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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中国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就叫血脉
大家好，世界文明的兴起，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文明，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屹立数千年，肯定有非同寻常的地方。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华文明在世界古国里边，是唯一一个得到延续和没有中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为啥没有中断？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农业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的文明没有中断，可能得益于3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独具的自然禀赋;第二个，我们智慧的生存理念;第三个是我们强大的更新、完善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过中华大地，我作为一个搞历史搞农业的人，每当看到中华大地的时候，尤其是从益农的这个环境讲，我发自内心地说，天佑中华。老天爷給了中国这样一块好地方，我曾经比读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地图，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其他的几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它的河流，基本上是南北向的。古埃及的河流，尼罗河南北向的;两河流域的河流，也是南北向的;印度河、恒河虽然有一点斜，但是我们考虑到南亚地区海拔上升很快，它实际上相当于南北向的河。
中华大地所有的河流基本上是东西向的。黑龙江，东西向的，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是东西向的。河流的走向和文明有关系吗？南北向的河流，它是垂直于纬度的，在一条河流里面随着纬度的变化，它的上游、中游、下游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而东西向的河流，它是平行于纬度的，就是说在这个流域里边，它的上游、中游、下游是同一个农业类型。
许多不同的农业类型放到一个河流里面，在历史的早期经常会形成一些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文明毁灭。而东西向的河流，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都是小麦地带;从上海到四川，都是种水稻的，构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基本农区，做到了同一类型，农业区域面积的最大化。这个最大化，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华文明不可能因为一场灾疫而毁灭。北方歉收了，南方肯定丰收了;南方歉收了，北方肯定丰收，所以，它抵御灾疫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个，耐受冲击的能力很强，凡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它的农业化进程，最后成了我们汉民族共同体里面的一员。所以民族融合的合力反倒促使了隋唐盛世的出现。中国人爱祖国的这样一个情结，如果带着你的学科、专业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美。我把这叫做天佑中华的自然禀赋。
我们的老祖宗在很早的时候就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这三要素围着我们的养殖，或者是动物、植物，构成了一个铁的三角关系。地是生万物的，天是养万物的，而人在这里面实际上起了一个组织管理照料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和天地生物之间，我们没有把人当什么事都可以做。实际上在农业里边，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农民有理性的判断。农业这个产业，是磨炼人的耐性的一个产业，一个农作物种下去，漫长地等待，而且你要尽心地照料。这个照料过程，你不能期待它的生命过程，小猪长成大猪，要靠猪自己长;小苗长成大苗，要靠苗自己长。你如果想帮一下忙的话，拔苗助长，很可能今天你把它拔高了，它明天就死了。所以，在我们应对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可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常智慧的，尤其是适用于农业生产的。
中国人对天是尊敬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什么话都不说，四时季节变换了。北方的草原、中原的旱作、江南的稻作，那不是随意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把这样一个神奇的土地用一种神奇的办法把它利用好。
农业是这样子，饮食也是这样，也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北方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陕西人的油泼辣子面，像盆一样大的碗，南方人则是精细。在一些交接地带，会不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情况呢？有的，在陕西有一种羊肉泡馍，大家注意一下，它就是在神奇的北纬35度上出现的。我的朋友到我的学校，我请客的时候一定让他吃牛羊肉泡馍，我说这不是吃饭，是吃一种文化。它是在一个神奇的纬度上，农业民族的面食和游牧民族的肉食一种完美的结合。到了北边没有，到了南边也没有，只有在这一个纬度上。《齐民要术》里说，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如果不这样，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我们要借用农业文明的智慧，借用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的生存理念。
大家从小受到的教育，可能说农业文明是保守的，我说，和天地交往的人，绝对不会保守。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农业发展进程里边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原始时代末期，老祖宗就把水稻这样一个高产作物奉献给了全人类。我们的水稻传到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传到东南亚，传到全世界，日本人把往外传播的这条路叫“稻米之路”。秦汉隋唐的时候，丝绸之路开通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给他封的博望侯，博大的博，远望的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睁开眼睛看世界。沿着这条路，西边的，好的畜牧品种，瓜果蔬菜传了进来。当然我们传出去的两样东西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丝绸，另一个是茶叶。实际上这两样东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农业里面的商品性生产，用现在的话来讲，给我们赚足了外汇。这样一个漫长的沟通交流过程，我的前辈石汉声教授用了4个字：胡、海、番、洋，把它讲清楚了，就形成了一个中外农业科技交流史的一个提纲，凡是农作物里边命名为胡的，都是从丝绸之路引进来的;凡是命名为胡的，都是魏晋南北朝以后，从海路传进来的;命名为番，实际上是宋明的时候，开了番局司以后，从泉州、广州这些地方传进来的;1840年前后传进来的所有的都叫洋。我们中华文明，能数千年持续发展，和它的这样一个自我完善和更新的这样一个机制有关系。
我们经常讲文化自信，5000年文明没有中断，这可能是我们最值得自信的地方。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就叫血脉。我们要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这可能就是传统农业文化、文明，它的生命和价值所在。我们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这个我愿与各位共勉，谢谢大家。
（摘自“开讲啦”）
（编辑/张金余）
大家好，世界文明的兴起，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文明，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屹立数千年，肯定有非同寻常的地方。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华文明在世界古国里边，是唯一一个得到延续和没有中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为啥没有中断？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农业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的文明没有中断，可能得益于3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独具的自然禀赋;第二个，我们智慧的生存理念;第三个是我们强大的更新、完善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过中华大地，我作为一个搞历史搞农业的人，每当看到中华大地的时候，尤其是从益农的这个环境讲，我发自内心地说，天佑中华。老天爷給了中国这样一块好地方，我曾经比读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地图，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其他的几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它的河流，基本上是南北向的。古埃及的河流，尼罗河南北向的;两河流域的河流，也是南北向的;印度河、恒河虽然有一点斜，但是我们考虑到南亚地区海拔上升很快，它实际上相当于南北向的河。
中华大地所有的河流基本上是东西向的。黑龙江，东西向的，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是东西向的。河流的走向和文明有关系吗？南北向的河流，它是垂直于纬度的，在一条河流里面随着纬度的变化，它的上游、中游、下游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而东西向的河流，它是平行于纬度的，就是说在这个流域里边，它的上游、中游、下游是同一个农业类型。
许多不同的农业类型放到一个河流里面，在历史的早期经常会形成一些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文明毁灭。而东西向的河流，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都是小麦地带;从上海到四川，都是种水稻的，构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基本农区，做到了同一类型，农业区域面积的最大化。这个最大化，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华文明不可能因为一场灾疫而毁灭。北方歉收了，南方肯定丰收了;南方歉收了，北方肯定丰收，所以，它抵御灾疫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个，耐受冲击的能力很强，凡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它的农业化进程，最后成了我们汉民族共同体里面的一员。所以民族融合的合力反倒促使了隋唐盛世的出现。中国人爱祖国的这样一个情结，如果带着你的学科、专业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美。我把这叫做天佑中华的自然禀赋。
我们的老祖宗在很早的时候就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这三要素围着我们的养殖，或者是动物、植物，构成了一个铁的三角关系。地是生万物的，天是养万物的，而人在这里面实际上起了一个组织管理照料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和天地生物之间，我们没有把人当什么事都可以做。实际上在农业里边，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农民有理性的判断。农业这个产业，是磨炼人的耐性的一个产业，一个农作物种下去，漫长地等待，而且你要尽心地照料。这个照料过程，你不能期待它的生命过程，小猪长成大猪，要靠猪自己长;小苗长成大苗，要靠苗自己长。你如果想帮一下忙的话，拔苗助长，很可能今天你把它拔高了，它明天就死了。所以，在我们应对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可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常智慧的，尤其是适用于农业生产的。
中国人对天是尊敬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什么话都不说，四时季节变换了。北方的草原、中原的旱作、江南的稻作，那不是随意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把这样一个神奇的土地用一种神奇的办法把它利用好。
农业是这样子，饮食也是这样，也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北方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陕西人的油泼辣子面，像盆一样大的碗，南方人则是精细。在一些交接地带，会不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情况呢？有的，在陕西有一种羊肉泡馍，大家注意一下，它就是在神奇的北纬35度上出现的。我的朋友到我的学校，我请客的时候一定让他吃牛羊肉泡馍，我说这不是吃饭，是吃一种文化。它是在一个神奇的纬度上，农业民族的面食和游牧民族的肉食一种完美的结合。到了北边没有，到了南边也没有，只有在这一个纬度上。《齐民要术》里说，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如果不这样，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我们要借用农业文明的智慧，借用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的生存理念。
大家从小受到的教育，可能说农业文明是保守的，我说，和天地交往的人，绝对不会保守。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农业发展进程里边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原始时代末期，老祖宗就把水稻这样一个高产作物奉献给了全人类。我们的水稻传到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传到东南亚，传到全世界，日本人把往外传播的这条路叫“稻米之路”。秦汉隋唐的时候，丝绸之路开通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给他封的博望侯，博大的博，远望的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睁开眼睛看世界。沿着这条路，西边的，好的畜牧品种，瓜果蔬菜传了进来。当然我们传出去的两样东西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丝绸，另一个是茶叶。实际上这两样东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农业里面的商品性生产，用现在的话来讲，给我们赚足了外汇。这样一个漫长的沟通交流过程，我的前辈石汉声教授用了4个字：胡、海、番、洋，把它讲清楚了，就形成了一个中外农业科技交流史的一个提纲，凡是农作物里边命名为胡的，都是从丝绸之路引进来的;凡是命名为胡的，都是魏晋南北朝以后，从海路传进来的;命名为番，实际上是宋明的时候，开了番局司以后，从泉州、广州这些地方传进来的;1840年前后传进来的所有的都叫洋。我们中华文明，能数千年持续发展，和它的这样一个自我完善和更新的这样一个机制有关系。
我们经常讲文化自信，5000年文明没有中断，这可能是我们最值得自信的地方。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就叫血脉。我们要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这可能就是传统农业文化、文明，它的生命和价值所在。我们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这个我愿与各位共勉，谢谢大家。
（摘自“开讲啦”）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