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面要与时间赛跑，一面又要与开发商博弈
如若不是因为谢夏祥与李永泉的冒险，广州市泰康路84号的历史痕迹，可能会被钢筋水泥“吞噬”。
2016年11月，建筑师谢夏祥与合伙人李永泉在这里成立了专门活化历史建筑的公司，历时4个月、耗资120万元，将废弃的骑楼打造成历史文化活动场所，同时也开启了他们的新事业——通过保护性开发，赋予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新的生命。
谢李两人的冒险能否成功，目前还难有定论。多位受访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历史建筑活化是一场旷日持久且主体复杂的“战役”，一面要与时间赛跑，一面又要与开发商博弈，任重道远。
即便如此，仍有大批对历史建筑遗产充满保护热情的民间力量投身“战场”。自2008年起，历史建筑活化的民间力量大增，仅广州一地的文化保育组织就从5个迅速增长到50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谢夏祥一般，“不为别的，就是不忍心让有价值的建筑被时代遗弃。”
李永泉每天最爱干的事，就是穿梭于广州老街巷，观察和研究历史建筑。建筑学出身的李永泉，对广州建筑进行过深入研究，尤其对历史建筑充满感情。
在他看来，历史建筑串联起了一部城市文明的“编年史”。广州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而广州的城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最凸显重要性的阶段，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和改革开放时期。
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为番禺沙头“秀才屋”进行了拍照，希望对历史建筑进行数字化保存
事实上，李永泉的观点很容易在广州的历史建筑上得到印证。
一座广州城，半部近代史。作为晚期一口通商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广州一度是东北亚重要的贸易之都。广州西关自明朝便是商贾聚集之地，清末十三行的兴旺，更令西关一带成为广州城市文明的代表性地段。
“行商大院、西关大屋成为那个时代广府民居的标志性建筑。”李永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布局主要围绕中轴线上的厅堂左右对称，每厅为一进，全屋二至三进，靠天窗采光通風。”
同样，骑楼建筑的流行明显是伴随着广州商贸文明发展而来的。
20世纪初，广州商贸兴起，城市最先升级的是马路。因广州气候炎热多雨，要求商贸场所要有避雨遮阳的功能，于是，彼时的建筑师将西方古典建筑与广州传统建筑结构结合，设计出了广州特色的骑楼式建筑风格。
“骑楼的商业实用性非常突出。”李永泉说，“它的建筑立面分为楼顶、楼身和骑楼底三个段式，骑楼使马路一边的人行道相互连接，形成一条长廊，既便于来往行人遮阳挡雨，商店也可敞开铺面陈列多种商品。”
“东山洋房”的流行则始于清末，盛于民国初年。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寺贝通津、恤孤院路、培正路一带兴建了学校、医院、福音堂等西洋建筑;民国时期，广州在此设立了市政公所，这一带逐渐成为广州权贵阶层聚集地;1915年到1937年间，大量华侨回广州投资安家，中西合璧的“东山洋房”成为记录那段时光的重要载体。
梳理了这些广州代表性历史建筑形态，李永泉告诉本刊记者：“建筑在某种程度上记录着广州的文化血脉，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房屋功能，抑或是建造地点，都烙下了时代的独特印记。”
李永泉觉得，城市升级就像人在社会中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新老交替。
“骑楼建筑的商业价值突出，西关大屋就逐渐退出舞台;高楼大厦的居住功能完备，骑楼也逐渐退出舞台。”但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城市升级，才有新的建筑形式补充到这部“编年史”中，而新老交替恰恰利用了时间的艺术，令多样化的城市建筑存在于同一空间。
走入街巷越深，他越能发现广州这座城市在成长中为建筑带来的独特魅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城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但老广州人一直聚居生活在越秀、荔湾、海珠等老城区，而外省人则会较多聚集在天河、白云等周边市区。”李永泉说。
老城区建筑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广州味道，承载着广州过去的城市记忆;而新城区建筑则适应了新时代的特色，代表着现代都市的新发展。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需求，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是“新老交替、一拆一建”，用循序渐进的城市更新方式，弥补老城区的衰老。
“广州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一拆一建中从传统城郭过渡到现代都市的。这种城市升级带有成长性，并非大拆大建、一切推倒重来式的‘建新’。历史建筑得以保留，多半要归功于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李永泉说。
然而，在李永泉看来，历史建筑最大的威胁也来自于城市升级。
上世纪80年代，城市升级开始注重迅速提升居住环境，对历史建筑保护意识不高。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博士王茂生的统计，仅1988年荔湾区金花街改造项目，拆除的历史建筑就高达155300平方米，大量历史建筑被直接夷为平地。
金花街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旧城改造的主流办法。豪华住宅小区破坏了西关旧城区的风貌，它插在上下九路颇有风情的骑楼街上，插在老西关的一片旧式大屋之中，显得格格不入。
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方式“破坏了老西关的文脉”，历史建筑“敌得过百年风雨，却输给了轰鸣的推土机”。
与谢夏祥、李永泉专门成立公司来活化历史建筑相比，摄影师刘伟伦投身“战场”就显得形单影只。
刘伟伦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从小生活在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骑楼里，目之所及都是有些年份的老房子。 “小时候常路过一些花园建筑，园林、石柱、拱门，配上传统的青石砖，两种迥异的建筑风格偏偏结合得天衣无缝，美得让人着迷。”刘伟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童年起，他就萌发了对历史建筑的喜爱之情。
2008年，刘伟伦第一次意识到，有相当一部分的历史遗迹已在岁月的洗刷中湮灭，城市里每天都有一些老建筑在无声无息地消失。“特别好的老房子，‘咚’的一声就不见了，等你听到消息奔过去，只剩下满地残垣断壁，真的很痛心。”他说。
面对废墟，刘伟伦有了拍照记录历史建筑的想法，希望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曾有这么美的建筑存在过。“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就没有味道了，文化保留下来了，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刘伟伦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扫街”，不仅把目之所及的老建筑拍进镜头，还进门去“采访”，这也是刘伟伦“口述历史”计划的雏形。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不被史籍记录的故事，不是宏观的事件，而是不同人眼中的生活和一座座老建筑的来源经历，从个体层面来解读、补充历史。刘伟伦拜访过很多人，影星、官员、巨贾、作家的后裔，如同在跟时光赛跑，要赶在故事被遗忘之前尽可能地记录。
“那些曾经居住在老建筑里的老人在逐渐逝去，他们的后人也在一天天老去，如果现在不做，可能那些老建筑的故事就会永远地消失了。”刘伟伦说，“终有一天这些建筑会消失，我希望那个时候，我所做的还能提供给人们一个看到过去的窗口。”
广州市一座骑楼建筑的圆形
窗廊，远处是街道上的车流和楼
厦群
然而，刘伟伦总是感叹：“太迟了！”
在他看来，活化历史建筑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保护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城市更新的速度。”
历史建筑活化工程可谓浩大。据统计，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保单位仅4296处。
廣州市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中，属于非国有的占比较大，其中仅有约8.8%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为公房和代管房，大部分为住宅，有住户在居住。
非国有历史建筑多为华侨房，沟通成本大，另外还有一房多业主，意见不统一等情况，成了职能部门进行积极保护的障碍，导致“活化”基础较差。
产权复杂犹如一座大山，成了摆在历史建筑活化面前的首要问题。
资金难题，也是横亘在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面前的一座大山。
在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教授汤国华看来，历史建筑活化与文物保护存在很大差别：“文物保护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政策、法规、资金保障都有规定，已形成一套完善的文物保护方法。而历史建筑保护近几年才提出，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尤其是资金保障的问题。”
“资金从哪里来？外立面的改善是不是由政府出钱？民居内的设施改善是不是全都由居民负责？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汤国华说。
不应只是保护
恩宁路吉祥坊最终没有躲过被拆除的命运。
每当提起这件憾事，刘伟伦都十分心痛。实际上，刘伟伦早在多年前就通过“口述历史”了解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粤剧名伶故居。为了积极向政府建言，他联合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成员组织发布了《广州西关粤剧名伶故居手绘地图》和“导赏”活动。
汤国华也曾建言，“吉祥坊1号、3号、5号、9号和11号都是民国时期的民居，吉祥坊1号体现清末官宅生活，粤剧名伶故居体现粤剧发展。而这些历史记忆，是在街区中发生的，与周围的人和事相互交织，并非孤立，应该连片保留。”
但是，吉祥坊的多数历史建筑还是难逃被拆除的命运，只剩下屋顶有着小花园的1号楼。
在汤国华看来，吉祥坊难逃被拆命运，关键在于没有充分活化利用。“应该重视历史建筑如何活化利用的问题。历史建筑的保护并不只是公布名单，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都需要好好斟酌。”
多数业内专家也表示，要想通过单纯的保护来留住文化遗产，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政府对于历史建筑有专门的资金维护，但往往陷入了“维修-空置-衰败-再维修”的怪圈。
单纯保护不但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诸多价值被充分展现出来。不少学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不破坏文化遗产的纯粹性与原真性的前提下，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合理的再利用，使保护与开发能够“同时并举”，变“输血”为“造血”？
馨园的活化给出了一种答案。
馨园位于广州越秀区东山口，前身是民国第一任警察署署长的官邸，原名永昌园。在东山老城区的新河浦、龟岗一带，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层院落式传统民居群，高高低低的复式别墅共有600多栋，多为民国时期归国华侨和军政官僚所建。其中，仅有6栋被列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以下简称“文保院”）院长刘峰牵头白天鹅酒店管理集团，对馨园这座百年官邸进行活化，如今“馨园？白天鹅”作为一所古建筑酒店，已成为广州新晋的文化地标。
“文保院已经成立了文创投资部，尝试寻找具有深厚产业运营能力的企业联手，着力对改造后的古村落、工业遗产及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再利用。”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冯卓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若不是因为谢夏祥与李永泉的冒险，广州市泰康路84号的历史痕迹，可能会被钢筋水泥“吞噬”。
2016年11月，建筑师谢夏祥与合伙人李永泉在这里成立了专门活化历史建筑的公司，历时4个月、耗资120万元，将废弃的骑楼打造成历史文化活动场所，同时也开启了他们的新事业——通过保护性开发，赋予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新的生命。
谢李两人的冒险能否成功，目前还难有定论。多位受访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历史建筑活化是一场旷日持久且主体复杂的“战役”，一面要与时间赛跑，一面又要与开发商博弈，任重道远。
即便如此，仍有大批对历史建筑遗产充满保护热情的民间力量投身“战场”。自2008年起，历史建筑活化的民间力量大增，仅广州一地的文化保育组织就从5个迅速增长到50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谢夏祥一般，“不为别的，就是不忍心让有价值的建筑被时代遗弃。”
一座广州城，半部近代史
李永泉每天最爱干的事，就是穿梭于广州老街巷，观察和研究历史建筑。建筑学出身的李永泉，对广州建筑进行过深入研究，尤其对历史建筑充满感情。
在他看来，历史建筑串联起了一部城市文明的“编年史”。广州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而广州的城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最凸显重要性的阶段，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和改革开放时期。
事实上，李永泉的观点很容易在广州的历史建筑上得到印证。
一座广州城，半部近代史。作为晚期一口通商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广州一度是东北亚重要的贸易之都。广州西关自明朝便是商贾聚集之地，清末十三行的兴旺，更令西关一带成为广州城市文明的代表性地段。
“行商大院、西关大屋成为那个时代广府民居的标志性建筑。”李永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布局主要围绕中轴线上的厅堂左右对称，每厅为一进，全屋二至三进，靠天窗采光通風。”
同样，骑楼建筑的流行明显是伴随着广州商贸文明发展而来的。
20世纪初，广州商贸兴起，城市最先升级的是马路。因广州气候炎热多雨，要求商贸场所要有避雨遮阳的功能，于是，彼时的建筑师将西方古典建筑与广州传统建筑结构结合，设计出了广州特色的骑楼式建筑风格。
“骑楼的商业实用性非常突出。”李永泉说，“它的建筑立面分为楼顶、楼身和骑楼底三个段式，骑楼使马路一边的人行道相互连接，形成一条长廊，既便于来往行人遮阳挡雨，商店也可敞开铺面陈列多种商品。”
“东山洋房”的流行则始于清末，盛于民国初年。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寺贝通津、恤孤院路、培正路一带兴建了学校、医院、福音堂等西洋建筑;民国时期，广州在此设立了市政公所，这一带逐渐成为广州权贵阶层聚集地;1915年到1937年间，大量华侨回广州投资安家，中西合璧的“东山洋房”成为记录那段时光的重要载体。
梳理了这些广州代表性历史建筑形态，李永泉告诉本刊记者：“建筑在某种程度上记录着广州的文化血脉，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房屋功能，抑或是建造地点，都烙下了时代的独特印记。”
城市升级的反思
李永泉觉得，城市升级就像人在社会中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新老交替。
“骑楼建筑的商业价值突出，西关大屋就逐渐退出舞台;高楼大厦的居住功能完备，骑楼也逐渐退出舞台。”但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城市升级，才有新的建筑形式补充到这部“编年史”中，而新老交替恰恰利用了时间的艺术，令多样化的城市建筑存在于同一空间。
走入街巷越深，他越能发现广州这座城市在成长中为建筑带来的独特魅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城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但老广州人一直聚居生活在越秀、荔湾、海珠等老城区，而外省人则会较多聚集在天河、白云等周边市区。”李永泉说。
老城区建筑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广州味道，承载着广州过去的城市记忆;而新城区建筑则适应了新时代的特色，代表着现代都市的新发展。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需求，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是“新老交替、一拆一建”，用循序渐进的城市更新方式，弥补老城区的衰老。
“广州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一拆一建中从传统城郭过渡到现代都市的。这种城市升级带有成长性，并非大拆大建、一切推倒重来式的‘建新’。历史建筑得以保留，多半要归功于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李永泉说。
然而，在李永泉看来，历史建筑最大的威胁也来自于城市升级。
上世纪80年代，城市升级开始注重迅速提升居住环境，对历史建筑保护意识不高。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博士王茂生的统计，仅1988年荔湾区金花街改造项目，拆除的历史建筑就高达155300平方米，大量历史建筑被直接夷为平地。
金花街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旧城改造的主流办法。豪华住宅小区破坏了西关旧城区的风貌，它插在上下九路颇有风情的骑楼街上，插在老西关的一片旧式大屋之中，显得格格不入。
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方式“破坏了老西关的文脉”，历史建筑“敌得过百年风雨，却输给了轰鸣的推土机”。
与时间赛跑
与谢夏祥、李永泉专门成立公司来活化历史建筑相比，摄影师刘伟伦投身“战场”就显得形单影只。
刘伟伦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从小生活在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骑楼里，目之所及都是有些年份的老房子。 “小时候常路过一些花园建筑，园林、石柱、拱门，配上传统的青石砖，两种迥异的建筑风格偏偏结合得天衣无缝，美得让人着迷。”刘伟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童年起，他就萌发了对历史建筑的喜爱之情。
2008年，刘伟伦第一次意识到，有相当一部分的历史遗迹已在岁月的洗刷中湮灭，城市里每天都有一些老建筑在无声无息地消失。“特别好的老房子，‘咚’的一声就不见了，等你听到消息奔过去，只剩下满地残垣断壁，真的很痛心。”他说。
面对废墟，刘伟伦有了拍照记录历史建筑的想法，希望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曾有这么美的建筑存在过。“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就没有味道了，文化保留下来了，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刘伟伦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扫街”，不仅把目之所及的老建筑拍进镜头，还进门去“采访”，这也是刘伟伦“口述历史”计划的雏形。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不被史籍记录的故事，不是宏观的事件，而是不同人眼中的生活和一座座老建筑的来源经历，从个体层面来解读、补充历史。刘伟伦拜访过很多人，影星、官员、巨贾、作家的后裔，如同在跟时光赛跑，要赶在故事被遗忘之前尽可能地记录。
“那些曾经居住在老建筑里的老人在逐渐逝去，他们的后人也在一天天老去，如果现在不做，可能那些老建筑的故事就会永远地消失了。”刘伟伦说，“终有一天这些建筑会消失，我希望那个时候，我所做的还能提供给人们一个看到过去的窗口。”
窗廊，远处是街道上的车流和楼
厦群
然而，刘伟伦总是感叹：“太迟了！”
在他看来，活化历史建筑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保护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城市更新的速度。”
两座大山
历史建筑活化工程可谓浩大。据统计，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保单位仅4296处。
廣州市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中，属于非国有的占比较大，其中仅有约8.8%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为公房和代管房，大部分为住宅，有住户在居住。
非国有历史建筑多为华侨房，沟通成本大，另外还有一房多业主，意见不统一等情况，成了职能部门进行积极保护的障碍，导致“活化”基础较差。
产权复杂犹如一座大山，成了摆在历史建筑活化面前的首要问题。
资金难题，也是横亘在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面前的一座大山。
在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教授汤国华看来，历史建筑活化与文物保护存在很大差别：“文物保护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政策、法规、资金保障都有规定，已形成一套完善的文物保护方法。而历史建筑保护近几年才提出，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尤其是资金保障的问题。”
“资金从哪里来？外立面的改善是不是由政府出钱？民居内的设施改善是不是全都由居民负责？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汤国华说。
不应只是保护
恩宁路吉祥坊最终没有躲过被拆除的命运。
每当提起这件憾事，刘伟伦都十分心痛。实际上，刘伟伦早在多年前就通过“口述历史”了解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粤剧名伶故居。为了积极向政府建言，他联合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成员组织发布了《广州西关粤剧名伶故居手绘地图》和“导赏”活动。
汤国华也曾建言，“吉祥坊1号、3号、5号、9号和11号都是民国时期的民居，吉祥坊1号体现清末官宅生活，粤剧名伶故居体现粤剧发展。而这些历史记忆，是在街区中发生的，与周围的人和事相互交织，并非孤立，应该连片保留。”
但是，吉祥坊的多数历史建筑还是难逃被拆除的命运，只剩下屋顶有着小花园的1号楼。
在汤国华看来，吉祥坊难逃被拆命运，关键在于没有充分活化利用。“应该重视历史建筑如何活化利用的问题。历史建筑的保护并不只是公布名单，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都需要好好斟酌。”
多数业内专家也表示，要想通过单纯的保护来留住文化遗产，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政府对于历史建筑有专门的资金维护，但往往陷入了“维修-空置-衰败-再维修”的怪圈。
单纯保护不但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诸多价值被充分展现出来。不少学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不破坏文化遗产的纯粹性与原真性的前提下，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合理的再利用，使保护与开发能够“同时并举”，变“输血”为“造血”？
馨园的活化给出了一种答案。
馨园位于广州越秀区东山口，前身是民国第一任警察署署长的官邸，原名永昌园。在东山老城区的新河浦、龟岗一带，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层院落式传统民居群，高高低低的复式别墅共有600多栋，多为民国时期归国华侨和军政官僚所建。其中，仅有6栋被列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以下简称“文保院”）院长刘峰牵头白天鹅酒店管理集团，对馨园这座百年官邸进行活化，如今“馨园？白天鹅”作为一所古建筑酒店，已成为广州新晋的文化地标。
“文保院已经成立了文创投资部，尝试寻找具有深厚产业运营能力的企业联手，着力对改造后的古村落、工业遗产及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再利用。”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冯卓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