在对日战线上工作的人才。1943年4月，美军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召开会议，设立了“外语与区域计划”（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Program），被称为“军队式方法”。该计划使语言教育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承办方确信，如果美军要在外国占领领土，军官与士兵不仅迫切需要具备相当高水平外语能力，更需要他们深入了解占有领土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因此，该计划的目的是快速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并确保学习者对地区特点非常熟悉。
1957年苏联卫星“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成功给美国社会带来危机，这迫使高等教育机构展开新一轮教育改革。当时“卫星”在常用词汇中并不存在，对其缺乏准确描述，使得美国公众通过天空观察“苏联的月球”时感到震惊和不安（Dickson，2001）。高等教育机构也对卫星发射感到震撼。政府官员和大学教育者对此具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美国国防部无法及时的预计苏联卫星发射成功与教育制度缺陷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1959年，外语教育研究者在《现代语言杂志》（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上感叹：“1957年10月4日的事件至今对美国教育构成最直接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与苏联进行新的沟通，这种沟通需要凸显了我们不但不懂俄语而且我们不懂任何外国语言”（Mulhauser，1959）。
美国政府明确认识到，国家需要培养具备俄语能力的人才，以免苏联的这一动作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问题。1958年联邦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案》，不久又把法案并入《高等教育法》第六条（Title VI）。《国防教育法案》的明确目标是在高等教育中增加语言教学项目（Moore，1994）。尽管如此，该法案改变了政府和大学对语言教育的看法与态度（Roeming，1962）。外语教育愈加被视为国家竞争的工具，甚至被视为一种技术性的武器。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方法与科技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官员与大学教育者都认为，太空科技要提高到与苏联相当的水平，关键是要科学发展。有鉴于此，教育者也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来学习俄语和世界上其他难学的语言。而科学的方法得以在语言教育中应用，使得教育者坚信语言实验室的时代来临了（Mildenberger，1965;Murphy，1960）。重要的是，虽然《国防教育法》的实施促进了以科学为主的教育方法的实施，但以区域研究为主的语言教育模式仍然在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
二新外语教育模式的探索
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对美国大学外语教育构成了新的危机，这也再次让美国政府就大学是否能够提供其所需要的国际教育引起深思。该协议正式承认苏联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的兼并，也正式承认苏联对东欧的统治（Office of the Historian，2017）。协议内容不仅反映了政治局面的巨大变化，而且直接对大学外语教育产生影响。首先，协议条文要求条约国“推动外语和文明的教育”以便鼓励参与国家间的互相了解（Burn，1990）。其次，具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们如保罗·西蒙（Paul Simon，国会负责协议审查的委员会委员）对美国外语教育水平达不到协议设定的标准非常担心。再者，美国总统卡特于1978年4月21日通过行政命令（12054号）设立了外语和国际研究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1978），并且由委员会委托兰德公司调查美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并于1979年10月完成了这一调查报告，其中猛烈批评了美国国民的低级外语能力。 美国的外语低教育程度是可耻的，且局势正在恶化。“外语与我们无关”这个态度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是大国，要负大国的责任、要抢大国的机会。世界人民都将我国作为理想中的向往国。此外，外语能力可视为应对外国习俗与文化影响的神秘方法。因而，外语能力不再只是教育或公民的爱好。总统委员会认为外语人才的匮乏削弱了国家外交与对外贸易的能力，也削弱了国民对竞争对手的了解（Perkins，1979）。
报告引起了学界的激烈辩论，并促使政府实施新的政策。首先，政府将1965年实行的《国防教育法案》中关于外语教育的第六条（Title VI）于1980年重新纳入到《高等教育法》中。这具有两个意义：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者一直反对外语教育与国防挂钩，将第六条转移到《高等教育法》安抚了那些反对听从国防部指令的大学教师;同时也显示政府对外语教育的立场有了根本性转变，即承认外语教育既既在外交或军事等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在商业、技术、教育、媒体、医疗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外语教育的第四次大危机。危机开始在一般国民不了解的计算机行业酝酿，自1947年晶体管问世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被少数美国公司垄断。但到1982年，竞争市场有了巨大改变，在美国256K动态随机存储器上市之前，最新最快的日本芯片甚至已经出现在市场上，美国公司开始抱怨无法在价格上与日立、富士通等日本公司竞争（Pollack，1982）。美国政府感到惊讶，日本是一个在语言、文化、地理、历史方面都名不见经传的国家，而在关键产业正威胁着一直享有市场优势的美国公司。同时，美日贸易摩擦还超越了计算机技术领域，日本对进口牛肉、橘子、香草、白米、通讯、汽车零件等產品征收了关税。美国与日本贸易逆差从1979年的90亿美元飙升到1986年的370亿美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国民们开始担心美国对日本这个新竞争者缺乏了解。新闻媒体与畅销书往往会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故事描述得扣人心弦。例如，1985年《关于日本的思考：“哥利亚”式解说》一书将日语称作“魔鬼的语言”，声称日语难度非常高。日本社会虽然西方化，但还是保留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优越感，认为非日本籍人士在日本社会永远不会获得认同。
政府再次对大学开始施压。1983年，里根政府组织了“国家杰出教育委员会”，正式委托委员会调查国际教育现状和撰写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家面临危险，国外竞争对手在商业、企业、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威胁着我们，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我们高校的历史成就与对国家的贡献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平庸的浪潮’正蚕食我们国家的教育基础，也威胁着国家与国民的未来。上几代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开始发生，那就是其他国家的教育已经能够与我们的教育相匹敌，甚至能够超越我们”（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198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贸易逆差危机对美国高等外语教育具有显著影响。只有具备外语能力的人才才能提高美国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商业教育的兴起显示美国面对的外国市场挑战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翻译问题。政府部门也承认商业外语教育的存在和重要性，商业外语教育与以外交军事为主的外语教育需并行推动。1988年，教育部加强了对商业外语教育的重视，补充完善了《高等教育法》第六条，增加了“商业与国际教育”部分。国会也通过了以“结合人力资本及情报需求与大学的国际教育、外语培训以及研究能力”为目的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4）。新的法案规定将给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并设立了国际商务教育和研究中心（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CIBER）。截至2017年，美国各大学已经设立了17个CIBER中心（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2017）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7.[EB/OL].[2018-11-22].http：//us-ciberweb.org/.。
进入二十一世纪，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危机，引发了美国教育部与国防部等政府部门新一轮反思，并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第一个危机是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恐怖袭击。袭击发生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在广播电台发布紧急信息，要求具备外语能力的国民立即与调查局联系（Pratt，2004）。令调查局感失望的是，只有少数的志愿者具备适当的外语能力。而到2006年，美军已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仅靠军事力量是无法取胜的。国会再次成立委员会，委托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及9名无党派委员进行调查，要求委员们提出政策性建议，以便改善美国在伊拉克的状况。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强调，外语能力欠缺严重是制约美国改善在伊拉克状况的重要因素，指出：“我们在伊拉克军事及民事方面的所有努力都受到美国对语言与文化理解的严重阻碍。大使馆1000名工作人员当中只有33人具备阿拉伯语能力，其中只有6人能熟练的运用”（James Baker，Lee H.Hamilton，2006）。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引发了美国第六次国际教育及外语教育的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了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是有好处的。当时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人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不动产、酿酒、金融、酒店、制糖等通常外国公司难以进入的产业里设立了盈利丰厚的合资企业。美国商业媒体开始探讨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与商业习俗，随之出版了许多畅销书。比如，《亚洲新帝王》（New Asian Emperors）、《环之领主》（Lords of the Rim）、《血汗和麻将》（Blood，Sweat，and Mahjong）等书都描述了具有高凝聚力与团队精神的中国商人，并指出外国公司被排除在某些中国核心行业外（Haley，Tan，and Haley，1998。中国加入WTO带来了一场新的危机，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中美贸易逆差高达1000亿美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近3000亿美元。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与中国加入WTO在大学引起了学者们和教育者们对汉语教育的兴趣，研究中国的学者数目随之飙升（Fryer，2012）。新闻媒体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全球影响力增强的报道引发了汉语教育热。同时，研究认为，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际贸易、金融、不动产、娱乐、建筑等各领域进行交流、扩大合作机会。
世纪之初的恐怖袭击、对外战争、全球经济力量平衡改变等事件再次引起了对教育改革的反思。2007年，颇具影响力的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发表了一份对大学外语教育现状深表担忧的报告。这所1883年设立的协会曾主张大学教育者与研究者之间要保持相互独立性，支持大学各自为政的教育方式。但是，2007年现代语言协会推翻了这一主张，呼吁大学外语教育的根本在于重组与改革，指出大学中以文学及古代文化为主的语言教育已经无法满足“9·11事件”后世界发展变化的需要。
政府部门于2002年开发“语言领航”（Language Flagship）教育计划，并在少数大学里设立“语言领航”中心，开始进行韩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四种较难的以及具有地缘政治特性的语言教育。迄今为止，已有25个“语言领航”中心被设立在22所大学里，进行阿拉伯语、汉语、印度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斯瓦西里语、土耳其语等语言教育。“语言领航”计划虽与教育部、国防部此前进行的外语计划类似，但是，该计划归属国防部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而未设在《高等教育法》第六项中，这也扭转了自1980以来外语教育计划按照教育法实施的趨势，明确把外语教育从通识教育再次转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上。与此同时，“语言领航”计划代表了政府部门对商业外语的先进做法，它的制定者于2008年在华盛顿、纽约、西雅图、旧金山等商业圈进行彻底调查，采访从事国际领域工作的人士，并且分析了各种行业的外语需求状况。
从美国政府部门支持外语教育70年的历史来看，“语言领航”计划有两个崭新的特点。首先，计划显示商业外语教育的目标不限于贸易。参与计划的银行、娱乐公司、港口管理局、酒店、航天公司、国防部承包商等机构强调他们也迫切需要外语人才。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外语教育的作用远远超出翻译工作的范畴。驻外管理人员的工作非常繁杂，包括管理分公司办公室、与当地官僚交流、阅读合约、制作推广资料、编辑说明书、接待客人、提供售后服务、征聘当地人员等均需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三美国对外贸易学院
上文探讨了美国大学在政府资助和扶持下开展的语言教育项目，分析了开展这些项目的目标是向海外扩张影响力与追求本国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70年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外语教育中，政府资助机构明确认为最适合进行政府所要求的外交、军事、商业等外语教育的机构就是大学。同时，政府部门除了资助外，从未质疑大学是否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培训教育，或让其大幅修改既存教育计划来满足外国市场和战场的需要。下文将以一个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教育计划为例，进一步探讨高校与政府资助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7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美国对外贸易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AIFT）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往往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也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上，从现代教育全球化趋势来看，AIFT不仅是雄心勃勃的战后高等教育的实验成果，而且具有现代化的、先进的教育特色。例如，1945年的世界大学中，口语写作教育还没有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此外，在大学教育课程里面，口语教育也未与商业研究或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商业化教育研究地位不高，语言、国际贸易、地理、人类学等科目的教育研究没有在同一个教育体制内共同进行。同时，AIFT的课程是大学教育者与政府的合作项目，它没有受到政府的资助，而是进行独立自主开发。更为重要的是，AIFT可以被视为软实力教育机构的重要案例。
AIFT是在战后社会混乱中诞生的。1945年，美国面临新的挑战，成千上万驻外退伍军人回国，返回平民生活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同时，战后美国军工业和制造业产能供过于求，国家除了开发国际市场之外别无选择。两位退役空军上校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与斯塔德·汤普森（W.Stouder Thompson）马上抓住了将军工业产能转向国际贸易的商机，而这一商机的发现者并不是商人。他们清楚地了解美国战后的经济优势：“美国在未来多年内将与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贸易”。他们也注意到美国即将面临的新挑战：“虽然美国具有原料与生产技术优势，但是国际贸易人才的匮乏是众所周知的”（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邓恩和汤普森没有让大学教育者来开发国际贸易课程，而是聘用美军教育培训专家巴顿·凯尔·扬特（Barton Kyle Yount）。他是一名军人，190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42年至1946年曾在美国空军第三航空队与空军训练司令部担任指挥官。扬特教育经验很丰富，不但对上述具有创新性的“语言与区域计划”非常熟悉，而且在空军管理过200万个学生。他曾经驻在夏威夷、法国、中国以及日本，因而对教育的看法很宏观、很国际化。他提到，我知道有些年轻人到国外代表美国工作，但这些人根本未经培训，也不适合代表他们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毫无疑问，我们最理想的代表是那些能够在商业贸易中通过接触不同民族的人，学习对方的风俗习惯、心理及思维方式的人。他们可以为国家交朋友，也可以树敌（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创始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在AIFT成立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邓恩与扬特在得知雷鸟（Thunderbird）军用机场将会被关闭，可能会很快转为过剩军事资产后，根据《冗余资产法案》估计到这块土地将以优惠价格出售。因为法案规定：“国家应为能够为国家本身创造收益的非盈利、非应税教育机构提供优惠”。于是，他们免费拿到了价值40万美金的机场土地。交易完成后他们面临严重指责，被指以权谋私牟取暴利。但是，邓恩与扬特非常善于为自己辩护，最终通过了由众议院冗余资产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这也凸显了军人在公民教育中的影响力（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1946年，AIFT把教育重点放在拉丁美洲。这对美国在未来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提供产品与服务，还是大量采购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服务，都能明显地体现这一新现实，即我们与临近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
未来扩大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对青年男女来说是很大的商机。然而，为了参与这些新市场，需要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习俗、做法有切实的了解，还要具备相当高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能力以及对外贸易管理执行能力（Arizona State University，2017）。
AIFT设计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AIFT的课程与其他商学院不同，课程更密集、更专业化。AIFT不颁授普通文凭，不会受传统学位制度的约束，但完成课程的学生还是会获得毕业证书”。虽然毕业生不会拿到大学文凭，但课程的设计具有挑战性和难度。创年科目目录中指出“整个校风更像是一个研究生院而不是一个本科学校”。同时，学校的目标是提供给学生一套非常实用的技能。“AIFT的课程设计是为将来在国外能够代表美国企业与机构的人员提供一整套实用技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定的“外语与区域计划”对AIFT课程设计的影响显而易见。如前所述，在某些方面，区域研究语言教育影响了战后一流大学的文科课程。但是，AIFT的课程与当时的区域研究课程有所不同，是被规划在大学教育制度之外的、颇具影响力的区域研究学院。1946年，AIFT课程目录的封面上写着，AIFT是一所“利用现代的、高速度的、经过验证的教育方法培养能够在拉丁美洲生活、工作、做生意的人才的一种新式学校”。
学院课程分为“对外贸易”“拉丁美洲语言与区域”和“语言培训”三个部分。
从传统的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标准来看，AIFT拥有独特的、实用性的、国际化的课程。例如，到1970年，AIFT（当时的校名已被改为Americ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送学生到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进行国际交流。1980年，该学院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签署协议，对美国学生进行商业汉语教育。即便当时到中国的外国旅行者需要內地通行证，但这个项目的学生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仍在增多。随后，学院还在世界各地设立了类似的教育项目（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尽管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掌握了高科技能力，但AIFT早已采用比普通大学更简便、更先进的高科技来提高外贸教育效率。到1959年，AIFT利用语言实验室在短时间内以密集的外语教育方式快速地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院的信息干事曾在美国嘉信理财、摩托罗拉和西部数据等信息技术公司担任总裁，并利用这个信息背景把学院宿舍网络化，建立远程教学课程，开发以CD-ROM为主的教材。AIFT也是体验式学习的领导者。1958年设立的“Inter Ad”商业营销课程大受欢迎，学生在这门课程中对指定市场的某一产品进行调查和研究，设计在新市场推销这种产品的方案，以至于有企业愿意支付等同于学生学费的费用让学生帮助他们策划营销项目（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但是，AIFT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软实力课程的建设。首先是资金方面的问题。美国私立大学依靠捐赠基金以及比较稳定的招生率进行长期预算和有效的设备投资。与之相反，公立大学虽然可以得到州政府稳定的大量拨款，但是它们对学生入学数量的依赖性降低了。而AIFT除了学费之外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1946年，AIFT获得战争资产管理局的机场土改资产，条件就是创始人要在未来十年经营国际贸易学校。尽管AIFT努力履行这一承诺，但它从一开始就难以支付机场设施使用费，而且机场设施也从未打算用于高等教育，学校设备破损、沙漠地区水源短缺严重、泵水系统经常损坏、道路坑洞需要维修及漏水的屋顶需要修补等问题层出不穷（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多年来，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AIFT越来越依赖商业界的支持。在AIFT成立之前，创始人拜访了花旗银行、通用电器、西屋电气、福克斯等20世纪的大公司，以便掌握AIFT的毕业生在这些大公司就业的可能性。之后，AIFT不断创新方法来吸引企业的资助。从1971年至1989年担任校长的威廉·沃里斯（William Voris）博士意识到AIFT拥有的100英亩土地除了举办年度气球比赛之外并无他用。于是，他便设法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建立国际商业园，开发商搭建“校园式”建筑后再转租给国际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商业园里面的公司通过互利的方式借助学生、教师的专业知识进行合作，这也反映了学院与商界之间强烈的合作意愿（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
AIFT建立了良好的校友关系。到1950年，AIFT拥有了十分完善的校友捐赠计划，并筹募到1875美元。到1958年，校友捐款已达57万美元，占学院每年经费预算的10%以上。与此同时，校友的事业成功提升了学院在商界的地位，并以其他大学商学院无法比拟的方式吸引商界对课程的关注。AIFT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经常引起商业媒体的关注。2004年，学院因资金压力接受校友的大笔捐赠而更改校名。
AIFT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深刻地影响了它的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有AIFT的毕业生想继续在休斯敦大学攻读学士学位，这意味着AIFT提供的教育培训必须融入主流大学教育从而证明AIFT教育模式的独特价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AIFT意识到取得商学院认证是非常重要的，并于1963年开始申请加入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但直到1969年才获得美国中北部教育联盟（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的正式认证。认证申请与批准过程深刻影响了AIFT的教育工作。AIFT在1967年改名为“研究生商學院”，1971年设立了唯一的“国际管理硕士”课程（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1996）。传统上，美国大学的商学院与欧洲商学院不同，不会把语言与文化规划在商学教育范围内。多年来，AIFT课程对语言和外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AIFT更名后的学校雷鸟商学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对毕业生已经没有任何语言要求。在AIFT的历史发展中，学院经常更改校名（见图1），这也显示了学院跟随不同时期不同国际局势而有所变化。 成为一所“商学院”削弱了AIFT的优势。AIFT不得不与其他提供国际贸易教育的商学院展开同质化竞争。如前所述，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通过《国防教育法案》（《高等教育法》第六条）使用奖学金和拨款来鼓励大学设立语言教育课程。国际教育课程最初发展缓慢，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各区设立国际商业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时进行语言与国际商业方面的教育。例如，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设立了国际商业课程（Sacco，2014）。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设立了像中国的孔子学院、英国的国家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葡萄牙的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Cames）、巴西的巴西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rasileiro）、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等文化交流机构。虽然这些机构表面上是与外国人士进行文化交流，但是有明显的软实力功能，具备足够财力的国家也会利用对其他语言的教育来达到提高国家软实力的目的。正如美国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教育来实现国家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目标。
本文探讨的以提高软实力为主要目的外语教育不同于具有长远规划的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二战后，美国大学中的外语课程受到当时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使软实力策略无法主动实施。其只是对1940年美国即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日本的威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升空、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二十一世纪初年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五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做出的危机反应，这种危机反应严重影响了大学的外语教育工作。一言以蔽之，二战以来美国大学的新外语教育计划只是对某种意外做出的被动反应。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新的软实力理论框架，而是探讨美国政府机构是如何通过鼓励大学发展外语教育以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政府机构虽然给大学提供了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支持，但是大学学部的外语教育并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极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大学中不同学院各自为政，不能在大规模的项目中进行有效合作，使得大学与政府机构的教育工作产生重复，导致新的外语教育计划与旧的计划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具有创新性的外语课程很难普及到一般的大学课程里，无法长久地延续下去。
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很好地应对国际危机，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方向有错误或是大学的计划执行缺乏效能。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政府临时推行的教育计划经常背离“因知识以求知识”或学术自由等宗旨。此外，国防部、教育部、国会等机构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外语教育的理解并不一致。战争中的三军与战后的国防部都需要汉语能力很强、能够深入了解当时政治局势以及能到国外工作的人才。例如，二战后的国防部急需具有俄语能力的人才、阿富汗战争需要阿拉伯语翻译人才、对伊拉克的占领需要具有双语能力的管理者。而对教育部来说，国际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的作用则十分广泛。1980年《国防教育法案》并入《高等教育法》以后，教育部资助建立了商业教育中心、外国期刊档案馆、资料库等，强调外语能力在商业、技术、教育、媒体、医疗等各领域的广泛重要性。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国际教育，否则公民会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而失去竞争力，而软实力也因此有了多元化的内涵。
通过探讨美国70年来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大学语言教育，可以发现国际商业教育是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政府和他们支持的大学都要考虑“什么是国际商业教育？”虽然AIFT针对世界某一区域开设了语言文化、商业习俗等“区域特色”课程，但也没能成功地在大学体系之外独立地延续下去，久而久之其课程也渐渐地趋向了传统商学院的标准。同时，传统商学院并没有完全忽略AIFT课程的“区域特色”。他们使用的国际商业课本也囊括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但都处于介绍复杂国际商业环境的前几章，从来没有作为国际商业教育的核心内容，而是把国际商业教育的重点放在国际金融、国际营销、品牌设计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等跨国企业所侧重的领域。一般而言，商学院不会积极地与文学院合作从而给学习国际商业的学生提供历史、地理、语言、文化方面的教育，而文学院也不一定同意以国际商业为目的的文科教育更具学术价值。
但是，美国70年高等教育的历史表明，AIFT早期独特的课程设计更符合政府机构对国际商业教育的要求和期待。1945年，AIFT创始人确信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会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国家缺乏了解，这严重阻碍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扩大商业利益;1980年，国会议员们确信美国公司在国际半导体市场无法与日本竞争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尚未深入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与管理方法;2007年制定“语言领航”计划，就是因为国防部官员担心美国公司在与华人做生意时过度依赖以汉语为母语的翻译者。事实证明，美国战后高等教育政策所要求的恰恰是像AIFT式的、以区域特色为主的国际商业课程。
本文基于軟实力视角探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的国际教育，并不是谴责大学无法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培训教育，更不是提倡大学要采用更先进的、能够反映国际局势的国际课程。诚然，AIFT的历史发展过程证明AIFT的“区域特色”不太适合目前大学的教学结构。政府机构资助的国际教育计划都必然包含增强软实力的目的，而国际教育必然向AIFT所开展的包含区域、文化、商业等领域的课程看齐，国家对软实力策略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高等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