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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戊戌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和我相依为命三十年的妈妈走了。
妈妈最喜欢古典音乐，每年元旦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锁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专注程度远超春晚。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努力奋斗数年后，有了足够经济条件，可以带着她去维也纳现场听一次音乐会。可还没等我挣到钱，这花钱尽孝的机会就已荡然无存。
2015年5月的某一天，当我看到那张A4纸的B超结果时，“癌”这个字像一颗沉沉的铅球，以极快的速度击中了我的心脏。
之后，我们的生活轨迹和大多数肿瘤家庭一样，找专家、选方案、手术、复查、复发，再找专家、再选方案、再手术、再复查、再复发。幸运的人，会慢慢跳出这个循环，走向痊愈;不幸的人，则在两三次循环之后，无力支撑。
舅舅带着我们，从301医院到302医院，再从北京医院到协和，又从天津一中心到中国医科院，一路咨询过来，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妈妈是幸运的。因为原发病灶只有1厘米，属于极早期，都对妈妈的康复很有信心。
2015年6月初，妈妈在301进行射频消融手术，9月底复查发现消融区附近有复发病灶，但尺寸很小，只有0.8厘米。专家建议马上住院，却遭到了妈妈的婉拒。妈妈想要寻求其他方法。
进入10月，那是北京每年最舒服的秋天。我一边对妈妈发动“唇枪舌剑”的攻势，劝她尽早再次手术;一边又和她一起拜访体制外的各路“抗癌专家”。几乎所有在北京的“网红中医”，都让我们拜访到了。从10月开始，妈妈每天都没断过中药，最高峰时一天吃过四次。这对她是沉重的负担，有时为了喝中药，连饭都吃不下。时间一长，消化功能慢慢下降，各种中药自然无法持续。所以，中药在妈妈的抗癌路上，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我并不确定。
在我以及众多亲友的劝说下，妈妈终于在11月再次入院301。不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病灶已从9月底的单个0.8厘米变成了五个，而且每个都在1.5厘米以上。
主管大夫把我和妻子叫到办公室：“这种情况手术的难度加大，一次手术可能做不完，需要两次手术，而且预后不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预后不好！”这几个字对我的打击要比最初看到B超结果上的“癌”字还要剧烈。5月份，专家们还都对妈妈的预后抱有信心，怎么才过了半年，就成了“预后不好”了呢？我能接受“癌”，却没有勇气面对“预后不好”。这大概就是作为儿子在面对曾经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时，无法掩盖的脆弱之处吧。
接着，科室主任把我叫到一边，“我们评估了一下，这手术在我们这IC没法做，你们抓紧转科吧，看看王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回到病房，告诉妈妈可能需要转科。从她定住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对她内心的冲击很大，但妈妈的表现依然淡定：“哦，为什么呀？”
“如果在这里做射频，可能需要做两次手术，转科用介入栓塞的办法，一次性就能解决。”我也强装淡定地回答……
转科程序很快完成，我心里清楚：介入栓塞由于要注射化疗药，其副作用比射频消融大得多，尤其影响消化功能，但病灶已是多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局部切除、肝移植似乎已不是最好选项。
11月24日下午，当妈妈被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其状态和脸色以及说话的力气都大不如第一次术后。
每到深夜两点多，妈妈就会感觉腹部以及栓塞区域有明显的疼痛。虽然没有达到使用止疼泵的程度，但难受程度还是会让她无法平躺，需要坐起来并且佝偻着腰才能稍微舒服些。直到术后两周，状态才得以恢复，血液肿瘤标志物已大幅下降，达到了出院标准。
12月初，妻子出国深造，我和妈妈一起回了衡水。我们和姥姥住对门，姥姥患小脑萎缩失智多年，平时有很多亲人照顾姥姥，对门来去方便，亲人在照顾姥姥的同时，又照顾着妈妈的饮食起居，而我则获得了久违的放松。
2016年1月，也就是术后一个月，我带着妈妈去301医院复查。主管大夫见了她的状态很是惊讶：“你妈妈的恢复速度比我们很多病人都要快，真是不错呢！”
我和主治医生一起在医办室看复查所拍的核磁片子，医生拿着记号笔在片子上画了个小红圈：“一共五个病灶，其中四个应该是封住了，只剩一个看似有血供迹象。这次不折腾她了，下次复查如果活性明显，再做一次栓塞也来得及。”
2016年的春节，本想在这暂时的平稳中度过，没想到来了“惊喜”。听说衡水的一位退休老干部患了同样的疾病，辅助并用了免疫细胞疗法，肿瘤标记物下降明显，病灶也有缩小。
妈妈正好与这位老干部相识多年，我们迅速联系上她，她介绍了自己接受免疫细胞治疗的感受：“效果真的很好！瘤子缩小了，而且还是医保项目。”
我迅速为妈妈办理了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手续，决定尝试一下。尝试输完第一个疗程之后，妈妈自身感觉还不错。
3月初，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核磁室传来一个消息：妈妈的最新检查结果无论是肿瘤标记物还是病灶尺寸，和栓塞术后比均无变化。我被这个结果振奋了！4月，满怀信心地陪妈妈去医院输了第二个疗程。然而，上天居然如此“不仁”，没有让这欢喜和信心持续更长时间。5月，查得妈妈的肿瘤标记物血液指标忽然间较术后翻了四倍，数值之高让我错愕不已。一天也没敢耽误，带着妈妈到北京见了主治医生，医生倒是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嗯，是到了该做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没有床位，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
没想到这么一等，竟彻底改变了我和妈妈的抗癌轨迹。
恰逢这时，有两位妈妈的“好朋友”出现了，他们都一致向她推荐“气功抗癌”这条途径，并介绍了两位“李老师”，一位在衡水，另一位在北京。
在衡水，妈妈经常把李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和姥姥发功。后来，我又陪她去北京拜访了另一位李老师，妈妈显然认为这位李老师的“功力”更强一些，打算长期留在北京接受“治疗”。我赞成她留在北京，存有“私心”，因为一旦301医院通知有床位时，可以方便办理住院，可妈妈因抵触西医治疗，加之李老师的“保票”，对再次住院的兴趣几乎没有。 7月1日，在我的极力反对下，妈妈还是去了秦皇岛天马湖边上的元康气功中心。巧合的是，几天之后，301医院来了床位通知，我再次发动“攻势”劝她住院，却只得到“我再考虑一下”的回复。我明白这“考虑”是拒绝的潜台词。
天马湖的环境优美静谧，适合病人休养调理，但因深处远郊，周围既没有干净好吃的馆子，又没有大型超市。气功中心食堂水准差到极点，炒菜看起来像是油水煮菜，隔天早餐才会给每人发一颗煮鸡蛋，粥更是水和米粒的“强硬结合”。
那时，我工作量很大，无法天天陪妈妈在天马湖练功，只能在看望她时或通过快递寄去她喜欢的笨鸡蛋、小米、水果等。
让我意外的是，妈妈有天居然让我给她快递火腿、午餐肉，以前这些东西都是求着她都不会吃的。看着她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和老师功友相处融洽，精神状态愈发向上，我也开始对“气功抗癌”有了些许认同感。
2017年的春节，妈妈没有回家和亲人团聚，选择在天马湖，伴随着衡水难见的皑皑白雪，和功友们一起包饺子过年。节后，妈妈透露：天马湖气功场由于老师和运营方之间的分歧，已无法继续维持。她联系了沧州一处人气超高的气功场，很欢迎他们加入。
2月底，我把妈妈从秦皇岛送到沧州青县康泰养老中心。这就是沧州气功场所在地，她和几个要好的功友离开天马湖投奔这里，未免都有些伤感。但让我感到高兴的：一是这里的伙食标准比起天马湖不知高出几个档次;二是这里离衡水更近，无论是妈妈回家，还是亲朋好友去看望，都更方便。
3月中下旬，妈妈回家，那天是我的30周岁生日，估计她惦记这个日子好久了。我童年时光，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在生日这天召集小伙伴们到家里，妈妈为我们下厨炒菜、炖肉……我30周岁生日这天，她执意下厨炒了四道我爱吃的菜，还特意拿出一瓶红酒，母子两人一人一杯。场面温馨感人，只是未曾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吃妈妈亲手为我做的饭。
时间一晃就到了12月，衡水到沧州的路线早已烂熟于心，我不定期去看望，妈妈不定期回家。在这看似简单的循环往复中，气功抗癌的逻辑似乎已经“俘获”了我，眼看妈妈精神充足、信心满满，她100斤体重的饭量早已超过170斤体重的我。最夸张的一次，她自己居然吃下整只烧鸡。妈妈的气功抗癌一度被亲朋好友传为佳话，很多身体不好的朋友开始向她打听咨询气功场的相关情况。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地进行着，直到2017年12月的某一天，我在清华参加培训时，接到了妈妈的闺蜜红姨的电话：“我感觉你妈这两天有点儿不对劲儿。”
“我妈不对劲儿”，再没有比这更敏感的短句了，明明昨天还打电话问我要火腿肠和午餐肉！我停顿了大概5秒，才回复说：“……哦，哪里不对劲儿了？”
沧州青县气功中心所在康泰养老院，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足足停了三天暖气。妈妈因体寒在夏天都很少开空调，停三天暖气，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因在北京学習，只能先从北京搭滴滴顺风车到青县，简单帮妈妈收拾了一下随身行李，随即从青县约了滴滴顺风车到衡水。妈妈一回到家，就径直走向卧室，躺在床上，脸色难看，浑身无力。那个曾经下厨炒四个菜、曾经吃下整只烧鸡、曾经陪着姥姥睡觉的她看不到了。此时距离2018新年钟声敲响，只剩下几天时间。
发烧，服新簧片，退烧，再发烧，再服新簧片……
妈妈、舅舅和我都感觉不对劲儿了，但彼此心照不宣，都不讲明。
2018年1月23日，是妈妈59岁生日。那天，我带着她在北京302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作为儿子，非但没有为妈做一顿丰盛的生日晚餐，反而是带她去住院，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心中有愧啊！
这次入院距上次301医院的通知，隔了整整19个月。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妈妈在302做了自练气功以来最全面、彻底的检查。当我和主治大夫一起坐在电脑旁看片子时，感觉全世界瞬间凝固，我一个文科生都看出来了，一个硕大饱满的黑洞赫然占据了肝脏四分之三的轮廓。毫无疑问，这就是2015年第二次术后所剩的那个活性“小点”，那个本在2016年初就该让大夫“补刀”的“小点”，现如今……
主任用鼠标从病灶顶端拉到底端，电脑屏幕显示数字是——12厘米！“一般像这种病人我们就不做处理了。这么大的瘤子，有随时破裂的风险，甚至坐车在路上颠一下，都有可能……”
“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比如介入栓塞、免疫细胞治疗什么的？”
“没有机会了，至于免疫细胞治疗，其实没有科学依据……现在只能尝试一下靶向药，但也不能保证效果。”
从医办室出来走到病房距离不过3米，我却仿佛走过了3年。不知道那些曾力劝妈妈和我一定相信气功抗癌的“老师”“朋友”看到今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走入病房，妈妈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我没有给她太多的观察时间，没等她提问就直接回答说：“尺寸变大了一些，现在大概是9厘米左右，其他的问题不大。”
“看看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平稳地结束……”妈妈把双手放在头上，看起来在整理她的辫子，这是她掩盖自己内心波动的下意识动作。
“妈，现在还不用想这些，大夫说可以尝试服用索拉非尼靶向药，每天服用一粒，有很大概率可以抑制……”
2月初，医生建议可以尝试“热疗”方案。热疗属于中医外治疗法的一个分支，在中医学中又被称为熏蒸，依据是“肿瘤怕热”的原理。妈妈在尝试做“热疗”时因感觉恶心、呼吸困难，所以，大夫没有再坚持这个方案。
2月6日上午，妈妈服用了第一粒索拉非尼。7日上午，服用了第二粒，中午1点，妈妈突然感觉腹部疼痛。虽然她自己嘴上说没关系，我却从她的表情观察出，这应该不是简单的消化不良或胀气的表现。
不会是大夫说的那种情况真发生了吧？我迅速把值班医生叫来，医生马上叫了床旁B超，发现腹部并没有明显的出血点，我提在嗓子眼的心又缓缓降了下来。 两小时后，主治医生突然把我叫到护士站，从护士站角度可以看到医办室的几个大夫突然节奏快了起来，有的在打电话联系妈妈的主管大夫，有的在向上级主任报告情况，有的在火急火燎打印一张又一张的文件，紧接着把一摞A4纸抱到了我面前。第一张就是病危通知书……
“刚给你妈查了血色素，发现低了，现在怀疑出血，需要抢救吗？需要就赶紧签字。”
我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手里拿着笔，不知道该怎么做。
医生语气明显着急了，用手指头使劲儿在病危通知书上敲，“干吗呢你？没听明白吗？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
对，我应该写自己的名字，这个对每个人来说最简单不过。我在那初始几秒，竟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第一页病危通知书签完，后面十几页的“风险提示”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我顾不上仔细看，只知道找家属签字的那根横线。
护士站一共也就是七八个护士，几乎全部都进了妈妈的病房，我正准备去病房就被医生叫住了：“你赶紧去交押金，我们马上实施抢救。”我赶紧打电话联系在北京的亲人、朋友们过来帮忙，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妈妈被推进手术室之后，我先是找到了那张“救护车名片”。这种救护车可以为家属提供跨城“运送”服务，然后仔细回忆了一下医院旁边寿衣店的位置。之后给舅舅打了电话，又联系了在衡水的几个好朋友，让他们做好准备，一旦有事，就去我家里该收拾什么就收拾什么。
打电话的过程，我的语气都出奇的冷静，但我的侧脸可以感觉到手机屏幕在不断地碰撞，因为我的胳膊一直发抖。
几个小时后，妈妈被从手术室推到了ICU。肿瘤的出血口被堵住了，但还未脱离危险，需要继续输血。这时舅舅也从衡水赶到了。
姥爷在2012年曾住过301的ICU，每天家属只能在固定时间隔着玻璃看望半个小时。那时妈妈就告诫我：“以后我有了病，千万不要把我推进ICU！”
妈妈的要求并没有实现。
之后几天，从衡水陆续有叔叔阿姨及我的小伙伴们过来探视，而我也只能带着他们在规定时间隔着玻璃看一眼。不过，302更加人性化的是，每天可以有一位家属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待半个小时。我和舅舅轮流进去，每人十五分钟。
2月11日，因为生命体征平稳，妈妈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我们不自觉地联想到，这次出血是否和服用索拉非尼有关系？和舅舅一起又咨询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的专家，得到了非常肯定的回复：“靶向药就是为了抗肿瘤的，如果病人吃了靶向药就出血，那还得了吗？如果是这样，哪个国家敢批准上市呢？”
听到这些，内心稍有一点点儿安慰，毕竟手术没机会了，气功看来也没效果，现在妈妈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靶向药。但302的主治医生却建议不再继续服用。
2018年的春节，在记下了302的急救电话之后，我们把妈妈从医院接出来过年。本来我们住的是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为了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小伙伴们帮我收拾家当行李换到了条件更好的酒店。
3月初，我和妈妈从北京回到衡水。这之前，我和舅舅一直在咨询那些因“魏则西”消失的细胞疗法，还能不能管用，也并没有得到令我们满意的“答案”。
妈妈已不像之前那样可以大口吃肉吃干粮，甚至她最爱吃的清蒸鳕鱼都无法下咽。主食不是细挂面就是小米粥，为保证营养，我只能在粥或汤面里加些海参或燕窝。
时间进入5月，我已感到身心俱疲，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在衡水这样一个四五线城市，要找到一个尽心尽力照顾肿瘤病人的住家保姆并不容易。在家政中介早早交了年费，介绍来的却有不少奇葩。
6月，妈妈右侧腹部鼓起来一个大包，我不说，她也不说，因彼此都清楚鼓起来的是什么。肝区疼痛次数逐渐频繁，我不敢总给她按摩腹部，只能让她坐在床上，通过按摩后背尽量让妈舒服。
一天，我做完早饭后，照舊按摩她后背，被问道：“为什么现在找个保姆这么难？”
“妈，现在正赶上割麦，好多人都回老家了，等过去这段时间就好找人了。”
她忽然间失声痛哭起来：“儿子，妈妈……妈妈就快要把你累死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呀……”
自从妈妈生病，我没在她面前掉过一滴泪，听到这话，我实在控制不住，竟也泪流满面，无语凝噎。
好在妈妈枣强老家村支书的女儿，正好没工作，得知情况后乐意来家里帮我。我体力上得到了缓解，但心头上的“弦”一直紧绷，眼睁睁看着她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索拉非尼的“阴影”犹在。一位叔叔说，他的父亲也是肿瘤，且有远处转移，通过服用印度版乐法替尼，不但转移瘤消失，原发病灶也有缩小。有亲人的同事正好在印度工作，就马上委托其代购了一瓶回来。相比“正版”，印度药确实便宜太多。保险起见，还是不敢在家里“盲吃”。
7月，在与公司同事完成第一批拆迁户回迁选房协议签订后，我马上安排妈妈住进了市二院。她的身体比起春节消瘦了许多，脸部颧骨凸出得越来越明显。每日进食还是以小米粥和细汤面为主，量也逐渐下降。
每天不断有亲朋好友来看望，亲人们分工明确，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帮我照顾妈妈。虽然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几乎24小时待在病房，但有家人的帮助，自己倒是在陪护椅上想睡就睡。
8月初，妈妈开始尝试服用乐法替尼，每天一粒。还通过私人关系，从北京一家科研机构拿来了“久违”的免疫细胞，又托朋友从香港邮寄过来“PD1”，一边服用靶向药，一边输细胞，加上注射PD1，茫茫黑暗中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曙光。妈妈情绪也跟着积极起来，开始不断和家人、保姆开玩笑，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可上天的残忍，竟让这一丝曙光也很快消失。
8月12日晚，妈妈感觉腹部开始持续疼痛，高压逐渐从110降至90以下。主治医生紧急检查了血色素，发现数值已低于正常水平。11点半，医办室一共十几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赶来紧急会诊的各科大夫。
“根据检查结果，体内一定是有出血点。如果是肿瘤出血，堵住出血点的办法是做介入手术。病人现在体质虚弱，能不能下手术台是个问题……需要你们家属下决断。”主治医师对我和舅舅说。
虽然在7月份，我就为妈妈买好了墓地和寿衣，但当她的“时间节点”真的到来时，我却依然无法承受这生死关头。
根据持续监控血色素和血压情况，医生们初步判断应该不是大出血，而怀疑是渗血。如果是渗血，通过介入手术彻底封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最终，我和舅舅决定这次不再“赌博”了，选择通过输血姑息治疗。但前提条件是人只能在床上平躺，因为起身可能会加重渗血状况。
妈妈一生最难受、儿子有生最难熬的日子到来了。靶向药停了，免疫细胞停了，PD1也不再用了，只输营养勉强供应消耗所需。每天24小时必须躺在床上，不能起身也不能翻身，体内插入了导尿管。既看不到生存的希望，也不能痛痛快快地“了结”。
每到深夜，妈妈只能通过“呐喊”发泄绝望的情绪。我坐在陪护椅上，呆呆地望着这个倾尽全力陪伴我成长的母亲，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外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唯一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吗啡止疼泵放在床上，把播放着音乐的手机放在枕边，然后几个人配合着把病床推到楼下院里或者是大厅待一会儿，这是能给她的最后的“散心”方式。
无论情况如何恶化，妈妈始终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在普通病房，也算是实现了她对我提出的有事不进ICU的要求。
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六点五十分，在众多亲人朋友的注视下，监护仪上的几条曲线全部变为直线……我和妈妈的三年抗癌之路走到了尽头。
三天之后，那折磨了我们三年的“肿瘤君”，也随着妈妈的肉身一起被火融化。
妈妈，天堂里有书店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吗？您，快乐吗？
责任编辑：蒋建伟
妈妈最喜欢古典音乐，每年元旦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锁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专注程度远超春晚。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努力奋斗数年后，有了足够经济条件，可以带着她去维也纳现场听一次音乐会。可还没等我挣到钱，这花钱尽孝的机会就已荡然无存。
2015年5月的某一天，当我看到那张A4纸的B超结果时，“癌”这个字像一颗沉沉的铅球，以极快的速度击中了我的心脏。
之后，我们的生活轨迹和大多数肿瘤家庭一样，找专家、选方案、手术、复查、复发，再找专家、再选方案、再手术、再复查、再复发。幸运的人，会慢慢跳出这个循环，走向痊愈;不幸的人，则在两三次循环之后，无力支撑。
舅舅带着我们，从301医院到302医院，再从北京医院到协和，又从天津一中心到中国医科院，一路咨询过来，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妈妈是幸运的。因为原发病灶只有1厘米，属于极早期，都对妈妈的康复很有信心。
2015年6月初，妈妈在301进行射频消融手术，9月底复查发现消融区附近有复发病灶，但尺寸很小，只有0.8厘米。专家建议马上住院，却遭到了妈妈的婉拒。妈妈想要寻求其他方法。
进入10月，那是北京每年最舒服的秋天。我一边对妈妈发动“唇枪舌剑”的攻势，劝她尽早再次手术;一边又和她一起拜访体制外的各路“抗癌专家”。几乎所有在北京的“网红中医”，都让我们拜访到了。从10月开始，妈妈每天都没断过中药，最高峰时一天吃过四次。这对她是沉重的负担，有时为了喝中药，连饭都吃不下。时间一长，消化功能慢慢下降，各种中药自然无法持续。所以，中药在妈妈的抗癌路上，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我并不确定。
在我以及众多亲友的劝说下，妈妈终于在11月再次入院301。不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病灶已从9月底的单个0.8厘米变成了五个，而且每个都在1.5厘米以上。
主管大夫把我和妻子叫到办公室：“这种情况手术的难度加大，一次手术可能做不完，需要两次手术，而且预后不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预后不好！”这几个字对我的打击要比最初看到B超结果上的“癌”字还要剧烈。5月份，专家们还都对妈妈的预后抱有信心，怎么才过了半年，就成了“预后不好”了呢？我能接受“癌”，却没有勇气面对“预后不好”。这大概就是作为儿子在面对曾经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时，无法掩盖的脆弱之处吧。
接着，科室主任把我叫到一边，“我们评估了一下，这手术在我们这IC没法做，你们抓紧转科吧，看看王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回到病房，告诉妈妈可能需要转科。从她定住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对她内心的冲击很大，但妈妈的表现依然淡定：“哦，为什么呀？”
“如果在这里做射频，可能需要做两次手术，转科用介入栓塞的办法，一次性就能解决。”我也强装淡定地回答……
转科程序很快完成，我心里清楚：介入栓塞由于要注射化疗药，其副作用比射频消融大得多，尤其影响消化功能，但病灶已是多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局部切除、肝移植似乎已不是最好选项。
11月24日下午，当妈妈被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其状态和脸色以及说话的力气都大不如第一次术后。
每到深夜两点多，妈妈就会感觉腹部以及栓塞区域有明显的疼痛。虽然没有达到使用止疼泵的程度，但难受程度还是会让她无法平躺，需要坐起来并且佝偻着腰才能稍微舒服些。直到术后两周，状态才得以恢复，血液肿瘤标志物已大幅下降，达到了出院标准。
12月初，妻子出国深造，我和妈妈一起回了衡水。我们和姥姥住对门，姥姥患小脑萎缩失智多年，平时有很多亲人照顾姥姥，对门来去方便，亲人在照顾姥姥的同时，又照顾着妈妈的饮食起居，而我则获得了久违的放松。
2016年1月，也就是术后一个月，我带着妈妈去301医院复查。主管大夫见了她的状态很是惊讶：“你妈妈的恢复速度比我们很多病人都要快，真是不错呢！”
我和主治医生一起在医办室看复查所拍的核磁片子，医生拿着记号笔在片子上画了个小红圈：“一共五个病灶，其中四个应该是封住了，只剩一个看似有血供迹象。这次不折腾她了，下次复查如果活性明显，再做一次栓塞也来得及。”
2016年的春节，本想在这暂时的平稳中度过，没想到来了“惊喜”。听说衡水的一位退休老干部患了同样的疾病，辅助并用了免疫细胞疗法，肿瘤标记物下降明显，病灶也有缩小。
妈妈正好与这位老干部相识多年，我们迅速联系上她，她介绍了自己接受免疫细胞治疗的感受：“效果真的很好！瘤子缩小了，而且还是医保项目。”
我迅速为妈妈办理了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手续，决定尝试一下。尝试输完第一个疗程之后，妈妈自身感觉还不错。
3月初，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核磁室传来一个消息：妈妈的最新检查结果无论是肿瘤标记物还是病灶尺寸，和栓塞术后比均无变化。我被这个结果振奋了！4月，满怀信心地陪妈妈去医院输了第二个疗程。然而，上天居然如此“不仁”，没有让这欢喜和信心持续更长时间。5月，查得妈妈的肿瘤标记物血液指标忽然间较术后翻了四倍，数值之高让我错愕不已。一天也没敢耽误，带着妈妈到北京见了主治医生，医生倒是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嗯，是到了该做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没有床位，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
没想到这么一等，竟彻底改变了我和妈妈的抗癌轨迹。
恰逢这时，有两位妈妈的“好朋友”出现了，他们都一致向她推荐“气功抗癌”这条途径，并介绍了两位“李老师”，一位在衡水，另一位在北京。
在衡水，妈妈经常把李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和姥姥发功。后来，我又陪她去北京拜访了另一位李老师，妈妈显然认为这位李老师的“功力”更强一些，打算长期留在北京接受“治疗”。我赞成她留在北京，存有“私心”，因为一旦301医院通知有床位时，可以方便办理住院，可妈妈因抵触西医治疗，加之李老师的“保票”，对再次住院的兴趣几乎没有。 7月1日，在我的极力反对下，妈妈还是去了秦皇岛天马湖边上的元康气功中心。巧合的是，几天之后，301医院来了床位通知，我再次发动“攻势”劝她住院，却只得到“我再考虑一下”的回复。我明白这“考虑”是拒绝的潜台词。
天马湖的环境优美静谧，适合病人休养调理，但因深处远郊，周围既没有干净好吃的馆子，又没有大型超市。气功中心食堂水准差到极点，炒菜看起来像是油水煮菜，隔天早餐才会给每人发一颗煮鸡蛋，粥更是水和米粒的“强硬结合”。
那时，我工作量很大，无法天天陪妈妈在天马湖练功，只能在看望她时或通过快递寄去她喜欢的笨鸡蛋、小米、水果等。
让我意外的是，妈妈有天居然让我给她快递火腿、午餐肉，以前这些东西都是求着她都不会吃的。看着她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和老师功友相处融洽，精神状态愈发向上，我也开始对“气功抗癌”有了些许认同感。
2017年的春节，妈妈没有回家和亲人团聚，选择在天马湖，伴随着衡水难见的皑皑白雪，和功友们一起包饺子过年。节后，妈妈透露：天马湖气功场由于老师和运营方之间的分歧，已无法继续维持。她联系了沧州一处人气超高的气功场，很欢迎他们加入。
2月底，我把妈妈从秦皇岛送到沧州青县康泰养老中心。这就是沧州气功场所在地，她和几个要好的功友离开天马湖投奔这里，未免都有些伤感。但让我感到高兴的：一是这里的伙食标准比起天马湖不知高出几个档次;二是这里离衡水更近，无论是妈妈回家，还是亲朋好友去看望，都更方便。
3月中下旬，妈妈回家，那天是我的30周岁生日，估计她惦记这个日子好久了。我童年时光，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在生日这天召集小伙伴们到家里，妈妈为我们下厨炒菜、炖肉……我30周岁生日这天，她执意下厨炒了四道我爱吃的菜，还特意拿出一瓶红酒，母子两人一人一杯。场面温馨感人，只是未曾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吃妈妈亲手为我做的饭。
时间一晃就到了12月，衡水到沧州的路线早已烂熟于心，我不定期去看望，妈妈不定期回家。在这看似简单的循环往复中，气功抗癌的逻辑似乎已经“俘获”了我，眼看妈妈精神充足、信心满满，她100斤体重的饭量早已超过170斤体重的我。最夸张的一次，她自己居然吃下整只烧鸡。妈妈的气功抗癌一度被亲朋好友传为佳话，很多身体不好的朋友开始向她打听咨询气功场的相关情况。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地进行着，直到2017年12月的某一天，我在清华参加培训时，接到了妈妈的闺蜜红姨的电话：“我感觉你妈这两天有点儿不对劲儿。”
“我妈不对劲儿”，再没有比这更敏感的短句了，明明昨天还打电话问我要火腿肠和午餐肉！我停顿了大概5秒，才回复说：“……哦，哪里不对劲儿了？”
沧州青县气功中心所在康泰养老院，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足足停了三天暖气。妈妈因体寒在夏天都很少开空调，停三天暖气，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因在北京学習，只能先从北京搭滴滴顺风车到青县，简单帮妈妈收拾了一下随身行李，随即从青县约了滴滴顺风车到衡水。妈妈一回到家，就径直走向卧室，躺在床上，脸色难看，浑身无力。那个曾经下厨炒四个菜、曾经吃下整只烧鸡、曾经陪着姥姥睡觉的她看不到了。此时距离2018新年钟声敲响，只剩下几天时间。
发烧，服新簧片，退烧，再发烧，再服新簧片……
妈妈、舅舅和我都感觉不对劲儿了，但彼此心照不宣，都不讲明。
2018年1月23日，是妈妈59岁生日。那天，我带着她在北京302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作为儿子，非但没有为妈做一顿丰盛的生日晚餐，反而是带她去住院，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心中有愧啊！
这次入院距上次301医院的通知，隔了整整19个月。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妈妈在302做了自练气功以来最全面、彻底的检查。当我和主治大夫一起坐在电脑旁看片子时，感觉全世界瞬间凝固，我一个文科生都看出来了，一个硕大饱满的黑洞赫然占据了肝脏四分之三的轮廓。毫无疑问，这就是2015年第二次术后所剩的那个活性“小点”，那个本在2016年初就该让大夫“补刀”的“小点”，现如今……
主任用鼠标从病灶顶端拉到底端，电脑屏幕显示数字是——12厘米！“一般像这种病人我们就不做处理了。这么大的瘤子，有随时破裂的风险，甚至坐车在路上颠一下，都有可能……”
“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比如介入栓塞、免疫细胞治疗什么的？”
“没有机会了，至于免疫细胞治疗，其实没有科学依据……现在只能尝试一下靶向药，但也不能保证效果。”
从医办室出来走到病房距离不过3米，我却仿佛走过了3年。不知道那些曾力劝妈妈和我一定相信气功抗癌的“老师”“朋友”看到今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走入病房，妈妈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我没有给她太多的观察时间，没等她提问就直接回答说：“尺寸变大了一些，现在大概是9厘米左右，其他的问题不大。”
“看看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平稳地结束……”妈妈把双手放在头上，看起来在整理她的辫子，这是她掩盖自己内心波动的下意识动作。
“妈，现在还不用想这些，大夫说可以尝试服用索拉非尼靶向药，每天服用一粒，有很大概率可以抑制……”
2月初，医生建议可以尝试“热疗”方案。热疗属于中医外治疗法的一个分支，在中医学中又被称为熏蒸，依据是“肿瘤怕热”的原理。妈妈在尝试做“热疗”时因感觉恶心、呼吸困难，所以，大夫没有再坚持这个方案。
2月6日上午，妈妈服用了第一粒索拉非尼。7日上午，服用了第二粒，中午1点，妈妈突然感觉腹部疼痛。虽然她自己嘴上说没关系，我却从她的表情观察出，这应该不是简单的消化不良或胀气的表现。
不会是大夫说的那种情况真发生了吧？我迅速把值班医生叫来，医生马上叫了床旁B超，发现腹部并没有明显的出血点，我提在嗓子眼的心又缓缓降了下来。 两小时后，主治医生突然把我叫到护士站，从护士站角度可以看到医办室的几个大夫突然节奏快了起来，有的在打电话联系妈妈的主管大夫，有的在向上级主任报告情况，有的在火急火燎打印一张又一张的文件，紧接着把一摞A4纸抱到了我面前。第一张就是病危通知书……
“刚给你妈查了血色素，发现低了，现在怀疑出血，需要抢救吗？需要就赶紧签字。”
我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手里拿着笔，不知道该怎么做。
医生语气明显着急了，用手指头使劲儿在病危通知书上敲，“干吗呢你？没听明白吗？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
对，我应该写自己的名字，这个对每个人来说最简单不过。我在那初始几秒，竟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第一页病危通知书签完，后面十几页的“风险提示”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我顾不上仔细看，只知道找家属签字的那根横线。
护士站一共也就是七八个护士，几乎全部都进了妈妈的病房，我正准备去病房就被医生叫住了：“你赶紧去交押金，我们马上实施抢救。”我赶紧打电话联系在北京的亲人、朋友们过来帮忙，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妈妈被推进手术室之后，我先是找到了那张“救护车名片”。这种救护车可以为家属提供跨城“运送”服务，然后仔细回忆了一下医院旁边寿衣店的位置。之后给舅舅打了电话，又联系了在衡水的几个好朋友，让他们做好准备，一旦有事，就去我家里该收拾什么就收拾什么。
打电话的过程，我的语气都出奇的冷静，但我的侧脸可以感觉到手机屏幕在不断地碰撞，因为我的胳膊一直发抖。
几个小时后，妈妈被从手术室推到了ICU。肿瘤的出血口被堵住了，但还未脱离危险，需要继续输血。这时舅舅也从衡水赶到了。
姥爷在2012年曾住过301的ICU，每天家属只能在固定时间隔着玻璃看望半个小时。那时妈妈就告诫我：“以后我有了病，千万不要把我推进ICU！”
妈妈的要求并没有实现。
之后几天，从衡水陆续有叔叔阿姨及我的小伙伴们过来探视，而我也只能带着他们在规定时间隔着玻璃看一眼。不过，302更加人性化的是，每天可以有一位家属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待半个小时。我和舅舅轮流进去，每人十五分钟。
2月11日，因为生命体征平稳，妈妈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我们不自觉地联想到，这次出血是否和服用索拉非尼有关系？和舅舅一起又咨询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的专家，得到了非常肯定的回复：“靶向药就是为了抗肿瘤的，如果病人吃了靶向药就出血，那还得了吗？如果是这样，哪个国家敢批准上市呢？”
听到这些，内心稍有一点点儿安慰，毕竟手术没机会了，气功看来也没效果，现在妈妈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靶向药。但302的主治医生却建议不再继续服用。
2018年的春节，在记下了302的急救电话之后，我们把妈妈从医院接出来过年。本来我们住的是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为了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小伙伴们帮我收拾家当行李换到了条件更好的酒店。
3月初，我和妈妈从北京回到衡水。这之前，我和舅舅一直在咨询那些因“魏则西”消失的细胞疗法，还能不能管用，也并没有得到令我们满意的“答案”。
妈妈已不像之前那样可以大口吃肉吃干粮，甚至她最爱吃的清蒸鳕鱼都无法下咽。主食不是细挂面就是小米粥，为保证营养，我只能在粥或汤面里加些海参或燕窝。
时间进入5月，我已感到身心俱疲，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在衡水这样一个四五线城市，要找到一个尽心尽力照顾肿瘤病人的住家保姆并不容易。在家政中介早早交了年费，介绍来的却有不少奇葩。
6月，妈妈右侧腹部鼓起来一个大包，我不说，她也不说，因彼此都清楚鼓起来的是什么。肝区疼痛次数逐渐频繁，我不敢总给她按摩腹部，只能让她坐在床上，通过按摩后背尽量让妈舒服。
一天，我做完早饭后，照舊按摩她后背，被问道：“为什么现在找个保姆这么难？”
“妈，现在正赶上割麦，好多人都回老家了，等过去这段时间就好找人了。”
她忽然间失声痛哭起来：“儿子，妈妈……妈妈就快要把你累死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呀……”
自从妈妈生病，我没在她面前掉过一滴泪，听到这话，我实在控制不住，竟也泪流满面，无语凝噎。
好在妈妈枣强老家村支书的女儿，正好没工作，得知情况后乐意来家里帮我。我体力上得到了缓解，但心头上的“弦”一直紧绷，眼睁睁看着她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索拉非尼的“阴影”犹在。一位叔叔说，他的父亲也是肿瘤，且有远处转移，通过服用印度版乐法替尼，不但转移瘤消失，原发病灶也有缩小。有亲人的同事正好在印度工作，就马上委托其代购了一瓶回来。相比“正版”，印度药确实便宜太多。保险起见，还是不敢在家里“盲吃”。
7月，在与公司同事完成第一批拆迁户回迁选房协议签订后，我马上安排妈妈住进了市二院。她的身体比起春节消瘦了许多，脸部颧骨凸出得越来越明显。每日进食还是以小米粥和细汤面为主，量也逐渐下降。
每天不断有亲朋好友来看望，亲人们分工明确，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帮我照顾妈妈。虽然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几乎24小时待在病房，但有家人的帮助，自己倒是在陪护椅上想睡就睡。
8月初，妈妈开始尝试服用乐法替尼，每天一粒。还通过私人关系，从北京一家科研机构拿来了“久违”的免疫细胞，又托朋友从香港邮寄过来“PD1”，一边服用靶向药，一边输细胞，加上注射PD1，茫茫黑暗中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曙光。妈妈情绪也跟着积极起来，开始不断和家人、保姆开玩笑，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可上天的残忍，竟让这一丝曙光也很快消失。
8月12日晚，妈妈感觉腹部开始持续疼痛，高压逐渐从110降至90以下。主治医生紧急检查了血色素，发现数值已低于正常水平。11点半，医办室一共十几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赶来紧急会诊的各科大夫。
“根据检查结果，体内一定是有出血点。如果是肿瘤出血，堵住出血点的办法是做介入手术。病人现在体质虚弱，能不能下手术台是个问题……需要你们家属下决断。”主治医师对我和舅舅说。
虽然在7月份，我就为妈妈买好了墓地和寿衣，但当她的“时间节点”真的到来时，我却依然无法承受这生死关头。
根据持续监控血色素和血压情况，医生们初步判断应该不是大出血，而怀疑是渗血。如果是渗血，通过介入手术彻底封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最终，我和舅舅决定这次不再“赌博”了，选择通过输血姑息治疗。但前提条件是人只能在床上平躺，因为起身可能会加重渗血状况。
妈妈一生最难受、儿子有生最难熬的日子到来了。靶向药停了，免疫细胞停了，PD1也不再用了，只输营养勉强供应消耗所需。每天24小时必须躺在床上，不能起身也不能翻身，体内插入了导尿管。既看不到生存的希望，也不能痛痛快快地“了结”。
每到深夜，妈妈只能通过“呐喊”发泄绝望的情绪。我坐在陪护椅上，呆呆地望着这个倾尽全力陪伴我成长的母亲，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外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唯一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吗啡止疼泵放在床上，把播放着音乐的手机放在枕边，然后几个人配合着把病床推到楼下院里或者是大厅待一会儿，这是能给她的最后的“散心”方式。
无论情况如何恶化，妈妈始终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在普通病房，也算是实现了她对我提出的有事不进ICU的要求。
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六点五十分，在众多亲人朋友的注视下，监护仪上的几条曲线全部变为直线……我和妈妈的三年抗癌之路走到了尽头。
三天之后，那折磨了我们三年的“肿瘤君”，也随着妈妈的肉身一起被火融化。
妈妈，天堂里有书店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吗？您，快乐吗？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