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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夏楠说，印度人是古老的宇宙人。
讲一个我在印度遇见的最“印度”的段子：朋友下楼去要水，带着空瓶子和一只保温杯（在印度喝水只能喝瓶装水），到柜台跟酒店员工用英文说，我要一瓶这个，还有热水。
那个员工面有难色地看着她。
啊……好的。
说完印度员工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用托盘捧着一只瓶装水进来，躬身递过来，您的水。
她接过来一摸，热的！
不知这位瘦高的旁遮普小伙儿用什么神奇的方法加热一瓶矿泉水，反正他办到了。
一次过满足两个要求，嗯哼。
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昌迪加尔的视频，里面拍到一个给人剃头剃胡子的老人。
黑白片粗颗粒的画面里，一段残墙前挂着镜子，旁边是宽广的林荫道，没有人。
今天我在突突车上探出身子时也真切地看到了那样一个角落，只有0.5秒，滴答滴答，滴的一声，红砖墙，方块镜子，一把深棕色的木头椅子，一个戴太阳帽，浅粉色衬衣，白色马甲的中年人站在那。
就那么一瞬间，相隔几年的两个点就连接上了。
早上醒来，明白窗外的气味是近似七岁回安徽老家时闻到的味道，一种属于乡下的味道，由泥土、粪便、家禽、枯叶和植被混合而成。大约五十米外，一个男人坐在天台中浅色塑料扶椅上沉思，在他对面，是另一户家的媳妇带着孩子在阳台上踱步。打开窗能听见远处的汽车发动马达，小贩骑着单车吆喝着兜售蔬菜，尾音拉长，居然有些像中文。鸟叫声都集中在两百米外的大树上面，开窗探头，一楼厨房里，两个杂役，一个谢顶一个戴红色太阳帽。
因为进食太多豆类，肚子整天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鼻子塞了一半，呼吸声用力，嘴里发干，吞咽唾沫。周围都是声音，翻书声，身体转动时裤子的声响，还有，墙壁真薄，隔壁房间搬进新住客，叽里呱啦的讲话听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有胃气胀，打嗝声也加进来，远处的狗又开始叫，院子里有人在地上拖动煤气罐，电台音乐听起来都差不多，有反复播放的错觉。在这儿你躲不开音乐，它是印度人生活中最便宜的娱乐。
这里不卖酒，饭馆里只有汽水，有酒吧，但没人建议去一趟，你只有在音乐里一点点麻醉自己。
我记起白天在街道角落里看到的一对母子，儿子还小，在母亲的纱丽中爬行，母亲一脸冷漠地盯着远处，两条法令纹镰刀刻出一般。她的世界里好像没有多少色彩。
在印度无所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的生命有意义么？还是那意义就是为了等候下一次轮回，如果时候到了，你会变成自己见过最幸福的那个人。
有板球比赛，而且是很重要的比赛，巴基斯坦对阵印度，于是所有的印度人，不分员工还是客人，都挤去酒店隔壁房间看直播。他们发出我辈子听过最激烈的哀怨和叫好，撕裂喉咙的尖叫。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播放电影前有非常长的广告，告诉你烟酒对人的害处，认真得好笑，但结合在这里看到的实际情况，又感觉佩服——印度的自觉很有上世纪中国的印记，每个人都知道底线是什么，在哪里，自觉维护，自我监督。
现在的中国不是没有底线，是底线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复杂，变成没有标准。
晚饭前下楼散步，一个老头拉着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他的英文口音太重，我听不懂，情急之下他塞给我一张名片，指着自己的名字念给我听。我问印度当地朋友阿班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杂货店啦，他是想跟你做生意。
再往前走有一所小学，学生就快下课了。在那里，阿班指着马路对面，那是我上中学的地方。我们往回走，我问起婚礼的事——就是听说可以参加婚礼我才下决心跑到印度跨年的。阿班说有的，过两天就是，结婚的是我的邻居的儿子，我的邻居是老师，就是刚才那所小学的老师。
她教什么？
什么？
她……是教什么科目的？
她什么都教。语文，数学，英语，什么都教。
两点，小学放学，街上跑过一群穿深蓝色校服的孩子，有个小锡克族包着白色头巾，头巾在额头上方扎成一个小包。很多孩子都直接跑到邻居家，说是来补习。阿班妈妈问我们要不要过去和孩子们打个招呼。孩子们特别激动，过来跟我握手，主动打招呼，要求拍照。
邻居家新装修过，深棕色瓷砖贴墙，柠檬黄的墙壁非常亮眼，新沙发，门口上方摆着一匹金马奔腾，底座有四个中文字：“马上发财”。
我们都笑了，她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很快，有很多钱。
我在回程的飞机上重看《少年派》，绿色鹦鹉、大象、猴子、山猪，都是平时在印度肉眼所见甚至可以接触的动物，调过色的画面饱和湿润，是焚天的另一个梦。
片头倒影，水中老虎出现，李安的名字也出现，真是恰到好处的心机。
飞机整体新净，但我头顶的阅读灯不亮，找空乘要求解决，重启，还是不亮。乘务员答应回头再试，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不会再解决了。有人放屁，浓烈的咖喱味儿不知从什么地方一次次地腾起。空姐一脸疲惫地递过饮料和袋装小饼干。
晚餐极难吃，发干的鸡肉卷，古怪的番茄馅儿面包，烧豆饼，没水分的面条，做成呕吐物模样的甜品，没加奶和糖的红茶……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了解一个新的国家，就像进入一段婚姻，好坏参半已算幸运了。想要了解，就得先学会妥协。
这顿飞机餐让我真正开始想家了。想家是怀念熟悉的环境，注意，是熟悉而不是便利。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最后一次问空乘灯能修好吗？
他摊手，修不好。
好吧，无用的诚实也很好。
临近降落，我站起来加入到最后一次去洗手间的队伍里。刚站定，飞机恰好倾斜到一个角度，太阳，对印度来说是夕阳，对中国来说是朝阳，正浮在云层之上。云层如玻璃般平滑，是橘红色与灰色的两层玻璃。窗边的印度人也在看，然后，他转身发现了我。
这样的对视在印度发生过多次，但这一次，发生在香港上空的这一次，最简单，也最复杂。
（杨一山荐）
讲一个我在印度遇见的最“印度”的段子：朋友下楼去要水，带着空瓶子和一只保温杯（在印度喝水只能喝瓶装水），到柜台跟酒店员工用英文说，我要一瓶这个，还有热水。
那个员工面有难色地看着她。
啊……好的。
说完印度员工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用托盘捧着一只瓶装水进来，躬身递过来，您的水。
她接过来一摸，热的！
不知这位瘦高的旁遮普小伙儿用什么神奇的方法加热一瓶矿泉水，反正他办到了。
一次过满足两个要求，嗯哼。
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昌迪加尔的视频，里面拍到一个给人剃头剃胡子的老人。
黑白片粗颗粒的画面里，一段残墙前挂着镜子，旁边是宽广的林荫道，没有人。
今天我在突突车上探出身子时也真切地看到了那样一个角落，只有0.5秒，滴答滴答，滴的一声，红砖墙，方块镜子，一把深棕色的木头椅子，一个戴太阳帽，浅粉色衬衣，白色马甲的中年人站在那。
就那么一瞬间，相隔几年的两个点就连接上了。
早上醒来，明白窗外的气味是近似七岁回安徽老家时闻到的味道，一种属于乡下的味道，由泥土、粪便、家禽、枯叶和植被混合而成。大约五十米外，一个男人坐在天台中浅色塑料扶椅上沉思，在他对面，是另一户家的媳妇带着孩子在阳台上踱步。打开窗能听见远处的汽车发动马达，小贩骑着单车吆喝着兜售蔬菜，尾音拉长，居然有些像中文。鸟叫声都集中在两百米外的大树上面，开窗探头，一楼厨房里，两个杂役，一个谢顶一个戴红色太阳帽。
因为进食太多豆类，肚子整天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鼻子塞了一半，呼吸声用力，嘴里发干，吞咽唾沫。周围都是声音，翻书声，身体转动时裤子的声响，还有，墙壁真薄，隔壁房间搬进新住客，叽里呱啦的讲话听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有胃气胀，打嗝声也加进来，远处的狗又开始叫，院子里有人在地上拖动煤气罐，电台音乐听起来都差不多，有反复播放的错觉。在这儿你躲不开音乐，它是印度人生活中最便宜的娱乐。
这里不卖酒，饭馆里只有汽水，有酒吧，但没人建议去一趟，你只有在音乐里一点点麻醉自己。
我记起白天在街道角落里看到的一对母子，儿子还小，在母亲的纱丽中爬行，母亲一脸冷漠地盯着远处，两条法令纹镰刀刻出一般。她的世界里好像没有多少色彩。
在印度无所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的生命有意义么？还是那意义就是为了等候下一次轮回，如果时候到了，你会变成自己见过最幸福的那个人。
有板球比赛，而且是很重要的比赛，巴基斯坦对阵印度，于是所有的印度人，不分员工还是客人，都挤去酒店隔壁房间看直播。他们发出我辈子听过最激烈的哀怨和叫好，撕裂喉咙的尖叫。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播放电影前有非常长的广告，告诉你烟酒对人的害处，认真得好笑，但结合在这里看到的实际情况，又感觉佩服——印度的自觉很有上世纪中国的印记，每个人都知道底线是什么，在哪里，自觉维护，自我监督。
现在的中国不是没有底线，是底线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复杂，变成没有标准。
晚饭前下楼散步，一个老头拉着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他的英文口音太重，我听不懂，情急之下他塞给我一张名片，指着自己的名字念给我听。我问印度当地朋友阿班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杂货店啦，他是想跟你做生意。
再往前走有一所小学，学生就快下课了。在那里，阿班指着马路对面，那是我上中学的地方。我们往回走，我问起婚礼的事——就是听说可以参加婚礼我才下决心跑到印度跨年的。阿班说有的，过两天就是，结婚的是我的邻居的儿子，我的邻居是老师，就是刚才那所小学的老师。
她教什么？
什么？
她……是教什么科目的？
她什么都教。语文，数学，英语，什么都教。
两点，小学放学，街上跑过一群穿深蓝色校服的孩子，有个小锡克族包着白色头巾，头巾在额头上方扎成一个小包。很多孩子都直接跑到邻居家，说是来补习。阿班妈妈问我们要不要过去和孩子们打个招呼。孩子们特别激动，过来跟我握手，主动打招呼，要求拍照。
邻居家新装修过，深棕色瓷砖贴墙，柠檬黄的墙壁非常亮眼，新沙发，门口上方摆着一匹金马奔腾，底座有四个中文字：“马上发财”。
我们都笑了，她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很快，有很多钱。
我在回程的飞机上重看《少年派》，绿色鹦鹉、大象、猴子、山猪，都是平时在印度肉眼所见甚至可以接触的动物，调过色的画面饱和湿润，是焚天的另一个梦。
片头倒影，水中老虎出现，李安的名字也出现，真是恰到好处的心机。
飞机整体新净，但我头顶的阅读灯不亮，找空乘要求解决，重启，还是不亮。乘务员答应回头再试，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不会再解决了。有人放屁，浓烈的咖喱味儿不知从什么地方一次次地腾起。空姐一脸疲惫地递过饮料和袋装小饼干。
晚餐极难吃，发干的鸡肉卷，古怪的番茄馅儿面包，烧豆饼，没水分的面条，做成呕吐物模样的甜品，没加奶和糖的红茶……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了解一个新的国家，就像进入一段婚姻，好坏参半已算幸运了。想要了解，就得先学会妥协。
这顿飞机餐让我真正开始想家了。想家是怀念熟悉的环境，注意，是熟悉而不是便利。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最后一次问空乘灯能修好吗？
他摊手，修不好。
好吧，无用的诚实也很好。
临近降落，我站起来加入到最后一次去洗手间的队伍里。刚站定，飞机恰好倾斜到一个角度，太阳，对印度来说是夕阳，对中国来说是朝阳，正浮在云层之上。云层如玻璃般平滑，是橘红色与灰色的两层玻璃。窗边的印度人也在看，然后，他转身发现了我。
这样的对视在印度发生过多次，但这一次，发生在香港上空的这一次，最简单，也最复杂。
（杨一山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