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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龚鼎孳是明末清初诗坛的学杜大家，人们多认为其和杜诗出于游戏心态。然其颁诏广东所作之《过岭集》中的和杜诗，却一摒游戏应景之格套，不仅在形式上用杜韵，更在诗中发扬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龚鼎孳创作这些诗歌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录，更是站在清廷大僚的立场上希望自己的诗作能上达天听并为在上者提供解决方案，从而解民倒悬。
关键词：龚鼎孳 过岭集 杜甫 民生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甲申之变中先后降附李自成与清朝，入清官至礼部尚书。龚鼎孳是清初文坛领袖，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诗坛的“江左三大家”。然作为一代诗坛职志的龚鼎孳，在其身后却诗名渐衰。龚鼎孳生前，王士禛已对其赋诗多用杜韵提出隐晦的批评。而正式对龚诗开否定性评价先河的是清代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其称：“时有合钱、吴为三家诗选，人无异辞，惟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自此，不少论者认为龚诗多游戏应景，故乏善可陈，这种偏见阻止了人们对龚诗的全面深入研究。笔者拟以龚氏诗集《过岭集》中的四首和杜诗为切入点，审视龚诗的民生情怀，以期让人们看到龚诗游戏心态外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面相。
一、龚诗的学杜倾向
师法杜甫，是明末清初许多身份不同、诗学思想不同的诗人所做出的共同选择。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士人生逢安史之乱之坎坷遭际与痛切感受，晚唐孟■《本事诗》有言：“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生活在鼎革之际的清初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看到了易代之际的万方多难，在杜甫忧国伤时的诗歌中感受着时代加诸自己与黎庶身上的种种苦难，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这位盛中唐之交的伟大诗人。“江左三大家”的诗歌都曾得到“诗史”之评。吴伟业的《松山哀》有“逼真少陵”{2}之誉，其《即事十首》被袁枚评为“尚有老杜《秋兴》、《诸将》叙事之遗”{3}。钱谦益更是公认的学杜大家，且不论世人“虞山源于少陵”{4}“饶有浣溪风格”{5}等种种评介，单看其步韵杜甫《秋兴八首》的《后秋兴》，凡十三叠共一百零四首，追步少陵并达到了等而上之的境界。那么在这个风行一代的学杜浪潮中，龚鼎孳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笔者以为他是清初诗坛当之无愧的学杜大家，在三大家中，他的学杜意识最为强烈、持久与专一。杨继昌《国朝诗话》曰：“国朝歌行，其初遗老虞山入室韩、苏；太仓具体元、白；合肥学杜，不无蛟螭蝼蚓之杂，才气自大。韩、苏，杜之嫡派也，元、白，初唐之遗响也。”{6}钱谦益兼采唐宋，吴伟业取径初中唐，学杜是他们多元师法中的一个对象，并不占据他们师法策略中的核心地位。但对龚鼎孳而言，杜甫却是其取法的重心。这个区分成为他别于钱吴的一大标签。龚鼎孳继承明七子的诗学思想，论诗推尊汉魏盛唐。他除了五古多次韵汉魏人诗作外，七古与近体诗中用杜韵的占了绝大比例。时人也认识到龚诗喜用杜韵的特点，王士■《香祖笔记》记载：“合肥龚大宗伯往往酒酣赋诗，辄用杜韵，歌行亦然，予常举以为问，公笑曰：‘无他，只是捆了好打耳！’”{7}王氏问得意味深长，龚鼎孳也答得耐人寻味。袁枚《随园诗话》中有这么一条记载：“阮亭尚书自信一生不次韵，不集句，不联句，不叠韵，不和古人之韵。”{8}其实，袁枚口中转述的王士禛所谓“五戒”并不为王氏本人严格遵循，王氏于诗歌创作中时常“犯戒”，如次韵有《题丁翁秦淮水阁和牧斋先生韵》，集句有《谢送梅戏集涪翁句成一绝》，和古人韵有《用韦寄全椒道士韵追赠全椒吴先生国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口头标榜与创作实践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且王氏的次韵诗篇虽非一见，却也不似在龚诗中占有压倒性比例。王氏虽声称龚氏的和杜诗“为天才，不可学”{9}，实际上他对这类诗是颇不以为然的。“常举以为问”的“常”，便透出那么一丝不怀好意地追问之迹象。对此龚鼎孳也是了然于心的，所以他只以自我解嘲的一句“捆了好打”敷衍过去。所谓“捆了好打”，就是次韵对象的预先设定大大方便了诗歌创作。选择了次韵对象便确定了诗歌的韵脚，有时甚至连诗歌的题材、意象都连带生成。那么整首诗的大体框架其实已经成型，诗人剩下要做的，只是搬弄辞藻堆砌典故。龚鼎孳的这个回答很容易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他的和杜诗都是出于游戏目的。确实，他有一部分和杜诗乃为集会宴饮助兴应景而作，如《王玉式招同孙鲁山司马集背洛堂用杜韵四首》《雪后古古檗子础日子寿方虎荆名遥集康侯锡鬯湘草武鲁纬云竹涛青藜仲调■梁武庐同集小斋古老限杜韵即席四首是日稚儿初就塾》《清明日集雪航斋中用杜工部韵》，思想性与艺术性都不足夸示。但这远远不足以涵盖龚诗学杜的全貌。除了形式上和杜韵外，他还有不少诗作深得杜诗悲天悯人之遗意，笔者拟择《过岭集》阐明之。
二、《过岭集》之和杜诗举隅
顺治十三年（1656）龚鼎孳奉旨颁诏广东，次年返京，途中所作诗歌汇为《过岭集》。关于《过岭集》，龚鼎孳之子龚士稹在康熙十五年（1676）吴兴祚刻本《定山堂诗集·跋》中提到龚氏三种诗集：“《尊拙》一集，刻于金昌；《过岭》一编，锓之江左；《香严》，镂版于南州。”{10}《过岭集》乃龚氏诗集之一种，为清初三十二芙蓉斋刻本（“三十二芙蓉斋”乃龚氏在金陵的斋室名），今有《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过岭集》存诗凡282首，其中和杜诗24首，约占总数的9%。数量虽不多，然其中多有佳作，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四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七古：《刺舟行·用少陵〈负薪行〉韵》《岁暮行·用少陵韵》《万安夜泊歌·用少陵〈忆昔〉韵》《挽船行·用少陵〈最能行〉韵》。
总体而言，龚氏入清后的诗歌在批判力度与情感冲击力上均远逊于明末伤时感怀之作，入清后的感颂皇恩、褒美新朝之作不在少数。但我们不能以此判定龚诗乃粉饰太平之流，因为他也写下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这类诗歌多集中在其颁诏粤地期间。这时的他有机会接触京师歌舞升平之外的另一个疮痍满目的底层世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僚士大夫，他把这些所见所闻诉之于笔端，目的是为了上达天听，从而解民倒悬。如《刺舟行·用少陵负薪行韵》着意刻画刺船柁妇的劬劳悲辛，甚而发出了“为问坠楼金谷里，何似辛苦长江■”的悲鸣，道出贫富悬殊导致贫妇生不如死之想，可谓善于造哀。又如《岁暮行》： 天寒鼓柁生悲风，残年白头高浪中。
地经江徼饱焚掠，夜夜防贼弯长弓。
荒村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
男逃女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
昨夜少府下急牒，军兴无策宽蜚鸿。
新粮旧税同立限，入不及格书驽庸。
有司累累罪贬削，缗钱难铸山为铜。
朝廷宽大重生息，群公固合哀愚蒙。
揭竿扶杖尽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
——《岁暮行·用少陵韵》
江介悲风岁暮天寒，触目皆是荒凉。清政权入主中原已有十余年，地方上却依然饱受兵火盗贼之苦。人民或死或逃，民生凋敝，田地荒芜，而穷兵黩武的清政府为维持战争所需，还苛捐杂税严限追逼，致使哀鸿遍野。龚氏语重心长地建议统治者要休兵薄敛，警醒严刑苛政的统治者不要逼民为盗。若这些良民赤子无以为生揭竿而起，损害的正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仁政爱民，是为民，也是为己。
从以上诗例可以看出，龚鼎孳内心充满了对劳苦民众的同情。但他诗歌的对话者是朝廷而非普通百姓，个中缘由，当如万国花所言，他“并不是站在一个同样感受着迁播流离的下层文人的立场来观照人民的苦难的，他的自我定位是为民请命的朝廷大员”{11}。他的反映民生的诗歌大多体现了这个特点，如在《万安夜泊歌·用少陵〈忆昔〉韵》中，诗人目睹的是万安城满目蓬蒿的萧条冷落，耳闻的是江滩声夹杂鬼哭声的凄厉恐怖，这是何等凄凉不堪的景象。但接下来所写的虎患横生以人为食，县吏催租鞭挞见血，则更让人陡生“苛政猛于虎”的感慨。龚氏不是仅仅停留于描述惨状，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蠲赈岁看三辅■，痛哭谁将荒徼说？皇天爱物岂择地，诸老分忧况显秩”，指出朝廷不应只在三辅地区施行蠲赈举措，而忽视万安这类的边远地区。天下苍生皆乃天子子民，故而仁政不该择地而施，而应惠及万民。龚氏又指出朝堂上那些高官厚禄的臣子理应为君分忧，补君之阙。言下之意，忧天下致太平是朝廷官员不可推脱的责任。作为一个京官，龚鼎孳的慷慨陈词中有着鲜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挽船行·用少陵〈最能行〉韵》写的是拉船纤夫的悲惨处境。衣不蔽体的纤夫在拉船之时不仅要面对各种险阻的地形，还要提防豺虎等猛兽的袭击。如此恶劣的环境，他们为什么还要前来拉船呢？“滩高风急船须上，县吏追呼到贫子”，可见这些纤夫多是被官吏逼迫前来拉船服役。“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征。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沉重的科敛徭役让他们不得已走上纤夫一途，但那些官船兵船堆积如山，这些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哪里有力气拉得动这些如山巨舟呢？再加上征途之险恶，这些纤夫随时都有性命之虞。念及于此，龚鼎孳一声长叹：“何时戍罢科敛轻，饥鹄归飞有完宅。”这不仅仅是触景生情的自言自语，更是对统治者的拳拳忠告，让他们看到这些无依无靠的黎民赤子水深火热的生存情状，希望朝廷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这样才是真正的河清海晏。
三、结语
上述四诗是龚鼎孳集中反映民生、揭露时弊最为典范的作品，也是龚鼎孳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仁政思想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此外，《过岭集》中的《十八滩杂咏·用少陵诸韵》六首、《临江缚虎行·用少陵〈虎牙行〉韵》等篇亦是从不同侧面反映清初社会的各种不太平之象。龚氏哀民生之多艰，以次韵杜诗的形式记录下黎庶的哀号与一个时代的创痕。这些诗歌不仅在形式上用杜韵，同时更在诗中发扬了杜甫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这些诗歌的严肃性与价值性，都远非一句调侃戏谑的“捆了好打”所能涵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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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孟■：《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
{2} （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十一胡薇元评，第307页。
{3} （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十五，第422页。
{4} （清）王士■：《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页。
{5} （清）王应奎：《蓉庄诗稿序》，钱仲联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页。
{6} （清）杨际昌：《国朝诗话》，《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9页。
{7} （清）王士■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8} （清）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六第五十八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9} （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2页。
{10} （清）龚士稹：《定山堂诗集跋》，康熙十五年吴兴祚刻本《定山堂诗集》卷尾。
{11} 万国花：《诗家与时代：龚鼎孳及其诗论、诗歌创作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64—165页。
基金项目：江门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JM2016C49）；五邑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15BS04）
作 者：邓妙慈，文学博士，五邑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
关键词：龚鼎孳 过岭集 杜甫 民生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甲申之变中先后降附李自成与清朝，入清官至礼部尚书。龚鼎孳是清初文坛领袖，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诗坛的“江左三大家”。然作为一代诗坛职志的龚鼎孳，在其身后却诗名渐衰。龚鼎孳生前，王士禛已对其赋诗多用杜韵提出隐晦的批评。而正式对龚诗开否定性评价先河的是清代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其称：“时有合钱、吴为三家诗选，人无异辞，惟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自此，不少论者认为龚诗多游戏应景，故乏善可陈，这种偏见阻止了人们对龚诗的全面深入研究。笔者拟以龚氏诗集《过岭集》中的四首和杜诗为切入点，审视龚诗的民生情怀，以期让人们看到龚诗游戏心态外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面相。
一、龚诗的学杜倾向
师法杜甫，是明末清初许多身份不同、诗学思想不同的诗人所做出的共同选择。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士人生逢安史之乱之坎坷遭际与痛切感受，晚唐孟■《本事诗》有言：“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生活在鼎革之际的清初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看到了易代之际的万方多难，在杜甫忧国伤时的诗歌中感受着时代加诸自己与黎庶身上的种种苦难，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这位盛中唐之交的伟大诗人。“江左三大家”的诗歌都曾得到“诗史”之评。吴伟业的《松山哀》有“逼真少陵”{2}之誉，其《即事十首》被袁枚评为“尚有老杜《秋兴》、《诸将》叙事之遗”{3}。钱谦益更是公认的学杜大家，且不论世人“虞山源于少陵”{4}“饶有浣溪风格”{5}等种种评介，单看其步韵杜甫《秋兴八首》的《后秋兴》，凡十三叠共一百零四首，追步少陵并达到了等而上之的境界。那么在这个风行一代的学杜浪潮中，龚鼎孳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笔者以为他是清初诗坛当之无愧的学杜大家，在三大家中，他的学杜意识最为强烈、持久与专一。杨继昌《国朝诗话》曰：“国朝歌行，其初遗老虞山入室韩、苏；太仓具体元、白；合肥学杜，不无蛟螭蝼蚓之杂，才气自大。韩、苏，杜之嫡派也，元、白，初唐之遗响也。”{6}钱谦益兼采唐宋，吴伟业取径初中唐，学杜是他们多元师法中的一个对象，并不占据他们师法策略中的核心地位。但对龚鼎孳而言，杜甫却是其取法的重心。这个区分成为他别于钱吴的一大标签。龚鼎孳继承明七子的诗学思想，论诗推尊汉魏盛唐。他除了五古多次韵汉魏人诗作外，七古与近体诗中用杜韵的占了绝大比例。时人也认识到龚诗喜用杜韵的特点，王士■《香祖笔记》记载：“合肥龚大宗伯往往酒酣赋诗，辄用杜韵，歌行亦然，予常举以为问，公笑曰：‘无他，只是捆了好打耳！’”{7}王氏问得意味深长，龚鼎孳也答得耐人寻味。袁枚《随园诗话》中有这么一条记载：“阮亭尚书自信一生不次韵，不集句，不联句，不叠韵，不和古人之韵。”{8}其实，袁枚口中转述的王士禛所谓“五戒”并不为王氏本人严格遵循，王氏于诗歌创作中时常“犯戒”，如次韵有《题丁翁秦淮水阁和牧斋先生韵》，集句有《谢送梅戏集涪翁句成一绝》，和古人韵有《用韦寄全椒道士韵追赠全椒吴先生国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口头标榜与创作实践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且王氏的次韵诗篇虽非一见，却也不似在龚诗中占有压倒性比例。王氏虽声称龚氏的和杜诗“为天才，不可学”{9}，实际上他对这类诗是颇不以为然的。“常举以为问”的“常”，便透出那么一丝不怀好意地追问之迹象。对此龚鼎孳也是了然于心的，所以他只以自我解嘲的一句“捆了好打”敷衍过去。所谓“捆了好打”，就是次韵对象的预先设定大大方便了诗歌创作。选择了次韵对象便确定了诗歌的韵脚，有时甚至连诗歌的题材、意象都连带生成。那么整首诗的大体框架其实已经成型，诗人剩下要做的，只是搬弄辞藻堆砌典故。龚鼎孳的这个回答很容易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他的和杜诗都是出于游戏目的。确实，他有一部分和杜诗乃为集会宴饮助兴应景而作，如《王玉式招同孙鲁山司马集背洛堂用杜韵四首》《雪后古古檗子础日子寿方虎荆名遥集康侯锡鬯湘草武鲁纬云竹涛青藜仲调■梁武庐同集小斋古老限杜韵即席四首是日稚儿初就塾》《清明日集雪航斋中用杜工部韵》，思想性与艺术性都不足夸示。但这远远不足以涵盖龚诗学杜的全貌。除了形式上和杜韵外，他还有不少诗作深得杜诗悲天悯人之遗意，笔者拟择《过岭集》阐明之。
二、《过岭集》之和杜诗举隅
顺治十三年（1656）龚鼎孳奉旨颁诏广东，次年返京，途中所作诗歌汇为《过岭集》。关于《过岭集》，龚鼎孳之子龚士稹在康熙十五年（1676）吴兴祚刻本《定山堂诗集·跋》中提到龚氏三种诗集：“《尊拙》一集，刻于金昌；《过岭》一编，锓之江左；《香严》，镂版于南州。”{10}《过岭集》乃龚氏诗集之一种，为清初三十二芙蓉斋刻本（“三十二芙蓉斋”乃龚氏在金陵的斋室名），今有《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过岭集》存诗凡282首，其中和杜诗24首，约占总数的9%。数量虽不多，然其中多有佳作，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四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七古：《刺舟行·用少陵〈负薪行〉韵》《岁暮行·用少陵韵》《万安夜泊歌·用少陵〈忆昔〉韵》《挽船行·用少陵〈最能行〉韵》。
总体而言，龚氏入清后的诗歌在批判力度与情感冲击力上均远逊于明末伤时感怀之作，入清后的感颂皇恩、褒美新朝之作不在少数。但我们不能以此判定龚诗乃粉饰太平之流，因为他也写下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这类诗歌多集中在其颁诏粤地期间。这时的他有机会接触京师歌舞升平之外的另一个疮痍满目的底层世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僚士大夫，他把这些所见所闻诉之于笔端，目的是为了上达天听，从而解民倒悬。如《刺舟行·用少陵负薪行韵》着意刻画刺船柁妇的劬劳悲辛，甚而发出了“为问坠楼金谷里，何似辛苦长江■”的悲鸣，道出贫富悬殊导致贫妇生不如死之想，可谓善于造哀。又如《岁暮行》： 天寒鼓柁生悲风，残年白头高浪中。
地经江徼饱焚掠，夜夜防贼弯长弓。
荒村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
男逃女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
昨夜少府下急牒，军兴无策宽蜚鸿。
新粮旧税同立限，入不及格书驽庸。
有司累累罪贬削，缗钱难铸山为铜。
朝廷宽大重生息，群公固合哀愚蒙。
揭竿扶杖尽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
——《岁暮行·用少陵韵》
江介悲风岁暮天寒，触目皆是荒凉。清政权入主中原已有十余年，地方上却依然饱受兵火盗贼之苦。人民或死或逃，民生凋敝，田地荒芜，而穷兵黩武的清政府为维持战争所需，还苛捐杂税严限追逼，致使哀鸿遍野。龚氏语重心长地建议统治者要休兵薄敛，警醒严刑苛政的统治者不要逼民为盗。若这些良民赤子无以为生揭竿而起，损害的正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仁政爱民，是为民，也是为己。
从以上诗例可以看出，龚鼎孳内心充满了对劳苦民众的同情。但他诗歌的对话者是朝廷而非普通百姓，个中缘由，当如万国花所言，他“并不是站在一个同样感受着迁播流离的下层文人的立场来观照人民的苦难的，他的自我定位是为民请命的朝廷大员”{11}。他的反映民生的诗歌大多体现了这个特点，如在《万安夜泊歌·用少陵〈忆昔〉韵》中，诗人目睹的是万安城满目蓬蒿的萧条冷落，耳闻的是江滩声夹杂鬼哭声的凄厉恐怖，这是何等凄凉不堪的景象。但接下来所写的虎患横生以人为食，县吏催租鞭挞见血，则更让人陡生“苛政猛于虎”的感慨。龚氏不是仅仅停留于描述惨状，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蠲赈岁看三辅■，痛哭谁将荒徼说？皇天爱物岂择地，诸老分忧况显秩”，指出朝廷不应只在三辅地区施行蠲赈举措，而忽视万安这类的边远地区。天下苍生皆乃天子子民，故而仁政不该择地而施，而应惠及万民。龚氏又指出朝堂上那些高官厚禄的臣子理应为君分忧，补君之阙。言下之意，忧天下致太平是朝廷官员不可推脱的责任。作为一个京官，龚鼎孳的慷慨陈词中有着鲜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挽船行·用少陵〈最能行〉韵》写的是拉船纤夫的悲惨处境。衣不蔽体的纤夫在拉船之时不仅要面对各种险阻的地形，还要提防豺虎等猛兽的袭击。如此恶劣的环境，他们为什么还要前来拉船呢？“滩高风急船须上，县吏追呼到贫子”，可见这些纤夫多是被官吏逼迫前来拉船服役。“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征。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沉重的科敛徭役让他们不得已走上纤夫一途，但那些官船兵船堆积如山，这些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哪里有力气拉得动这些如山巨舟呢？再加上征途之险恶，这些纤夫随时都有性命之虞。念及于此，龚鼎孳一声长叹：“何时戍罢科敛轻，饥鹄归飞有完宅。”这不仅仅是触景生情的自言自语，更是对统治者的拳拳忠告，让他们看到这些无依无靠的黎民赤子水深火热的生存情状，希望朝廷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这样才是真正的河清海晏。
三、结语
上述四诗是龚鼎孳集中反映民生、揭露时弊最为典范的作品，也是龚鼎孳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仁政思想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此外，《过岭集》中的《十八滩杂咏·用少陵诸韵》六首、《临江缚虎行·用少陵〈虎牙行〉韵》等篇亦是从不同侧面反映清初社会的各种不太平之象。龚氏哀民生之多艰，以次韵杜诗的形式记录下黎庶的哀号与一个时代的创痕。这些诗歌不仅在形式上用杜韵，同时更在诗中发扬了杜甫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这些诗歌的严肃性与价值性，都远非一句调侃戏谑的“捆了好打”所能涵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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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孟■：《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
{2} （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十一胡薇元评，第307页。
{3} （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十五，第422页。
{4} （清）王士■：《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页。
{5} （清）王应奎：《蓉庄诗稿序》，钱仲联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2页。
{6} （清）杨际昌：《国朝诗话》，《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9页。
{7} （清）王士■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8} （清）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六第五十八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9} （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2页。
{10} （清）龚士稹：《定山堂诗集跋》，康熙十五年吴兴祚刻本《定山堂诗集》卷尾。
{11} 万国花：《诗家与时代：龚鼎孳及其诗论、诗歌创作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64—165页。
基金项目：江门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JM2016C49）；五邑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15BS04）
作 者：邓妙慈，文学博士，五邑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