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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1908-1968），是我国20世纪著名史学家，是自学成才的一位史学奇才，是20世纪前期“古史辨”派的核心人物，是20世纪50-60年代山东大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时，受北大的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到山大成为童书业的先秦史专业研究生，在1961-1965年与童师相处近四年，学术上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师生关系也极为亲密。童书业先生的女儿童教英（现浙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的著作：《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一书中第160-162页有3页纸专门写我在山东大学时与童书业先生和童师母、童教英的关系。今年2018年是童书业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50周年，我以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在本文中写一写我所了解的童书业，我和童书业师的关系，作为最好的纪念。
一、初入师门
1961年夏我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前，学校推荐12位同学到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当研究生。我为什么选择了山东大学？因为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各种观点的学术论文大量见于报纸杂志，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京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各种条件优越，但学术空气显得沉闷一些；而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刊物，登载了大量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的文章，使我们年轻学生打开了视野，活跃了思想。而在《文史哲》等刊物发表文章的学者中，以童书业先生文章最多，涉及面最广，提出的观点很能吸引人，童先生自然成为了大学生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我当时以为山东大学在青岛，风景好，又位于北京和我家乡苏州之间，自己也想换一个学习环境。后来等在北京的考试结束，我被山大录取时，才知道山大已搬至省城济南。当时山东大学新校刚刚建成，校舍很简陋，四周用水泥杆加铁丝网围住，里面是空空的二十几幢楼。当时国家规定，黄河以北的高校冬天装暖气片，而黄河以南的高校不装。济南正位于黄河以南，所以宿舍、办公室均无暖气管，济南冬天气温都在零下3-4度，当时又处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缺乏，我们新来的研究生只能经常在校园内跑步、活动，尽量多穿棉衣，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读书、学习上来度过这个难关。
1961年10月底一天，我们在大饭厅开会，见到门口小凳子上坐着一位50多岁的老人。他有点咳嗽，不修边幅。我以为是个老工人，悄悄问别人：他是谁。回答是：他是你的导师童书业呀！他学问可好呢！我很吃惊，童先生名气如此大，应该是一位很有风度的先生，怎么这个样子呢？过了几天，教研室主任卢振华副教授陪我去拜访了童书业先生。卢走后，我和童师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从彼此生平到治学观点，从爱党爱国到山大建设，无话不说。童先生博学、才智、人格、为人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原来童书业先生把全部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所以对生活起居不够注意了。好在童师母蒋夫人，他女儿童教英和保姆张妈对他进行细心照顾，使童师能倾其全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中。
1961至1962年初秋，童先生要我校对他写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我按照他的要求认真细致地把全书所有史料都作了查核校对，改正了错误。该书于1962年底正式出版。童书业师特别高兴，我們一起到济南街上去看了戏，吃了顿饭。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老师和学生面前多次夸奖我工作认真、细心，说这是做好学问的根本，从而决心把更重要的研究任务交给我来完成。
二、师恩难忘
1962年下半年，童书业先生决定让我来完成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毕业论文的写作任务。他所以作出这一决定，一是我和他关系亲密，又是北大毕业的全优生，在校对《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过程中，表现出来治学细心、认真、善于发现问题的优点，认为我有能力完成此文；二是童先生对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有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想法，1957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他的论文《论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关系》，通过和北大黄子通教授的论辩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但要把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作为一个课题来完成，却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是理论问题，历代经师说法不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又不是人人熟悉；二是范围问题，太广太杂，上起西周，下迄战国，涉及天子、诸侯、卿和大夫、士各阶层，关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要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完成十万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谈何容易？但导师意见已定，我也决心全力以赴。
从1962年底至1963年，我无数次在导师家里畅谈，请教学问，解答疑难，商讨观点，确定纲要。有时谈至晚上11点，导师就留我在他家（他书房的长沙发上）过夜；晚上、早晨和他分碗吃饭。从1963年至1964年10月完成了写作任务。从1962年至1965年，我可以说是导师除了童师母蒋夫人、女儿童教英以外，和他最亲近的人了。导师时常去医院看病，我根据师母意见陪他前去，中午在外面吃饭，下午去看戏，傍晚回家，这样的事有多次。由于导师和我无话不谈，我越发感到导师是一位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单纯幼稚，但却是一位爱党爱国、正直善良、绝顶聪明、热心助人，对教学和科研全力投入的好导师。记得1963年有一次，我约好下午去他家的，却中午午睡过头了，忽然听到有人敲我宿舍的门，开门一看，原来竟是童先生找到我宿舍了。他毫无责怪之意，立即又谈起学术了。我有幸得到导师如此精心细致的指导，不仅学到了他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幸运。
我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生毕业论文，主要根据我和导师共同的思想完成，花了两年半时间写成了长达 13万字的《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导师特将此文章寄给上海他的好友杨宽教授审阅，得到杨宽教授的高度评价。我的毕业论文基本内容分四大部分：一、宗法制度的起源与本质；二、论西周春秋时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宗法关系；三、西周春秋时代卿大夫世族内部的宗法制度；四、春秋战国时期士庶人宗法制度试探。1965年毕业论文答辩时获得了所有与会专家一致好评。1965年8月我到桂林工作后，从1965年9月至1966年7月，导师5次给我来信。我们通信内容之一是继续探讨宗法制度研究的问题，如他来信中帮我核对毕业论文中的史料，指出这篇论文写得很好，但还有若干史料上的失误之处，并一一予以列举，要我以后注意。我在导师的鼓励下在桂林确定了继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宗法制度研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我的学生们的协助下，长达33万字的我国第一部断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于1989年7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指导学生又把宗法制度研究扩展到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于1997年11月出版了我和学生合作完成的55万字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于2006年6月出版了我和学生合作完成的65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两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著作。我和我在广西师大培养的学生共发表了有关宗法的论文80多篇，从而对我国宗法制度的研究，对民族史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抚今忆昔，师恩难忘。当年童书业师为我确定的宗法制度研究的方向，奠定了我到广西工作50多年学术研究的重心和基础。
三、《“朋友”考》使我得以与顾颉刚齐思和见面
我在山东大学写作宗法制度毕业论文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济南冬天很冷，我夜以继日，努力钻研，以学术上的追求和新知来填补生活上的不足。我托去北京的同学在北京旧书店为我代购了《十三经注疏》等书，当时山大历史系资料室的书，如郭沫若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我一借就是两三年，进行反复比较和研读。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朋友”考》《论城濮之战的晋楚兵数问题》两文，两文都给童书业师看过，这里主要介绍《“朋友”考》一文的写作。
我在认真阅读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时，将西周春秋时代重要的青铜器铭文作比较研究，发现毛公鼎等两个铭文中有“乃族干敔王身”和“乃友干敔王身”，据郭沫若考释，两器同时，铭文如出一人手笔，时代背景亦相同。而在铭文基本相同的两段话中有完全相同的“乃族（友）干敔王身”一句，此为“友”等于“族人”之确证，此外西周春秋时代金文提到“朋友”一词凡七见，朋友皆排于嘉宾、大夫同列。在周代同姓为兄弟，异姓为亲戚，宗法统治与政治统治结合的情况下，出现了朋友一词，只可能是宗族弟兄或亲戚，不可能是今天意义上的只有友谊关系而无亲属关系的人。《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而《襄公十四年》“士有朋友”，早就引发争议，有人认为是否《左传》有误笔，经金文证实，《左传》两处写法都对，“朋友”即“隶子弟”，隶子弟即士家族的同辈亲属弟兄，就像“大夫有贰宗”一样。因此，“朋友”一词最原始的意义是同族或同宗内弟兄辈的族人，先秦文献本来就有“善兄弟为友”的古义，如《国语·晋语四》韦注“善兄弟为友”，《论语·为政》“友于兄弟”，《孟子·万章下》：“不挟兄弟而友”。可见今天用于朋友、友谊的友，古书上正好称呼弟兄间的道德，孝、友观念成为周代大肆渲染的宗法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父母之仇，不與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孔广森注“：族人者谓绝族者”，以朋友介于兄弟与绝族之人中间，可见其亲属关系远于亲弟兄而近于绝族之人，亦当为同宗之弟兄。既然当时宗族弟兄称朋友，《左传·桓公二年》何以用“朋友”来称呼“隶子弟”，《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又何解？学生古称弟子，“有朋自远方来”，朋即指弟子，已是常识，但周代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本有宗法式的隶属关系。同门称朋友，学生称弟子，同学可以引申为弟子，“朋友”可以引申为“子弟”。所以，“朋友”的原始意义是同宗、同族内弟兄关系，引申为“子弟”；在《论语》中称呼同学关系，引申为“弟子”。当时也出现了有现代同辈友谊关系的朋友的新含义。
我在读金文、《左传》等古书产生对朋友的宗法古义的想法和书业师交流，他完全赞同，并补充了若干新见，我的文章写成了《“朋友”考》一文，由童师寄给了顾颉刚先生，得到顾先生的高度评价，专门写信来鼓励，并说此文已介绍给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后因“文革”的原因，此文被推迟到1978年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摘要发表。）顾颉刚先生从此和我有了直接联系。1965年5月，顾颉刚先生从青岛休养回北京途中到济南小住，童书业先生带了他女儿童教英、我和北大毕业的青年教师徐连城三人，一起去宾馆看望。直到1979年8月，顾老以86岁高龄还从北京三里河宿舍给我写信，鼓励我在广西努力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1963年5月，山东大学历史系请北大名教授齐思和先生前来讲课。我在北大时听过齐先生的课，他学识渊博，为人宽厚，和书业师是至交。我和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唐耕耦、张左糸一起前往看望，和齐先生畅谈了3小时。这些学术活动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
四、童书业其人其事
童书业先生是位政治上爱党爱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科研，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老一辈史学家的典范。他无数次地对我说在旧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所经过的颠沛流离的曲折坎坷，解放后到山东大学就任历史系副主任、青岛市人民代表等职务时，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有一颗感恩之心。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收在童教英主编的《童书业史学理论论文集》一书约20多篇论文，就是他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创造。解放后他以报恩之心努力工作，夜以继日，开设了20多门课程。他的无私奉献，努力工作的精神有口皆碑。他和我讲话中要我爱党爱国，跟上形势，为人民服务。当时有人说他和党争夺青年，向青年学生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云云。我要说的是童书业先生从未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我的影响只是要我爱党爱国，服务社会和人民，他讲的话比当时一些党员教师讲的话更科学，更实际。
我和童书业师关系特别密切，其原因有四：一是我是北大全优生，在校对《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时表现出来的认真、细心、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他的好评；二是我是苏州人，童先生和师母分别是宁波人和南京人，解放前童先生一家长期住在苏州悬桥巷顾颉刚的住宅顾家花园，我们有共同的苏浙乡音，感到亲近；三是童先生和师母了解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家破人亡的一个孤儿，自幼在外祖和娘舅家长大，对我增加了一分关爱；四是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充满感恩报恩之心，早已下定决心，要一辈子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而童先生一家人解放前久经坎坷，解放后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和信任，开创了一个事业上的新时代，也对共产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恩之情。所以，我和书业师一家的关系，是在共同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基础是爱党爱国、服务人民、报效祖国。
如果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年，主要是奠定了我在历史学方面的较广博的知识基础，而我在山东大学当研究生的近四年，主要是向导师学习了他的治学和研究的方法。童先生经常对我说：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突破，这就要求我们看书治史要特别细心，善于比较，了解当前动态，在史书中看出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发现别人发现不出的问题。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人要青胜于蓝，后来居上，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二是要培养出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他曾举了些例子，如《史记》论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时期我国社会的对偶婚形态，而《诗经·国风》的大部分诗篇正是当时对偶婚习俗流行的表现；从伍子胥遗言中提出春秋后期吴都或已从苏州迁至邗（扬州）的史证；从春秋时的习俗论到《论语》所言“自行束脩以上”“，束脩”并非十条干肉，而是小孩已能生活自理，穿衣束发之意等。这些观点基本上已为学术界所共识。如上述“朋友”考写作中我也根据金文的史料作了探析，得到童先生以及顾颉刚先生的肯定。 童书业先生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他对我讲得很多。他说，中国古代是“士有隶子弟”式的师生关系，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学生尊重老师，老师爱护学生，不要搞师道尊严。他说：学术不是私产，不是获取名利的手段。学术有发展传承的关系。学生的学问得到了老师的教育，但学生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也会有创新和突破。凡是师生共同研究过的东西，往往是集体形成的，凝聚了师生共同的智慧。凡是师生共同研究过的东西，既可以老师的名义发表，也可以用学生的名义发表，也可以用合作的名义发表。他说：《春秋史》是根据顾颉刚的意见，由我给他编的教材，所以开始时用他的名义出版，抗战时期两人分开，我有教学任务，根据顾师的意见，该书用我的名义出版。童先生说：我指导你写宗法制度研究，不少观点我已经具有，但你花了大力气，搜集大量资料，进行补充、丰富、完善、发展，这是你的成果。所以现在关于宗法制度研究，我已出了三部论著，可以说都是在童书业师当年的影响下，由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的。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的著作很多，有的学生名字列在我之前 。书业师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考证》中也把宗法研究成果简要地写了进去。现在社会上常把学术看成追名逐利的工具，师生之间、同行之间为署名问题常生争议，不求实学，沽名钓誉，抄袭拼凑常有发生。回顾当年童书业师对我的讲话，他的人格和品德更使人感到親切。
我和童书业先生相处的几年间，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做到无话不谈，在生活上也彼此关切。当时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也常遇到思想改造上的苦闷，童先生也常患精神疾病（神经官能症）。我陪在他身边和他谈天，对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有时我忘去了他家，他会到宿舍来找我。我受师母委托，常陪他去看病，去看戏，一起吃饭。晚上晚了，就睡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师生亲密如此。到1965年8月，我离开济南到桂林工作后的近一年间，他还给我写了五封信。他写信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是帮我核查《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毕业论文的引文，因为他也要把有关成果收入他的著作，需要核查，他核查的结果是文章写得很好，但引文中还有不少失误，并一一向我列出。二是鼓励我在广西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多作贡献。三是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如清官论、让步政策等。直到“文革”开始，通信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一位画家和美术史专家，1966年春，他精心画了幅山水画扇面寄给我，题字：“宗范同学 丕绳”，作为永久的纪念。
五、迎接新时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和自己事业的新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童书业先生爱党爱国的政治品德，在历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为培养人才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其成效，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和赞扬。他的400万字的遗著由他的女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童教英呕心沥血，精心收集整理并陆续出版。2008年12月，童书业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我应邀专程从桂林去济南参加，亲切地会见了山东大学的领导、师友、童教英教授及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教授，童书业先生作为20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之一的地位得到完全肯定，书业先生生前所从事的事业在新时期得到更加发扬光大。书业师的导师、学术大师顾颉刚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5月14日给我来信，他说在党的关怀下他已搬到北京三里河新居，大大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他鼓励我在广西努力工作，为广西的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表现了这位已86岁高龄的史学泰斗的崇高品德和对青年的关怀。
广西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关系在新时期更加密切。由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师大、安徽师大等十院校历史系联合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在改革开放初年即已启动编写，迄今已40年。40年来，十院校互助合作，不断修改，不断再版，常用常新，长盛不衰，40年来发行量达几百万册，成为我国各院校合编的历史教材中的奇迹。山东大学多批老师到广西和桂林来开会和商讨合作计划，我也前后五次去山东大学参加合编教材会议和学术会议，并参加了在山东郓城、诸城举行的几次会议。
牢记党的教导和童书业师的希望，我始终牢记服从祖国分配、在广西健康地工作一辈子的承诺，50多年来从未要求调离广西，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总结过去，为了开辟未来，值此恩师诞辰11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相信童书业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所开创的史学研究和培养史学新人的事业，必将后继有人。
一、初入师门
1961年夏我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前，学校推荐12位同学到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当研究生。我为什么选择了山东大学？因为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各种观点的学术论文大量见于报纸杂志，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京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各种条件优越，但学术空气显得沉闷一些；而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刊物，登载了大量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的文章，使我们年轻学生打开了视野，活跃了思想。而在《文史哲》等刊物发表文章的学者中，以童书业先生文章最多，涉及面最广，提出的观点很能吸引人，童先生自然成为了大学生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我当时以为山东大学在青岛，风景好，又位于北京和我家乡苏州之间，自己也想换一个学习环境。后来等在北京的考试结束，我被山大录取时，才知道山大已搬至省城济南。当时山东大学新校刚刚建成，校舍很简陋，四周用水泥杆加铁丝网围住，里面是空空的二十几幢楼。当时国家规定，黄河以北的高校冬天装暖气片，而黄河以南的高校不装。济南正位于黄河以南，所以宿舍、办公室均无暖气管，济南冬天气温都在零下3-4度，当时又处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缺乏，我们新来的研究生只能经常在校园内跑步、活动，尽量多穿棉衣，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读书、学习上来度过这个难关。
1961年10月底一天，我们在大饭厅开会，见到门口小凳子上坐着一位50多岁的老人。他有点咳嗽，不修边幅。我以为是个老工人，悄悄问别人：他是谁。回答是：他是你的导师童书业呀！他学问可好呢！我很吃惊，童先生名气如此大，应该是一位很有风度的先生，怎么这个样子呢？过了几天，教研室主任卢振华副教授陪我去拜访了童书业先生。卢走后，我和童师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从彼此生平到治学观点，从爱党爱国到山大建设，无话不说。童先生博学、才智、人格、为人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原来童书业先生把全部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所以对生活起居不够注意了。好在童师母蒋夫人，他女儿童教英和保姆张妈对他进行细心照顾，使童师能倾其全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中。
1961至1962年初秋，童先生要我校对他写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我按照他的要求认真细致地把全书所有史料都作了查核校对，改正了错误。该书于1962年底正式出版。童书业师特别高兴，我們一起到济南街上去看了戏，吃了顿饭。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老师和学生面前多次夸奖我工作认真、细心，说这是做好学问的根本，从而决心把更重要的研究任务交给我来完成。
二、师恩难忘
1962年下半年，童书业先生决定让我来完成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毕业论文的写作任务。他所以作出这一决定，一是我和他关系亲密，又是北大毕业的全优生，在校对《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过程中，表现出来治学细心、认真、善于发现问题的优点，认为我有能力完成此文；二是童先生对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有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想法，1957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他的论文《论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关系》，通过和北大黄子通教授的论辩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但要把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作为一个课题来完成，却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是理论问题，历代经师说法不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又不是人人熟悉；二是范围问题，太广太杂，上起西周，下迄战国，涉及天子、诸侯、卿和大夫、士各阶层，关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要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完成十万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谈何容易？但导师意见已定，我也决心全力以赴。
从1962年底至1963年，我无数次在导师家里畅谈，请教学问，解答疑难，商讨观点，确定纲要。有时谈至晚上11点，导师就留我在他家（他书房的长沙发上）过夜；晚上、早晨和他分碗吃饭。从1963年至1964年10月完成了写作任务。从1962年至1965年，我可以说是导师除了童师母蒋夫人、女儿童教英以外，和他最亲近的人了。导师时常去医院看病，我根据师母意见陪他前去，中午在外面吃饭，下午去看戏，傍晚回家，这样的事有多次。由于导师和我无话不谈，我越发感到导师是一位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单纯幼稚，但却是一位爱党爱国、正直善良、绝顶聪明、热心助人，对教学和科研全力投入的好导师。记得1963年有一次，我约好下午去他家的，却中午午睡过头了，忽然听到有人敲我宿舍的门，开门一看，原来竟是童先生找到我宿舍了。他毫无责怪之意，立即又谈起学术了。我有幸得到导师如此精心细致的指导，不仅学到了他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幸运。
我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生毕业论文，主要根据我和导师共同的思想完成，花了两年半时间写成了长达 13万字的《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导师特将此文章寄给上海他的好友杨宽教授审阅，得到杨宽教授的高度评价。我的毕业论文基本内容分四大部分：一、宗法制度的起源与本质；二、论西周春秋时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宗法关系；三、西周春秋时代卿大夫世族内部的宗法制度；四、春秋战国时期士庶人宗法制度试探。1965年毕业论文答辩时获得了所有与会专家一致好评。1965年8月我到桂林工作后，从1965年9月至1966年7月，导师5次给我来信。我们通信内容之一是继续探讨宗法制度研究的问题，如他来信中帮我核对毕业论文中的史料，指出这篇论文写得很好，但还有若干史料上的失误之处，并一一予以列举，要我以后注意。我在导师的鼓励下在桂林确定了继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宗法制度研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我的学生们的协助下，长达33万字的我国第一部断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于1989年7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指导学生又把宗法制度研究扩展到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于1997年11月出版了我和学生合作完成的55万字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于2006年6月出版了我和学生合作完成的65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两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著作。我和我在广西师大培养的学生共发表了有关宗法的论文80多篇，从而对我国宗法制度的研究，对民族史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抚今忆昔，师恩难忘。当年童书业师为我确定的宗法制度研究的方向，奠定了我到广西工作50多年学术研究的重心和基础。
三、《“朋友”考》使我得以与顾颉刚齐思和见面
我在山东大学写作宗法制度毕业论文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济南冬天很冷，我夜以继日，努力钻研，以学术上的追求和新知来填补生活上的不足。我托去北京的同学在北京旧书店为我代购了《十三经注疏》等书，当时山大历史系资料室的书，如郭沫若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我一借就是两三年，进行反复比较和研读。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朋友”考》《论城濮之战的晋楚兵数问题》两文，两文都给童书业师看过，这里主要介绍《“朋友”考》一文的写作。
我在认真阅读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时，将西周春秋时代重要的青铜器铭文作比较研究，发现毛公鼎等两个铭文中有“乃族干敔王身”和“乃友干敔王身”，据郭沫若考释，两器同时，铭文如出一人手笔，时代背景亦相同。而在铭文基本相同的两段话中有完全相同的“乃族（友）干敔王身”一句，此为“友”等于“族人”之确证，此外西周春秋时代金文提到“朋友”一词凡七见，朋友皆排于嘉宾、大夫同列。在周代同姓为兄弟，异姓为亲戚，宗法统治与政治统治结合的情况下，出现了朋友一词，只可能是宗族弟兄或亲戚，不可能是今天意义上的只有友谊关系而无亲属关系的人。《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而《襄公十四年》“士有朋友”，早就引发争议，有人认为是否《左传》有误笔，经金文证实，《左传》两处写法都对，“朋友”即“隶子弟”，隶子弟即士家族的同辈亲属弟兄，就像“大夫有贰宗”一样。因此，“朋友”一词最原始的意义是同族或同宗内弟兄辈的族人，先秦文献本来就有“善兄弟为友”的古义，如《国语·晋语四》韦注“善兄弟为友”，《论语·为政》“友于兄弟”，《孟子·万章下》：“不挟兄弟而友”。可见今天用于朋友、友谊的友，古书上正好称呼弟兄间的道德，孝、友观念成为周代大肆渲染的宗法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父母之仇，不與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孔广森注“：族人者谓绝族者”，以朋友介于兄弟与绝族之人中间，可见其亲属关系远于亲弟兄而近于绝族之人，亦当为同宗之弟兄。既然当时宗族弟兄称朋友，《左传·桓公二年》何以用“朋友”来称呼“隶子弟”，《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又何解？学生古称弟子，“有朋自远方来”，朋即指弟子，已是常识，但周代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本有宗法式的隶属关系。同门称朋友，学生称弟子，同学可以引申为弟子，“朋友”可以引申为“子弟”。所以，“朋友”的原始意义是同宗、同族内弟兄关系，引申为“子弟”；在《论语》中称呼同学关系，引申为“弟子”。当时也出现了有现代同辈友谊关系的朋友的新含义。
我在读金文、《左传》等古书产生对朋友的宗法古义的想法和书业师交流，他完全赞同，并补充了若干新见，我的文章写成了《“朋友”考》一文，由童师寄给了顾颉刚先生，得到顾先生的高度评价，专门写信来鼓励，并说此文已介绍给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后因“文革”的原因，此文被推迟到1978年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摘要发表。）顾颉刚先生从此和我有了直接联系。1965年5月，顾颉刚先生从青岛休养回北京途中到济南小住，童书业先生带了他女儿童教英、我和北大毕业的青年教师徐连城三人，一起去宾馆看望。直到1979年8月，顾老以86岁高龄还从北京三里河宿舍给我写信，鼓励我在广西努力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1963年5月，山东大学历史系请北大名教授齐思和先生前来讲课。我在北大时听过齐先生的课，他学识渊博，为人宽厚，和书业师是至交。我和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唐耕耦、张左糸一起前往看望，和齐先生畅谈了3小时。这些学术活动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
四、童书业其人其事
童书业先生是位政治上爱党爱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科研，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老一辈史学家的典范。他无数次地对我说在旧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所经过的颠沛流离的曲折坎坷，解放后到山东大学就任历史系副主任、青岛市人民代表等职务时，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有一颗感恩之心。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收在童教英主编的《童书业史学理论论文集》一书约20多篇论文，就是他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创造。解放后他以报恩之心努力工作，夜以继日，开设了20多门课程。他的无私奉献，努力工作的精神有口皆碑。他和我讲话中要我爱党爱国，跟上形势，为人民服务。当时有人说他和党争夺青年，向青年学生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云云。我要说的是童书业先生从未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我的影响只是要我爱党爱国，服务社会和人民，他讲的话比当时一些党员教师讲的话更科学，更实际。
我和童书业师关系特别密切，其原因有四：一是我是北大全优生，在校对《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时表现出来的认真、细心、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他的好评；二是我是苏州人，童先生和师母分别是宁波人和南京人，解放前童先生一家长期住在苏州悬桥巷顾颉刚的住宅顾家花园，我们有共同的苏浙乡音，感到亲近；三是童先生和师母了解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家破人亡的一个孤儿，自幼在外祖和娘舅家长大，对我增加了一分关爱；四是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充满感恩报恩之心，早已下定决心，要一辈子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而童先生一家人解放前久经坎坷，解放后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和信任，开创了一个事业上的新时代，也对共产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恩之情。所以，我和书业师一家的关系，是在共同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基础是爱党爱国、服务人民、报效祖国。
如果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年，主要是奠定了我在历史学方面的较广博的知识基础，而我在山东大学当研究生的近四年，主要是向导师学习了他的治学和研究的方法。童先生经常对我说：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突破，这就要求我们看书治史要特别细心，善于比较，了解当前动态，在史书中看出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发现别人发现不出的问题。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人要青胜于蓝，后来居上，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二是要培养出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他曾举了些例子，如《史记》论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时期我国社会的对偶婚形态，而《诗经·国风》的大部分诗篇正是当时对偶婚习俗流行的表现；从伍子胥遗言中提出春秋后期吴都或已从苏州迁至邗（扬州）的史证；从春秋时的习俗论到《论语》所言“自行束脩以上”“，束脩”并非十条干肉，而是小孩已能生活自理，穿衣束发之意等。这些观点基本上已为学术界所共识。如上述“朋友”考写作中我也根据金文的史料作了探析，得到童先生以及顾颉刚先生的肯定。 童书业先生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他对我讲得很多。他说，中国古代是“士有隶子弟”式的师生关系，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学生尊重老师，老师爱护学生，不要搞师道尊严。他说：学术不是私产，不是获取名利的手段。学术有发展传承的关系。学生的学问得到了老师的教育，但学生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也会有创新和突破。凡是师生共同研究过的东西，往往是集体形成的，凝聚了师生共同的智慧。凡是师生共同研究过的东西，既可以老师的名义发表，也可以用学生的名义发表，也可以用合作的名义发表。他说：《春秋史》是根据顾颉刚的意见，由我给他编的教材，所以开始时用他的名义出版，抗战时期两人分开，我有教学任务，根据顾师的意见，该书用我的名义出版。童先生说：我指导你写宗法制度研究，不少观点我已经具有，但你花了大力气，搜集大量资料，进行补充、丰富、完善、发展，这是你的成果。所以现在关于宗法制度研究，我已出了三部论著，可以说都是在童书业师当年的影响下，由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的。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的著作很多，有的学生名字列在我之前 。书业师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考证》中也把宗法研究成果简要地写了进去。现在社会上常把学术看成追名逐利的工具，师生之间、同行之间为署名问题常生争议，不求实学，沽名钓誉，抄袭拼凑常有发生。回顾当年童书业师对我的讲话，他的人格和品德更使人感到親切。
我和童书业先生相处的几年间，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做到无话不谈，在生活上也彼此关切。当时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也常遇到思想改造上的苦闷，童先生也常患精神疾病（神经官能症）。我陪在他身边和他谈天，对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有时我忘去了他家，他会到宿舍来找我。我受师母委托，常陪他去看病，去看戏，一起吃饭。晚上晚了，就睡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师生亲密如此。到1965年8月，我离开济南到桂林工作后的近一年间，他还给我写了五封信。他写信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是帮我核查《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毕业论文的引文，因为他也要把有关成果收入他的著作，需要核查，他核查的结果是文章写得很好，但引文中还有不少失误，并一一向我列出。二是鼓励我在广西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多作贡献。三是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如清官论、让步政策等。直到“文革”开始，通信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一位画家和美术史专家，1966年春，他精心画了幅山水画扇面寄给我，题字：“宗范同学 丕绳”，作为永久的纪念。
五、迎接新时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和自己事业的新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童书业先生爱党爱国的政治品德，在历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为培养人才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及其成效，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和赞扬。他的400万字的遗著由他的女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童教英呕心沥血，精心收集整理并陆续出版。2008年12月，童书业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我应邀专程从桂林去济南参加，亲切地会见了山东大学的领导、师友、童教英教授及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教授，童书业先生作为20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之一的地位得到完全肯定，书业先生生前所从事的事业在新时期得到更加发扬光大。书业师的导师、学术大师顾颉刚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5月14日给我来信，他说在党的关怀下他已搬到北京三里河新居，大大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他鼓励我在广西努力工作，为广西的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表现了这位已86岁高龄的史学泰斗的崇高品德和对青年的关怀。
广西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关系在新时期更加密切。由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师大、安徽师大等十院校历史系联合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在改革开放初年即已启动编写，迄今已40年。40年来，十院校互助合作，不断修改，不断再版，常用常新，长盛不衰，40年来发行量达几百万册，成为我国各院校合编的历史教材中的奇迹。山东大学多批老师到广西和桂林来开会和商讨合作计划，我也前后五次去山东大学参加合编教材会议和学术会议，并参加了在山东郓城、诸城举行的几次会议。
牢记党的教导和童书业师的希望，我始终牢记服从祖国分配、在广西健康地工作一辈子的承诺，50多年来从未要求调离广西，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总结过去，为了开辟未来，值此恩师诞辰11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相信童书业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所开创的史学研究和培养史学新人的事业，必将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