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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
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作家，文风诙谐，擅长以悖论表达观点。
恐怕我不能将美国描绘成一块十足的理想乐土——也许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我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我说不出它的经纬度，也算不出它所出产的谷物的价值，我对它的政治更谈不上熟悉。你也许对这些事情都不感兴趣，当然我对它们也毫无兴趣可言。
我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个深刻印象便是，如果说美国人称不上是世界上穿着最好的人，他们也是穿着得最舒适的人。男人们头上都戴着可怕的烟囱式高顶礼帽，却很少有不戴帽子的;他们穿着丑陋至极的燕尾服，却极少见到不穿外套的男人。这些人的穿戴到处透露出极为舒适的感觉，这和我们国家的情形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衣衫褴褛之人到处可见。
另外一件事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急匆匆地赶火车。这种情形对于诗歌和浪漫的爱情十分不利。假如罗密欧或朱丽叶也总是不断地为赶火车而担心，或者他们一直为返程票烦恼，则莎士比亚绝不可能为我们创造出那几幕充满了诗意与伤感情调的阳台场景戏了。
美国是世界上最嘈杂的国家。人们早上并不是被夜莺的欢快歌声唤醒，而是被汽笛的鸣叫声吵醒。令人颇感惊异的是，头脑如此清醒而又讲求实际的美国人竟然没有想到要减低这些难以恐受的噪音。一切艺术都依赖于精美细致的感觉，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喧嚣最终会损坏人类的音乐天赋。
美国的城市并没有牛津、剑桥、索尔兹伯里或温切斯特那样的美丽景致，没有那些从优雅时代保存下来的美丽古迹;然而这里仍然可以时常见到一些美丽的东西，不过这些地方的美只是美国人无意中创造出来的。而在那些刻意要创造美的地方，他们显然遭到了失败。美国人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他们将科学应用到現代生活中时采用的那种态度。
在纽约街头稍作漫步，这一特点便一目了然。在英国，发明家几乎被人们当作疯子来对待，而发明最终导致失望与穷困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在美国，发明家享有极高的声誉，随时随地都会受到人们的帮助。在那里，人类利用头脑的智慧，将科学用于实际工作中，这是一条致富的捷径。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国家比得上美国这里如此钟爱机器了。
我一直期望着能够确定力的线条也就是美的线条。而在我凝视着美国的机器时，这一愿望终于得到实现。直到我见过了芝加哥的供水系统时，我才意识到机器之奇妙：钢制的铁杆此起彼落，巨大的轮子所做的对称性运动是我毕生所见的节奏最美的东西。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巨大尺寸，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并不十分愉快。这个国家似乎是想用它那令人难忘的巨大尺寸来强迫别人认同它的强大势力。
我对尼亚加拉大瀑布感到失望——大多数人都会对它失望的。美国的每一位新娘都被带到那里，因此这一巨大惊人的水瀑景观，即便称不上是美国人婚姻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失望，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失望之一了。人们只能在远远的地方，一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见到它，这种角度根本显示不出水流的壮观。为了真正欣赏到瀑布，人们必须到下面去看，这样就不得不穿上一件黄色的油布雨衣，它简直跟麦金托什雨衣一样难看——我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穿它。不过，像著名演员伯恩哈特女士那样的艺术家不但穿上了那种丑陋的黄色雨衣，甚至还穿着它照了相这一点也许会带给人们某种安慰。
也许美国最美丽的地方是它的西部，到达那里需要乘火车度过漫长的6天时间;火车在一只丑陋的马口铁壶般的蒸汽发动机牵引下奔驰着。这趟旅行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发现那些穿行于车厢之间出售各种可以吃的或不能吃的东西的男孩们在销售我的诗集;这些诗被粗劣地印在一种像灰色吸水纸般的纸上，每本只卖10美分的低价。我把这些孩子们叫到一边，对他们说，尽管诗人们都喜欢出名，他们也愿意得到报酬，像这样出售我的诗集却不分给我利润，简直就是对文学的一大打击，对那些有志于诗歌创作的青年人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全都给出了千篇一律的答复：只要他们自己在这桩生意上有利可图，其他的事也管不了许多了。
人们普遍地误解为，在美国来访者总是被统称为“陌生人”，我却从来没有被人称作“陌生人”。在得克萨斯我被称为“上尉”;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时又被称作“上校”，而到达临近墨西哥的边境时，我又变成了“将军”。不过总的来说，英语当中称呼人用的“先生（Sir）”一词，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也许有一点值得指出，大家通常所说的美式英语实际上不过是古英语的表达形式。它们在我们国家内已经消失，却在我们的殖民地保存了下来。许多人认为美国人常讲的“我猜（I guess）”这一词是纯粹的美式英语表达法，但是约翰·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就用过这一说法，就像我们现在用“我想（I think）”一词一样。
一个国家的古老生活方式实际存在于它的殖民地中，而不是本土上。假如人们想了解什么是英国清教主义——并不是它的最糟形式（尽管这时它已经很糟了），而是它的最佳状态，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认为人们在英国肯定找不到很多清教主义，但是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却可以发现很多。我们国家已经抛弃了清教主义，而美国还保留着，我希望美国人只不过把它当作一件短命的老古董罢了。
旧金山是一座真正的美丽城市。聚居着许多中国劳工的“中国城”，是我平生所见最具艺术气息的城镇。那些古怪又忧郁的东方人，在一般人看来很低微，他们当然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仿佛已经立下决心，自己身边绝不能有任何不美的东西。
这些苦工们晚上聚集在中国餐馆里吃饭，我发现他们用来喝茶的瓷杯就像玫瑰花瓣一样精巧细致，而我下榻的那些俗气宾馆提供给我的茶具不过是只陶杯，足足有一英寸半厚。中国人的菜单全部是写在宣纸上送上来的，那些用墨汁书写出来的账目就像是艺术家们在扇面上蚀刻出来的小鸟。
盐湖城只有两处建筑值得一看，最主要的一座便是礼拜堂。它的外形好像一只汤锅，是本地唯一的一位艺术家装饰的。他用早期的佛罗伦萨画家们的天真精神来处理宗教主题，将穿着现代服装的现代人物与身穿传奇性服装的《圣经》历史人物并列画在一起。 另外一处较重要的建筑是阿米利亚宫，是为了纪念摩门教首领杨百翰的一个妻子而建造的。在他死后，摩门教的现任会长站在礼拜堂内宣称，他受到启示说自己应该拥有阿米利亚宫，并且关于这一问题再也不会有其他神示了。
从盐湖城穿过科罗拉多大平原，我们又登上了落基山脉，山上有一座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德维尔。它另外还以最野蛮的城市而著称，这里的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有人对我说，我如果去那里的话，他们肯定会打死我或我的旅行经纪人。我寫信回答说，不论他们对我的旅行经纪人做出什么事，都不会把我吓退。这些人都是矿工——与金属打交道的人，于是我对他们作了一番关于艺术道德的演讲，我还读了几段意大利艺术家切利尼的自传给他们听，他们似乎很高兴。这些听众都责备我为什么没有带切利尼一起来，我解释说他已死了有一段时间了，这时便有人询问：“是谁打死他的？”然后他们又带我去了一家舞厅，在那里我见到一则平生仅见的唯一合理的艺术评论。在钢琴的上方印着这样一条告示：
请别打死钢琴师，他已经尽其所能。
在那个地方，钢琴师的死亡率高得惊人。随后他们又邀请我吃晚饭，我欣然接受。于是我不得不站在一只筐子里（这时是绝不可能表现得优雅的），被放到了矿井下。我就在这山脉的中心地区享用了晚餐，第一道是威士忌，第二道也是威士忌，第三道还是威士忌。
我赶到剧院去演讲时，有人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刚刚有两个人因为谋杀罪而被捕。当晚8点钟时，就在这家剧院内，他们被带到舞台上，在一大群拥挤的观众面前当场受到审判并被处决了。不过我发现这些矿工都非常可爱，一点儿都不野蛮。
在南方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当中，我发现有种伤感的倾向，即他们总是把一切重要的事情同最近的那场战争（南北战争）联系起来。有一次我对一位站在身旁的绅士说道“今晚的月色多美啊！”“不错，”他回答道，“可惜你没能在战前见到它。”
在落基山脉以西的地区，人们对艺术的知识简直贫乏到了极点。有一位艺术爱好者——他年轻时也曾作过矿工——起诉了铁路公司，因为他从巴黎定购的米洛的维纳斯的石膏像竟然缺少了双臂。益发令人吃惊的是，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并获得了赔偿。
宾夕法尼亚州那些多岩的山谷与茂密的森林景色，使我想起了瑞士。而草原又令我感觉像一大张吸水纸。
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所留下的美丽的地名，使得他们受到后人的纪念。那些拥有美丽的地名的城市都是西班牙人或法国人创建的。而英国人总是起些难听至极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实在太难听了，我拒绝去那里演讲，它叫“格里格兹维尔村（Grigsville）”。假设我在那里创立了一个艺术流派，那它的名字就会叫“早期格里格兹维尔派”，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更不要说艺术学校会讲授“格里格兹维尔文艺复兴”了。
至于俚语，我听到的并不多。只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士在参加完下午的舞会换过衣服之后，确实讲过一句：“踹了一会儿她就换了行头（after the heel kick she shifted her day goods）。”
美国的年轻男子不是面色苍白发育过早，就是皮肤病黄色，一派目中无人。不过美国的女孩子都是漂亮迷人的——就像是一片注重实际的广阔无垠的沙漠中点缀的一片片美丽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绿洲。
每一位美国女孩都值得12个年轻男子为她着迷。他们应该一直做她的奴仆，而她则可以用一种迷人的毫不在乎的态度任意驱使他们。
男人们一心一意只注重生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十分重视新的机会。他们还勇于接受一切新的思想，而且所受的教育也很实际。我们对于儿童的全部教育都根植于书本中，但是在教导孩子之前，应该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头脑。孩子们天生对书本有一种反感——手工艺则应该成为教育的基础。我们应该教导男孩和女孩们怎样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东西，这样他们便不会有破坏和调皮的倾向了。
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作家，文风诙谐，擅长以悖论表达观点。
恐怕我不能将美国描绘成一块十足的理想乐土——也许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我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我说不出它的经纬度，也算不出它所出产的谷物的价值，我对它的政治更谈不上熟悉。你也许对这些事情都不感兴趣，当然我对它们也毫无兴趣可言。
我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个深刻印象便是，如果说美国人称不上是世界上穿着最好的人，他们也是穿着得最舒适的人。男人们头上都戴着可怕的烟囱式高顶礼帽，却很少有不戴帽子的;他们穿着丑陋至极的燕尾服，却极少见到不穿外套的男人。这些人的穿戴到处透露出极为舒适的感觉，这和我们国家的情形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衣衫褴褛之人到处可见。
另外一件事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急匆匆地赶火车。这种情形对于诗歌和浪漫的爱情十分不利。假如罗密欧或朱丽叶也总是不断地为赶火车而担心，或者他们一直为返程票烦恼，则莎士比亚绝不可能为我们创造出那几幕充满了诗意与伤感情调的阳台场景戏了。
美国是世界上最嘈杂的国家。人们早上并不是被夜莺的欢快歌声唤醒，而是被汽笛的鸣叫声吵醒。令人颇感惊异的是，头脑如此清醒而又讲求实际的美国人竟然没有想到要减低这些难以恐受的噪音。一切艺术都依赖于精美细致的感觉，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喧嚣最终会损坏人类的音乐天赋。
美国的城市并没有牛津、剑桥、索尔兹伯里或温切斯特那样的美丽景致，没有那些从优雅时代保存下来的美丽古迹;然而这里仍然可以时常见到一些美丽的东西，不过这些地方的美只是美国人无意中创造出来的。而在那些刻意要创造美的地方，他们显然遭到了失败。美国人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他们将科学应用到現代生活中时采用的那种态度。
在纽约街头稍作漫步，这一特点便一目了然。在英国，发明家几乎被人们当作疯子来对待，而发明最终导致失望与穷困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在美国，发明家享有极高的声誉，随时随地都会受到人们的帮助。在那里，人类利用头脑的智慧，将科学用于实际工作中，这是一条致富的捷径。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国家比得上美国这里如此钟爱机器了。
我一直期望着能够确定力的线条也就是美的线条。而在我凝视着美国的机器时，这一愿望终于得到实现。直到我见过了芝加哥的供水系统时，我才意识到机器之奇妙：钢制的铁杆此起彼落，巨大的轮子所做的对称性运动是我毕生所见的节奏最美的东西。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巨大尺寸，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并不十分愉快。这个国家似乎是想用它那令人难忘的巨大尺寸来强迫别人认同它的强大势力。
我对尼亚加拉大瀑布感到失望——大多数人都会对它失望的。美国的每一位新娘都被带到那里，因此这一巨大惊人的水瀑景观，即便称不上是美国人婚姻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失望，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失望之一了。人们只能在远远的地方，一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见到它，这种角度根本显示不出水流的壮观。为了真正欣赏到瀑布，人们必须到下面去看，这样就不得不穿上一件黄色的油布雨衣，它简直跟麦金托什雨衣一样难看——我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穿它。不过，像著名演员伯恩哈特女士那样的艺术家不但穿上了那种丑陋的黄色雨衣，甚至还穿着它照了相这一点也许会带给人们某种安慰。
也许美国最美丽的地方是它的西部，到达那里需要乘火车度过漫长的6天时间;火车在一只丑陋的马口铁壶般的蒸汽发动机牵引下奔驰着。这趟旅行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发现那些穿行于车厢之间出售各种可以吃的或不能吃的东西的男孩们在销售我的诗集;这些诗被粗劣地印在一种像灰色吸水纸般的纸上，每本只卖10美分的低价。我把这些孩子们叫到一边，对他们说，尽管诗人们都喜欢出名，他们也愿意得到报酬，像这样出售我的诗集却不分给我利润，简直就是对文学的一大打击，对那些有志于诗歌创作的青年人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全都给出了千篇一律的答复：只要他们自己在这桩生意上有利可图，其他的事也管不了许多了。
人们普遍地误解为，在美国来访者总是被统称为“陌生人”，我却从来没有被人称作“陌生人”。在得克萨斯我被称为“上尉”;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时又被称作“上校”，而到达临近墨西哥的边境时，我又变成了“将军”。不过总的来说，英语当中称呼人用的“先生（Sir）”一词，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也许有一点值得指出，大家通常所说的美式英语实际上不过是古英语的表达形式。它们在我们国家内已经消失，却在我们的殖民地保存了下来。许多人认为美国人常讲的“我猜（I guess）”这一词是纯粹的美式英语表达法，但是约翰·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就用过这一说法，就像我们现在用“我想（I think）”一词一样。
一个国家的古老生活方式实际存在于它的殖民地中，而不是本土上。假如人们想了解什么是英国清教主义——并不是它的最糟形式（尽管这时它已经很糟了），而是它的最佳状态，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认为人们在英国肯定找不到很多清教主义，但是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却可以发现很多。我们国家已经抛弃了清教主义，而美国还保留着，我希望美国人只不过把它当作一件短命的老古董罢了。
旧金山是一座真正的美丽城市。聚居着许多中国劳工的“中国城”，是我平生所见最具艺术气息的城镇。那些古怪又忧郁的东方人，在一般人看来很低微，他们当然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仿佛已经立下决心，自己身边绝不能有任何不美的东西。
这些苦工们晚上聚集在中国餐馆里吃饭，我发现他们用来喝茶的瓷杯就像玫瑰花瓣一样精巧细致，而我下榻的那些俗气宾馆提供给我的茶具不过是只陶杯，足足有一英寸半厚。中国人的菜单全部是写在宣纸上送上来的，那些用墨汁书写出来的账目就像是艺术家们在扇面上蚀刻出来的小鸟。
盐湖城只有两处建筑值得一看，最主要的一座便是礼拜堂。它的外形好像一只汤锅，是本地唯一的一位艺术家装饰的。他用早期的佛罗伦萨画家们的天真精神来处理宗教主题，将穿着现代服装的现代人物与身穿传奇性服装的《圣经》历史人物并列画在一起。 另外一处较重要的建筑是阿米利亚宫，是为了纪念摩门教首领杨百翰的一个妻子而建造的。在他死后，摩门教的现任会长站在礼拜堂内宣称，他受到启示说自己应该拥有阿米利亚宫，并且关于这一问题再也不会有其他神示了。
从盐湖城穿过科罗拉多大平原，我们又登上了落基山脉，山上有一座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德维尔。它另外还以最野蛮的城市而著称，这里的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有人对我说，我如果去那里的话，他们肯定会打死我或我的旅行经纪人。我寫信回答说，不论他们对我的旅行经纪人做出什么事，都不会把我吓退。这些人都是矿工——与金属打交道的人，于是我对他们作了一番关于艺术道德的演讲，我还读了几段意大利艺术家切利尼的自传给他们听，他们似乎很高兴。这些听众都责备我为什么没有带切利尼一起来，我解释说他已死了有一段时间了，这时便有人询问：“是谁打死他的？”然后他们又带我去了一家舞厅，在那里我见到一则平生仅见的唯一合理的艺术评论。在钢琴的上方印着这样一条告示：
请别打死钢琴师，他已经尽其所能。
在那个地方，钢琴师的死亡率高得惊人。随后他们又邀请我吃晚饭，我欣然接受。于是我不得不站在一只筐子里（这时是绝不可能表现得优雅的），被放到了矿井下。我就在这山脉的中心地区享用了晚餐，第一道是威士忌，第二道也是威士忌，第三道还是威士忌。
我赶到剧院去演讲时，有人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刚刚有两个人因为谋杀罪而被捕。当晚8点钟时，就在这家剧院内，他们被带到舞台上，在一大群拥挤的观众面前当场受到审判并被处决了。不过我发现这些矿工都非常可爱，一点儿都不野蛮。
在南方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当中，我发现有种伤感的倾向，即他们总是把一切重要的事情同最近的那场战争（南北战争）联系起来。有一次我对一位站在身旁的绅士说道“今晚的月色多美啊！”“不错，”他回答道，“可惜你没能在战前见到它。”
在落基山脉以西的地区，人们对艺术的知识简直贫乏到了极点。有一位艺术爱好者——他年轻时也曾作过矿工——起诉了铁路公司，因为他从巴黎定购的米洛的维纳斯的石膏像竟然缺少了双臂。益发令人吃惊的是，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并获得了赔偿。
宾夕法尼亚州那些多岩的山谷与茂密的森林景色，使我想起了瑞士。而草原又令我感觉像一大张吸水纸。
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所留下的美丽的地名，使得他们受到后人的纪念。那些拥有美丽的地名的城市都是西班牙人或法国人创建的。而英国人总是起些难听至极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实在太难听了，我拒绝去那里演讲，它叫“格里格兹维尔村（Grigsville）”。假设我在那里创立了一个艺术流派，那它的名字就会叫“早期格里格兹维尔派”，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更不要说艺术学校会讲授“格里格兹维尔文艺复兴”了。
至于俚语，我听到的并不多。只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士在参加完下午的舞会换过衣服之后，确实讲过一句：“踹了一会儿她就换了行头（after the heel kick she shifted her day goods）。”
美国的年轻男子不是面色苍白发育过早，就是皮肤病黄色，一派目中无人。不过美国的女孩子都是漂亮迷人的——就像是一片注重实际的广阔无垠的沙漠中点缀的一片片美丽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绿洲。
每一位美国女孩都值得12个年轻男子为她着迷。他们应该一直做她的奴仆，而她则可以用一种迷人的毫不在乎的态度任意驱使他们。
男人们一心一意只注重生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十分重视新的机会。他们还勇于接受一切新的思想，而且所受的教育也很实际。我们对于儿童的全部教育都根植于书本中，但是在教导孩子之前，应该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头脑。孩子们天生对书本有一种反感——手工艺则应该成为教育的基础。我们应该教导男孩和女孩们怎样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东西，这样他们便不会有破坏和调皮的倾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