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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权威;民主集中制;“两个维护”
摘 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政治原则，事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百年党建历程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反对各类分裂活动与错误思想倾向、要不断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要切实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总结上述基本经验，为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重要借鉴。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4-0016-07
The 100-year History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DUAN Yan（College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emocratic centralism; “two maintenances”
Abstract：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re important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Marxist parties and pertinent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century-long party-building process shows that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must resolutely oppose various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rroneous ideological tendencie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nd earnestly safeguard the core leadership during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various periods. Summarizing the above-mentioned basic experien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resolutely achieving the “two maintenances” and advancing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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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在危难时刻应对重大风险与重大考验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1]85-86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采取有效措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总结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决反对威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分裂活动和错误思想倾向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战胜风险挑战，夺取辉煌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始终坚决反对威胁党中央权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分裂活动与错误思想倾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一）革命时期确保全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服从中央
民主集中制是建党的基本原则。自成立伊始，党就深刻意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國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机关，要求“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2]167。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党中央展开坚决斗争，在“北上方针”与“南下”“西进”方针成与败的对比中，广大红军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性，维护党中央权威逐渐成为全军的共识，有力强化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抗战时期，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相互交错，民族敌人与各种反动势力分裂瓦解党与军队的行为时有发生。同时，新发展的党员成分复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在党内滋生。一些党员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甚至对立的态度。一些重大问题，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推行。国情与党情的这些变化使“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3]239。任弼时指出：“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3]2431941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不允许党员与各支部标新立异，或对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随意发表意见。随后，党以整风运动为契机，重点加强纪律教育，用理论学习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遗毒影响。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多年来根据地工作环境相对独立，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党内。1948年4月，毛泽东起草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4]262。此后，在接管城市和进行军事战争的过程中，党中央和各军重点加强纪律建设，颁布入城纪律守则，强化纪律教育与违纪处罚，确保全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服从中央统一领导。 （二）新中国成立后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壞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5]32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各个党组织及其工作是全党及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6]129。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重要论断，认为“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7]319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存在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坚持“两个凡是”，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这些“左”和右的思想倾向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影响了党的安定团结与政策落实。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通过整党运动严肃“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8]393，促使全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建设重中之重，确保了党的全面领导。针对党内一段时期以来存在的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无视中央权威的“七个有之”现象，习近平对全体党员提出“五个必须”的要求，第一条即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加了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政治纪律“负面清单”，对从严治党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的问题做出更有针对性的规定，在全党牢固树立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二、不断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
党在不断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也在逐步用制度化的形式将其巩固下来。自1921年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政党自身发展需要与客观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并不断健全相关制度，夯实了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基础。
（一）民主集中制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基本遵循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也是党的最大制度优势，其内蕴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原则能够通过统一思想，使党中央对全党的领导更具权威性和有效性。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9]268。1928年，党的六大将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地、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决议，作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写入党章，凸显“集中”的约束作用。延安时期，为适应战争年代的形势需要，毛泽东提出“四个服从”的纪律要求，指出“四个服从”这几项基本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10]645-646“四个服从”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将党员意志集中于组织决议和中央领导，保证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执行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探索继续深化。党的八大延续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基本要求，并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11]326，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2]175，标志着党对这一制度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这一思想的提出回应了将“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的错误认识，既能有效防止因过分集中而导致的专制现象，同时也避免了因过分强调民主产生的企图削弱党的集中领导、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13]19。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完善与发展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充分表达党员党组织意愿，通过“四个服从”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纪律集中全党意见，做到统一党员认识与行动，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请示报告制度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证
请示报告制度是克服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保证全党上下政令畅通和政策有效贯彻的重要制度。中国共产党对请示报告制度的具体探索开始于党的二大党章，逐步形成和贯彻落实于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完善。党的二大党章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2]1681931年，毛泽东同项英等颁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苏维埃政府中，下级要积极向上级作报告，上级要加强监督检查。但由于当时环境的制约，请示报告制度并未在全党内得到普遍推行与全面贯彻。1947年后，解放战争进入新阶段，毛泽东指出“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4]263。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明确提出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以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定期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报告，并对报告时间、报告内容、报告字数等做出具体规定。随后，1948年3月，中央又对建立报告制度做出补充指示。1948年9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中央知情权做出具体规定。至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正式确立下来。1953年，中共中央要求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定期、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1956年，党的八大将党内请示报告作为一项组织纪律写入党章，极大强化了请示报告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1988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关于建立健全报告制度的通知》;2003年，请示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纪律写入党内监督条例;2010年颁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请示报告逐渐融入到党内法规中，拓展了请示报告的范围，丰富了请示报告的内容，推动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制度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请示报告事项范围、具体方式、监督追责等方面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主体范围更广、报告事项更多、纪律要求更细、约束惩戒更严，为新时代有效集中组织力量，推动地方工作，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重要作用。 （三）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对全面领导的认识一以贯之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四大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认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革命时期，党逐步在根据地内确立起领导核心的地位，其领导范围也由单纯的军事领域拓展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1942年，为进一步协调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关系，纠正各自为政、步伐不齐的现象，党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将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强化了根据地领导的一元化与统一化，对于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4]305。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建立党组，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机关，要求凡是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加强对相关重点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归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强调“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15]150。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旨在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领导体制。但是，在改革实践中，“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16]，冲击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00年，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会议上重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17]1 105纠正片面推行党政分开，弱化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错误行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进入规范与体系化构建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18]8，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将党的领导深入到治国理政实践中，为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有效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提供制度支撑。
三、切实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在于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19]222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通常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对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切实维护领导核心是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一）革命与建设时期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民主革命时期，党逐步树立起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遵义会议前，党的事业几经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7]309。随着革命事业不断发展，毛泽东的卓越才能逐步显现。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首先，1935年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党开始逐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强调对于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0]173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最终确立起他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其次，逐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成立初期，革命事业遭遇挫折，根本原因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21]73“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21]111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根本上巩固了毛泽东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巩固。邓小平指出，“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7]3101981年，党内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客观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将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有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形势对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更高要求，党带领人民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是高级干部以高度政治自觉支持邓小平复出。“文革”期间，邓小平被当成“走资派”解除一切职务。1977年党内恢复邓小平的主要职务。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邓小平代表的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得到全党拥护，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确立。二是改革开放后，全党提高政治觉悟与政治能力，在改革开放的重大考验与大风大浪面前态度明朗、立场坚定。在实践中，全党坚定执行邓小平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陈云强调，“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22]368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在党的十五大将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些举措对维护核心，稳定政治起到重要作用。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7]310不久，邓小平主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提议由江泽民同志任职，并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工作扎实、成绩不可低估。可以说，邓小平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党内其他同志也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决反对宗派、小圈子，自觉担当，加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此后，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带头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形成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挥重要作用。全党全国人民服从大局，紧紧围绕在新一届党中央周围，奋力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新阶段。 （三）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树立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一是通过重大会议及规章制度，明确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这一要求写入党章。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突出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两个维护”。同时，党中央把维护核心的基本要求贯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等多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亦对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作出明确要求。二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思想认同与核心意识。新时代，党内同志积极参与“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活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及习近平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重要论述，促进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为维护领导核心、促进党中央重大决策贯彻落实提供了思想保障。三是突出政治建设与纪律建设，以党内规矩与纪律确保全党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核心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到政治上、落实到行动中。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与纪律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核心要求写入其中，强调这一要求既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全党旗帜鲜明讲政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铁的纪律挺在前面，严惩挑战“两个维护”原则的违纪活动，有效确保全党在行动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确保政令畅通。
四、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当代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启示与借鉴。在新时代，要增强政治定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与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强化刚性约束，不断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
（一）增强政治定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程表明，党之所以能行稳致远，得益于全党始终具有坚强的政治定力，尤其是核心意识，坚持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这启示我们，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首要的是增强“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革命事业遭遇挫折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改革中央领导机构，扩大职权，确立毛泽东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并未因“文革”的巨大冲击而全面否定毛泽东及其历史功绩，而是吸取教训，及时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统一全党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高级干部在关键时刻力主邓小平复出。全党全军信党爱党，服从组织、顾全大局，以实际行动拥护邓小平，支持改革开放。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夸奖江泽民同志工作扎实，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十六大后，全党同志在重大问题上向中央看齐，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新时代，全党与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努力貫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立足本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史为鉴，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亦应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全党要增强政治意识，在重大考验面前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增强大局意识，服从全局，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增强核心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看齐意识，始终向党中央及其理论方针政策看齐。
（二）坚持问题导向，与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做坚决斗争
回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党在每一时期都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逐一化解突出问题，从而维护党中央权威，夯实执政根基。民主革命时期，重点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同时严肃处理张国焘挑战党中央权威的违纪行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随后，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分散主义倾向，邓小平指出“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23]307。“文革”后期邓小平在各部门开展反派性斗争，同时坚决粉碎“四人帮”，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处理薄熙来、周永康等违法违纪、挑战中央权威的高级干部。可见，问题导向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全过程。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有效化解威胁党中央权威的各类问题。以史为鉴，新时代要继续坚持问题导向。要坚决反对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反对“低级红”“高级黑”，反对搞两面派;惩治“政治腐败”行为，坚决防止形成利益集团窃取党和国家权力，消弭政治隐患;同时，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形势，注重辨别国际国内各类是非、风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三）强化刚性约束，完善落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
制度是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供刚性约束。回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党中央权威既建立在思想自觉上，也建立在制度约束上。健全的制度既能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又能避免过度集权。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二大党章及六届六中全会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已有规定，强调全党服从中央。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反对分散主义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党领导一切”，并建立党委制党组制，强化党对政法、财经、文化等的领导。然而，由于各项制度不健全尤其是民主集中制未有效贯彻落实，出现个人专断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党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2]333，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党积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章，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在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方面做出规定。新时代，党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推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制度化与规范化。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应继续强化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建设并推动制度落地生根。一方面，要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有纪可依。要积极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奠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要强化制度执行，确保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相关制度落到实处。制定制度贵在执行，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员要强化制度意识，严格执行“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确保全党在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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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荣 梅
摘 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政治原则，事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百年党建历程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反对各类分裂活动与错误思想倾向、要不断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要切实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总结上述基本经验，为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重要借鉴。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4-0016-07
The 100-year History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DUAN Yan（College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emocratic centralism; “two maintenances”
Abstract：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re important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Marxist parties and pertinent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century-long party-building process shows that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must resolutely oppose various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rroneous ideological tendencie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nd earnestly safeguard the core leadership during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various periods. Summarizing the above-mentioned basic experien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resolutely achieving the “two maintenances” and advancing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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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在危难时刻应对重大风险与重大考验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1]85-86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采取有效措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总结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决反对威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分裂活动和错误思想倾向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战胜风险挑战，夺取辉煌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始终坚决反对威胁党中央权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分裂活动与错误思想倾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一）革命时期确保全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服从中央
民主集中制是建党的基本原则。自成立伊始，党就深刻意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國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机关，要求“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2]167。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党中央展开坚决斗争，在“北上方针”与“南下”“西进”方针成与败的对比中，广大红军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性，维护党中央权威逐渐成为全军的共识，有力强化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抗战时期，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相互交错，民族敌人与各种反动势力分裂瓦解党与军队的行为时有发生。同时，新发展的党员成分复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在党内滋生。一些党员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甚至对立的态度。一些重大问题，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推行。国情与党情的这些变化使“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3]239。任弼时指出：“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3]2431941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不允许党员与各支部标新立异，或对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随意发表意见。随后，党以整风运动为契机，重点加强纪律教育，用理论学习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遗毒影响。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多年来根据地工作环境相对独立，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党内。1948年4月，毛泽东起草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4]262。此后，在接管城市和进行军事战争的过程中，党中央和各军重点加强纪律建设，颁布入城纪律守则，强化纪律教育与违纪处罚，确保全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服从中央统一领导。 （二）新中国成立后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壞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5]32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各个党组织及其工作是全党及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6]129。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重要论断，认为“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7]319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存在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坚持“两个凡是”，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这些“左”和右的思想倾向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影响了党的安定团结与政策落实。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通过整党运动严肃“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8]393，促使全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建设重中之重，确保了党的全面领导。针对党内一段时期以来存在的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无视中央权威的“七个有之”现象，习近平对全体党员提出“五个必须”的要求，第一条即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加了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等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政治纪律“负面清单”，对从严治党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危害党的集中统一的问题做出更有针对性的规定，在全党牢固树立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二、不断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障
党在不断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也在逐步用制度化的形式将其巩固下来。自1921年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政党自身发展需要与客观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并不断健全相关制度，夯实了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基础。
（一）民主集中制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基本遵循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也是党的最大制度优势，其内蕴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原则能够通过统一思想，使党中央对全党的领导更具权威性和有效性。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9]268。1928年，党的六大将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地、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决议，作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写入党章，凸显“集中”的约束作用。延安时期，为适应战争年代的形势需要，毛泽东提出“四个服从”的纪律要求，指出“四个服从”这几项基本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10]645-646“四个服从”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将党员意志集中于组织决议和中央领导，保证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执行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探索继续深化。党的八大延续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基本要求，并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11]326，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2]175，标志着党对这一制度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这一思想的提出回应了将“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的错误认识，既能有效防止因过分集中而导致的专制现象，同时也避免了因过分强调民主产生的企图削弱党的集中领导、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13]19。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完善与发展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充分表达党员党组织意愿，通过“四个服从”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纪律集中全党意见，做到统一党员认识与行动，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请示报告制度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证
请示报告制度是克服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保证全党上下政令畅通和政策有效贯彻的重要制度。中国共产党对请示报告制度的具体探索开始于党的二大党章，逐步形成和贯彻落实于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完善。党的二大党章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2]1681931年，毛泽东同项英等颁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苏维埃政府中，下级要积极向上级作报告，上级要加强监督检查。但由于当时环境的制约，请示报告制度并未在全党内得到普遍推行与全面贯彻。1947年后，解放战争进入新阶段，毛泽东指出“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4]263。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明确提出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以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定期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报告，并对报告时间、报告内容、报告字数等做出具体规定。随后，1948年3月，中央又对建立报告制度做出补充指示。1948年9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中央知情权做出具体规定。至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正式确立下来。1953年，中共中央要求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定期、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1956年，党的八大将党内请示报告作为一项组织纪律写入党章，极大强化了请示报告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1988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关于建立健全报告制度的通知》;2003年，请示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纪律写入党内监督条例;2010年颁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请示报告逐渐融入到党内法规中，拓展了请示报告的范围，丰富了请示报告的内容，推动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制度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请示报告事项范围、具体方式、监督追责等方面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主体范围更广、报告事项更多、纪律要求更细、约束惩戒更严，为新时代有效集中组织力量，推动地方工作，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重要作用。 （三）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对全面领导的认识一以贯之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四大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认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革命时期，党逐步在根据地内确立起领导核心的地位，其领导范围也由单纯的军事领域拓展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1942年，为进一步协调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关系，纠正各自为政、步伐不齐的现象，党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将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强化了根据地领导的一元化与统一化，对于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4]305。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建立党组，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机关，要求凡是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加强对相关重点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归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强调“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15]150。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旨在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领导体制。但是，在改革实践中，“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16]，冲击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00年，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会议上重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17]1 105纠正片面推行党政分开，弱化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错误行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进入规范与体系化构建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18]8，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将党的领导深入到治国理政实践中，为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有效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提供制度支撑。
三、切实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在于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19]222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通常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对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切实维护领导核心是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一）革命与建设时期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民主革命时期，党逐步树立起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遵义会议前，党的事业几经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7]309。随着革命事业不断发展，毛泽东的卓越才能逐步显现。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首先，1935年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党开始逐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强调对于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0]173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最终确立起他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其次，逐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成立初期，革命事业遭遇挫折，根本原因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21]73“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21]111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根本上巩固了毛泽东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巩固。邓小平指出，“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7]3101981年，党内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客观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将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有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形势对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更高要求，党带领人民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是高级干部以高度政治自觉支持邓小平复出。“文革”期间，邓小平被当成“走资派”解除一切职务。1977年党内恢复邓小平的主要职务。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邓小平代表的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得到全党拥护，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确立。二是改革开放后，全党提高政治觉悟与政治能力，在改革开放的重大考验与大风大浪面前态度明朗、立场坚定。在实践中，全党坚定执行邓小平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陈云强调，“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22]368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在党的十五大将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些举措对维护核心，稳定政治起到重要作用。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7]310不久，邓小平主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提议由江泽民同志任职，并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工作扎实、成绩不可低估。可以说，邓小平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党内其他同志也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决反对宗派、小圈子，自觉担当，加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此后，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带头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形成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挥重要作用。全党全国人民服从大局，紧紧围绕在新一届党中央周围，奋力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新阶段。 （三）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树立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一是通过重大会议及规章制度，明确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这一要求写入党章。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突出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两个维护”。同时，党中央把维护核心的基本要求贯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等多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亦对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作出明确要求。二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思想认同与核心意识。新时代，党内同志积极参与“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活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及习近平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重要论述，促进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为维护领导核心、促进党中央重大决策贯彻落实提供了思想保障。三是突出政治建设与纪律建设，以党内规矩与纪律确保全党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核心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到政治上、落实到行动中。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与纪律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核心要求写入其中，强调这一要求既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全党旗帜鲜明讲政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铁的纪律挺在前面，严惩挑战“两个维护”原则的违纪活动，有效确保全党在行动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确保政令畅通。
四、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当代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启示与借鉴。在新时代，要增强政治定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与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强化刚性约束，不断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
（一）增强政治定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程表明，党之所以能行稳致远，得益于全党始终具有坚强的政治定力，尤其是核心意识，坚持维护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砺炼出来的领导核心。这启示我们，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首要的是增强“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革命事业遭遇挫折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改革中央领导机构，扩大职权，确立毛泽东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并未因“文革”的巨大冲击而全面否定毛泽东及其历史功绩，而是吸取教训，及时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统一全党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高级干部在关键时刻力主邓小平复出。全党全军信党爱党，服从组织、顾全大局，以实际行动拥护邓小平，支持改革开放。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夸奖江泽民同志工作扎实，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十六大后，全党同志在重大问题上向中央看齐，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新时代，全党与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努力貫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立足本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史为鉴，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亦应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全党要增强政治意识，在重大考验面前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增强大局意识，服从全局，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增强核心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看齐意识，始终向党中央及其理论方针政策看齐。
（二）坚持问题导向，与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做坚决斗争
回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党在每一时期都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逐一化解突出问题，从而维护党中央权威，夯实执政根基。民主革命时期，重点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同时严肃处理张国焘挑战党中央权威的违纪行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随后，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分散主义倾向，邓小平指出“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23]307。“文革”后期邓小平在各部门开展反派性斗争，同时坚决粉碎“四人帮”，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处理薄熙来、周永康等违法违纪、挑战中央权威的高级干部。可见，问题导向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全过程。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有效化解威胁党中央权威的各类问题。以史为鉴，新时代要继续坚持问题导向。要坚决反对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反对“低级红”“高级黑”，反对搞两面派;惩治“政治腐败”行为，坚决防止形成利益集团窃取党和国家权力，消弭政治隐患;同时，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形势，注重辨别国际国内各类是非、风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三）强化刚性约束，完善落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
制度是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供刚性约束。回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党中央权威既建立在思想自觉上，也建立在制度约束上。健全的制度既能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又能避免过度集权。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二大党章及六届六中全会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已有规定，强调全党服从中央。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反对分散主义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党领导一切”，并建立党委制党组制，强化党对政法、财经、文化等的领导。然而，由于各项制度不健全尤其是民主集中制未有效贯彻落实，出现个人专断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党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2]333，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党积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章，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在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方面做出规定。新时代，党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推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制度化与规范化。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应继续强化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建设并推动制度落地生根。一方面，要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有纪可依。要积极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奠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要强化制度执行，确保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相关制度落到实处。制定制度贵在执行，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员要强化制度意识，严格执行“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确保全党在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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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荣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