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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中资企业集团化实施境外工程承包项目的角度，分析了境外税务稽查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探讨了防范税务稽查风险的主要措施，重点阐述了集团平台公司应牵头构建集团国际业务全球纳税筹划架构、集团内部关联交易关系应符合当地税务机关审查标准、税务管控重心应前移、应建立专项绩效激励制度，以及与当地税务机关建立良性沟通机制等。
【关键词】集团化；工程项目；税务稽查
【中图分类号】F812.42
中资工程承包企业践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境外工程承包业务迅速发展，涉税争议时有发生，在当地国税务风暴、税务稽查中，中资工程承包企业付出代价的消息时有所闻。中资企业承揽境外工程项目，一般都是采取集团化或抱团协作的组织方式。由于平台化组织方式和大量使用中国资源模式等因素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较多涉税风险。境外稅务机关监管方式普遍以事后稽查为主，稽查并非年年有，稽查间隔时间一般也比较长，一旦稽查判定违法，面临的罚款罚息数额相比事前审查要高出很多。因此，在给予企业市场经营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违法成本，迫使企业积极主动遵从税收法规。
一、境外税务稽查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第一责任人对境外税收风险关注不够
企业主要领导没有真正重视境外税务风险防控，既有其自身境外从业经历缺少的主管因素，客观也存在由于较长时间以来境外工程承包主要发生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且大多数项目享有当地税收优惠政策，加之当地税务监管相对落后，使部分企业管理者对国际税务风险估计不足。
（二）未深入调研项目所在国税务环境
疏于了解项目所在国税收政策、海关规定、地方规定。国际项目履约施工组织方式复杂，存在大量的人、财、物跨境流动，供应商资源跨国整合，分包方式多样化等特点，过程管控本身难度很大，涉税环节多，空间分布广泛，业务持续时间长，税务风险点多，如果对当地税务政策不了解，税务环境不熟悉，就很容易发生税务违规行为。
（三）国际经验缺乏
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较短，相当一部分企业“走出去”是出于从众心理，中高端国际管理人才缺乏，还没有全面完成适应跨国经营管控要求的体制机制转型，思维意识、行为方式还带着较浓厚的国内传统习惯。
（四）相关方纳税义务约定不同
参与项目实施企业税务责任分配不同，导致动机不同，主动管控税务合规性的共识难以真正贯彻，组织保障一体化不够，现场团队临机处置权限较小。
（五）项目团队能力弱，现场人员专业水平不够
个别项目部本身管理混乱，内控失效，项目管理团队依法纳税意识淡薄，甚至存在投机心理。现场项目部缺少专业能力强、沟通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在与当地税务主管机关和税务咨询的沟通上存在方式方法欠妥，良性互动不足，甚至诱发被不良人员恶意敲诈的问题。
（六）总部管控不够精准
国内总部在整合技术资源服务支持现场方面存在欠缺，介入现场管控深度把握不当，受前后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影响，要么总部遥控过死，现场事事汇报，等待指令错失弥补良机；要么不管不问，充分“放手”，事发则对项目部重责严批。
（七）未建立专项激励制度
绩效评价忽视税收管理的价值创造功能，对税务管理团队专项激励缺失，税务管理团队在面临陌生的境外税务环境和较大的涉税风险时主动担当化解风险意愿不强。
二、防范境外税务稽查风险的主要措施
（一）领导重视，强化现场管控
中资工程承包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较短，参与国际业务的集团下属施工子企业主要管理者的从业经历主要在中国，缺少境外项目现场经营管控的深刻体验。在中资企业内部普遍采取总部高度集权的管控方式下，业务管控系统几乎都以适应国内经营环境为导向。这就使企业对国际业务的管控方式容易流于以国内经验套用境外场景，使经验评估为“简单”的事情最终演变得非常“不简单”。因此，境外税务风险防控必须获得各级主要领导的重视，只有领导重视才可能较快提升国际税务风险管控能力。同时，还需要将税务风险防控重心前移，真正把当地国作为境外税务风险防范的主战场，必须给现场项目部配备精干力量，确保现场获取的信息可靠和各项筹划方案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二）系统组织，责任明确，抓住关键人员
项目履约涉税业务同属于项目部和企业众多专业管理系统，防范税务风险，必须在突出财税系统的牵头作用的前提下，采取系统性的组织方法。纵向上要贯穿集团相关参建企业各层级，横向上打通同层级相关业务系统涉税业务的信息沟通，所有的涉税信息最终都要汇总到财税部门。在全面分析涉税业务管理流程和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按照专业业务高度相关原则，将业务涉税管控责任全面分解到相关业务系统和具体部门。压实相关专业主体责任，抓住专业系统负责人，特别应明确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境外项目经理作为本企业和项目部税务风险管理第一责任人，应把境外单位总会和财务部负责人确定为具体执行责任人。采取经济手段，把当地税费缴纳限额目标纳入项目经营责任制，设立税收筹划专项奖励制度激励集团内部相关参与人员的工作主动性。最终，在集团内部构建起以遵从当地税务合规为导向，责任人明确、税费缴纳限额目标管理、网络化闭合的境外税务风险管控体系。
（三）对外签约人不虚位，履约牵头子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协调各方一致对外
在集团品牌统一管控策略下，对外合同签约人一般为集团国际业务营销平台公司，而合同实际履约则由平台公司分包给集团内一家子企业，并由牵头企业以再分包方式联合多家内部子企业共同执行。各参与子企业之间通过集团内部分包协议划分工作范围和权责，包括分配境外税务责任，通常集团平台公司不承担境外税费支出，同时约定各方在境外均以集团平台公司名义开展项目项下履约工作。当地税务机关检查平台公司境外项目执行机构涉税行为时，对以境外项目执行机构名义发生的交易要求满足发票流、货物流、资金流、人员流一致，包括穿透审查与境外供应商包括中国总部的交易关系满足其一致性要求。过往，大多数项目在组织跨境交易时没有完全解决子企业或子企业引入的专业分包商交易关系一致性问题，从而导致境外税务机关拒绝此类交易发生的境外成本费用入账，产生纳税调整，并连带罚息罚款。因此，集团平台公司如何发挥好集团引领者角色和名义纳税人角色非常重要。平台公司在集团内部的头部功能，使其在境外业务税务统筹方面的优势地位和对外身份是任何子企业不可替代的，平台公司应从集团一体化角度积极构建起集团国际业务全球纳税筹划架构，切不可以税务责任分包条款为推脱，而招致集团整体利益受损。同时，作为合同履约实施的牵头子企业，更应该积极协调平台公司并和各参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切实体谅再分包子企业的困境，细致谋划整个项目全部参建单位的跨境货物采购关系、服务提供方式、资金流转渠道、分包人员派遣方式等，通盘进行税务筹划，确保全体单位合作共赢。 （四）使用属地化税务管理资源，提高业务处理透明度，展现依法纳税清洁形象
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主管税务机关执法尺度相比法规要求可能存在不同程度放宽。项目经理等主要管理者切不可误认为存在灰色操作空间，由此迷信财税工作必须全部从中国本部派遣财税人员，在当地国自己记账，自己报税，自己与税务机构沟通等。事实上，传统的建筑业务在各国税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税法的规定也相当翔实。个别项目管理团队以投机的心态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不当处理方式，在稽查发生后又以不当方式沟通，反而招致当地税务机关以点代面地产生偏见，甚至遭遇个别执法人员恶意敲诈。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相对多见，但是在发达国家也可能存在要求，比如以色列规定外国公司必须聘请当地人担任税务代表，尽管法律没有规定税务代表要包揽记账，但是在实践中，会计记账交给税务代表为妥。因此，综合考虑到中方人员在语言文化、财税法规、风俗习惯、人脉资源等方面相比当地人员的欠缺，结合税务机关监管心理，应尽可能雇佣当地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记账和纳税申报，即使招聘当地雇员自行记账，也应主动请当地口碑较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审意见。对于秉持诚信守法经营原则的跨国公司，外部审计确实能降低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
（五）严格管控项目部日常业务，确保过程合规，避免低级错误
依法合规是应对税务稽查的最好策略。同时，合规性的判定也会因人、因地、因时而有所变动。纳税人对法规的遵从是体现在具体的每一笔涉税业务的处理过程之中，包括选择合格的供应商、签订有效合同、取得合法票据、全面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合规的支付路径、正确的会计核算、及时申报纳税、完整保存档案和必要的内控签批程序等。大量的日常涉税业务，可能不会直接带来税费节省，但任何一个差错，无论主观是否故意，都可能会在税务稽查时发现并遭受惩罚。因此，特定国别的分公司（项目部）税务管理团队，必须针对所在国的税务环境开展深入研究，要真正搞清楚经营业务涉及的税收规定，和当地主管机关执法的裁量度，使现场税务管理与当地执法要求一致。
（六）周密安排跨境交易方式，控制价格水平
集团在通过垂直整合内部产业链提升国际业务竞争力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正是国际反避税的重点，有些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甚至不被境外税务机关认可，如内部借款。项目履约投入，从内容上可以分解为人力资源采购、货物采购、服务采购、资金借款；从生产组织方式上可以分解为切块外包、工序外包、自营生产。在投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关系，当地税务机关一般是从签约公司当地项目执行机构的角度出发进行审查判定。这些交易行为总体上又可以归纳为当地直接采购、承包商自带人员货物和服务入境、一般国际贸易采购。因此，合同履约牵头企业必须系统研究项目合同特点和各参建企业资源组织方式，谋划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采购渠道，同时尽可能回避关联交易关系。此外，无论交易关系是否具有关联性，跨境采购的价格都应保持在合理水平，尤其在当地清关公司、互联网交易平台或供应商官方询价渠道可以获得市场价格信息的情况下。当前，更多的国家都要求纳税人对关联交易业务提交《转移价格报告》，该报告的重点也是评价采购价格是否符合自由、自愿交易条件下的价格水平。
（七）直面税务稽查，全力处置稽查案件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常规管理一环，对于税务稽查人员提出的质疑，上级主管机关要冷静分析评价，切不可一闻稽查就推定现场税务管理团队不作为，而人为加剧前后方信息不对称，使企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在稽查过程中总会发生不同程度和性质的涉税争议，争议沟通的不同结果将面临金额不等的补税及罚息罚款，因此，处置税务稽查案件应始终作为企业境外税务风险管理的重点。应依托既有经营管控体系，预先构建税务稽查应对组织，纳入关键决策人员以及境内外专家资源和公关资源联系人。在等待期间，财税主管要主动梳理风险点，寻找补救措施；行政主管要主动开展适度的公关活动，与当地政府机构、中国经参处、中国商会等机构保持渠道通畅。收到稽查通知后，即刻成立前后方人员参与的专案应对小组，税务专家应常驻现场，总部宜采取原则性授权方式，给予现场团队较大的临机决断权，层层请示反而容易被对方看穿我方意图。稽查过程中，要严格依法检视并遵从法定程序，避免程序性违法；在稽查人员审查账目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要及时、慎重地答复，建立可信的互动关系。收到稽查报告后，应全面评估得失，积极抗辩，适时和解为宜。
（八）用好抗辩权利，以抗促和
始终坚持专业技术抗辩，积极主张于己有利的政策解读，不轻易放弃上诉准备，敢于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果断和解。无论税务人员持何种动机，稽查定罪必须以合法的程序所发现的违法证据为依据。在稽查过程中，要紧紧围绕执法程序的合规性、证据的有效性、法规适用的正确性、法规解读的合理性以及对比参数的适当性等展开。对专业技术抗辩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和解或惩处的代价。某非洲国家因政治内斗掀起税务稽查风暴，意在掠夺中资等经营者，在纳税审查中，采取随意调整成本费用、夸大违规性质、巨额惩罚、威胁抓人等手段压迫，大多数经营者坚持专业技术抗辩，在初次申辩被粗暴驳回的情况下，分析其阴暗动机和打击的普遍性，纷纷依法启动稽查复审、行政申诉，个别案子甚至走到司法上诉阶段。启动争端解决程序，一方面属于依法维权；另一方面可以用合法的方式以拖待变，避免因法定的程序性限制而过早地终结案件。最终，在政府间沟通和COVID-19的冲击下，当地政府颁发了提振经济新政，发布了补缴税款免除罚息罚款的和解政策。包括中资在内的大多数经营者把握机会，达成和解，依法关闭了陈年旧案，后续得以轻装前行。
（九）用好有声望的中介
在境外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各类财税中介机构和专家顾问人士，他们具有中国管理人员难以替代的优势。应当考虑聘请当地资深顾问人员参与涉税业务的沟通，但必须持有合法的经营牌照，在协议中约定清楚各自责任，确保咨询行为合规。
三、结束语
伴随着集团全球化经营更加深入地发展，税务合规性遵从的要求会更高，所面临的税务稽查风险可能会上升。因此，集团企业必须担当起集团税务风险管控者角色，按照一体化的思路，根据参与各方的职责和功能合理分配纳税责任。集团内部应当建立系统的激励制度，约束各方，确保目标利益一致性，避免因行政地位优势而转嫁自身应承担的集团税务责任，致使集团整体利益受损。接受税务稽查也是一个阶段的涉税业务税务风险关闭的标志，在案件处置过程中，应组织精干的专家资源团队积极应对。只要树立合规意识，重视系统管控、源头管控和过程管控，就能够有效降低境外业务税务稽查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苏学敏，屈克娜，邓婷.“走出去”企业常见转让定价风险及应对策略[J].国际税收，2021（7）：48-52.
[2]李爱国.新形势下境外工程项目纳税筹划管理探究[J].国际商务财会，2021（11）：90-92.
[3]朱一青.集团交易视角下的知識产权跨境交易反避税法律分析[J].税收经济研究，2016，21（5）：55-60.
[4]柯炳炎，雷文，叶潮.一起跨国集团内劳务转让定价案引发的思考[J].涉外税务，2008（6）：58-61.
【关键词】集团化；工程项目；税务稽查
【中图分类号】F812.42
中资工程承包企业践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境外工程承包业务迅速发展，涉税争议时有发生，在当地国税务风暴、税务稽查中，中资工程承包企业付出代价的消息时有所闻。中资企业承揽境外工程项目，一般都是采取集团化或抱团协作的组织方式。由于平台化组织方式和大量使用中国资源模式等因素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较多涉税风险。境外稅务机关监管方式普遍以事后稽查为主，稽查并非年年有，稽查间隔时间一般也比较长，一旦稽查判定违法，面临的罚款罚息数额相比事前审查要高出很多。因此，在给予企业市场经营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违法成本，迫使企业积极主动遵从税收法规。
一、境外税务稽查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第一责任人对境外税收风险关注不够
企业主要领导没有真正重视境外税务风险防控，既有其自身境外从业经历缺少的主管因素，客观也存在由于较长时间以来境外工程承包主要发生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且大多数项目享有当地税收优惠政策，加之当地税务监管相对落后，使部分企业管理者对国际税务风险估计不足。
（二）未深入调研项目所在国税务环境
疏于了解项目所在国税收政策、海关规定、地方规定。国际项目履约施工组织方式复杂，存在大量的人、财、物跨境流动，供应商资源跨国整合，分包方式多样化等特点，过程管控本身难度很大，涉税环节多，空间分布广泛，业务持续时间长，税务风险点多，如果对当地税务政策不了解，税务环境不熟悉，就很容易发生税务违规行为。
（三）国际经验缺乏
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较短，相当一部分企业“走出去”是出于从众心理，中高端国际管理人才缺乏，还没有全面完成适应跨国经营管控要求的体制机制转型，思维意识、行为方式还带着较浓厚的国内传统习惯。
（四）相关方纳税义务约定不同
参与项目实施企业税务责任分配不同，导致动机不同，主动管控税务合规性的共识难以真正贯彻，组织保障一体化不够，现场团队临机处置权限较小。
（五）项目团队能力弱，现场人员专业水平不够
个别项目部本身管理混乱，内控失效，项目管理团队依法纳税意识淡薄，甚至存在投机心理。现场项目部缺少专业能力强、沟通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在与当地税务主管机关和税务咨询的沟通上存在方式方法欠妥，良性互动不足，甚至诱发被不良人员恶意敲诈的问题。
（六）总部管控不够精准
国内总部在整合技术资源服务支持现场方面存在欠缺，介入现场管控深度把握不当，受前后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影响，要么总部遥控过死，现场事事汇报，等待指令错失弥补良机；要么不管不问，充分“放手”，事发则对项目部重责严批。
（七）未建立专项激励制度
绩效评价忽视税收管理的价值创造功能，对税务管理团队专项激励缺失，税务管理团队在面临陌生的境外税务环境和较大的涉税风险时主动担当化解风险意愿不强。
二、防范境外税务稽查风险的主要措施
（一）领导重视，强化现场管控
中资工程承包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较短，参与国际业务的集团下属施工子企业主要管理者的从业经历主要在中国，缺少境外项目现场经营管控的深刻体验。在中资企业内部普遍采取总部高度集权的管控方式下，业务管控系统几乎都以适应国内经营环境为导向。这就使企业对国际业务的管控方式容易流于以国内经验套用境外场景，使经验评估为“简单”的事情最终演变得非常“不简单”。因此，境外税务风险防控必须获得各级主要领导的重视，只有领导重视才可能较快提升国际税务风险管控能力。同时，还需要将税务风险防控重心前移，真正把当地国作为境外税务风险防范的主战场，必须给现场项目部配备精干力量，确保现场获取的信息可靠和各项筹划方案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二）系统组织，责任明确，抓住关键人员
项目履约涉税业务同属于项目部和企业众多专业管理系统，防范税务风险，必须在突出财税系统的牵头作用的前提下，采取系统性的组织方法。纵向上要贯穿集团相关参建企业各层级，横向上打通同层级相关业务系统涉税业务的信息沟通，所有的涉税信息最终都要汇总到财税部门。在全面分析涉税业务管理流程和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按照专业业务高度相关原则，将业务涉税管控责任全面分解到相关业务系统和具体部门。压实相关专业主体责任，抓住专业系统负责人，特别应明确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境外项目经理作为本企业和项目部税务风险管理第一责任人，应把境外单位总会和财务部负责人确定为具体执行责任人。采取经济手段，把当地税费缴纳限额目标纳入项目经营责任制，设立税收筹划专项奖励制度激励集团内部相关参与人员的工作主动性。最终，在集团内部构建起以遵从当地税务合规为导向，责任人明确、税费缴纳限额目标管理、网络化闭合的境外税务风险管控体系。
（三）对外签约人不虚位，履约牵头子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协调各方一致对外
在集团品牌统一管控策略下，对外合同签约人一般为集团国际业务营销平台公司，而合同实际履约则由平台公司分包给集团内一家子企业，并由牵头企业以再分包方式联合多家内部子企业共同执行。各参与子企业之间通过集团内部分包协议划分工作范围和权责，包括分配境外税务责任，通常集团平台公司不承担境外税费支出，同时约定各方在境外均以集团平台公司名义开展项目项下履约工作。当地税务机关检查平台公司境外项目执行机构涉税行为时，对以境外项目执行机构名义发生的交易要求满足发票流、货物流、资金流、人员流一致，包括穿透审查与境外供应商包括中国总部的交易关系满足其一致性要求。过往，大多数项目在组织跨境交易时没有完全解决子企业或子企业引入的专业分包商交易关系一致性问题，从而导致境外税务机关拒绝此类交易发生的境外成本费用入账，产生纳税调整，并连带罚息罚款。因此，集团平台公司如何发挥好集团引领者角色和名义纳税人角色非常重要。平台公司在集团内部的头部功能，使其在境外业务税务统筹方面的优势地位和对外身份是任何子企业不可替代的，平台公司应从集团一体化角度积极构建起集团国际业务全球纳税筹划架构，切不可以税务责任分包条款为推脱，而招致集团整体利益受损。同时，作为合同履约实施的牵头子企业，更应该积极协调平台公司并和各参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切实体谅再分包子企业的困境，细致谋划整个项目全部参建单位的跨境货物采购关系、服务提供方式、资金流转渠道、分包人员派遣方式等，通盘进行税务筹划，确保全体单位合作共赢。 （四）使用属地化税务管理资源，提高业务处理透明度，展现依法纳税清洁形象
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主管税务机关执法尺度相比法规要求可能存在不同程度放宽。项目经理等主要管理者切不可误认为存在灰色操作空间，由此迷信财税工作必须全部从中国本部派遣财税人员，在当地国自己记账，自己报税，自己与税务机构沟通等。事实上，传统的建筑业务在各国税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税法的规定也相当翔实。个别项目管理团队以投机的心态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不当处理方式，在稽查发生后又以不当方式沟通，反而招致当地税务机关以点代面地产生偏见，甚至遭遇个别执法人员恶意敲诈。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相对多见，但是在发达国家也可能存在要求，比如以色列规定外国公司必须聘请当地人担任税务代表，尽管法律没有规定税务代表要包揽记账，但是在实践中，会计记账交给税务代表为妥。因此，综合考虑到中方人员在语言文化、财税法规、风俗习惯、人脉资源等方面相比当地人员的欠缺，结合税务机关监管心理，应尽可能雇佣当地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记账和纳税申报，即使招聘当地雇员自行记账，也应主动请当地口碑较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审意见。对于秉持诚信守法经营原则的跨国公司，外部审计确实能降低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
（五）严格管控项目部日常业务，确保过程合规，避免低级错误
依法合规是应对税务稽查的最好策略。同时，合规性的判定也会因人、因地、因时而有所变动。纳税人对法规的遵从是体现在具体的每一笔涉税业务的处理过程之中，包括选择合格的供应商、签订有效合同、取得合法票据、全面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合规的支付路径、正确的会计核算、及时申报纳税、完整保存档案和必要的内控签批程序等。大量的日常涉税业务，可能不会直接带来税费节省，但任何一个差错，无论主观是否故意，都可能会在税务稽查时发现并遭受惩罚。因此，特定国别的分公司（项目部）税务管理团队，必须针对所在国的税务环境开展深入研究，要真正搞清楚经营业务涉及的税收规定，和当地主管机关执法的裁量度，使现场税务管理与当地执法要求一致。
（六）周密安排跨境交易方式，控制价格水平
集团在通过垂直整合内部产业链提升国际业务竞争力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正是国际反避税的重点，有些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甚至不被境外税务机关认可，如内部借款。项目履约投入，从内容上可以分解为人力资源采购、货物采购、服务采购、资金借款；从生产组织方式上可以分解为切块外包、工序外包、自营生产。在投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关系，当地税务机关一般是从签约公司当地项目执行机构的角度出发进行审查判定。这些交易行为总体上又可以归纳为当地直接采购、承包商自带人员货物和服务入境、一般国际贸易采购。因此，合同履约牵头企业必须系统研究项目合同特点和各参建企业资源组织方式，谋划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采购渠道，同时尽可能回避关联交易关系。此外，无论交易关系是否具有关联性，跨境采购的价格都应保持在合理水平，尤其在当地清关公司、互联网交易平台或供应商官方询价渠道可以获得市场价格信息的情况下。当前，更多的国家都要求纳税人对关联交易业务提交《转移价格报告》，该报告的重点也是评价采购价格是否符合自由、自愿交易条件下的价格水平。
（七）直面税务稽查，全力处置稽查案件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常规管理一环，对于税务稽查人员提出的质疑，上级主管机关要冷静分析评价，切不可一闻稽查就推定现场税务管理团队不作为，而人为加剧前后方信息不对称，使企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在稽查过程中总会发生不同程度和性质的涉税争议，争议沟通的不同结果将面临金额不等的补税及罚息罚款，因此，处置税务稽查案件应始终作为企业境外税务风险管理的重点。应依托既有经营管控体系，预先构建税务稽查应对组织，纳入关键决策人员以及境内外专家资源和公关资源联系人。在等待期间，财税主管要主动梳理风险点，寻找补救措施；行政主管要主动开展适度的公关活动，与当地政府机构、中国经参处、中国商会等机构保持渠道通畅。收到稽查通知后，即刻成立前后方人员参与的专案应对小组，税务专家应常驻现场，总部宜采取原则性授权方式，给予现场团队较大的临机决断权，层层请示反而容易被对方看穿我方意图。稽查过程中，要严格依法检视并遵从法定程序，避免程序性违法；在稽查人员审查账目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要及时、慎重地答复，建立可信的互动关系。收到稽查报告后，应全面评估得失，积极抗辩，适时和解为宜。
（八）用好抗辩权利，以抗促和
始终坚持专业技术抗辩，积极主张于己有利的政策解读，不轻易放弃上诉准备，敢于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果断和解。无论税务人员持何种动机，稽查定罪必须以合法的程序所发现的违法证据为依据。在稽查过程中，要紧紧围绕执法程序的合规性、证据的有效性、法规适用的正确性、法规解读的合理性以及对比参数的适当性等展开。对专业技术抗辩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和解或惩处的代价。某非洲国家因政治内斗掀起税务稽查风暴，意在掠夺中资等经营者，在纳税审查中，采取随意调整成本费用、夸大违规性质、巨额惩罚、威胁抓人等手段压迫，大多数经营者坚持专业技术抗辩，在初次申辩被粗暴驳回的情况下，分析其阴暗动机和打击的普遍性，纷纷依法启动稽查复审、行政申诉，个别案子甚至走到司法上诉阶段。启动争端解决程序，一方面属于依法维权；另一方面可以用合法的方式以拖待变，避免因法定的程序性限制而过早地终结案件。最终，在政府间沟通和COVID-19的冲击下，当地政府颁发了提振经济新政，发布了补缴税款免除罚息罚款的和解政策。包括中资在内的大多数经营者把握机会，达成和解，依法关闭了陈年旧案，后续得以轻装前行。
（九）用好有声望的中介
在境外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各类财税中介机构和专家顾问人士，他们具有中国管理人员难以替代的优势。应当考虑聘请当地资深顾问人员参与涉税业务的沟通，但必须持有合法的经营牌照，在协议中约定清楚各自责任，确保咨询行为合规。
三、结束语
伴随着集团全球化经营更加深入地发展，税务合规性遵从的要求会更高，所面临的税务稽查风险可能会上升。因此，集团企业必须担当起集团税务风险管控者角色，按照一体化的思路，根据参与各方的职责和功能合理分配纳税责任。集团内部应当建立系统的激励制度，约束各方，确保目标利益一致性，避免因行政地位优势而转嫁自身应承担的集团税务责任，致使集团整体利益受损。接受税务稽查也是一个阶段的涉税业务税务风险关闭的标志，在案件处置过程中，应组织精干的专家资源团队积极应对。只要树立合规意识，重视系统管控、源头管控和过程管控，就能够有效降低境外业务税务稽查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苏学敏，屈克娜，邓婷.“走出去”企业常见转让定价风险及应对策略[J].国际税收，2021（7）：48-52.
[2]李爱国.新形势下境外工程项目纳税筹划管理探究[J].国际商务财会，2021（11）：90-92.
[3]朱一青.集团交易视角下的知識产权跨境交易反避税法律分析[J].税收经济研究，2016，21（5）：55-60.
[4]柯炳炎，雷文，叶潮.一起跨国集团内劳务转让定价案引发的思考[J].涉外税务，2008（6）：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