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为雅士，雅士自然多有雅好，茶，自然不可或缺。写过《茶经》的陆羽非但爱茶，而且懂茶，是研究茶的专家。很多文人，对茶的喜爱不逊于陆羽，且往往也有自己独特的心得。
　　根据《全唐诗》来进行统计，唐代写过茶诗的文人共计145位。唐朝诗人卢仝饮茶有个奇特的规定：每次不喝第七碗，否则就会喝醉。他在《饮茶歌》中曾这样描绘：“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晚唐著名文学家皮日休，精通茶事，善写茶诗，他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写过《茶中杂咏》，为今人了解唐代茶园、茶舍、茶农、茶具以及茶业的种植、焙制、烹饮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宋代大才子苏轼的《试院煎茶》传颂千古，其中对煮水的深刻阐述“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至今仍被全球茶界奉为经典。以节俭出名的宋代名臣范仲淹，也以《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批判当时竞奢的风气。唐代大诗人元稹还有一首最早的图像诗《一七令·茶》，风行茶楼酒肆。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以拟人化的手法，称武夷山茶为“晚甘侯”，更使得“大红袍”从此名满天下。
　　王安石得知苏轼将赴黄洲，途中会路过三峡，就慎重相托于苏轼说：“介甫十年寒窗，染成痰火之症，须得阳羡茶以中峡水烹服方能缓解。子瞻回归时，烦于瞿塘中峡舀一瓮水带回，不胜感激。”苏轼自然爽快地答应了。几个月后，苏轼返程，因为旅途过于劳累，船经过瞿塘中峡时打了一会儿瞌睡，等一觉醒来，船已到了下峡，想起老友的数次嘱咐，赶紧在下峡水舀了一瓮水。待苏轼将水送到王府时，王安石大喜，来不及道谢就亲自取水而烹茶，邀苏轼一起细细品饮。王屏声静气品了第一口，忽然眉头微凝，问苏轼;“此水取自何处？”苏轼答“瞿塘峡。”王又问：“可是中峡？”苏轼有点心虚，但还是强答道：“正是中峡。”王安石摇头道：“非也，非也！此乃下峡之水。”蘇轼大惊道：“三峡之水上下相连，介甫兄何以辨之，何以知此水为下峡之水？”王安石笑道：“《水经补论》上说，上峡水性太急，昧浓，下峡之水太缓，味淡。唯中峡之水缓急相半。浓淡相宜，如名医所云，“逆流回阑之水，性道倒上，故发吐痰之药用之。故中峡之水，具去痰疗疾之功。此水，茶色迟起而味淡，故知为下峡之水。”苏轼听了王安石的话，既惭愧，又满心折服，连声谢罪致歉。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都是茶道中人，他们旅居青州时常以茶为戏：“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一边饮茶，一边记忆学习，“饮茶助学”。
　　文人们总是力求在幽静雅致的环境中饮茶。他们寄情山水的同时啜饮香茗，既能欣赏风景，又能洗涤心灵，得到双重的审美愉悦。比如树荫之下，清净自在，陆游《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旋置风炉清樾下，他年奇事记三人。”或在竹林中，清幽高雅，陆游《喜得建茶》：“故应不负朋游意，自挈风炉竹下来。”茶能稳定情绪，使人沉静，在品味清茶的过程中，士人往往能有心得。
　　鲁迅心目中的茶，是一种追求真实自然的“粗茶淡饭”之茶，而决不是斤斤计较于百般细腻的所谓“茶功夫”上。这种“茶味”，恰恰是茶在最高层次的体验：崇尚自然和质朴。他笔下的茶，是一种茶外之茶。鲁迅先生曾是昔日广州陶居、陆园、北园、妙奇香等茶楼的座上客。他经常是一边构思，一边悠然品茗，而真到了写作的时候他不喝茶，只抽烟。他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种清福，首先必须有时间。其次才是长期品茶练出来的特别感觉。”
　　林语堂是闽南漳州人，受闽南功夫茶熏陶而善品茶，他根据自己喝茶经验，提出“三泡”说：“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以佳人喻茶，新颖而富有情趣。明代许次纾也有“三泡”说法，他在《茶趣》中说：“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林语堂关于茶还有这样的评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他的另一句名言是：“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
　　周作人喜欢喝茶，在家乡绍兴，从小就喝茶成了习惯。周作人曾有段时间喜欢苦丁茶，还取了苦茶斋、苦雨斋等斋名。有一次，朋友送他一包特种的茶叶，他感谢朋友的好意，但是由于这个茶太苦了，他后来也没有多吃。可见，他将斋名谓之“苦茶斋”，还有其他的意思。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一九二五年）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一九三三年），是还在“吃茶”，在《五十自寿》（一九三四年）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然而，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
　　编辑 / 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