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从1956年发出征文启事，到1982年全部出齐，经过了26年的曲折过程。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定，我曾主持《星火燎原》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我想，谈谈《星火燎原》诞生背后的故事，是有一定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
　　1956年，中央军委开会筹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要求全军把纪念活动开展得隆重、深入。会议通过《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工作筹备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出一部纪念建军30周年、记述我军30年战斗历程的书。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军迅速开展起规模浩大的征文活动。在军内，总政发了一个电报通知；对军外则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小报普遍刊登启事，开始征文。军内外反映十分热烈，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回忆录写作的热潮。当时的总政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具体抓这项工作的是副主任肖华上将。
　　1956年7月总政发出征文启事，8月就收到第一篇应征稿——全国人大民委兼国务院民委副主任谢扶民的《苗山一夜》，后来被编人《星火燎原》第3集。此后，稿件源源不断地涌来。 为了将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总政治部的来稿进行整理、编辑，总政宣传部、文化部各抽调5名干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编辑部是一个临时机构，有一个“三十年征文”的图章，但没有机构和人员的正式编制，未设主编、副主编等职，指定由我(时为总政宣传部处长)主持日常工作。编辑部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总政办公大楼的五层，以后由于工作逐渐展开，编辑越来越多，最多时到了40多人，稿子也越来越多，房间不够用了，换了好几处办公地点，最后编辑部搬到广安门内总参第二招待所办公。
　　
　　中央的支持与关心
　　
　　征文活动开展以后，从中央领导、开国将帅，到党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和省市的领导干部们。都很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积极支持，热心参与。
　　刘少奇、周恩来都亲自为编辑部审阅过有关的文章，还打电话到编辑部谈他们的意见。
　　那时，办公条件简陋，总参第二招待所楼道里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刘主席办公室或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也是服务员接到以后到房间找人，才能打通电话。有一天，我们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星火燎原》在反映军队后勤工作方面要有一定数量的文章。我们都很吃惊，猜想周恩来一定是抽时间看了《星火燎原》这部书或者报纸上转载的文章，不然怎么能做出这样具体的重要指示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编辑部检查《星火燎原》1至7集的编辑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并将检查情况写了报告。周恩来圈阅了这一报告，圈阅件很快退到了编辑部。
　　《星火燎原》第7集《大地重光》一文，写1945年9月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的部队向沈阳进军的情况，其中提到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编辑部送彭真审阅。1962年5月22日彭真对该文做了一些修改，对文中写的该文作者到延安见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一节批示：此段，请核实当时的记录后，抄少奇同志审阅。刘少奇于7月16日审阅这篇文章，并做了十多处修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编辑部曾接到刘主席办公室三次电话：第一次说，《大地重光》一文已经收到了，少奇同志最近几天在开会，过两天才能看；第二次说，少奇同志已经看过，指示去调档案；第三次说，少奇同志已经审阅修改过，稿件已退回。中央领导人对一篇文章这样认真审改，刘主席办公室这样认真谦虚、讲究效率，使编辑部深受教益。
　　邓小平为《星火燎原》审阅过四篇文章，有的文章做了多处修改并做了重要补充；有的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又第二次进行审阅。
　　我们向朱德写了一个报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写一篇文章。朱德最初答应把他过去的一些诗作给我们发表，后来，他给《星火燎原》写了一篇序言。
　　彭德怀圈阅了《星火燎原》编辑部关于征文情况和全书编辑方案以及第1集编辑计划，并审定修改了八篇关于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回忆文章。他还召集红三军团部分老同志开座谈会，研究怎样编写红三军团战史和为《星火燎原》写稿的问题，并指定编辑部派人参加。彭德怀本来答应为《星火燎原》写一篇文章，但由于1959年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未能实现，直到他含冤去世而成为一件憾事。
　　刘伯承为《星火燎原》写了《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和《千里跃进大别山》三篇文章。我们的编辑到他家去约稿，在去之前想象一位元帅的家应当比较讲究，没想到走进刘帅家一看，摆设简朴到再简单不过的地步，招待客人连茶杯都没有，而是用抗美援朝时期的军用搪瓷缸子。
　　贺龙看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接见了编辑部的同志。他说：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是我军的一件大事，全军同志都应该积极参加写作，特别是一些在部队工作时间长的同志，更要动笔。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这部书的质量。后来他召集红二方面军的一些老同志开座谈会，商量如何为《星火燎原》写稿。他还指定一位老同志帮助编辑部审阅关于红二方面军的来稿，避免失实。1958年7月他写了《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定稿后又和许光达、王震、王尚荣商量，由他们三人写了《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陈毅为《星火燎原》写了《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江南抗战之春》两篇文章。他对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的形成的请示，批示道：“根据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游击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1928年5月即广泛宣传了。”陈毅还对《星火燎原》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编辑计划批示同意。
　　罗荣桓曾任总政主任，长期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对我们的指示比较多。他和我们一位编辑长谈过两次有关我军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一次是1958年初，他说，有人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起点是秋收起义，其实应该是南昌起义。没有南昌起义的教训，就不会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夺取城市的试验，武装割据则是秋收起义指出的道路。他还谈到了农民武装、俘虏政策、游击战争、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等问题。另一次是1958年下半年，他着重谈了五次反“围剿”、宁都会议、抗日先遣队、长征、遵义会议和党的七大等历史事件。他还提出一、二、三次反“围剿”让刘亚楼写三篇文章。对辽沈战役，他反复强调要多写毛主席。罗荣桓为《星火燎原》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为了这篇文章，1958年春他曾让我们一位编辑随他到成都开会，利用会议间隙进行修改。同年5月3日，为修改文稿问题，罗荣桓又亲笔写信给我们。1958年和1961年罗荣桓两次为编辑部审稿，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罗荣桓对《星火燎原》的关怀，令我们深为感动。
　　徐向前看到约稿信后，接见了我们，为《星火燎原》写了《奔向海陆丰》、《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两篇文章，并为编辑部审阅过两篇文章，其 中一篇有一个人的名字错了做了改正，对另一人批示：此人消极脱离革命，以不写上他的名字为好。他还注意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的《星火燎原》的文章。1957年4月18日他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横跨党岭山》一文后，对我们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有血有肉，是很好的传统教育材料。征文都照这样写，我看就不错。”
　　聂荣臻为《星火燎原》写了《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和《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等三篇文章，并为编辑部审阅过两篇稿件，对其中一篇在文字上做了十多处修改，两处做了较大的修改。关于长征途中红军和小叶丹结盟一事，他批注了以下意见：“小叶丹兄弟与我同盟的原因为什么?一般人很不了解，其基本原因是小叶丹(沽基宗部落)与罗鸿部落对立为仇，沽基宗想联我以对罗鸿。”
　　叶剑英看到编辑部约稿信后就表示准备写文章，后来写了《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伟大的战略决战》两文，每次修改文稿都通知编辑部派人参加研究。
　　开国元帅中，只有林彪对《星火燎原》的态度非常冷淡。编辑部的约稿信、征文情况简报、编辑工作计划，他从来没有批过一个字。当时我们考虑《星火燎原》应该有一篇林彪的文章，曾向总政领导同志提出这个意见，并通过肖华打电话，林彪办公室回电答复说，林总的文章不写。
　　那个时候，离解放战争结束仅7年，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仅4年，亲身经历革命战争的军队指战员大有人在，对革命战争的记忆也清楚、新鲜。珍贵的军事史资料因此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挖掘。很多老同志都说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因此他们的文章都是发自肺腑，亲身所见所闻的，既真实又感人，正像茅盾说的“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
　　1963年lO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草坪接见地方和军队几个会议代表的同时，接见了我们编辑部全体人员并照了相。
　　
　　出版在曲折中进行
　　
　　从1956年到1959年，我们共收到l万多篇稿件。我们首先选编了一部分给报刊发表。当时各个报刊都希望发我们的文章，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一些省市的报纸，都找我们要。我们先后向各个报刊提供了大概1200多篇稿子，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后来，于永波上将曾对我们讲，他当时在部队当教育干事，下连队给战士读征文故事，战士们最欢迎。小学老师们说，孩子们听了节约纸的故事，叠纸鹤再也不浪费好纸了。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人们说读征文中节约粮食的故事，比作报告听讲话效果好。
　　从1958年起，《星火燎原》正式出版发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第1集是上下两册，当时名字叫“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集叫“星火燎原”。编到第2集时，我们感觉为每一集都起一个名字太难了，往后再发展，不好起名了。因此，我们便决定整套丛书名称就叫《星火燎原》!
　　决定了这部丛书的名称以后，我们提出请毛主席题写书名。1959年9月，我们专门精装了一本红缎子封面、特制精装的《星火燎原》送给毛主席看，请他题写书名。送到中央办公厅以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告诉总政副主任傅钟：《星火燎原》请主席题字的报告已经呈送主席，请主席题词的很多，不过主席把《星火燎原》排在前面了。12月，我们收到了毛主席的题字，在一张8开大小的白宣纸上横书《星火燎原》四字。从那以后，《星火燎原》一切版本都用的是毛主席题写的书名，手迹原件现仍保存在解放军出版社。毛主席生前为许多报刊题写过报名、刊名，为一部丛书题写书名这是唯一的一次。
　　《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在1959年前很顺利，反右派运动对此没什么影响。但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我们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彭德怀庐山会议上被罢官。当时，我们认为不管彭德怀职务怎么变，但历史不能改变。由于《星火燎原》中一些文章反映了彭德怀的事迹，我们遭到指责。我们的检讨送到中央军委，军委例会上钟赤兵放炮说：“彭德怀的问题，他们哪里能知道!”张爱萍主持会，就趁势说：“算了，算了，不要检讨了。”我们躲过了一劫。但是，《星火燎原》究竟要不要写彭德怀，这还是要有个明确的说法。肖华很支持我们写彭德怀的意见，一次在昆明交代我们请示周恩来。于是，我们行文请示周恩来，但周恩来没有表态，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结果。
　　1962年，因为康生的反对意见，《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险些夭折。那一年初，《星火燎原》第1集修订后准备再版，朱德对他写的序言做了修改，并将修改稿送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康生看到朱德的征求意见稿后，批道：“我怀疑这篇文章有无发表的必要。我怀疑《星火燎原》有无再版的必要。”当时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顾问，他的反对成为《星火燎原》继续出版的一大障碍，我们为此一度非常担心。康生的意见转给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罗瑞卿明确表示：《星火燎原》应该继续出版，并批转肖华同志决定。肖华批示：《星火燎原》继续编辑，继续出版。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星火燎原》已经编辑好10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出版社也纷纷翻印出版，有的还翻印两次。其中第3集的翻印量最大，约有100万册。外文出版社编辑了7种选编本，翻译成19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星火燎原》丛书发行以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报刊大量转载，连篇累牍发表读者来信，谈对《星火燎原》的读后感想。苏联、朝鲜、蒙古、越南，还有日本，以及远在欧洲的英国、大洋彼岸的美国，也都有读者来信。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过书评称赞《星火燎原》。其中大家谈论最多的、引起最强烈震动的是《星火燎原》第3集。这一集是红军长征回忆录的专集，一共78篇文章，有反映长征全局的，也有反映某一个方面军或者重要战役的。还有好多文章的作者当时是个普通士兵，写的也是他的生活当中比较小的事情，但是很生动、感人。这些文章前后大概有37篇被选入中小学课本，比如《一袋干粮》、《六月雪》、《飘动的篝火》等。
　　
　　篇章不朽昭日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即告停止。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又逐渐恢复。
　　1975年，我获得平反，被安排到战士出版社(现解放军出版社)工作。我又接着把《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带到了战士出版社。
　　1975年是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根据中央军委纪念长征40周年的指示精神，战士出版社把修订再版《星火燎原》列入计划。为了配合纪念长 征40周年的活动，我们向总政写了《关于重新发表刘伯承同志的(回顾长征)的报告》。这时刘伯承已经病重。10月6日总政把我们的报告转呈叶剑英、邓小平。叶剑英9日批示：先请春桥、文元同志批示。张春桥批示：请军委叶、邓副主席审定。姚文元批示：请叶、邓副主席酌定。叶剑英让他们俩表态，两人都拒绝表态。13日邓小平批示：我看可以发表，改了几处，请剑英、春桥、文元同志再的，请向前、荣臻同志阅。邓小平再一次让张春桥、姚文元表态，他们俩只好画圈同意。当然，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都同意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回顾长征》一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唯一一篇老帅写的回忆录。
　　接着战士出版社向总政写了《关于修订再版(星火燎原)的报告》。10月27日总政同意战士出版社的报告，并转呈中央军委。29日叶剑英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阅示，并请江青和姚文元审批。邓小平及其他各位常委都圈阅同意，因为有了前次关于重新发表《回顾长征》一文的斗争，这次江青、姚文元都写上已阅。《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停止了9年之后又得以重新开始。
　　1977年是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出版社计划把各位老帅的征文回忆录编一本选集出版。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不同意，他说，纪念建军50周年不发表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修订再版工作再次遇到阻力。当时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指示，战士出版社再写个出版《星火燎原》的报告送中央军委，并指示把《星火燎原》改名为《星火燎原选编》。我们写好报告呈送中央军委后，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0月31日批示：拟同意，军委常委各同志核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各位常委均圈阅同意，汪东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星火燎原》才得以继续修订再版。这也是后来出版的十卷集为什么叫选编的由来。
　　到1982年，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的8集和2集未付印的清样为基础，由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修订再版本l至10集全部出齐，共收入637篇文章，360万字。至此，《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历时26年，终于完成。为此，邓小平特别给《星火燎原》丛书题词：“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署名后还题写了“纪念建军五十五周年为‘星火燎原’题”。这是邓小平仅有的一次为一部丛书出齐题词。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题了词，叶剑英的题词是：“革命精神代代传。”徐向前的题词是：“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而奋斗!”聂荣臻的题词是：“用我军的光辉历程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军指战员。”7月14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题词的消息，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各报和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也报道了题词的消息和发表了题词手迹，同时还编发了“论述我军光辉历程的大型革命回忆录选集《星火燎原》一至十集全部出版”的新闻。
　　时隔两年，1984年春节胡耀邦慰问广西边防部队时，曾带了100套精装《星火燎原》送给战士。《星火燎原》这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以其珍贵的史料、生动的记载、昂扬的战斗精神、感人的战友情谊，成为革命史、党史、军史传统教育中不朽的篇章。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参与其编辑出版，并把自己的命运沉浮与之紧密相连，我深深地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