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810-1820英国工人激进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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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在生产力飞跃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加 之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工人为首的群众政治诉求激增。19 世纪初,英国工人激进主義运动发展迅速。1810— 1820 年间英国工人激进主义出现了合法方式与暴力方式相交织的特点。工人运动从卢德运动的暴力斗争开始, 历经汉普顿俱乐部的请愿运动和斯彭斯协会的武装起义,合法斗争在彼得卢事件中达到高潮;随着“六条法令” 的颁布,暴力斗争又在加图街密谋中走向顶点。这一时期的英国虽然处于托利党的高压统治之下,却并不存在 革命的基础。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残酷镇压激进派运动,对工人运动定罪却采取了合法的 程序,依法处理,这让和平派继续斗争有了希望,并寄希望于获得普选权来改变现状。
  关键词:英国;激进主义;卢德运动;彼得卢;加图街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6-0146-03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英国工人激进主义运动发展 迅速,虽然遭遇政府打压,但发展势头仍然强劲。19 世纪 初的工人运动与之前相比,既保留了先前通过合法的、和 平的途径表达诉求的斗争方式,也出现了愈演愈烈的非法 暴力斗争事件。和平与非法暴力两种运动方式相互交织, 构成了 1810—1820 年间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
  一、19 世纪初工人激进主义运动背景
  (一)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
  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英国生产力一度腾飞,但 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在机器生产的影响下,社会关 系发生了剧变。首先,机器在生产中的使用率不断增大, 雇主对生产者的技术要求不断降低,工人们可以通过高 度重复化的劳动迅速掌握操纵机器的方法,原先中世纪 那种传统手工艺劳动力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生产趋势。同 时受机器工厂的影响,手工工人纷纷出现了失业危机。 其次,资本家往往趋于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大的利益, 其最主要的方式即降低工人的劳动报酬。据英国学者伍 德的统计,1806 年棉纺织工厂的工人名义工资为 200便士每周,到 30 年代时已跌落到 90 便士。[1]430 加之这 一时期物价水平的增长,工人薪水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 最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使得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生理差 距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进入了工厂,很多女 工和童工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身体条件每况愈下。据统 计,19 世纪初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寿命只有 15 岁。[1]431
  (二)工人激进主义组织的兴衰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激进主义思想在英国得以 兴起,大量的工人激进主义组织在这一时期建立,其中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组织主要是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Shef?eld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和伦敦 通信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1791 年,约瑟 夫·盖尔斯主导成立了“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这也是 英国最早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组织。一个多月后,在伦 敦也成立了类似的工人组织——伦敦通信会。这两个工 人组织的宗旨都是改善工人的不利处境,而方式则是寄 希望于推动议会改革。1793 年 4 月 7 日,设菲尔德宪法 知识会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向下院请愿,表达了对普选 权的渴望。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引起了官方的警惕,开始从行政 和立法上限制激进运动。1794 到 1795 年,议会以无政 府主义的威胁为由,暂停了《人身保护法》的实施,这为 之后政府的行动提供了便利;政府很快抄查了通信会和 宪法知识会的总部,领导人被逮捕入狱,等候审判。1795 年,激进分子刺杀英王乔治三世未遂的事件更是加剧了 官方的打压活动。议会相继颁布了《叛逆与煽动行为法》(Treasonable and Seditious Practices Act )和《煽动集会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 ),尤其是后者,对工人激进运动 造成了极大打击。该法案规定超过 50 人的集会须在报 刊上刊登时间、地点和内容的信息,并得到治安官的批准 方可举行,否则将被认作是非法集会,治安官有权将其解 散。[2]1799 年 7 月,《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 )颁布, 宣布伦敦通信会为非法组织并加以取缔,工人阶级激进 主义运动一度沉寂,转入地下。
  二、1810-1820 的工人运动进程
  随着《结社法》的颁布,英国工人激进主义运动一度十分消沉,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反法战争一直在进行, 全社会物价奇高、粮食匮乏,工人的处境每况愈下。加之 这一时期对法国的作战唤起了英国群众的爱国情操,明 显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的激进主义运动被社会排斥,很 大程度上抑制了激进社团的发展。[3]108
  在这种状况下,工人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并加强了保 密措施,制定了严明的纪律。1802 年,一个叫做“黑灯照”(the Black Lantern)的组织在利兹一带活动,据当时利 兹(Leeds)市长的一封信件显示,“黑灯照”组织严密, 举行活动时,岗哨严密,十分警觉。除此以外,据信中所 说,该组织“到圣诞节时他们就功成名就,某一天晚上他 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与此同时,伦敦也收到了许 多地方当局发出的武装暴动警报。[4]131
  1802 年 11 月,政府逮捕了德斯帕德上校(Edward Marcus Despard),以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对他进行了起 诉。政府认定,德斯帕德组建了一支“革命军”,工人是 其中的主要力量,同时,他还策划兵变,企图把陆军和海 军士兵拉进组织。[4]131 虽然许多人坚信德斯帕德无罪, 但当事人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可见这一时期,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下,整个社会暗流 涌动,工人组织仍在继续进行着激进主义运动。同时,从 政府列举的各种武装暴动的证据,也可以看出工人运动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暴力斗争倾向,合法手段已经不再作 为主流运动形式被采用。当这股暗流再次出现时,已经 是 10 年后的卢德运动(Luddites)了。   (一)卢德运动
  卢德运动起于英国针织编袜业的中心——诺丁汉 郡。受工业革命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 了新的织袜机,其产品虽然质量无法与手工制袜相比,但 是成本低廉,十分畅销,原先保持传统织袜工艺的剪绒 工、针织工和手织工因此受到了极大冲击。尤其是剪绒 工,他们原先是享有特殊待遇的技术工人,因为深知自 己的地位会被机器取代,他们与新机器的对抗情绪十分 强烈。[5]611 手工工人多次与雇主谈判,希望停止生产机 器制造的剪裁袜,但谈判总体并不顺利,袜商不愿增加 成本。1811 年 3 月 11 日,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人砸毁了一名袜商的 60 台袜机,卢德运动就此开始,并迅速扩散。到第二年 2 月,织袜机被破坏了近 1000 台, 最后在多数袜商接受了工人条件,议会又通过了镇压法 案的情形下,运动才停止下来。[4]133
  当运动扩散到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时候,运动的暴力 性质进一步加深。如 1811 年 4 月,兰开郡一家袜厂在与工人的冲突中开枪打死 5 人,第二天卢德派组织几百人 烧毁了厂主的住房,这时军队赶来镇压,又死伤多人。同年 4 月,约克郡的卢德派与当地工厂主威廉·卡特赖特爆 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两名工人重伤后被工厂抓去拷打 至死,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卢德派刺杀卡特赖特未遂的事 件。此后,约克郡卢德运动逐渐变质,开始派出小队征收 武器,抢劫银钱,最后被政府驻军和巡回法庭联合镇压。 [4]135  工人激进主义再次陷入低潮。
  (二)走向彼得卢(Peterloo)
  1815 年,欧陆的反法战争结束,英国的胜利并没有 带来民众期盼的美好生活,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因战争消耗甚巨,经济衰落;大量军人退伍,失业人口激 增;同时,议会还通过了《谷物法》(Corn Laws )对粮食 价格做了限定,强行拔高了粮价。除去对粮价的控制,《谷 物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凡不列颠谷物……平均价格低 于前述各种价格时,所有……国外谷物制成的面粉以及 国外谷物,一律不得向联合王国输入”[6],这使得英国粮 食市场被本国商人垄断,人民面对极高的粮价时没有任 何选择余地。
  每况愈下的生活条件,激发了民众改变现状的渴望, 一度消沉的工人激进运动再次兴起。经过了卢德运动的 失败,工人激进主义组织认识到暴力手段的弊端,开始改 变斗争方式,以合法途径反映诉求的方式重新成为主流。 这一时期,由议会改革派卡特莱特(John Cartwright)领 导的汉普登俱乐部运动(Hampden Clubs)在各地兴起, 该俱乐部取消了之前的高额入会门槛,接收了大量手工 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加入,工人开始成为俱乐部的主要成 员。1817 年 1 月,汉普登俱乐部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 在工人的主导下提出了争取普选权的纲领,在运动高潮 时,各地请愿多达 527 份,签名者据说多达 60—100 万人, 但绝大部分被议会以“不合体例”的理由退回。[4]146
  这一时期,合法斗争的方式固然成为主流,但暴力 派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一个名为“斯彭斯博爱主义者 协会 ”(Society of Spencean Philanthropists)的激进组 织于 1816 年 11 月企图攻打伦敦塔,被王家卫队驱散。
  1817 年 6 月还爆发了彭特里奇村手工工人起义(Pentrich Rising),因准备不足,加上组织内部有政府密探卧底,运 动主要领袖全部被捕。在随后的审判中,有 3 人被判死 刑,11 人被终身流放。[4]151 暴动的再次出现加剧了政府 的高压政策,1817 年,议会通过了《反煽动集会法》,工 人运动再次受到打击。
  1818 年,人身保护法按期恢复,工人激进主义运动再次抬头。彭特里奇起义的失败,使 1817 年后的工人阶 级改革运动变得毅然但又有合法主义的特征,“和平方 式”从此压倒了“暴动方式”。[5]784 这时,一份由工人创 办的报纸《黑矮人》(The  Black Dwarf )成为了改革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黑矮人》强调有组织的活动,提倡 群众集会和请愿,并大量报道各地的工人活动,在它的推 动下,工人运动于 1819 年达到高潮。7 月 12 日,伯明翰 举行了大规模群众集会,在原先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又提 出了市议会“立法代理人”的选举权要求。该集会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各地积极响应,尤以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准 备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大型群众活动为典型。
  曼彻斯特的工人为了准备这次大型集会,决定展现 一种新的社会形象。据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班姆福特(Samuel Bamford)后来回忆:“报章屡次讥讽我们,取笑 我们参加集会时外表褴褛不洁……取笑我们是乌合之 众。因此我们决定……要以空前未有的阵容表现出整洁、 严肃和彬彬有礼。”[6]11  为此工人们制定了“清洁、清醒、 秩序”的基本纪律,后来又在领导人亨特(Henry Hunt) 的建议下增加了一条“和平”。工人们积极准备,由退伍 的老兵指挥操练,练习整齐的队列行进。军事化的训练 引起了政府的高度紧张,开始密切监视工人行动。然而, 彼得盧大会由和平派发起,并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开 会前一天,一向以和平观点著称的班姆福特提议组建一 支棍棒队护旗,却遭到了其他人的强力反对,[4]156  足见 这次集会的和平性质。
  1819 年 8 月 16 日,曼彻斯特地区的 6—8 万工人身 着节日盛装,整队出发,赶往圣彼得广场举行大会。当运 动领袖亨特发表演讲时,政府已然在会场周围布置了大 量兵力,在地方官下令之后,由中产阶级子弟组成的义 勇骑兵队率先冲锋,举刀砍杀集会群众,随后军队一拥 而上,会场大乱。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次政 治大屠杀——彼得卢大屠杀。这次事件共有 11 人丧生,400 多人受伤,死伤者全为工人阶级。[4]157   (三)“六项法令”(Six Act)与加图街密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
  随着彼得卢事件的发生,政府的高压政策达到了顶 点,开始了对工人运动的全面镇压。1819 年 12 月,议会 通过了“六项法令”,中止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 切自由,同时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将亨特和其他组织者 一起逮捕判刑。“六项法令”是 1795 年和 1817 年法令 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它的颁布使得工人激进运动步履维 艰。[5]820 一方面,禁止操练和藏匿武器的法令堵塞了武 装暴力斗争的途径;另一方面,禁止 50 人以上的集会和 对出版物课税的法令也限制了和平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至此,托利党的高压政治达到了极点,这是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最保守最专横的一个时期。
  彼得卢惨剧的发生,使得和平道路再一次受挫,暴力 派重新走向台前。彼得卢事件的第二天,班姆福特去曼彻斯特打听口风之时,发现“工人群众都渴望复仇,只 等四乡人进城来一个大扫荡”。[4]158 在这种复仇情绪的 影响之下,之前一度消沉的“斯彭斯博爱主义协会”重 新露头,并发誓要报复政府。斯彭斯协会决定刺杀全体 内阁大臣来完成复仇,但苦于没有机会。1820 年 2 月下 旬,报纸上登出了全体内阁成员将在 23 日晚于哈罗比勋 爵的宅邸举行宴会的消息,这让斯彭斯协会觉得复仇的 机会已经来临,立即开始了准备。他们在加图街租下了 一间马厩当作行动的据点。23 日晚,正当协会准备行动 时,伦敦警察闯入了马厩,密谋主脑被全部抓获。在审判 时,协会才知道组织内部混入了政府密探,政府为了将其 一网打尽,故意伪造了内阁宴会的假新闻,以引诱他们动 手。最后,随着以西斯尔伍德为首的五位主谋被判处死 刑,加图街密谋彻底失败。
  三、工人激进主义运动不同斗争方式的原因分析
  1810—1820 年间的英国工人激进主义出现了合法方式与暴力方式相交织的特点。这 10 年间的工人运动 从卢德运动的暴力斗争开始,历经汉普顿俱乐部的请愿 运动和斯彭斯协会的武装起义,合法斗争在彼得卢事件 中达到高潮;随着“六条法令”的颁布,暴力斗争又在加 图街密谋中走向顶点。
  虽然合法方式与暴力方式在工人运动过程中交替出 现,但这 10 年仍旧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暴力色彩最为浓 厚的时期。在英国工人运动内部向来都存在着“和平” 和“暴力”两翼,当局势平和、活动顺利时,“和平”翼 便占据主导,暴力派也不反对合法手段;每当形势严峻, 政府镇压严酷之时,“暴力”派就会抬头,“和平”翼则 会退入幕后。[4]161 首先,在这一时期,托利党的高压统治 达到了顶峰,工人运动不断受挫,致使暴力派在工人内部 成为主流,武装暴力斗争频发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这 一时期工人运动特点是 18 世纪 90 年代的大革命思潮在19 世纪的延续,E.P. 汤普森将其称作“旧激进主义”。[5]827 暴力派的运动无疑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企图 通过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托利党的反动统治,摧毁整个 “旧制度”。
  然而这一时期的英国虽然处于托利党的高压统治之 下,却并不存在革命的基础。首先,英国的政治制度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虽然残酷镇压激进派运动,但激进派往往 又能得到陪审团的保护而不被定罪;即使人身保护法被 停止,最多也不过 3 年,这客观上为“和平”运动的发展 提供了条件。其次,托利党政府虽然实行了高压统治,但 对工人运动定罪都采取了合法的程序,依法处理,对工人 运动的镇压也往往是通过颁布法令来禁止,而不是一味 以行政权力暴力镇压,这也让和平派继续斗争有了希望,并更加寄希望于获得普选权来改变现状,使得工人阶级 相信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合法主义的思潮长期占据主导 地位,使得暴力派无法获得更大的群众基础,加之暴力派 常常搞密谋、崇拜英雄主义,忽视对群众的教育,注定了 英国无法发生大规模暴力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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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锦(1994—),男,汉族,山西太原人,单位为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 方向为英国史。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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