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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银行
有人说，透过建筑看岁月才最为透彻。因为建筑里那纵横交错、百转千回的历史脉络，即使退去了时代的光环，却依旧清晰地讲述着发展与变迁。在沈阳站前的中华路上，就静静伫立着这样一栋颇有故事的建筑。
暗灰色调的楼体，砖石结构，立面造型为古典三段式，对称构图，中部有4组8根粗壮的爱奥尼克罗马柱，远看颇有列队士兵般的威风凛凛。两侧的墙面和矩形窗按竖向均匀切割，墙面有水平凹槽，顶端饰有细致的图案，整栋建筑呈现的欧式风格令过往的人们眼前一亮。
楼顶，一块银灰色印有“中国工商银行”的牌匾传递着现代生活的商业符号，但墙体上的铜牌金字则默默地诉说着鲜为人知的岁月过往。
作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就是志城银行旧址，中华路118号，一方鲜活的红色基地。目前，该建筑由中国工商银行南站支行（以下简称南站支行）使用，只要在营业时间内，随时都可以推开厚重的红棕色雕花大门，走进这略带神秘色彩的历史空间：一个没有阻断、两层楼高的宽敞大厅映入眼帘，妩媚的日光穿过彩色镂空琉璃天顶，透过二层的墙体位置的超大尺寸玻璃窗，洒向地面，烘托得一室温暖。
“建筑分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总面积3300平方米。建筑地下金库和地上两层主楼部分建于1912年，后起的二层于1932年竣工，为日本人所建。沈阳解放后又接建了第三层，因细节上融合了其他的建筑风格，所以第三层看起来略显不同。”南站支行行长施阳介绍，近年来，建筑除一楼营业厅在1999年装修过一次外，主楼其他楼层和结构均没有发生改变。
在一层和二层的墙体间，还有一圈由石膏雕刻的立体图腾。仔细辨认，葡萄、苹果等日常水果跃然墙上，栩栩如生。目前，南站支行只使用了建筑的第一层，二层、三层及地下金库因年久失修，已经无法正常使用，只能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
岁月的流淌，虽然模糊了记忆，但却令建筑更添一层历史的意境。尘封的往事就像从天而降的沙沙春雨，落在渴望了解它的人的脸庞上，给过往蒙上了诗意。
就在不久前，施阳在银行第三层一间闲置已久的仓库里，找到了两个木条钉成的木箱子，里面装着百年前志城银行的票据和账本记录。有关志城银行的前世今生，也随着这些资料的汇聚，丰满立体起来：
志城银行最初创办要从1828年（清朝道光八年）说起。那年，山西太谷县曹家先后在沈阳开设了5家钱庄，办理以汇兑为主的存、放、汇业务。由于资本雄厚、信誉良好，在沈阳颇有名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许多工商企业破产停业，金融业出现危机，放款收不回来，存款无力支付，债权债务纠纷严重，5家钱庄处于半停业状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快速沦陷。为全面统治东北的政治、经济，侵略者以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4家银行为基础，组建了伪满中央银行，在强占了东北全部公办金融资产以后，又将手伸向了民营金融资产——同年11月，伪满政府颁布《私营银行法》，对开办私营钱庄或私人银行提出了新的规定，票号必须达到40万才能继续营业，这远远超出了单家票号或钱庄的自有资本，无异于“合法”剥夺了长期经营的银号和钱庄的经营资格，一时间，东北掀起金融巨浪，几乎所有的票号钱庄都要停业整顿。
眼看着无法生存下去，由晋商曹家控股的5家钱庄的老板，找到了当时沈阳金融圈里小有名气的奉天“贷业同业公会”主席巩天民，商定将5家钱庄合并，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渗透。那时，他们并不知晓巩天民的另一个身份。
在巩天民巧妙的周旋和交涉下，1935年2月1日，志城银行成立，名字是取“众志成城”之意。总行设在当时的大北关火神庙胡同（今朝阳街25号一带），并设立3处支行，资本额为20万元伪币。董事长为曹章甫，巩天民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由于良好的稳健性，志城银行深受老百姓信赖，原定5年还清的债务，仅用一年就还清了。
“成立之初，志城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经营各种存放款、贴现、押汇、汇兑等业务。1941年10月22日行址迁至奉天大北门里，即现在的中华路118号。抗战胜利后，志城银行在沈阳市内设南市、和平、大北门、铁西4个分行，经办私人工商业存放款等业务。”施阳说。
饮一杯苦水
别看志城银行表面上是一家金融企业，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已深深烙上了红色印记。而串联这条红色脉络的，正是巩天民。
1900年8月10日，巩天民出生在河北省临榆县（今秦皇岛市）一耕农家庭，他的家乡榆关（即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端的重要关隘。巩天民家中有个表亲叫纪瑞卿，当时在奉天东三省官银号当库官。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接收了东三省官银号。同一年，为了谋生，巩天民来到奉天，先到表亲纪瑞卿所在的银号内部学习3年，1918年满徒后，便调到外面做工商业放款任务，一干就是5年。
这段闯关东进入奉天银号当学徒的经历，不仅让巩天民暂时摆脱了生活的困顿，也为日后的抗日救国埋下重要伏笔。
“1921年，祖父因工作关系成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以下简称奉会）。当时，张学良、郭松龄等军政要员属于特约会员。”笔者落笔前有幸结识了鞏天民的孙子巩辛，也因此得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与资料，比如巩天民加入的奉会，在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它并不是一处单纯的宗教场所。奉会创立于1914年3月，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团员，成立了中共奉天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为中共在奉天建立党、团组织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31年，奉会实际上已成为东北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基地，并有效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
在加入的第一年，巩天民结识了阎宝航、刘仲民等辽沈地区较早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起先，巩天民与另外两个同在银行工作的青年何松亭和高子升组成了“三一堂”小组，后来又加入了阎宝航组织的“星期三会”，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反帝爱国宣传活动。这些早期的活动，都使巩天民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派北京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任国桢由此认识了祖父。”巩辛说，8月末，任国桢成立了中共奉天第一个党支部——奉天市支部并任书记，巩天民有幸成为沈阳建立中共党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
1931年，巩天民举家迁至沈阳，本想过上团圆安定的生活，不料两个多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那段时间，祖父常到盛京施医院的刘仲明家聚会，每次聚会时大家都会各饮一杯苦水，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后来，这9位志同道合、抱定留下来斗争的爱国志士组成了沈阳抗日爱国小组。
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了解九一八事变因由，得知消息的巩天民等人在刘仲明家多次召开会议，欲揭发侵略者暴行，要揭露其编造的“成立伪满洲国是东北人民的意愿”等谎言。巩天民的妻子是山海关竞贞女子中学教员，不仅会弹琴还会说英文，每次开会她便和其他夫人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唱歌，通过不同的乐律给巩天民等人站岗放哨。
伴着悠扬的琴声歌声，爱国小组将搜集到的侵略罪证译成英文装订成册，装在绣着“真实”字样的蓝色包裹里，辗转送到国联调查团。也正是凭借这些证据，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定了性。因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参与编纂“真相”的9名爱国志士也被人们誉为“九君子”。
红色堡垒
1935年，“九君子”先后被捕。在被关押了49天后，巩天民经朋友保释得以走出牢狱。此次遭遇让巩天民意识到：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必须得有一个显赫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志城银行入了股，并担任了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
也正是有着这层渊源，志城银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日伪统治区最早控制的一家民族资本股份制银行，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为共产主义信仰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壮丽诗篇。
“虽然它不是为了开展地下革命而建，但在巩天民的安排下，张为先、丁宜等多名中共东北情报站主要成员进入志城银行任职，这些共产党员利用志城银行这個平台，开展秘密情报工作，收集了大量日伪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实际上志城银行是中共晋察冀驻东北的一个秘密情报站，也是东北存留时间最长、隐蔽最深的情报站。”施阳说，从1937年10月起，巩天民将情报交给张为先，由他转给何松亭，何松亭再直报中共中央社会部。
除了传递重要情报，巩天民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志城银行的运钞车等有利条件，还为党做了大量掩护和转送工作。“比如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药品，且这些药品又大多在黑市上流通。志城银行便利用金融机构的背景，通过一些合理合法的交换，获取这些极其重要的军事物资，再以特定的渠道转送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手里。”巩辛说。
惊心动魄的谍战，让这座古老建筑生动而鲜活。
10年间，志城银行成为抗击日伪金融掠夺的红色堡垒，在那段特殊的黑暗岁月，为沈阳甚至东北的金融平台、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后来，这里被人们称为沈阳闹市街头的谍战纪念碑，在与敌人的暗战中，志城银行似一把看不见的利剑，直插敌人要害。
1950年10月，志城银行与东北银行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1955年，志城银行正式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成为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储蓄部。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来，接管了志城银行旧址为今天的工行沈阳南站支行。
巩天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巩天民被选为辽宁省副省长，分管交通和金融等方面工作，但巩天民共产党员的身份却始终没有公开。
“当时从党中央到地方，很多人都称祖父为‘天老’，但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巩辛回忆，秘密的公开源于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卷，该卷把巩天民的传记收入其中。1984年7月，中共辽宁省委根据巩天民生前要求，经过调查，做出了恢复巩天民共产党员党籍的决定。
有人说，透过建筑看岁月才最为透彻。因为建筑里那纵横交错、百转千回的历史脉络，即使退去了时代的光环，却依旧清晰地讲述着发展与变迁。在沈阳站前的中华路上，就静静伫立着这样一栋颇有故事的建筑。
暗灰色调的楼体，砖石结构，立面造型为古典三段式，对称构图，中部有4组8根粗壮的爱奥尼克罗马柱，远看颇有列队士兵般的威风凛凛。两侧的墙面和矩形窗按竖向均匀切割，墙面有水平凹槽，顶端饰有细致的图案，整栋建筑呈现的欧式风格令过往的人们眼前一亮。
楼顶，一块银灰色印有“中国工商银行”的牌匾传递着现代生活的商业符号，但墙体上的铜牌金字则默默地诉说着鲜为人知的岁月过往。
作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就是志城银行旧址，中华路118号，一方鲜活的红色基地。目前，该建筑由中国工商银行南站支行（以下简称南站支行）使用，只要在营业时间内，随时都可以推开厚重的红棕色雕花大门，走进这略带神秘色彩的历史空间：一个没有阻断、两层楼高的宽敞大厅映入眼帘，妩媚的日光穿过彩色镂空琉璃天顶，透过二层的墙体位置的超大尺寸玻璃窗，洒向地面，烘托得一室温暖。
“建筑分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总面积3300平方米。建筑地下金库和地上两层主楼部分建于1912年，后起的二层于1932年竣工，为日本人所建。沈阳解放后又接建了第三层，因细节上融合了其他的建筑风格，所以第三层看起来略显不同。”南站支行行长施阳介绍，近年来，建筑除一楼营业厅在1999年装修过一次外，主楼其他楼层和结构均没有发生改变。
在一层和二层的墙体间，还有一圈由石膏雕刻的立体图腾。仔细辨认，葡萄、苹果等日常水果跃然墙上，栩栩如生。目前，南站支行只使用了建筑的第一层，二层、三层及地下金库因年久失修，已经无法正常使用，只能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
岁月的流淌，虽然模糊了记忆，但却令建筑更添一层历史的意境。尘封的往事就像从天而降的沙沙春雨，落在渴望了解它的人的脸庞上，给过往蒙上了诗意。
就在不久前，施阳在银行第三层一间闲置已久的仓库里，找到了两个木条钉成的木箱子，里面装着百年前志城银行的票据和账本记录。有关志城银行的前世今生，也随着这些资料的汇聚，丰满立体起来：
志城银行最初创办要从1828年（清朝道光八年）说起。那年，山西太谷县曹家先后在沈阳开设了5家钱庄，办理以汇兑为主的存、放、汇业务。由于资本雄厚、信誉良好，在沈阳颇有名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许多工商企业破产停业，金融业出现危机，放款收不回来，存款无力支付，债权债务纠纷严重，5家钱庄处于半停业状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快速沦陷。为全面统治东北的政治、经济，侵略者以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4家银行为基础，组建了伪满中央银行，在强占了东北全部公办金融资产以后，又将手伸向了民营金融资产——同年11月，伪满政府颁布《私营银行法》，对开办私营钱庄或私人银行提出了新的规定，票号必须达到40万才能继续营业，这远远超出了单家票号或钱庄的自有资本，无异于“合法”剥夺了长期经营的银号和钱庄的经营资格，一时间，东北掀起金融巨浪，几乎所有的票号钱庄都要停业整顿。
眼看着无法生存下去，由晋商曹家控股的5家钱庄的老板，找到了当时沈阳金融圈里小有名气的奉天“贷业同业公会”主席巩天民，商定将5家钱庄合并，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渗透。那时，他们并不知晓巩天民的另一个身份。
在巩天民巧妙的周旋和交涉下，1935年2月1日，志城银行成立，名字是取“众志成城”之意。总行设在当时的大北关火神庙胡同（今朝阳街25号一带），并设立3处支行，资本额为20万元伪币。董事长为曹章甫，巩天民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由于良好的稳健性，志城银行深受老百姓信赖，原定5年还清的债务，仅用一年就还清了。
“成立之初，志城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经营各种存放款、贴现、押汇、汇兑等业务。1941年10月22日行址迁至奉天大北门里，即现在的中华路118号。抗战胜利后，志城银行在沈阳市内设南市、和平、大北门、铁西4个分行，经办私人工商业存放款等业务。”施阳说。
饮一杯苦水
别看志城银行表面上是一家金融企业，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已深深烙上了红色印记。而串联这条红色脉络的，正是巩天民。
1900年8月10日，巩天民出生在河北省临榆县（今秦皇岛市）一耕农家庭，他的家乡榆关（即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端的重要关隘。巩天民家中有个表亲叫纪瑞卿，当时在奉天东三省官银号当库官。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接收了东三省官银号。同一年，为了谋生，巩天民来到奉天，先到表亲纪瑞卿所在的银号内部学习3年，1918年满徒后，便调到外面做工商业放款任务，一干就是5年。
这段闯关东进入奉天银号当学徒的经历，不仅让巩天民暂时摆脱了生活的困顿，也为日后的抗日救国埋下重要伏笔。
“1921年，祖父因工作关系成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以下简称奉会）。当时，张学良、郭松龄等军政要员属于特约会员。”笔者落笔前有幸结识了鞏天民的孙子巩辛，也因此得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与资料，比如巩天民加入的奉会，在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它并不是一处单纯的宗教场所。奉会创立于1914年3月，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团员，成立了中共奉天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为中共在奉天建立党、团组织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31年，奉会实际上已成为东北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基地，并有效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
在加入的第一年，巩天民结识了阎宝航、刘仲民等辽沈地区较早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起先，巩天民与另外两个同在银行工作的青年何松亭和高子升组成了“三一堂”小组，后来又加入了阎宝航组织的“星期三会”，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反帝爱国宣传活动。这些早期的活动，都使巩天民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派北京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任国桢由此认识了祖父。”巩辛说，8月末，任国桢成立了中共奉天第一个党支部——奉天市支部并任书记，巩天民有幸成为沈阳建立中共党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
1931年，巩天民举家迁至沈阳，本想过上团圆安定的生活，不料两个多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那段时间，祖父常到盛京施医院的刘仲明家聚会，每次聚会时大家都会各饮一杯苦水，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后来，这9位志同道合、抱定留下来斗争的爱国志士组成了沈阳抗日爱国小组。
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了解九一八事变因由，得知消息的巩天民等人在刘仲明家多次召开会议，欲揭发侵略者暴行，要揭露其编造的“成立伪满洲国是东北人民的意愿”等谎言。巩天民的妻子是山海关竞贞女子中学教员，不仅会弹琴还会说英文，每次开会她便和其他夫人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唱歌，通过不同的乐律给巩天民等人站岗放哨。
伴着悠扬的琴声歌声，爱国小组将搜集到的侵略罪证译成英文装订成册，装在绣着“真实”字样的蓝色包裹里，辗转送到国联调查团。也正是凭借这些证据，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定了性。因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参与编纂“真相”的9名爱国志士也被人们誉为“九君子”。
红色堡垒
1935年，“九君子”先后被捕。在被关押了49天后，巩天民经朋友保释得以走出牢狱。此次遭遇让巩天民意识到：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必须得有一个显赫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志城银行入了股，并担任了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
也正是有着这层渊源，志城银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日伪统治区最早控制的一家民族资本股份制银行，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为共产主义信仰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壮丽诗篇。
“虽然它不是为了开展地下革命而建，但在巩天民的安排下，张为先、丁宜等多名中共东北情报站主要成员进入志城银行任职，这些共产党员利用志城银行这個平台，开展秘密情报工作，收集了大量日伪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实际上志城银行是中共晋察冀驻东北的一个秘密情报站，也是东北存留时间最长、隐蔽最深的情报站。”施阳说，从1937年10月起，巩天民将情报交给张为先，由他转给何松亭，何松亭再直报中共中央社会部。
除了传递重要情报，巩天民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志城银行的运钞车等有利条件，还为党做了大量掩护和转送工作。“比如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药品，且这些药品又大多在黑市上流通。志城银行便利用金融机构的背景，通过一些合理合法的交换，获取这些极其重要的军事物资，再以特定的渠道转送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手里。”巩辛说。
惊心动魄的谍战，让这座古老建筑生动而鲜活。
10年间，志城银行成为抗击日伪金融掠夺的红色堡垒，在那段特殊的黑暗岁月，为沈阳甚至东北的金融平台、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后来，这里被人们称为沈阳闹市街头的谍战纪念碑，在与敌人的暗战中，志城银行似一把看不见的利剑，直插敌人要害。
1950年10月，志城银行与东北银行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1955年，志城银行正式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成为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储蓄部。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来，接管了志城银行旧址为今天的工行沈阳南站支行。
巩天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巩天民被选为辽宁省副省长，分管交通和金融等方面工作，但巩天民共产党员的身份却始终没有公开。
“当时从党中央到地方，很多人都称祖父为‘天老’，但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巩辛回忆，秘密的公开源于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卷，该卷把巩天民的传记收入其中。1984年7月，中共辽宁省委根据巩天民生前要求，经过调查，做出了恢复巩天民共产党员党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