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在得知孟宪实先生的《唐高宗的真相》即将出版时，窃意并不以为然。我暗中思忖，唐高宗，大唐帝国的第三位皇帝，论帝统，他既非创业垂统的开国之君，又不是拨乱反正的中兴之主，更不是唐帝国鼎盛辉煌的直接缔造者。论帝功，他之前有其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一代明君的事功，唐高宗自然难与相提并论。他身后又有女皇武则天。当政女主的横空出世，使他的帝业不禁黯然失色。更何况，唐帝国后世还有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更难与比肩。那么，唐高宗身上，究竟还有哪些后世不曾明白的“真相”？但读罢此书后，前面的疑惑，居然豁然开朗了。
　　孟先生对于唐高宗历史真相的讲述，重点不是“纠偏”，而是“重建”。这种写法，显然是为了适应电视传媒的话语方式。专家讲史，不同于外行看热闹式的说书，尽管最终的呈现结果都是一个历史“故事”。作者努力要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表述出来，但是因为受这样一种话语方式的局限，不能不在内容的取舍上向“传播”的需要倾斜，对考证、讨论的过程加以简化或省略。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便利的，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往往却是富有挑战性。在个人业已形成的写作经验中，将原本思辨性很强、极富考证色彩的工作转变为“常识”来讲述，这一过程对讲述者来说应是极端辛苦甚至痛苦的。完成这一工作，实际上必须要大大简化破谜的过程，但同时是把破解的谜面讲得热火朝天。就此而言，作者破解唐高宗的真相是成功的，他把还原之后的历史故事直接地讲述给读者。
　　在这样一个辛苦而又幸福的讲述过程中，作者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地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破谜过程。他在解释人们以往对唐高宗的误读时，把历史记载中对唐高宗的所谓“弱智化”与对武则天的“妖魔化”联系起来考察。他说，是旧史中“为了妖魔化武则天，不得不把高宗写得很弱智”；而“妖魔化武则天，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借鉴史学的需要”。作者还说，旧史中对武则天的妖魔化，是“唐史上最大的一个黑幕”。看来，作者似乎不甘心就那样简单地把还原真相的成品供给读者了事，而是试图在探索真相还原背后的东西，至少是想要说明唐高宗形象何以被后世千年歪曲的缘由。这说明，其实作者自己并不满足于对谜面的描绘，他是还想要描绘破谜的过程。本书所附录的《公主之死——妖魔化武则天事件之一》的长文，就显示了作者的这一心迹。不唯如此，书中对于唐高宗和长孙无忌甥舅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君臣之间的二元政治结构来分析，把唐太宗的托孤区分为长孙无忌和李两条线，把唐高宗亲政后处理与贞观顾命大臣的关系时所做的心理分析等等，也均显示出作者的这一旨趣。
　　对于唐高宗的总体评价,书中有两句话：第一句是“带领唐朝，全面发展”，第二句是“高宗培养了武则天”。作者肯定武则天是成功的，同时指出武则天成功背后离不开唐高宗，是唐高宗为她的成功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读者自然不一定会认同这两句话，但在重新解读一个时代或者从其中的某个角度证明一个时代时，把唐高宗这位君王的前世今生做纵横通观的描绘，一定不失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方式。
　　话说至此，我也就更有理由坚信，围绕在唐高宗生前死后的历史谜团，一定还有很多未能破解。那么，帝王研究中不是还有没有真相可以破解，而是仍有许多的真相等待我们去破解。只是未必可知哪一条破解的途径更佳、最佳。正如登山千条径，同仰一日高。我一直以为，历史研究绝对不应该是依靠翻案取得真相的。尽管“翻案”文章对于阅读历史的人来说，绝对具有不尽的吸引力。事实上，对于研究者来说，翻案往往也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翻案往往是重新摹写历史本真的捷径，同样的道理，这样的做法也往往费力不讨好。再说一句略显悲观的话，有时候，对于帝王与宫廷研究的深入，却可能会离本来的“真相”越来越远。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悲哀，却是爱好者阅读历史的幸事。因为，后世编织出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悲欢离合，无论怎么样都会是人们最佳的阅读之一。
　　（《唐高宗的真相》，孟宪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八年四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