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证据的系统处理和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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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由制度基础审计取代帐项基础审计是审计发展的大趋势,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大趋势”已变成了现实。在制度基础审计时代,审计师的主要精力,不再是忙于证据的收集,而是忙于证据的系统处理和科学评价,相应地,现代审计师也就成为地道的职业评论家。审计证据的处理从其层次和级别来看,有初级处理和高级处理之分,我们的分析将以此为基础。
其他文献
郑玄《诗谱》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将《诗经》整体性地纳入了历史时世谱系.从《诗谱》对《毛序》的补足与调整中,可以识别出两个比较重要的阐释倾向:一是以"第义统一"的逻辑理顺贯串《诗经》的历史脉络,二是以"正变对照"的逻辑强化《诗经》中的盛衰对比.究其深意,在经说传统面临挑战,五经异义难以调和的背景下,郑玄借助严密的历史框架落实兴废正变的价值原则,既从经义层面保证了《诗经》的经典性地位,又从文本层面把握了《诗经》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郑玄的经史观念融汇于其诗经学之中,当是我们理解郑学旨趣的重要理论维度.
江西诗风从生新瘦硬到圆转流美,不是由靖康之变一事或吕本中一人造成的突变,而是由众多宗派诗人促成的渐变,渐变脉络之一是自然意象的回归.黄庭坚、陈师道、洪刍、饶节少用或不用自然风景意象,多用虚字理语或人文典故意象,促成了生新瘦硬的诗风.洪朋近体诗较为接纳自然风景意象,谢逸古体诗善于以景语起结,谢薖近体风景诗多有被后人称道的佳句,李彭诗注重自然意象质感、色彩的搭配,生新瘦硬诗风在他们笔下逐渐松动.徐俯和韩驹提倡"道尽眼前景致"的创作方式和"尽写物之工"的表达方式,对晚唐景语有较公正的评价和积极的取法,他
苏轼亲自编定或寓目的"东坡六集(七集)"之外的零散手稿,在他去世后约二十年间被具有补遗"六集(七集)"性质的《东坡外集》收录.这些手稿也成为《仇池笔记》的文献来源.不同的是,《东坡外集》保存了手稿原貌,更见东坡著述本意;《仇池笔记》被编纂者随意改动,属于"第二手"文本.《东坡外集》初编初刊本虽未存,今存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基本保持了《东坡外集》南宋乾道后再刊本的旧貌,至少包含《仇池笔记》内容的"题跋""杂记"部分可以视为宋本使用.宋代之后,《仇池笔记》以笔记体裁承载的"第二手"
结合元初人才征召、制度改革等政治语境,细读相关文献,能重新认识张炎的北游南归,立体地理解其复杂心态.张炎仅有一次北游,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秋以善书者的才艺身份北上写经,有意求官,但遭遇权臣桑哥倒台后的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官员审核骤然加严,结果意外失官,于次年秋不遇南归.这一经历促使张炎决意归隐,形成了传承一代词学的自觉,其词学形态也因此而改变.在与诗话、词话的对比视野中,分析《词源》的体例,可见教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立身、谋生的手段,一种系统、细致引导初学者的"江湖词学"也由此形成.
2021年11月6—7日,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主办、山西大同大学承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学术年会"以线上形式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百余位学者参与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百余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对近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评论与反思.例如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回顾了近代文学研究历程,提出通过坚守中华文化本源,回归近代文学本身的学术努力,将近代文学研究提升到新境界和新水平.第二,近代文学重要作家研究.例如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龚自珍和魏源并称的早期生成过程与其成因,分析了龚
期刊
以制艺为载体去演绎言情之戏曲,或者以制艺为载体、以言情之曲辞为机锋去参禅,这种交汇机制在中、晚明的形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心学的内心体验方法与禅宗的经验直觉方法有相通之处,并与晚明的情欲思潮相交汇,戏曲情辞成为心学感悟的"百姓日用"或参悟禅境的机锋.制艺的"入口气"近似于戏曲中的第一人称内心独白.在第一人称的心理体验上,制艺、曲辞、情禅三者存在着交汇点.这种交汇使个体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的表达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成功的《西厢》制艺都是充分利用制艺之代言体式,以体验主义戏曲表演的第一人称心
文学史关于"前七子"的记载存在一些疑点,如七人是否构成文学集团,是否在弘治末或正德初就有了清晰的文学派系意识等.这些疑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关于康海落职的相关记述.对于至为关键的"康长公行述事件",他们的记述过于强调文学层面的派系斗争,夸大了康海的文章成就和文坛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康海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理想.这些带有主观性的记述,塑造了一个以康海、李梦阳为领袖的复古文学集团,为文学史上"前七子"的层累式书写拉开了序幕.
许学夷《诗源辩体》,被今人视为与现代的西方文学史著作相类似的诗论著作,而它与本土诗学传统的互动关系值得深究.许学夷对六朝以降的选本、诗论著作皆有自觉反省:在总集领域,重视宋元以来兴起的世次分类法,以许宗鲁《选诗》重编本等为典范;在诗文评领域,重视南宋以来宗唐诗论的结构与范畴,以严羽、王世贞、胡应麟三家为典范.而这种反思意识与许学夷当下的诗论建构实相呼应,通过引入总集世次分类法、宏观结构专业化、批评范畴程式化等手段,《诗源辩体》成就了一种高度历史化、体系化的新型诗论,集中展现了晚明诗学书籍的智识面相.
文道关系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学界较为重视古文家与理学家基于儒学立场的文道论.晚明很多文士热衷佛老,所谈之"道"涵盖三教,并往往面临修行与著述之间的矛盾.复古派"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兼具文士与道民的双重身份,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不同策略,以化解文道相持的困境.中岁修行以来,屠隆自觉地从雕虫之作向论道之文转型,并借文道合一论与性灵说,为自身书写的正当性作辩护.他反复自省与忏悔的写作状态本身,也构成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他撰写传奇与清言作为阐扬三教的新媒介,以游戏笔墨消解文辞焦虑.厘清屠隆写作转
<正> 保险在我国停办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于1979年重新开办了。保险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加上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在短短10年时间里,得到了极其迅猛的发展。但正当我国保险事业犹如一股巨大洪流奔腾前行之际,却遭到了来自物价变动的巨大阻力及冲击,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保险经营者们惊慌失措,甚至有人开始对保险事业的前途失望。如何使保险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