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与过度生育——关于过剩人口成因的制度分析

来源 :中国人口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ianglongzx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从三个角度归纳了与人口或生育有关的外部性;区分和分析了生育的实际外部成本和相对外部成本;阐述了多种外部性与生育的关系。在运用一些数据表明生育的外部成本及若干因素的生育效应后,又以三个模型进一步说明外部性成本与过度生育的必然联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人口过剩或过度生育表明“市场”在“两种再生产”的配置方面可能出现长期性失灵,其原因在于存在许多使生育成本外部化和其他具有生育效应的制度安排。因此,为了逐渐消除或避免进一步的人口过剩,政府直接干预生育往往是必要的。
其他文献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水平也相应提高,并给农民、企业带来收益,推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城市居民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动机,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帮助形成了排斥外地民工的歧视性就业政策,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现行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进入转型时期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和非农化总体上比转型期之前明显加快,但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与非农化水平,而且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化与非农化都出现了趋于滞缓的新变化。体制型的城市化滞后必然导致非农化转移滞缓。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与非农化的新一轮再推进,大力促进城市推动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
在人口抽样调查中,对性别-年龄死亡率通常使用比例估计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要得到全年龄的精确的死亡率数据所必需的抽样人口数的规模是很大的,在实际调查中往往难以满足这样的条件。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为例,如果用比例估计方法计算得到的性别-年龄死亡率数据,往往呈无规则的波动,从而使结果难以直接利用。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是由于此/古计方法未能充分利用过去的信息造成的。如果用决定论中贝叶斯估计方法,就可解决死亡率估计的稳定性问题。在本文中,笔者详细介绍了死亡率的贝叶斯估计方法,简化了它的计算式;并利用该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本文通过分析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等主要人口变动指标在城乡之间表现出的差异,试图揭示农村人口转变在何种程度上滞后于城市人口,并通过对造成人口转变城乡差异原因的简单分析,重点探讨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湖北省的资料,通过对再婚与初婚育龄女性的文化程度、职业、生育孩次构成等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再婚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更低;城镇育龄女性再婚率随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农村再婚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是“U”字形。再婚育龄女性生育孩次明显有别于初婚.再婚生育多孩需求明显,城市再婚生育二孩尤为突出,应引起特别关注.
本文对中央《决定》中有关计划生育经费投入问题的论述的含义及精神实质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根据工作实际提出了需要研究和落实的7个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表之后,人口问题又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认真领会《决定》精神,正确判断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及其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和农业部《中国农村》杂志社,于2000年5月15日召开了“人口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
本文引入了国际上通用的国家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并结合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的相关内容,对中国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及具体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导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积极的国家城市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目前比较滞后的城市化得以快速发展。在充分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应将集中型与分散型的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混合型国家城市发展战略模式,即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将大、中、小城市及镇与农村的综合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