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说过自己不愿意谈坏书，然而也有人，比如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批评家的首要职责是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做出判断。在你看来，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否履行了批评的功能？
　　李敬泽：批评的重要功能是判断，是激浊扬清。当我们在对话和争辩中，通过激浊扬清使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浮出水面，确认下来，我们才算是尽到了批评的责任。激浊固然不易，扬清也绝不容易，这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动作，在好的批评家那里，这是一个动作。
　　哈罗德·布鲁姆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是个有力的扬清者，他写了《西方正典》，捍卫了人文主义传统，同时批判和抵制了后现代“政治正确”“憎恨学派”的虚无主义趣味。
　　南都：你说过“现代汉语的重心从来不是文雅，而是尖刻、愤怒、铺张扬厉或者嬉皮笑脸等”，为什么会形成此种奇特的语言趣味？
　　李敬泽：现在就更是这样了，在网络空间中，我们都发现很难好好说话，必须表情丰富，把自己变成一个表情包。这一定会影响汉语的品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开启了汉语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从那时起，文雅就不是主流了。在这个过程中，审美的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忘了我是在什么上下文里说这个话了，但是我想，文雅很好，但文雅肯定不是文学性的唯一标准。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
　　南都：你是一個“理想读者”吗？
　　李敬泽：自从我出了一本《致理想读者》，总有人问这个问题。好吧我就说我是吧，反正也没有诺贝尔读者奖。现在读当代文学作品是我的工作，工作之余，我会读各种各样的史书，比如最近读得多的是草原史、中亚史、日本史和阿拉伯史。也不是做什么学问，是当小说读。（南方都市报供稿，黄茜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