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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纳的“边疆假设”及西部史的写作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而对其学术渊源的探讨则相对薄弱。特纳的早期教育及在威斯康星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的经历对其史学思想的产生有非常大的影响。本文重点试从特纳的早期生活环境、人文理性的浸染、19世纪“欧美史学”的滋润等几个角度来探讨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关键词：特纳 “新史学” 学术渊源 个人成长经历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Turner，1861-1932）“是美国史坛上的一颗巨星， 与帕林顿、比尔德并称为当时史学界的三巨擘和进步学派的领袖”［1］，因提出“边疆假说”而开美国边疆与西部史研究之先河。中国学界对于特纳及其“边疆假说”并不陌生。但特纳早期重要文章，如：1891年发表的《历史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1892年发表的《美国历史中的问题》（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等等，以及现藏于加州亨廷顿图书馆等地的大量未刊手稿，需要深入研究，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方面的探讨相对零散。本文主要从特纳的个人成长经历来探寻其史学渊源，以期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位被杨生茂教授认为是“‘新史学’开创人之一”［2］的美国启蒙史家有所助益。
一、生活环境及父亲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年11月14日生于美国威斯康星的波特奇 （Portage） 。在特纳出世之时，这个地方只不过刚刚走出了“拓荒时代”，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环境，对特纳以后的学术生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纳的祖先是来自从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格州的新英格兰的移民先驱，1639年1月从纽约西部迁居此地。特纳的祖父母可能是对被称为“西河谷”的这一边境产生很多美好梦想才加入迁移大军的。特纳生活的地区是真正意义的“边界”。特纳与当地的这些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和各种野外运动，慢慢熟悉并学会了他们生活的方式，此时的特纳初现青春的活力，对眼前的一切都非常好奇，这种生活背景使特纳后来产生一种现实主义的史学思想。特纳的父亲安德鲁·杰克逊·特纳（Andrew Jackson Turner）是“真正的边疆论者”［3］，安德鲁·杰克逊·特纳1832年出生在纽约，后随其父母来到波蒂奇，20岁时在被称为“鹰社”（Eagle）的地方学印刷，1855年9月在一家名为“独立”的杂志社工作，1856年在威斯康星州杂志社“State Journal”负责编辑排版工作，因其出色的业绩很快成为麦迪逊（Madison）一流的编辑。在父亲的影响下，特纳经常到杂志社阅读关于威斯康星州的名人和大事。因此，特纳此时有两种渠道了解当时的威斯康星州及以外的世界：（一）观察同龄们的生活习俗；（二）阅读报社里的文章。父亲对历史很感兴趣，善于观察和搜集资料，如写当地波特奇的历史、参与主编《哥伦比亚、威斯康星州历史》（The History of Columbia Country ，Wisconsin）一杂志，此杂志主要反映西部历史的发展问题，特纳看到此杂志后对威斯康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以外，父亲以“Gringo Tract”在波特奇的贸易情况的为主线记录了关于威斯康星大量的一手材料，为特纳后来写1830—1850年的美国历史保留了许多一手材料，父亲“卡片分类”等搜集史料的方法也使其一生受益。经过系统了解特纳的早年生活，我认为父亲对特纳的重要影响有三方面：（一）重视当地史的研究。父亲在“鹰社”及“威斯康星杂志社”工作期间，发表了大量关于当地移民的经济、习俗、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文章，并详细作出当地的人口变化方面的记录。经常在父亲工作室的特纳了解了大量关于西部历史的一手材料，所以特纳后来到霍普金斯大学不能接受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的“生源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他亲身经历的当地历史完全不同于受欧洲影响成分相对多的东部个别地区。总之，特纳虽为英移民后裔，但移民的文化与信仰对他的影响不大，而他的早期亲身经历对其学术道路影响正如他在1922年给友人Constance L .Skinner的一封信中所说：“新英格兰和纽约的生活让我感到看问题时视野受到‘限制’，父亲观察问题的视角的让我这个当地人感到自豪，因此我更倾向与美国因素……”［4］（二）专注的学术品格。父亲是一位非常喜爱投身大自然的出色编辑，不论春夏秋冬，他都会抽出时间放下手中的一切投入到静谧的大自然的怀抱当中。他自幼擅长钓鱼，因此他经常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带着特纳远离嘈杂的人世专注钓鱼，当夜幕降临父子俩满载而归时，父亲有时会不经意地说：“今天我们有收获是因为我们排除一切干扰的能力大大提高了……”［5］而后父子俩会爽朗地大笑。而这些不经意的言语让特纳从其钓鱼艺术里学到了终身受用的“专注”品格。比如，不论是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期间抑或是帮助导师威廉·弗朗西斯·艾伦（William Francis Allen）教授搜集材料，还是1910年到哈佛从事历史研究，这一“专注”学术品格都使我很受感动。（三）潜在的“边疆意识”。父亲有集邮的爱好，特纳时常会打开父亲的集邮册，每当看到有关自己国家的邮票他都会兴奋不已，慢慢地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逐渐在幼小的心灵里扎根。而与此同时，相对安静的波特奇在特纳的心目中也变得逐渐重要。原因是当特纳9岁时即1870年，据资料记载，波特奇有不到4000的移民；而10年过后即1880年，到此定居的移民只有4346人。人口增长虽然不多，但附近的皮货贸易则非常热闹，特纳对此非常感兴趣。父亲不论是在“鹰社”发表文章，还是在“威斯康星州历史”上都多次用到“热闹的边疆”这个词。当然“边疆”一词并非是父亲最早使用的，但父亲的“边疆意识”对特纳在以后的著述生涯中的影响是首要的。
二、人文及理性的浸染
美国文艺复兴又称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指1830年代左右到南北战争结束的一段时期。1878年特纳到麦迪逊中学读书，而此时美国的早期学校教育没有大的变化，在学校会学到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常规的教育模式有时会让特纳感到枯燥。通过父亲的介绍，特纳从父亲的朋友那里借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十几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 特纳在中学期间读了大量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著名的作者有朗费罗、霍姆斯、洛威尔、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等，还有歌德及雨果的作品……”。［6］当然，特纳最喜欢的作者还是被称为美国人文主义的第一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爱默生的人文及理性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特纳。比如，在中学毕业典礼上特纳发表的文章《媒体的力量》（The Power of Press），该文核心内容有四点：（1）媒体在政府中的作用；（2）人民在政府中的权利；（3）自由性的问题；（4）中部社会下层的受教育问题，以及长期必要的教育改革重要性，这四点内容在爱默生的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First （1841） and Second （1844） Series中多次提到。除人文理性意识外，爱默生对特纳的影响还有读书方法：“我必须提供的三条实用准则是：第一，决不阅读任何写出来不到一年的书；第二，不是名著不读；第三，只读你喜欢的书。”［7］这是特纳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特纳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在中学及大学期间特纳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发表文章《媒体的力量》得到老师的表彰，中学期间在多次演讲比赛中获得优秀奖，中学毕业获得校长荣誉奖，大学期间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威斯康星大学当过三年的修辞学老师，特纳的成绩即得益于他对古典修辞学的追求，以及人文、理性理念的熏陶。
特纳中学期间对文学和政治非常感兴趣，比如在学校期间当过兼职记者，做过编辑，等等，但后来特纳还是选择了历史，这与其在威斯康星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历分不开的。
三、十九世纪“欧美史学”的滋润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史学主要是“科学史学的流行”和“史学专业化”两大思潮。如同李勇教授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中所说：引起一种思潮产生的因素是多样的，在发展中不同思潮又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而美国史学中还存在着欧洲学术影响与本土学术生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特纳的“新史学”思想就是在这复杂的思潮中激起的一股浪花。沐浴在这两大思潮下的“史学群落”培育了特纳的新史学思想，由众多著名学者组成的十九世纪“史学群体”使特纳深受其益，以下试从两个时期来阐释特纳“新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1.威斯康星大学时期
以下行文主要从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和任教两个阶段来阐释。1880—1884年特纳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在此，对特纳影响最大的当属威廉·弗朗西斯·艾伦（William Francis Allen，1830—1889）。艾伦1830年9月5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5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擅长罗马史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毕业后曾到过法国、德国留学。特纳自认为“在艾伦教授的影响下开始思考美国历史如何写的问题”。［8］艾伦教授1867年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是希腊罗马史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课程，1887年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唯一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艾伦教授对特纳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历史学不应仅仅局限于政治史，历史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历史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应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客观历史；（二）西部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性，“以西部历史为视角重新解释美国历史”。［9］特纳的两本书：《西部的兴起》（Rise of the New West）和《1830—1850年的美国历史》（The United States， 1830—1850： The Nation and its Sections by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即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写的。在此，特纳强调的西部历史并非否定欧洲的历史影响，而是针对东部史家不应该忽略西部历史本身的现象。对此，爱德华·E.希尔（Edward Everett Hale ）认为很好奇，而一些在哈佛受德国客观史学影响的一些学者则非常赞同，并且也有此想法，比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由此看出当时的“制度史学”，即“生源论”已经在史学界引起争议。艾伦教授在教学实践及学术积累方面也给予特纳充足的机会，1884年特纳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以后因优异的成绩和突出的表现被留校，担任艾伦教授的助手。1885年艾伦教授到意大利期间把自己的欧洲中世纪史的课程转交给特纳，这对刚毕业一年的特纳来说这既是锻炼的机会，更是挑战。为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到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搜集材料、多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10］在中学及大学前期，可以说特纳有可能选择文学创作或新闻记者作为终身职业，但是如同比林顿所说：“除了父亲的潜移默化，艾伦教授使特纳最终选择了历史。” ［11］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期间有两点受艾伦教授的启发。（一）艾伦教授当时所任的课程是欧洲中世纪的制度史，再次强调经济史的重要性；（二）艾伦教授给特纳讲了关于学者与荣誉、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两者在特纳脑海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艾伦教授对欧洲历史的思考，加上特纳早期的生活环境，使特纳坚信：“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有不同之处……”［12］总之，特纳已经意识到真正的美国历史与他在教材上看到的历史不同。
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期
1888年特纳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霍普金斯大学是全美第一所以“讨论班”的方式授课的研究性大学，学校以“鼓励研究及独立学者的进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精湛的学识推动他们所追求的科学以及所生活的社会前进”办学目标，以“Veritas Vows liberality”（“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出自《约翰福音》8：32）为校训。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史学开始走向专业化，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科也获得正常、快速的发展。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霍尔斯特从德国回来后即在此开设历史课程；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和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在八十年代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研讨班”，这些学科优势使特纳非常兴奋。首先，特纳在亚当斯教授的课堂上系统学习了“政治史”、国际法等课程，在伊利教授的指导下学了“政治经济史”、 “特殊的经济问题”等，这对特纳后来关注西部经济、社会史有很大的影响。其次，特纳有许多机会听一些关于“社会科学”的学术报告，一些报告人是从哈佛等名校来的教授，这对特纳“科学史学”思想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最后，在思想上特纳在此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并成为他史学理论的主要指导思想。特纳在生物的进化论中意识到，生命是无止境发展渐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应该像生物学家追寻植物和动物界的进化一样去追溯人类的变化。在一系列的“研讨班”中，最使特纳感兴趣的也是最让他受益的是由霍普金斯大学校长Daniel Coit Gilman所开的关于“地理和统计学”方面的“研讨班”； 亚当斯教授也非常重视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这种方法对特纳来说并非新鲜，因为早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艾伦教授就经常提到地图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是，“特纳自认为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在亚当斯教授等其他学者的启发下第一次认识到历史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坚定地认为历史研究应当重视地理因素、人口统计等因素”。［13］特纳这一认识的突破也预示着他在以“制度史”为主流思想的美国史学界会引起大的震动，正如Belington所讲：“新西部的历史，以及美国历史的编撰思路好像注定由特纳来重写。”［14］
特纳在霍普金斯大学期间正是美国“客观主义史学”即“科学史学”遍地开花之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批美国青年留学德国接受了“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并在美国加以传播。当然，在德国客观主义史学传入美国之前，就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史学科学性的追求。“对科学史学有着重要贡献的较早开始于查理德.希尔德雷斯（Richard Hildreth），而最突出者是亨利·C.李（Henry C. Lea），稍晚的艾格尔斯顿也是科学史学家的领袖人物”。［15］
在本土史学与欧洲客观史学春风的沐浴下，特纳在霍普金斯大学得以茁壮成长。特纳自认为以下几位学者对自己的影响很大：（一）Wilson 教授。Wilson 教授是南部史学家，其文章《管理学》（Administration）对特纳影响很大。此文主要阐释了从邦联到联邦政府的管理经验，而文章在论述“各州的关系”时让特纳意识到每个州在联邦政府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Wilson 教授还认为：“美国在没有抛弃英国‘性情’的前提下，也孕育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而在制度的发展方面，一切动态的因素对社会发展都会起到很大作用，人在不断的适应中会创造出新的文明。”［16］显然，Wilson 教授并没有否定欧洲影响。（二）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Small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其一篇文章《美国民族主义的成长》（The Growth of American Nationality）在霍普金斯大学引起广泛讨论，“民主主义”也是特纳一直感兴趣的话题。特纳在这篇文章的思路的启发下，收集大量资料考察了“美国政治权利中心如何以及何时从殖民统治转移到联邦政府”，在这一问题研究的研究过程中特纳不仅完善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卡片记录法”，而且“系统地思考了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17］后来特纳冲破“欧源论”的束缚，以移动的边疆为视角重新解释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这种“民族意识”。总之，除了早期的生活环境让特纳感到西部以及美国不同于欧洲外，在霍普金斯大学，斯莫尔及其他社会学家在“民族意识”方面的学术研究深深地影响了特纳。（三）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伊利教授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伊利认为：“人类在适应环境的同时更要改变环境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政治经济学家有个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就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以促进社会的发展。”［18］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者纷纷发表文章。特纳从中得到两点启示：（1）社会在改革者的推动下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的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伊利认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应经历渔猎、农业、商业、工业等几个阶段，具体可参阅伊利的详细阐释。［19］（2）社会资产——“自由土地”的价值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特纳认为这对理解美国历史的发展太重要了，“特纳的文章《印第安人以及皮毛贸易》（Instance of Indians and Fur Traders）即是在此影响下酝酿的”。［20］现在的特纳非常高兴，并时常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艾伦教授写信表达此时对历史学的新的认识。总之，在霍普金斯大学特纳的史学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坚信要了解美国历史必须首先了解西部历史。
四、结语
总之，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寻求“国家认同”的政治心理，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化思潮等社会条件的影响外，特纳个人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对其“新史学”理念的形成非常重要，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Belingt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05.
［2］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16.
［3］William M.Brewer，The Historiography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American Life and History Published，p.240.
［4］Constance Lindsay Skinner and Frederick·J·Turner，Notes concerning My Correspondence with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shed，p.91.
［5］Ray Allen Belingto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4.
［6］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0.
［7］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nd Estelle Fisher，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Letters，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shed，1984，PP.339-345.
［8］Constance L.Skinner and Frederick J.Turner：，Notes Concerning My Correspondence with Frederick J.Turner，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P.96.
［9］Ray Allen Bil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44.
［10］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36.
［11］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60.
［12］Constance L·Skinner and Frederick.J·Turner，Notes Concerning My Correspondence with Frederick J.Turner，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P.100.
［13］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62.
［14］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62.
［15］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34-35.
［16］Woodrow Wilson，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Boston，1889）转自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507.
［17］Turner to Richard T .Ely，Jan.28，1902，Richard T.Ely Papers，Manuscripts Secti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8］The standard treatment of Ely is Benjamin G.Rader，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1966），Which deals more with Ely’s reform activities than with his economic theories.
［19］Turner copied the list of books assigned by Ely and pasted it in his copy of 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1886.
［20］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77.
关键词：特纳 “新史学” 学术渊源 个人成长经历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Turner，1861-1932）“是美国史坛上的一颗巨星， 与帕林顿、比尔德并称为当时史学界的三巨擘和进步学派的领袖”［1］，因提出“边疆假说”而开美国边疆与西部史研究之先河。中国学界对于特纳及其“边疆假说”并不陌生。但特纳早期重要文章，如：1891年发表的《历史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1892年发表的《美国历史中的问题》（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等等，以及现藏于加州亨廷顿图书馆等地的大量未刊手稿，需要深入研究，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方面的探讨相对零散。本文主要从特纳的个人成长经历来探寻其史学渊源，以期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位被杨生茂教授认为是“‘新史学’开创人之一”［2］的美国启蒙史家有所助益。
一、生活环境及父亲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年11月14日生于美国威斯康星的波特奇 （Portage） 。在特纳出世之时，这个地方只不过刚刚走出了“拓荒时代”，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环境，对特纳以后的学术生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纳的祖先是来自从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格州的新英格兰的移民先驱，1639年1月从纽约西部迁居此地。特纳的祖父母可能是对被称为“西河谷”的这一边境产生很多美好梦想才加入迁移大军的。特纳生活的地区是真正意义的“边界”。特纳与当地的这些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和各种野外运动，慢慢熟悉并学会了他们生活的方式，此时的特纳初现青春的活力，对眼前的一切都非常好奇，这种生活背景使特纳后来产生一种现实主义的史学思想。特纳的父亲安德鲁·杰克逊·特纳（Andrew Jackson Turner）是“真正的边疆论者”［3］，安德鲁·杰克逊·特纳1832年出生在纽约，后随其父母来到波蒂奇，20岁时在被称为“鹰社”（Eagle）的地方学印刷，1855年9月在一家名为“独立”的杂志社工作，1856年在威斯康星州杂志社“State Journal”负责编辑排版工作，因其出色的业绩很快成为麦迪逊（Madison）一流的编辑。在父亲的影响下，特纳经常到杂志社阅读关于威斯康星州的名人和大事。因此，特纳此时有两种渠道了解当时的威斯康星州及以外的世界：（一）观察同龄们的生活习俗；（二）阅读报社里的文章。父亲对历史很感兴趣，善于观察和搜集资料，如写当地波特奇的历史、参与主编《哥伦比亚、威斯康星州历史》（The History of Columbia Country ，Wisconsin）一杂志，此杂志主要反映西部历史的发展问题，特纳看到此杂志后对威斯康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以外，父亲以“Gringo Tract”在波特奇的贸易情况的为主线记录了关于威斯康星大量的一手材料，为特纳后来写1830—1850年的美国历史保留了许多一手材料，父亲“卡片分类”等搜集史料的方法也使其一生受益。经过系统了解特纳的早年生活，我认为父亲对特纳的重要影响有三方面：（一）重视当地史的研究。父亲在“鹰社”及“威斯康星杂志社”工作期间，发表了大量关于当地移民的经济、习俗、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文章，并详细作出当地的人口变化方面的记录。经常在父亲工作室的特纳了解了大量关于西部历史的一手材料，所以特纳后来到霍普金斯大学不能接受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的“生源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他亲身经历的当地历史完全不同于受欧洲影响成分相对多的东部个别地区。总之，特纳虽为英移民后裔，但移民的文化与信仰对他的影响不大，而他的早期亲身经历对其学术道路影响正如他在1922年给友人Constance L .Skinner的一封信中所说：“新英格兰和纽约的生活让我感到看问题时视野受到‘限制’，父亲观察问题的视角的让我这个当地人感到自豪，因此我更倾向与美国因素……”［4］（二）专注的学术品格。父亲是一位非常喜爱投身大自然的出色编辑，不论春夏秋冬，他都会抽出时间放下手中的一切投入到静谧的大自然的怀抱当中。他自幼擅长钓鱼，因此他经常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带着特纳远离嘈杂的人世专注钓鱼，当夜幕降临父子俩满载而归时，父亲有时会不经意地说：“今天我们有收获是因为我们排除一切干扰的能力大大提高了……”［5］而后父子俩会爽朗地大笑。而这些不经意的言语让特纳从其钓鱼艺术里学到了终身受用的“专注”品格。比如，不论是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期间抑或是帮助导师威廉·弗朗西斯·艾伦（William Francis Allen）教授搜集材料，还是1910年到哈佛从事历史研究，这一“专注”学术品格都使我很受感动。（三）潜在的“边疆意识”。父亲有集邮的爱好，特纳时常会打开父亲的集邮册，每当看到有关自己国家的邮票他都会兴奋不已，慢慢地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逐渐在幼小的心灵里扎根。而与此同时，相对安静的波特奇在特纳的心目中也变得逐渐重要。原因是当特纳9岁时即1870年，据资料记载，波特奇有不到4000的移民；而10年过后即1880年，到此定居的移民只有4346人。人口增长虽然不多，但附近的皮货贸易则非常热闹，特纳对此非常感兴趣。父亲不论是在“鹰社”发表文章，还是在“威斯康星州历史”上都多次用到“热闹的边疆”这个词。当然“边疆”一词并非是父亲最早使用的，但父亲的“边疆意识”对特纳在以后的著述生涯中的影响是首要的。
二、人文及理性的浸染
美国文艺复兴又称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指1830年代左右到南北战争结束的一段时期。1878年特纳到麦迪逊中学读书，而此时美国的早期学校教育没有大的变化，在学校会学到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常规的教育模式有时会让特纳感到枯燥。通过父亲的介绍，特纳从父亲的朋友那里借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十几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 特纳在中学期间读了大量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著名的作者有朗费罗、霍姆斯、洛威尔、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等，还有歌德及雨果的作品……”。［6］当然，特纳最喜欢的作者还是被称为美国人文主义的第一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爱默生的人文及理性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特纳。比如，在中学毕业典礼上特纳发表的文章《媒体的力量》（The Power of Press），该文核心内容有四点：（1）媒体在政府中的作用；（2）人民在政府中的权利；（3）自由性的问题；（4）中部社会下层的受教育问题，以及长期必要的教育改革重要性，这四点内容在爱默生的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First （1841） and Second （1844） Series中多次提到。除人文理性意识外，爱默生对特纳的影响还有读书方法：“我必须提供的三条实用准则是：第一，决不阅读任何写出来不到一年的书；第二，不是名著不读；第三，只读你喜欢的书。”［7］这是特纳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特纳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在中学及大学期间特纳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发表文章《媒体的力量》得到老师的表彰，中学期间在多次演讲比赛中获得优秀奖，中学毕业获得校长荣誉奖，大学期间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威斯康星大学当过三年的修辞学老师，特纳的成绩即得益于他对古典修辞学的追求，以及人文、理性理念的熏陶。
特纳中学期间对文学和政治非常感兴趣，比如在学校期间当过兼职记者，做过编辑，等等，但后来特纳还是选择了历史，这与其在威斯康星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历分不开的。
三、十九世纪“欧美史学”的滋润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史学主要是“科学史学的流行”和“史学专业化”两大思潮。如同李勇教授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中所说：引起一种思潮产生的因素是多样的，在发展中不同思潮又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而美国史学中还存在着欧洲学术影响与本土学术生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特纳的“新史学”思想就是在这复杂的思潮中激起的一股浪花。沐浴在这两大思潮下的“史学群落”培育了特纳的新史学思想，由众多著名学者组成的十九世纪“史学群体”使特纳深受其益，以下试从两个时期来阐释特纳“新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1.威斯康星大学时期
以下行文主要从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和任教两个阶段来阐释。1880—1884年特纳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在此，对特纳影响最大的当属威廉·弗朗西斯·艾伦（William Francis Allen，1830—1889）。艾伦1830年9月5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5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擅长罗马史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毕业后曾到过法国、德国留学。特纳自认为“在艾伦教授的影响下开始思考美国历史如何写的问题”。［8］艾伦教授1867年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是希腊罗马史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课程，1887年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唯一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艾伦教授对特纳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历史学不应仅仅局限于政治史，历史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历史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应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客观历史；（二）西部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性，“以西部历史为视角重新解释美国历史”。［9］特纳的两本书：《西部的兴起》（Rise of the New West）和《1830—1850年的美国历史》（The United States， 1830—1850： The Nation and its Sections by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即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写的。在此，特纳强调的西部历史并非否定欧洲的历史影响，而是针对东部史家不应该忽略西部历史本身的现象。对此，爱德华·E.希尔（Edward Everett Hale ）认为很好奇，而一些在哈佛受德国客观史学影响的一些学者则非常赞同，并且也有此想法，比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由此看出当时的“制度史学”，即“生源论”已经在史学界引起争议。艾伦教授在教学实践及学术积累方面也给予特纳充足的机会，1884年特纳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以后因优异的成绩和突出的表现被留校，担任艾伦教授的助手。1885年艾伦教授到意大利期间把自己的欧洲中世纪史的课程转交给特纳，这对刚毕业一年的特纳来说这既是锻炼的机会，更是挑战。为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到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搜集材料、多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10］在中学及大学前期，可以说特纳有可能选择文学创作或新闻记者作为终身职业，但是如同比林顿所说：“除了父亲的潜移默化，艾伦教授使特纳最终选择了历史。” ［11］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期间有两点受艾伦教授的启发。（一）艾伦教授当时所任的课程是欧洲中世纪的制度史，再次强调经济史的重要性；（二）艾伦教授给特纳讲了关于学者与荣誉、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两者在特纳脑海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艾伦教授对欧洲历史的思考，加上特纳早期的生活环境，使特纳坚信：“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有不同之处……”［12］总之，特纳已经意识到真正的美国历史与他在教材上看到的历史不同。
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期
1888年特纳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霍普金斯大学是全美第一所以“讨论班”的方式授课的研究性大学，学校以“鼓励研究及独立学者的进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精湛的学识推动他们所追求的科学以及所生活的社会前进”办学目标，以“Veritas Vows liberality”（“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出自《约翰福音》8：32）为校训。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史学开始走向专业化，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科也获得正常、快速的发展。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霍尔斯特从德国回来后即在此开设历史课程；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和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在八十年代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研讨班”，这些学科优势使特纳非常兴奋。首先，特纳在亚当斯教授的课堂上系统学习了“政治史”、国际法等课程，在伊利教授的指导下学了“政治经济史”、 “特殊的经济问题”等，这对特纳后来关注西部经济、社会史有很大的影响。其次，特纳有许多机会听一些关于“社会科学”的学术报告，一些报告人是从哈佛等名校来的教授，这对特纳“科学史学”思想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最后，在思想上特纳在此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并成为他史学理论的主要指导思想。特纳在生物的进化论中意识到，生命是无止境发展渐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应该像生物学家追寻植物和动物界的进化一样去追溯人类的变化。在一系列的“研讨班”中，最使特纳感兴趣的也是最让他受益的是由霍普金斯大学校长Daniel Coit Gilman所开的关于“地理和统计学”方面的“研讨班”； 亚当斯教授也非常重视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这种方法对特纳来说并非新鲜，因为早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艾伦教授就经常提到地图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是，“特纳自认为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在亚当斯教授等其他学者的启发下第一次认识到历史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坚定地认为历史研究应当重视地理因素、人口统计等因素”。［13］特纳这一认识的突破也预示着他在以“制度史”为主流思想的美国史学界会引起大的震动，正如Belington所讲：“新西部的历史，以及美国历史的编撰思路好像注定由特纳来重写。”［14］
特纳在霍普金斯大学期间正是美国“客观主义史学”即“科学史学”遍地开花之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批美国青年留学德国接受了“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并在美国加以传播。当然，在德国客观主义史学传入美国之前，就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史学科学性的追求。“对科学史学有着重要贡献的较早开始于查理德.希尔德雷斯（Richard Hildreth），而最突出者是亨利·C.李（Henry C. Lea），稍晚的艾格尔斯顿也是科学史学家的领袖人物”。［15］
在本土史学与欧洲客观史学春风的沐浴下，特纳在霍普金斯大学得以茁壮成长。特纳自认为以下几位学者对自己的影响很大：（一）Wilson 教授。Wilson 教授是南部史学家，其文章《管理学》（Administration）对特纳影响很大。此文主要阐释了从邦联到联邦政府的管理经验，而文章在论述“各州的关系”时让特纳意识到每个州在联邦政府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Wilson 教授还认为：“美国在没有抛弃英国‘性情’的前提下，也孕育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而在制度的发展方面，一切动态的因素对社会发展都会起到很大作用，人在不断的适应中会创造出新的文明。”［16］显然，Wilson 教授并没有否定欧洲影响。（二）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Small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其一篇文章《美国民族主义的成长》（The Growth of American Nationality）在霍普金斯大学引起广泛讨论，“民主主义”也是特纳一直感兴趣的话题。特纳在这篇文章的思路的启发下，收集大量资料考察了“美国政治权利中心如何以及何时从殖民统治转移到联邦政府”，在这一问题研究的研究过程中特纳不仅完善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卡片记录法”，而且“系统地思考了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17］后来特纳冲破“欧源论”的束缚，以移动的边疆为视角重新解释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这种“民族意识”。总之，除了早期的生活环境让特纳感到西部以及美国不同于欧洲外，在霍普金斯大学，斯莫尔及其他社会学家在“民族意识”方面的学术研究深深地影响了特纳。（三）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伊利教授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伊利认为：“人类在适应环境的同时更要改变环境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政治经济学家有个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就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以促进社会的发展。”［18］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者纷纷发表文章。特纳从中得到两点启示：（1）社会在改革者的推动下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的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伊利认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应经历渔猎、农业、商业、工业等几个阶段，具体可参阅伊利的详细阐释。［19］（2）社会资产——“自由土地”的价值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特纳认为这对理解美国历史的发展太重要了，“特纳的文章《印第安人以及皮毛贸易》（Instance of Indians and Fur Traders）即是在此影响下酝酿的”。［20］现在的特纳非常高兴，并时常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艾伦教授写信表达此时对历史学的新的认识。总之，在霍普金斯大学特纳的史学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坚信要了解美国历史必须首先了解西部历史。
四、结语
总之，特纳“新史学”的学术渊源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寻求“国家认同”的政治心理，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化思潮等社会条件的影响外，特纳个人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对其“新史学”理念的形成非常重要，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Belingt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05.
［2］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16.
［3］William M.Brewer，The Historiography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American Life and History Published，p.240.
［4］Constance Lindsay Skinner and Frederick·J·Turner，Notes concerning My Correspondence with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shed，p.91.
［5］Ray Allen Belingto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4.
［6］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0.
［7］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nd Estelle Fisher，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Letters，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shed，1984，PP.339-345.
［8］Constance L.Skinner and Frederick J.Turner：，Notes Concerning My Correspondence with Frederick J.Turner，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P.96.
［9］Ray Allen Bil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44.
［10］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36.
［11］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60.
［12］Constance L·Skinner and Frederick.J·Turner，Notes Concerning My Correspondence with Frederick J.Turner，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P.100.
［13］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62.
［14］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62.
［15］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34-35.
［16］Woodrow Wilson，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Boston，1889）转自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507.
［17］Turner to Richard T .Ely，Jan.28，1902，Richard T.Ely Papers，Manuscripts Secti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8］The standard treatment of Ely is Benjamin G.Rader，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1966），Which deals more with Ely’s reform activities than with his economic theories.
［19］Turner copied the list of books assigned by Ely and pasted it in his copy of 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1886.
［20］Ray Allen Be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