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播学家、政治学家,“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建者,2010年3月25日在家中逝世,享年93岁
　　
　　
　　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悠久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的时光,但更为人瞩目的,是她悠久的学术影响。
　　
　　1916年12月,诺埃尔生于柏林。1937年秋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她那篇名为《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她一生的学术基调。不过,其间涉及纳粹意识形态的章句,也就此开启了她晚年有关她及其理论是否为纳粹遗孽的是是非非。尽管在后来,一切考据和指责并没有损害她学术的声望。
　　
　　1946年,诺埃尔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结婚。1947年,他们共同创建了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舆论调查机构,这是德国第一家民意调查研究所,至今在民意测验与舆论调查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著名的是其对于德国大选的预测。
　　
　　不过,对于学术界而言,诺埃尔-诺伊曼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则是最为重要的。诺埃尔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还兼任着《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她对新闻学术、传播学术、新闻实践的罕见的跨界,源自她对新闻舆论-民意调查领域的真正的关注,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她坚实可靠、卓尔不凡的学术见识——这其中,就包括经久不息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她的这一学说可作如下表述:大多数人在用自己的态度做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当个人的意见与其所属群体或周围环境的观念发生背离时,个人会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于是,人们便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逐渐变得沉默,最后转变支持方向,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相一致。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优势意见强化抬高、形成一种螺旋式的过程。
　　
　　以我之见,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吾国吾民来说,诺埃尔-诺依曼的主要命题大致有这样一些启迪:第一,少数派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多数人。在一个以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为文化传统的社会里,例如中国,“沉默”或“附和”是更容易孳生的。
　　
　　第二,通常,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多数意见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这种压力未必有效。尖锐一点说,“沉默的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分: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对与错、有价值无价值、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甚至,有时是在于“美”与“不美”。我们时刻都生活在舆论场中,也时常发现舆论的智性有时并不比个人为多。如果你试图科学地审视那些舆论往事,便不免会有如下感慨:道德,多少舆论假汝以行!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由此,你会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行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
　　
　　诺埃尔-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未来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我们目睹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我们会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避免沉默的螺旋吗?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有统计学的谬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的文化结构,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理解了上述事实,或许我们就可以借着诺埃尔-诺伊曼的学术力量说道:与你想象的正相反,我们今天所依靠的网络空间恰有可能成为“沉默的螺旋”的高发地带。简言之:在可见的未来,“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价值将更为重要。那时,我们不是必须保卫国家、或“必须保卫社会”,而是必须保卫理性,并对抗着不健全的舆论。
　　
　　弥尔顿曾在《论出版自由》中说:“杀人者杀死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生灵,而禁书者却杀死了理性本身。”仿照他的句式,我们可以如此判断诺埃尔-诺伊曼学说的价值:“错误的意见杀死的只是一个观点,而沉默的螺旋却有可能左右舆论,并杀死理性本身。”■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