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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会议要求“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应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并敦促各级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共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要加强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领导和监督，同时创新思维模式，给予社会组织大力支持，实现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在其所在领域参与公共决策、促进社会发展的路径比较，也被证明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比较有效的发展路径。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是共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中国历经30年的改革，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机构的精简与职能的转变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与合理定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我们看到，这些组织能对改革中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原因造成的“真空”地带起弥补和协调作用，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建设性影响。所以，在和谐社会这一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理论依据及其有效发展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国际上，通常把社会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也叫Third Sector（第三部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Lester.M.Salamon教授等认为NGO有以下七个属性：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时间不长，但也同样具有这些性质。中国社会组织大规模发展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制度的弱化为中国城市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与良好环境。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引入，不仅直接导致了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产生的社会组织在性质上大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所存在的“社会团体”，80年代后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组织性、志愿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各类民间社会组织总数已达800万个以上。虽然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数量上迅速扩张，但是发展质量堪忧，仍存在众多制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在国外，第三部门资金来源很多，有各种志愿捐款、会费、服务收费，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资助。而在我国，民间福利组织资金少而且来源单一。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公益传统，民间的捐赠很少；另一方面，我国的福利资金不足；此外，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民办福利组织还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福利体系之内。
其次是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不足。由于民间福利组织主要是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一群体处于社会的较低层，没有能力自助，只能靠社会上有能力、又热衷于社会福利事业的人来提供帮助，所以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靠人们的觉悟、爱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来推动，需要参与者的奉献精神。然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道德的力量有时是无法战而胜之的。
此外，诸多社会组织发育不全，能力不足，对政府和社会缺乏有效的回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依靠领导的个人魅力及其艰苦奋斗创建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各种组织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有的违背社会组织的宗旨甚至从事违法活动，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这些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影响了它们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些问题不但对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有害，而且对整个社会和谐的建设不利，亟需高度重视，尽快解决。
由于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和判断发生偏差，在部分党政干部中间，对民间组织存在不友善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与我们当前大力倡导的和谐社会精神格格不入。既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那么我们就要抛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排他性思维方式，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前提下，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各种组织资源，如此才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一直就充满兼容共生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向来也以“和合”思想见长。从现实来看，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合力推进的结果。恩格斯曾用“平行四边形”作比喻，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无数个人和众多的社会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众多的社会集团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离不开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伴随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对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今天，政府正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政府没有必要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的管理，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的微观社会职能，应该、也可以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社会组织将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可以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最终促进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福祉。
在共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当前，社会组织数量迅速扩张，增长质量亟需提高，各级党政干部对社会组织认识亟待深化。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更应探寻一条有效地参与社会发展与和谐共建的路径，树立良好形象，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使命。
在西方，社会组织甚至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它为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督促和改善政府行为，从而有效地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与社会组织的类型相关，中国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建设性提议。这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最常见方式。在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中体现最为明显。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参政议政的政治协商地位。据清华大学统计，有58.7％的社会组织曾经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并有42％的社会组织表示所提建议受到不同程度的采纳。这种对话模式的特点是：对话的主题、方向或框架在政府的整体规划之下，社会组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话的目的是更好地共同致力于政府设立的总体规划目标的实现。
利益诉求之表达。这更类似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倡导行为。这种对话方式的特点是：社会组织代表民间提出意见和利益诉求之表达，具有力量均衡的意义。它可能是为了会员利益，如不同的行业协会代表其会员的利益进行对政府的政策游说，也可能是为了某种公共利益，如环保组织为了公众的生存与健康，要求在重大工程中纳入环境的评估，等等。
参与式合作。这种方式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平等的主体，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很可能形成民间利益的有效表达，成为主要的社会合作模式。比如，2006年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外宣布，6家社会组织首次通过招标与政府合作参与实施村级扶贫项目。这是中国政府在扶贫项目方面的一种创新和尝试。
参与式合作被认为是以后更多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但是在有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程度和效果仍然不容乐观。那么，在共建和谐社会中社会组织应该怎样发展呢？什么才是社会组织的有效发展路径呢？这首先需要从大的方面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中共精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要将这一精神和要求贯彻到社会组织发展的层面，必须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在社会组织的立法中，对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范围和领域都作出相应规定。重点是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的行为，明确界定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哪些行为是法律所倡导的，不断改善社会组织的法律、政策环境。
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大量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微观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出去，转交给相关的社会组织承担，腾出精力和力量，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满足公民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从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逐步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分工，实现政府向社会的部分放权，逐步扩大广大公民和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
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社会组织不仅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规范的议事规则，而且应当建立民主的决策程序。要把有政策水平、专业知识、管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引入到社会组织中，建立职业化的队伍。建立以服务效率、管理水平、工作业绩为主的激励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
总之，要统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在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同时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摆正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把社会组织看成是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平等主体，鼓励社会组织进入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益性事业领域，发挥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必须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加强学术和事务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借鉴和学习国外社会组织先进的发展模式和管理经验，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这不仅是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共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责任编辑：袁文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是共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中国历经30年的改革，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机构的精简与职能的转变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与合理定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我们看到，这些组织能对改革中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原因造成的“真空”地带起弥补和协调作用，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建设性影响。所以，在和谐社会这一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理论依据及其有效发展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国际上，通常把社会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也叫Third Sector（第三部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Lester.M.Salamon教授等认为NGO有以下七个属性：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时间不长，但也同样具有这些性质。中国社会组织大规模发展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制度的弱化为中国城市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与良好环境。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引入，不仅直接导致了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产生的社会组织在性质上大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所存在的“社会团体”，80年代后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组织性、志愿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各类民间社会组织总数已达800万个以上。虽然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数量上迅速扩张，但是发展质量堪忧，仍存在众多制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在国外，第三部门资金来源很多，有各种志愿捐款、会费、服务收费，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资助。而在我国，民间福利组织资金少而且来源单一。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公益传统，民间的捐赠很少；另一方面，我国的福利资金不足；此外，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民办福利组织还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福利体系之内。
其次是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不足。由于民间福利组织主要是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一群体处于社会的较低层，没有能力自助，只能靠社会上有能力、又热衷于社会福利事业的人来提供帮助，所以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靠人们的觉悟、爱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来推动，需要参与者的奉献精神。然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道德的力量有时是无法战而胜之的。
此外，诸多社会组织发育不全，能力不足，对政府和社会缺乏有效的回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依靠领导的个人魅力及其艰苦奋斗创建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各种组织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有的违背社会组织的宗旨甚至从事违法活动，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这些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影响了它们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些问题不但对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有害，而且对整个社会和谐的建设不利，亟需高度重视，尽快解决。
由于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和判断发生偏差，在部分党政干部中间，对民间组织存在不友善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与我们当前大力倡导的和谐社会精神格格不入。既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那么我们就要抛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排他性思维方式，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前提下，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各种组织资源，如此才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一直就充满兼容共生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向来也以“和合”思想见长。从现实来看，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合力推进的结果。恩格斯曾用“平行四边形”作比喻，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无数个人和众多的社会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众多的社会集团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离不开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伴随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对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今天，政府正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政府没有必要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的管理，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的微观社会职能，应该、也可以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社会组织将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可以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最终促进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福祉。
在共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当前，社会组织数量迅速扩张，增长质量亟需提高，各级党政干部对社会组织认识亟待深化。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更应探寻一条有效地参与社会发展与和谐共建的路径，树立良好形象，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使命。
在西方，社会组织甚至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它为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督促和改善政府行为，从而有效地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与社会组织的类型相关，中国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建设性提议。这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最常见方式。在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中体现最为明显。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参政议政的政治协商地位。据清华大学统计，有58.7％的社会组织曾经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并有42％的社会组织表示所提建议受到不同程度的采纳。这种对话模式的特点是：对话的主题、方向或框架在政府的整体规划之下，社会组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话的目的是更好地共同致力于政府设立的总体规划目标的实现。
利益诉求之表达。这更类似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倡导行为。这种对话方式的特点是：社会组织代表民间提出意见和利益诉求之表达，具有力量均衡的意义。它可能是为了会员利益，如不同的行业协会代表其会员的利益进行对政府的政策游说，也可能是为了某种公共利益，如环保组织为了公众的生存与健康，要求在重大工程中纳入环境的评估，等等。
参与式合作。这种方式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平等的主体，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很可能形成民间利益的有效表达，成为主要的社会合作模式。比如，2006年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外宣布，6家社会组织首次通过招标与政府合作参与实施村级扶贫项目。这是中国政府在扶贫项目方面的一种创新和尝试。
参与式合作被认为是以后更多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但是在有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程度和效果仍然不容乐观。那么，在共建和谐社会中社会组织应该怎样发展呢？什么才是社会组织的有效发展路径呢？这首先需要从大的方面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中共精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要将这一精神和要求贯彻到社会组织发展的层面，必须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在社会组织的立法中，对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范围和领域都作出相应规定。重点是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的行为，明确界定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哪些行为是法律所倡导的，不断改善社会组织的法律、政策环境。
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大量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微观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出去，转交给相关的社会组织承担，腾出精力和力量，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满足公民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从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逐步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分工，实现政府向社会的部分放权，逐步扩大广大公民和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
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社会组织不仅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规范的议事规则，而且应当建立民主的决策程序。要把有政策水平、专业知识、管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引入到社会组织中，建立职业化的队伍。建立以服务效率、管理水平、工作业绩为主的激励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
总之，要统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在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同时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摆正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把社会组织看成是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平等主体，鼓励社会组织进入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益性事业领域，发挥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必须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加强学术和事务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借鉴和学习国外社会组织先进的发展模式和管理经验，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这不仅是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共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责任编辑：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