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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
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低调远行的俱乐部
有人说《比较》是一个“知者远行的低调俱乐部”。低调归低调，《比较》显然不是无为而治，否则，就不会每一期上都有那么多精彩文章了——确实很多，比如诺斯自认他所写过的最好的论文《宪政和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科尔奈教授总结其治学的《制度范式》，斯蒂格利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信息经济学与制度范式》，刘遵义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论文，等等。
那么，这个“低调远行”的俱乐部的凝聚力何在呢？
主编吴敬琏先生已经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比较》第四辑）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劈头就问：“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
他在文中回顾了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和立足于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基础上的“整体推进”改革的经验教训，指出“纵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对经济学家分门别类，一类是穆勒以前的，叫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书里的东西基本上扬弃完了，精华全都在《资本论》里；另外一类，是穆勒以后的，叫庸俗经济学家，他们个个都致力于“辩护”。既然约翰•穆勒以前的经济学都是通往马克思的桥梁，而以后的经济学大都是庸俗的，是“供研究和批判用的经济学说”，经济学的那些巨作也就少有人读了。
這样戴着眼镜看经济学的恶果，一方面是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内容长期停留在古典经济学阶段，成为绝大部分经济学系的学生基本训练；另外一方面，虽然经济学成了各专业的必修课，却是作为政治课来上，大部分人对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严重低估。
在国际上，经济学被称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来说，而对比于中国，毋宁是一种辛辣的讽刺。有鉴于此，吴敬琏先生才力辩现代经济学的价值，建言“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评论和推动中国改革。
遥远的回响
在吴敬琏先生的这篇文章中，说到“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这“新一轮改革”，一定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了。那么，“新一轮改革”要面对什么问题呢？我想，这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可我又禁不住猜想《比较》群体的可能回答。我冒昧地想，答案大约是“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为这是通往“共同富裕”理想的必经之路。如果这个答案正确，就不能不说钱颖一教授的《政府与法治》（第五辑）。
钱颖一教授是比较制度分析这一经济学新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比较》杂志的编委。在这篇论文中，钱教授根据对经济主体（经济人和政府）行为的不同假设，将经济学研究分为三个大类，一类倾向于假设经济人的行为良善，而政府则有潜在不良倾向，从此得出新自由主义的结论；一类倾向于把市场中的经济人看作有潜在不良倾向，而政府则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因而得出强调政府干预的结论；最后一类，也是钱教授所主张的，是把政府和市场中的经济人都看作自利的主体，认为二者都要置于法律之下加以约束，从而得出政府与市场主体都应在法律之下的结论。
无论《比较》这个“低调远行的俱乐部”是否认同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任务的判断，我想钱颖一教授的这两篇文章都非常重要。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题材是什么？似乎相当不明确，局面显得零乱而不成系统。这样经济学家是很难就重大的问题达成共识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可能问得不正确——要知道，当年亚当•斯密的那一套学说是作为法理学原则而提出的，他所主张的政府职能中有一项，就是“制订公正的法例、规则，设置惩罚违反这些法例、规则行为的执法机构……。”他说“大不列颠的法律赋予每一个人以享有他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安全，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任何国家繁荣”，而“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当年斯密为经济学研究确立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个是“富国裕民”。《国富论》很好地结合了两个方面的旨趣，再难找到比它更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了，也再难发现比它更成功的劝说了，所以，斯密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当吴敬琏先生或是《比较》杂志倡言用现代经济学的灯光照亮中国改革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心中必定也有一个尺度：作为公民，有责任就改革中的重大政策问题贡献意见；作为经济学家，其意见应当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的志趣、他们的努力，难道不能看作是斯密的遥远回响？（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
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低调远行的俱乐部
有人说《比较》是一个“知者远行的低调俱乐部”。低调归低调，《比较》显然不是无为而治，否则，就不会每一期上都有那么多精彩文章了——确实很多，比如诺斯自认他所写过的最好的论文《宪政和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科尔奈教授总结其治学的《制度范式》，斯蒂格利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信息经济学与制度范式》，刘遵义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论文，等等。
那么，这个“低调远行”的俱乐部的凝聚力何在呢？
主编吴敬琏先生已经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比较》第四辑）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劈头就问：“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
他在文中回顾了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和立足于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基础上的“整体推进”改革的经验教训，指出“纵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对经济学家分门别类，一类是穆勒以前的，叫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书里的东西基本上扬弃完了，精华全都在《资本论》里；另外一类，是穆勒以后的，叫庸俗经济学家，他们个个都致力于“辩护”。既然约翰•穆勒以前的经济学都是通往马克思的桥梁，而以后的经济学大都是庸俗的，是“供研究和批判用的经济学说”，经济学的那些巨作也就少有人读了。
這样戴着眼镜看经济学的恶果，一方面是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内容长期停留在古典经济学阶段，成为绝大部分经济学系的学生基本训练；另外一方面，虽然经济学成了各专业的必修课，却是作为政治课来上，大部分人对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严重低估。
在国际上，经济学被称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来说，而对比于中国，毋宁是一种辛辣的讽刺。有鉴于此，吴敬琏先生才力辩现代经济学的价值，建言“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评论和推动中国改革。
遥远的回响
在吴敬琏先生的这篇文章中，说到“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这“新一轮改革”，一定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了。那么，“新一轮改革”要面对什么问题呢？我想，这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可我又禁不住猜想《比较》群体的可能回答。我冒昧地想，答案大约是“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为这是通往“共同富裕”理想的必经之路。如果这个答案正确，就不能不说钱颖一教授的《政府与法治》（第五辑）。
钱颖一教授是比较制度分析这一经济学新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比较》杂志的编委。在这篇论文中，钱教授根据对经济主体（经济人和政府）行为的不同假设，将经济学研究分为三个大类，一类倾向于假设经济人的行为良善，而政府则有潜在不良倾向，从此得出新自由主义的结论；一类倾向于把市场中的经济人看作有潜在不良倾向，而政府则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因而得出强调政府干预的结论；最后一类，也是钱教授所主张的，是把政府和市场中的经济人都看作自利的主体，认为二者都要置于法律之下加以约束，从而得出政府与市场主体都应在法律之下的结论。
无论《比较》这个“低调远行的俱乐部”是否认同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任务的判断，我想钱颖一教授的这两篇文章都非常重要。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题材是什么？似乎相当不明确，局面显得零乱而不成系统。这样经济学家是很难就重大的问题达成共识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可能问得不正确——要知道，当年亚当•斯密的那一套学说是作为法理学原则而提出的，他所主张的政府职能中有一项，就是“制订公正的法例、规则，设置惩罚违反这些法例、规则行为的执法机构……。”他说“大不列颠的法律赋予每一个人以享有他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安全，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任何国家繁荣”，而“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当年斯密为经济学研究确立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个是“富国裕民”。《国富论》很好地结合了两个方面的旨趣，再难找到比它更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了，也再难发现比它更成功的劝说了，所以，斯密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当吴敬琏先生或是《比较》杂志倡言用现代经济学的灯光照亮中国改革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心中必定也有一个尺度：作为公民，有责任就改革中的重大政策问题贡献意见；作为经济学家，其意见应当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的志趣、他们的努力，难道不能看作是斯密的遥远回响？（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