筌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胡风东渐之势传入中国的新型坐具。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发现的佛教造像窖藏中，有一尊北齐时代的贴金彩绘思维菩萨坐像，菩萨半跏倚坐于一件束腰座上，此束腰坐具即为筌蹄。通过观察这尊略残的菩萨坐像，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筌蹄的基本形制—其上下两端各有一圆面，上端是供人坐之处，下端则接地，两圆面间以线条连接，中部留有束腰。
　　


　　奇怪的名字
　　“筌蹄”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其文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荃”一作“筌”，是捕鱼的竹笼，蹄则是猎兔之弶，庄子以筌蹄比喻其哲学道理，筌、蹄乃是各有所指的两物，而非一词。故此处所言筌与蹄，乃是两件渔猎工具，与坐具相差甚远。
　　唐代段公路《北户录》卷三“五色藤筌蹄”条曰：“新州作五色藤筌台，皆一时之精绝。昔梁刘孝仪《谢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云：炎州采藤，丽穷绮缛。得非筌台与筌蹄语讹欤？”可见，筌蹄乃是一类藤编制品。
　　明人方以智《通雅·器用篇》曰：“筌蹄，谓鱼笱与兔蹄也，后人合称之，遂以名篮。”篮多以藤条、竹篾等天然植物纤维编制而成，与筌蹄材质相近。且筌作为渔具，在外形上更接近于坐具。
　　筌蹄在佛经中又有“先提”、“迁提”、“筌提”、“荃提”等同音异名。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律》曰：“婆罗门自初从梵天下，犹好净洁，……以床席先提以白洁裹，悬置屋间而去。”注曰：“先提一作迁提。”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经集》卷八《从园还城品》曰：“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各执持多罗树叶所作筌提，在菩萨前，引道而行;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各手持诸天胡床，在菩萨前，引道而行。”故清人严可均注《全梁文》按：“筌蹄、筌台、筌提，同物异名，六朝以后，无此器物矣。”由此推测，“筌蹄”本为一外来语的汉语音译，故有以上诸多读音近似的异名。
　　筌蹄，梵语为tri-phala，音“底哩颇罗”。从读音上比较，筌蹄、筌提、筌台、先提、迁提等与tri-phala相近，极有可能是其汉语译音。再考察tri-phala一词的本意，tri，即数量词三;phala，意为果实、果树、果树叶。因此，将其理解为某种以树叶制成的器具似乎是较为合理的解释。上引《从园还城品》中有五百诸天玉女各持由多罗树叶所制筌蹄之例，亦可作为旁证。
　　多罗树，又名贝多罗，属棕榈科乔木，树叶常被用来抄写经文，故佛经也称为“贝叶经”。《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恭建那补罗国”条曰：“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除作为书写工具外，多罗树叶用途还十分广泛，上文所引《从园还城品》经文中即有“天妙多罗树叶之扇”、“多罗树叶所作筌提”的记载。由此可见，人们因地制宜使用当地常见的多罗树叶制作各种器具。所以，用多罗树叶编制成筌蹄（tri-phala）这种束腰型坐具也便不足为奇，而筌蹄梵语作tri-phala，意为以树叶制成的器具，这样解释也便言之有据了。
　　通过对“筌蹄”（tri-phala）一词释义，可见古人在翻译该词时着实花了不少心思，不但使用与tri-phala（底哩颇罗）读音相近的汉语词汇表音，同时兼顾表意，利用中国典籍中既有的词汇以说明筌蹄（tri-phala）是一种以贝多罗树叶编制的束腰形坐具。
　　


　　鲜活的图像
　　筌蹄源自古代印度，在佛经中经常作为供菩萨使用的坐具。除上文所引《善见律毘婆沙律》外，《佛本行经集》卷十二《游戏观瞩品》曰：“时有擎挟筌蹄小儿，随从大王，啾唧戏笑。”同书卷二十五《精进苦行品》曰：“尔时彼河尼连禅主，有一龙女，名尼连茶耶，从地涌出，手执庄严天妙筌提，奉献菩萨，菩萨受已，即坐其上。坐其上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献乳糜，如意饱食，悉皆净尽。……尔时菩萨食糜已讫，从坐而起，安详渐渐向菩提树，彼之筌蹄，其龙女还自收摄。”
　　可见，筌蹄是古代印度常见的坐具，可供人坐于其上休憩，或坐于其上进餐。由于其质地轻便、造型小巧，故能随身携带，以备随时坐息，用毕则即时收起。
　　存世的年代较早的佛教石窟壁画、造像等也常见坐于筌蹄之上的菩萨形象。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描绘了诸多佛教本生故事，其中第14窟《兔本生》壁画表现兔王在火中焚身，以供养修道仙人的故事。修道仙人交脚坐于筌蹄之上，筌蹄上罩浅色织物，于束腰处以绳捆束起来，筌蹄下另铺毯垫。这种外加织物包裹的筌蹄，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很常见。
　　此外，敦煌285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上也有类似的筌蹄图像，惟一不同之处在于织物仅平铺于筌蹄之上，束腰处未加捆束。这类包裹织物的筌蹄，类似上文所引《善见律毘婆沙律》中婆罗门子以白洁裹筌蹄之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持洁净。
　　筌蹄作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器具，随着佛教东传，很可能同时传入我国。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常见筌蹄的形象，作为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是连接中亚和东方的纽带，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环节。其中年代较早的石窟如第14窟《菱格本生故事》（约3世纪中至5世纪初）、38窟《菱格本生故事》（4世纪末至5世纪初）、80窟《说法图》（4世纪末至5世纪初）等壁画中均绘有筌蹄。时代稍后的敦煌第275窟《月光王本生》壁画（十六国北凉时期），其中月光王垂足坐于一束腰状白色圆凳上，圆凳绘有竖直的条纹，粗略地表明出此坐具以植物枝条编制的质地，应是筌蹄无疑。
　　南北朝时期，有关筌蹄的史料及考古资料相对更丰富了些。《南齐书·魏虏传》曰：“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跂据，有别于中原席地而坐的传统，是指坐在高坐具上将双足垂在体前，或仅足趾着地而足踵不着地。此处虽未言明使用何种坐具，但据其他史料推测，应该不外筌蹄和胡床。《梁书·侯景传》曰：（侯景）“以轜车床载鼓吹，橐驼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又曰：“床上（《太平御览》卷七〇六作“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侯景出身北地羯，又为北朝叛将，其起居习惯应与北朝胡族统治者别无二致，因此其垂脚坐于筌蹄、胡床之上的姿势正是“跂据”。 　　


　　因佛教盛兴，筌蹄作为讲经诵佛时的坐具直达御前。《南史·侯景传》曰：“上（梁简文帝）索筌蹄，曰：‘我为公讲。’命景离席，使其唱经。”这一场景似乎可以与北朝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中央下部佛龛内的思维菩萨与供养人像进行对照。思维菩萨半跏倚坐于筌蹄之上，面对供养人。供养人身后的羽葆、华盖、斧钺等仪仗表明了其帝王身份。此时，崇佛之风上行下效，龙门、云冈石窟多见坐于筌蹄之上的菩萨造像也便不足为奇了。
　　隋唐时期，筌蹄已成为上层权贵惯常使用的坐具。1973年，陕西三原焦村发掘的唐贞观五年（631年）静安王李寿墓，其石椁线刻抱持有燕息用具的众侍女中即有一人挟持筌蹄。1956年，西安王家坟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女俑即垂足坐于筌蹄之上，筌蹄呈束腰状，上下两端及腰部均有绳状纹。类似的女坐俑在陕西铜川唐墓以及洛阳唐墓中屡见不鲜。
　　


　　


　　遗憾的退出
　　唐代是起居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即人们由传统的席地而坐逐渐向垂足高坐转变。从考古资料方面考察，昭陵陪葬的韦贵妃墓壁画中，从残存的西壁壁画上可以看出所绘人物乃是高坐于椅凳类坐具之上。此外，高宗时期高元硅墓壁画中也可以看到扶手椅一类的高型坐具。而筌提作为来自异域的高型坐具在此时流行开来，恰恰反映出起居方式的变革。河北元氏县使庄村唐墓出土的女坐俑，其半跏的坐姿与青龙寺思维菩萨如出一辙，其坐具也为筌蹄。
　　不过，唐代毕竟是起居方式发生变化的过渡时期，虽然高型坐具已经出现，人们也开始垂足高坐，但最初仅限于宫廷和上流社会，民间远未普及，席地而坐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直至宋代，垂足高坐及高型坐具方才得以兴盛并普及到民间。以白沙宋墓为代表的展示宋代起居生活的图像，反映出人们早已习惯于垂足高坐的生活习惯，且座椅等形制更加规整和程式化。
　　筌蹄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使用，一方面是佛教传播的推动，另一方面也与其自身固有特点有关，既便于携带，又适合坐息。筌蹄以藤类植物编织而成，轻巧简洁、便于携带，故唐李寿墓石椁线刻图中的侍女能轻而易举地将筌蹄这类轻便坐具随身携于身侧。其次，相比于席地而坐，垂脚坐于筌蹄上无疑是一种更加舒适的坐息方式，虽然魏晋南北朝以来垂足高坐曾被视为甚于箕踞的不雅坐姿，文献中论及胡人政权的君主使用筌蹄多是带有一定的责难色彩。
　　唐代以后，垂足高坐的起居方式逐渐定型，包括坐具在内的各种家具以及室内空间逐渐为适应新型的起居方式而发生了变革。原本为了便于携带使用的坐具，逐渐被坚固且摆放固定的家具取代，筌蹄也最终在这场家居革命中消泯。
　　五代时期，筌蹄已经不见踪迹，但是与其造型类似且关系密切的新坐具—墩却开始大行其道。与束腰形的筌蹄相比，墩整体呈鼓腹形，线条更流畅，造型更稳固。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丝竹侍女群像，众侍女即坐于绣墩之上。所谓绣墩，是指在藤编或木质坐墩上覆盖一层丝织物，成为既舒适又美观的坐具。宋元时期，墩已经成为富裕阶层家庭中的必备家具。宋徽宗赵佶所绘《十八学士图》及《文会图》中都可见饰有藤环状纹的墩，似乎还保留着筌蹄藤编的特点。由此可以说，墩正是对筌蹄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