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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某种全球社会市场经济的新模式似乎是人类未来唯一理性的选项。这种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受利益最大化欲望的驱使，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凝聚因素。市场的力量必须用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对人民的剥削。因此，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未来选项和以损害多数人利益追求少数人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
之所以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向，事实上是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高到和经济发展，甚至高于经济发展的地位上来，是将解决社会矛盾、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作为人类未来最重要的任务。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1980年，美国保守派共和党人里根赢得总统选举。那时，美国人中最富裕的1%占有美国GDP的9%。在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9%上升到了23%。这无疑是一段劫贫济富的历史，它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错误监管、政府肆意的财政政策紧密相关。
近期，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经济危机的扩散，美国中产阶级比例从2001年的54%下降到2011年的51%。难怪美国人正对未来丧失信心。
2008年，有54%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享受更高的生活标准。到了2011年，只有43%的美国人有同样想法。这属于质变，而且是朝着糟糕的方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将愈发难以掌控。而陪伴这一切的，恰恰是中国和其他新型经济体的飞速发展。
至于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新自由主义，它就是灾难的必备要素。人类必须摒弃这种偏执的所谓正统经济。最近的危机，按理说应该对人们有所警示。但奇怪的是，它并没有。
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而且在未来35年间将增长至90亿。伴随着广泛的不平等和矛盾、众多无法调和的价值观和理念，那时的世界绝不可能像今天北欧国家现在的样子。
如果可持续发展能够得以实现的话，至少那时的世界可以少一些矛盾，多一点进步。我常说：“完美世界虽不可能，但值得去争取。”
应该看重幸福指数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为很多国家提供借鉴，西方称之为“北京共识”。然而，中国目前仍高度依赖经济增长，同时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严重且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解决这个问题已不应再继续拖延。这一趋势必须通过政策手段加以逆转，因为完全放任市场运作，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公。
因此，未来世界共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既不会是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北京共识”，也不是现今过气的“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做了少许妥协，并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继续发挥作用，更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得意主打。但愿他失掉竞选，但愿美国也会朝着一个更加着眼于社会的发展战略迈进。
中国可以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学到很多。中国可以从现阶段升级演变为一个基于市场、服务社会的新型经济体，这样对自身和世界都将大有裨益。
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应该学习中国，另一方面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尽管这些国家情况迥异，包括巴西、波兰，甚至加拿大和瑞典。
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从弹丸小国不丹取经。不丹的社会和经济战略是建立在“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有趣的概念上的，而非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化。尽管并不富裕，但那里的人民幸福指数绝不亚于西方最富有的国家。
向中国学习“实事求是”
未来国家的发展，在方向上应为“关注社会”，在方法上应为“兼收并蓄”。因此，我更提倡根据本国情况来制定发展战略的新实用主义。从别国学习经验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必须要考虑各国具体因素：地理位置、文化、历史、资源、现存结构制度等。万灵药并不存在。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政策是非常实用的：许多问题被一步步地解决，国家的GDP每7年左右翻一番。与此相反，美国的经济政策远非务实，并已带来深重的危机。
正统主流的经济学都是明日黄花。新实用主义需要汲取各种流派有用之处，不论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抑或是正统自由主义，都可以扬长避短，兼而用之。
如今，越来越多的挑战已经无法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即便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也无法在地区层面解决，例如欧盟或东盟。因此，提倡新实用主义，理论上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也要考量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的超级经济学。而在实践中，也需要全球范围内务实的政策协调。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社会市场经济
（social market economy)
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同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社会市场经济是寻求社会民主、基督教社会教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三者之间的平衡妥协，将私有制和政府监管相结合，通过国家干预，建立公平竞争，维持一个平衡的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低失业率、良好的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用“社会”不用“社会主义”就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区别，因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
精彩语录
如果上一代人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浪潮的猛烈侵袭，我们现在的世界将会更美好、更进步、更平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将更加灿烂。像新自由主义这样以牺牲大部分人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需求的政治经济理论为何被人们如此推崇并获得如此大的话语权呢·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波兰错过了增长。在波兰式新自由主义盛行期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本该增长却没有增长，经济和社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和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一便是让与波兰合作的其他国家占了便宜，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中获得了额外利益。
如果财富是由创新和生产力创造的，自然值得称道，但事实是，财富源自贪婪和不合理的再分配，更糟糕的是这还引起了所谓的结构性不平等。要消除这种不平等，只有调整根本的经济制度，即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教条，允许国家干预经济，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进行收入分配。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www.volativeworld.net)
北京共识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简单地说“北京共识”就是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方法。
之所以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向，事实上是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高到和经济发展，甚至高于经济发展的地位上来，是将解决社会矛盾、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作为人类未来最重要的任务。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1980年，美国保守派共和党人里根赢得总统选举。那时，美国人中最富裕的1%占有美国GDP的9%。在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9%上升到了23%。这无疑是一段劫贫济富的历史，它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错误监管、政府肆意的财政政策紧密相关。
近期，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经济危机的扩散，美国中产阶级比例从2001年的54%下降到2011年的51%。难怪美国人正对未来丧失信心。
2008年，有54%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享受更高的生活标准。到了2011年，只有43%的美国人有同样想法。这属于质变，而且是朝着糟糕的方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将愈发难以掌控。而陪伴这一切的，恰恰是中国和其他新型经济体的飞速发展。
至于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的新自由主义，它就是灾难的必备要素。人类必须摒弃这种偏执的所谓正统经济。最近的危机，按理说应该对人们有所警示。但奇怪的是，它并没有。
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而且在未来35年间将增长至90亿。伴随着广泛的不平等和矛盾、众多无法调和的价值观和理念，那时的世界绝不可能像今天北欧国家现在的样子。
如果可持续发展能够得以实现的话，至少那时的世界可以少一些矛盾，多一点进步。我常说：“完美世界虽不可能，但值得去争取。”
应该看重幸福指数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为很多国家提供借鉴，西方称之为“北京共识”。然而，中国目前仍高度依赖经济增长，同时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严重且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解决这个问题已不应再继续拖延。这一趋势必须通过政策手段加以逆转，因为完全放任市场运作，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公。
因此，未来世界共同的经济发展战略，既不会是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北京共识”，也不是现今过气的“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做了少许妥协，并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继续发挥作用，更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得意主打。但愿他失掉竞选，但愿美国也会朝着一个更加着眼于社会的发展战略迈进。
中国可以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学到很多。中国可以从现阶段升级演变为一个基于市场、服务社会的新型经济体，这样对自身和世界都将大有裨益。
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应该学习中国，另一方面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尽管这些国家情况迥异，包括巴西、波兰，甚至加拿大和瑞典。
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从弹丸小国不丹取经。不丹的社会和经济战略是建立在“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有趣的概念上的，而非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化。尽管并不富裕，但那里的人民幸福指数绝不亚于西方最富有的国家。
向中国学习“实事求是”
未来国家的发展，在方向上应为“关注社会”，在方法上应为“兼收并蓄”。因此，我更提倡根据本国情况来制定发展战略的新实用主义。从别国学习经验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必须要考虑各国具体因素：地理位置、文化、历史、资源、现存结构制度等。万灵药并不存在。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政策是非常实用的：许多问题被一步步地解决，国家的GDP每7年左右翻一番。与此相反，美国的经济政策远非务实，并已带来深重的危机。
正统主流的经济学都是明日黄花。新实用主义需要汲取各种流派有用之处，不论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抑或是正统自由主义，都可以扬长避短，兼而用之。
如今，越来越多的挑战已经无法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即便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也无法在地区层面解决，例如欧盟或东盟。因此，提倡新实用主义，理论上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也要考量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的超级经济学。而在实践中，也需要全球范围内务实的政策协调。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社会市场经济
（social market economy)
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同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社会市场经济是寻求社会民主、基督教社会教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三者之间的平衡妥协，将私有制和政府监管相结合，通过国家干预，建立公平竞争，维持一个平衡的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低失业率、良好的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用“社会”不用“社会主义”就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区别，因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
精彩语录
如果上一代人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浪潮的猛烈侵袭，我们现在的世界将会更美好、更进步、更平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将更加灿烂。像新自由主义这样以牺牲大部分人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需求的政治经济理论为何被人们如此推崇并获得如此大的话语权呢·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波兰错过了增长。在波兰式新自由主义盛行期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本该增长却没有增长，经济和社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和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一便是让与波兰合作的其他国家占了便宜，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中获得了额外利益。
如果财富是由创新和生产力创造的，自然值得称道，但事实是，财富源自贪婪和不合理的再分配，更糟糕的是这还引起了所谓的结构性不平等。要消除这种不平等，只有调整根本的经济制度，即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教条，允许国家干预经济，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进行收入分配。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www.volativeworld.net)
北京共识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简单地说“北京共识”就是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