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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年第9期刊载了周景雷所写《周扬与法捷耶夫》，文末引用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并发出感叹：“这是周扬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作为一份准遗嘱，和法捷耶夫的比较起来，缺少了刚烈和决绝，这是不是表明他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呢﹖”这也许是知识界对晚年周扬的种种解读中的一种吧。
老朽今年八十又二，接触的书刊甚少，剪贴一些相关资料，也来解读一下晚年的周扬。
《〈邓拓文集〉序言》发表于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我记得看到该文末段的“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时，内心曾为之一颤，就不忍继续看下去了。我历来是读书不求甚解的，因为此前的11月初，报纸上登出了周扬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主旨讲话。当时以为，这句话大概是他认识自己的深化。五年多以后，周扬在没有知觉当时也不会有痛苦的状态中离开了人间，而他和他的文集以及这篇《〈邓拓文集〉序言》，却成为知识界曾经热闹的话题，毁誉不一。其后，我看过王蒙、于光远、龚育之等写的一些关于周扬的文章，也看过顾骧的《晚年周扬》，几乎都没有涉及《〈邓拓文集〉序言》。说“几乎”，是因为《晚年周扬》这部十几万字的书里，只用三五行字提到它，落笔处还是那个“痛苦”。直到今年初，接到在北京同心共事近四年的好友徐宗勉兄寄赠的大著《失败者的探索——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读过其中的《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才觉得似乎悟出了一点值得探究的东西。
周扬写的这篇序言，原来是宗勉起草的。那是1983年的8月末或9月初，澍公一些朋友对黎澍同志的尊称受周扬之托，请宗勉做这件工作。此中的一些周折，可以视为解读周扬晚年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宗勉回忆了当年谈话和起草的情况，写道：
那天他（指周扬）谈话不多，整个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内容共有两部分：一是他和邓拓相识的经过；一是对邓拓的评论——不是具体评价邓的作品，而是从政治角度议论邓的思想和处境。大意是说：邓是一个知识广博、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学者，对事情有他自己的见解。同时，邓又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这就有矛盾。实际上邓的内心是有矛盾的，《燕山夜话》那些杂文，就表露了他内心的矛盾。邓拓身上的这种矛盾具有代表性。从邓拓的遭遇得到的教训是很深的。——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周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澍公在座也未发言。
我没有问，是因为压根儿没感到这是个问题。当时我的理解很明确：所谓教训指的就是党的领导要正确对待党内还有党外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因为从邓拓的悲惨遭遇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把邓拓的不幸归因于他自身，那实在太荒谬了。
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起草了那篇序言，于9月15日完稿，打印后即送给黎澍同志。过了一些日子，他告诉我：周扬说稿子还可以，只是讲周和邓的交往那部分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还需改动。直到这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序言后，我才知道周扬不仅补充、修改了上述那部分，还改写了最后一段。〔1〕
宗勉兄的回忆是十分清楚的。这里，不妨将序言最后一段的起草稿和周扬的改写稿摆在一起，稍作比较和推究。
先看起草稿：
作家在思想认识上同党有距离、有矛盾，这原是常有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必然和党相一致，但在思想上也总会和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有时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不论哪一种情况，党的领导都需要采取主动，努力消除或缩小这种不一致：或者检查和纠正自己政策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者运用正确的政策和恰当的方式引导作家转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之在思想上同党一致起来。而为了引导，首先就要允许这种政治上一致前提下的不一致，使作家能够说出自己的意见，没有顾虑地评论我们的工作。这样做，才能加深领导和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赖，使党的正确观点和主张真正为作家所接受，得到应有的贯彻和发展，从而避免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和损失。能不能对作家以及一切知识分子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成败的关键，而且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这是近几年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2〕
再看改写稿：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别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3〕
改写稿使宗勉深感困惑，他说：“周扬对这一段的改动不属于内容的提高，更不是文字的修饰，而是变换立论的角度，把对党的领导的要求改为党员作家个人应吸取的教训了。”〔4〕这是为什么﹖李辉在看过《〈邓拓文集〉序言》后，也颇为迷惘，他在1993年《读书》第10期发表的《摇荡的秋千》中写道：“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放置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回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路的不顺畅。”矛盾的表述源于矛盾的心态，问题好像得到了解答。
宗勉的著述一向严谨，周扬这样改写引发他的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对周扬的意见领会错了，而周的本意就是专讲党员作家如何从邓拓身上吸取教训呢﹖”〔5〕回忆查证：
肯定不是。何以见得﹖第一，周扬在向我们谈邓拓时，虽然强调邓的内心是矛盾的，但用的完全是肯定和同情的语气，对邓的言行包括《燕山夜话》的写作，没有说一句含有贬义或表示遗憾的话。第二，我按照周扬所谈的精神起草的对《燕山夜话》的评论，即序言倒数第三、第二段，周扬除加进关于同情东林党人的两句话和改动几个字、词外未作任何删改，而这两段内容都是赞扬、肯定邓拓的。特别是倒数第二段的末尾，还明确指出邓拓既“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又对某些错误政策、做法“持有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邓拓既没有“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没有“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他在处理自己与党的思想矛盾上，做到了一个党员作家所应做、所能做的一切，这便是周扬对邓拓的真实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自然不会把邓拓悲剧的发生归因于邓拓自己的什么过失，也必然会看到它完全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因而在序言末尾，作为历史教训讲一下党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周扬却没有这样做，在审改序言稿时反而作出上述不合逻辑的改动。他改写的那一段关于党员作家应当如何的话不仅与下文不合，而且同前面两段的意思完全脱节，这又是什么缘故呢？〔6〕
据我所知，宗勉并不是第一次为周扬起草文字。早在1979年的3月底4月初，也就是“五四”六十周年的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由周扬在纪念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有人已为他起草了报告稿，他觉得不对路，特请在新的历史时期最早提出反封建这个历史任务的澍公帮忙，邀二三人另起炉灶，赶写一篇，这就是那篇著名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顾骧在《晚年周扬》中说：“复出后的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文坛风骚”，是由于“这一篇报告”），它是澍公主持并与丁伟志、宗勉合力完成的。周扬先提出了报告的基本思路，即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延安整风；三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周扬说，要充分估价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从纪念“五四”说起，着重阐明目前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澍公等三位赞成周扬的意见，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澍公负总责并草拟“五四”运动部分，宗勉草拟延安整风部分，伟志草拟当前的部分，大约十天左右把起草、讨论、统改的事都办好了，并得到周扬的认可，经他推敲增删便定稿了，没有影响纪念大会的如期召开〔7〕。这件事如此顺利地完成也说明：第二次为周扬起草文字的宗勉，“对周扬的意见领会错了”的可能性极小极小，恐怕只能从周扬当时的处境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波动中去寻找原因。这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下面就是：
原来此时周扬正因为发表了自己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看法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判。这件事，温济泽的《1983年对周扬的批判》（《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讲得很清楚。文中说，1983年11月，周扬向温解释他何以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时，叹口气说：“我是个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周扬审改上述序言稿也正在这个期间。我认为，“顾全大局”同样是周扬改变此稿末段立意的动因。试想，正当自己受到领导（代表组织）的批判而又思想不通的时候，不去强调党员要正确对待自己与党的分歧，而是公开倡言党要正确对待党员作家的不同意见，岂不是意味着同党对抗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周扬自然是决不会这样做的，那么，在那篇序言的末尾，除了向党员作家个人提出要求外，还能说什么呢！那些话，与其说是议论邓拓，不如说是周扬的自白。〔8〕
在当时的形势下，作出这样的自白，也许是无奈的选择，当然不可能像法捷耶夫晚年那般的“刚烈和决绝”。而宗勉的《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原发表于《百年潮》的1999年第12期，他所了解的只能是济泽文章透露出的简明情况。其后四年即2003年6月出版的《晚年周扬》一书的“风云突变”、“山雨欲来”、“二十八天”等章节中，展现的景象就更为纷繁复杂，有的且令人惊讶！1983年3月21日发生的事情，就使秦川感到“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原来，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顾骧在书中说：“这一下，触怒了权威，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做了检查之后，胡乔木还是作了指示，要中宣部邓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与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9〕“但是这个‘报告’未得到中央通过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处理的本人见面，要核对事实。这样就有了３月２１日，胡乔木主持，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核对邓力群提出的‘报告’中事实的会议争吵的一幕。”〔10〕顾骧于“风云突变”这一章引用了秦川的《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一文中的记述，文字虽然长一些，对了解周扬晚年却大有裨益，索性再做一回剪贴工，大概也无妨吧。
这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一开始沉默，阅读邓力群给中央的报告。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我坐乔木对面，从来没有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有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这时一位同志插话说：“我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原是周扬在鲁艺的学生的贺敬之也表态说：“中宣部作了记录，我相信记录是真实的，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
会场归于沉寂。邓力群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中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乔木还笑着点点头。
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
读过以上文字，认真思考，有了新的发现。与其说这是“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的“争吵”，不如说这是周扬为维护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有一个重要文献一直未引起探究周扬晚年现象的人们的注意，这就是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11〕。《准则》的“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中明确规定：“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12〕《准则》的“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中又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13〕周扬是不是参加或列席了这次全会，我们不了解。《准则》公布后，在国内引发积极反响，认为这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重大步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周扬对此不可能也决不会无动于衷。回头看看前面引文中记述的周扬所持态度、所用语言，就很容易看出：他是以《准则》为依据的，他为切实贯彻执行《准则》做了必要的努力，虽然无效，但很可贵，奈何继之而来的竟是“山雨欲来”和“二十八天”了。令人惋叹的是，正如他曾经陷入将个人自视为党的误区一样，在有了新的觉醒本可继续坚持抗争之际，却又把横蛮斥责他的某个人视同为党了，于是写下了“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还以为这是“顾全大局”，殊不知致力维护“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的《准则》的尊严才是真正的顾全大局。这也许是周扬这一辈左翼的、党内的知识分子难以挣脱悲剧性结局的症结所在。
注释：
〔1〕〔2〕〔4〕〔5〕〔6〕〔8〕徐宗勉：《失败者的探索》，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02、303～304、304、305、305、305页。
〔3〕《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7〕丁伟志：《桑榆槐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9〕〔10〕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4页。
〔11〕〔12〕〔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425、426页。
老朽今年八十又二，接触的书刊甚少，剪贴一些相关资料，也来解读一下晚年的周扬。
《〈邓拓文集〉序言》发表于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我记得看到该文末段的“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时，内心曾为之一颤，就不忍继续看下去了。我历来是读书不求甚解的，因为此前的11月初，报纸上登出了周扬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主旨讲话。当时以为，这句话大概是他认识自己的深化。五年多以后，周扬在没有知觉当时也不会有痛苦的状态中离开了人间，而他和他的文集以及这篇《〈邓拓文集〉序言》，却成为知识界曾经热闹的话题，毁誉不一。其后，我看过王蒙、于光远、龚育之等写的一些关于周扬的文章，也看过顾骧的《晚年周扬》，几乎都没有涉及《〈邓拓文集〉序言》。说“几乎”，是因为《晚年周扬》这部十几万字的书里，只用三五行字提到它，落笔处还是那个“痛苦”。直到今年初，接到在北京同心共事近四年的好友徐宗勉兄寄赠的大著《失败者的探索——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读过其中的《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才觉得似乎悟出了一点值得探究的东西。
周扬写的这篇序言，原来是宗勉起草的。那是1983年的8月末或9月初，澍公一些朋友对黎澍同志的尊称受周扬之托，请宗勉做这件工作。此中的一些周折，可以视为解读周扬晚年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宗勉回忆了当年谈话和起草的情况，写道：
那天他（指周扬）谈话不多，整个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内容共有两部分：一是他和邓拓相识的经过；一是对邓拓的评论——不是具体评价邓的作品，而是从政治角度议论邓的思想和处境。大意是说：邓是一个知识广博、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学者，对事情有他自己的见解。同时，邓又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这就有矛盾。实际上邓的内心是有矛盾的，《燕山夜话》那些杂文，就表露了他内心的矛盾。邓拓身上的这种矛盾具有代表性。从邓拓的遭遇得到的教训是很深的。——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周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澍公在座也未发言。
我没有问，是因为压根儿没感到这是个问题。当时我的理解很明确：所谓教训指的就是党的领导要正确对待党内还有党外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因为从邓拓的悲惨遭遇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把邓拓的不幸归因于他自身，那实在太荒谬了。
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起草了那篇序言，于9月15日完稿，打印后即送给黎澍同志。过了一些日子，他告诉我：周扬说稿子还可以，只是讲周和邓的交往那部分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还需改动。直到这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序言后，我才知道周扬不仅补充、修改了上述那部分，还改写了最后一段。〔1〕
宗勉兄的回忆是十分清楚的。这里，不妨将序言最后一段的起草稿和周扬的改写稿摆在一起，稍作比较和推究。
先看起草稿：
作家在思想认识上同党有距离、有矛盾，这原是常有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必然和党相一致，但在思想上也总会和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有时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不论哪一种情况，党的领导都需要采取主动，努力消除或缩小这种不一致：或者检查和纠正自己政策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者运用正确的政策和恰当的方式引导作家转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之在思想上同党一致起来。而为了引导，首先就要允许这种政治上一致前提下的不一致，使作家能够说出自己的意见，没有顾虑地评论我们的工作。这样做，才能加深领导和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赖，使党的正确观点和主张真正为作家所接受，得到应有的贯彻和发展，从而避免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和损失。能不能对作家以及一切知识分子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成败的关键，而且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这是近几年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2〕
再看改写稿：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别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3〕
改写稿使宗勉深感困惑，他说：“周扬对这一段的改动不属于内容的提高，更不是文字的修饰，而是变换立论的角度，把对党的领导的要求改为党员作家个人应吸取的教训了。”〔4〕这是为什么﹖李辉在看过《〈邓拓文集〉序言》后，也颇为迷惘，他在1993年《读书》第10期发表的《摇荡的秋千》中写道：“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放置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回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路的不顺畅。”矛盾的表述源于矛盾的心态，问题好像得到了解答。
宗勉的著述一向严谨，周扬这样改写引发他的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对周扬的意见领会错了，而周的本意就是专讲党员作家如何从邓拓身上吸取教训呢﹖”〔5〕回忆查证：
肯定不是。何以见得﹖第一，周扬在向我们谈邓拓时，虽然强调邓的内心是矛盾的，但用的完全是肯定和同情的语气，对邓的言行包括《燕山夜话》的写作，没有说一句含有贬义或表示遗憾的话。第二，我按照周扬所谈的精神起草的对《燕山夜话》的评论，即序言倒数第三、第二段，周扬除加进关于同情东林党人的两句话和改动几个字、词外未作任何删改，而这两段内容都是赞扬、肯定邓拓的。特别是倒数第二段的末尾，还明确指出邓拓既“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又对某些错误政策、做法“持有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邓拓既没有“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没有“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他在处理自己与党的思想矛盾上，做到了一个党员作家所应做、所能做的一切，这便是周扬对邓拓的真实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自然不会把邓拓悲剧的发生归因于邓拓自己的什么过失，也必然会看到它完全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因而在序言末尾，作为历史教训讲一下党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周扬却没有这样做，在审改序言稿时反而作出上述不合逻辑的改动。他改写的那一段关于党员作家应当如何的话不仅与下文不合，而且同前面两段的意思完全脱节，这又是什么缘故呢？〔6〕
据我所知，宗勉并不是第一次为周扬起草文字。早在1979年的3月底4月初，也就是“五四”六十周年的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由周扬在纪念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有人已为他起草了报告稿，他觉得不对路，特请在新的历史时期最早提出反封建这个历史任务的澍公帮忙，邀二三人另起炉灶，赶写一篇，这就是那篇著名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顾骧在《晚年周扬》中说：“复出后的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文坛风骚”，是由于“这一篇报告”），它是澍公主持并与丁伟志、宗勉合力完成的。周扬先提出了报告的基本思路，即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延安整风；三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周扬说，要充分估价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从纪念“五四”说起，着重阐明目前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澍公等三位赞成周扬的意见，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澍公负总责并草拟“五四”运动部分，宗勉草拟延安整风部分，伟志草拟当前的部分，大约十天左右把起草、讨论、统改的事都办好了，并得到周扬的认可，经他推敲增删便定稿了，没有影响纪念大会的如期召开〔7〕。这件事如此顺利地完成也说明：第二次为周扬起草文字的宗勉，“对周扬的意见领会错了”的可能性极小极小，恐怕只能从周扬当时的处境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波动中去寻找原因。这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下面就是：
原来此时周扬正因为发表了自己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看法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判。这件事，温济泽的《1983年对周扬的批判》（《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讲得很清楚。文中说，1983年11月，周扬向温解释他何以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时，叹口气说：“我是个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周扬审改上述序言稿也正在这个期间。我认为，“顾全大局”同样是周扬改变此稿末段立意的动因。试想，正当自己受到领导（代表组织）的批判而又思想不通的时候，不去强调党员要正确对待自己与党的分歧，而是公开倡言党要正确对待党员作家的不同意见，岂不是意味着同党对抗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周扬自然是决不会这样做的，那么，在那篇序言的末尾，除了向党员作家个人提出要求外，还能说什么呢！那些话，与其说是议论邓拓，不如说是周扬的自白。〔8〕
在当时的形势下，作出这样的自白，也许是无奈的选择，当然不可能像法捷耶夫晚年那般的“刚烈和决绝”。而宗勉的《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原发表于《百年潮》的1999年第12期，他所了解的只能是济泽文章透露出的简明情况。其后四年即2003年6月出版的《晚年周扬》一书的“风云突变”、“山雨欲来”、“二十八天”等章节中，展现的景象就更为纷繁复杂，有的且令人惊讶！1983年3月21日发生的事情，就使秦川感到“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原来，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顾骧在书中说：“这一下，触怒了权威，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做了检查之后，胡乔木还是作了指示，要中宣部邓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与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9〕“但是这个‘报告’未得到中央通过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处理的本人见面，要核对事实。这样就有了３月２１日，胡乔木主持，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核对邓力群提出的‘报告’中事实的会议争吵的一幕。”〔10〕顾骧于“风云突变”这一章引用了秦川的《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一文中的记述，文字虽然长一些，对了解周扬晚年却大有裨益，索性再做一回剪贴工，大概也无妨吧。
这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一开始沉默，阅读邓力群给中央的报告。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我坐乔木对面，从来没有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有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这时一位同志插话说：“我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原是周扬在鲁艺的学生的贺敬之也表态说：“中宣部作了记录，我相信记录是真实的，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
会场归于沉寂。邓力群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中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乔木还笑着点点头。
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
读过以上文字，认真思考，有了新的发现。与其说这是“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的“争吵”，不如说这是周扬为维护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有一个重要文献一直未引起探究周扬晚年现象的人们的注意，这就是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11〕。《准则》的“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中明确规定：“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12〕《准则》的“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中又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13〕周扬是不是参加或列席了这次全会，我们不了解。《准则》公布后，在国内引发积极反响，认为这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重大步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周扬对此不可能也决不会无动于衷。回头看看前面引文中记述的周扬所持态度、所用语言，就很容易看出：他是以《准则》为依据的，他为切实贯彻执行《准则》做了必要的努力，虽然无效，但很可贵，奈何继之而来的竟是“山雨欲来”和“二十八天”了。令人惋叹的是，正如他曾经陷入将个人自视为党的误区一样，在有了新的觉醒本可继续坚持抗争之际，却又把横蛮斥责他的某个人视同为党了，于是写下了“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还以为这是“顾全大局”，殊不知致力维护“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的《准则》的尊严才是真正的顾全大局。这也许是周扬这一辈左翼的、党内的知识分子难以挣脱悲剧性结局的症结所在。
注释：
〔1〕〔2〕〔4〕〔5〕〔6〕〔8〕徐宗勉：《失败者的探索》，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02、303～304、304、305、305、305页。
〔3〕《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7〕丁伟志：《桑榆槐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9〕〔10〕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4页。
〔11〕〔12〕〔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425、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