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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传统观念中，阐释画品与人品的关系。
关键词：文人画；画品；人品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15-01
中国传统观念中，人品与画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讲究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杨雄《法言》中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向穆《书法雅言》：“人心不同，诚如其面，有中发外，书亦云然”，刘熙载也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总之，传统观念中，人品决定画品，人品既高，画品不得不高，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什么样的画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一些人品不高却被后世视为大艺术家，而对一些艺品不错但人品不高的人却打入死牢，永世不得翻身。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赵孟頫（1254--1322），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宗室，入元后任兵部郎中、翰林学士承旨，卒，赠魏国公，谥文敏。博学广识，才气横溢，精音乐、冠文章、熟诗歌，开画风，工书法、嗜篆刻、通佛老，可谓集艺术、学术于一身的全才。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近人马宗霍《书林记事》谓：“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在清乾隆朝时，更是把赵氏捧上了天，从乾隆帝到一些文人大臣，无不习赵书，今人习赵书者亦不少，然而从鲜于枢到乾隆帝，再到现在的习赵书者，我想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松雪道人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孙，其由宋仕元，靠着贾似道的提拔一路攀升，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并曾受元代帝王五世荣宠。他的这种“变节”行为在传统道德观念中是致命的，按照人品决定艺品的理论，赵氏的艺品是不会高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其成就在书画史上地位的是有目共睹的。同样的道理在董其昌身上也可得到证明。他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历任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南北宗论更是影响至今，然而这能说明董氏的人品就高吗？读过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董香光依仗自己的权势欺男霸女，豪夺田地，横行乡里，毁坏书艺高于他的人的作品，如此看来，他的人品实在不怎么样，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画史上的地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被称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却在安史之乱时变节辱身，不忠不孝；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曾在贪官张闾手下为虎作伥，不仁不义，帮其搜刮民脂民膏；张瑞图和魏忠贤在一起没少干坏事；身为明朝宗室、对后世花鸟画及绘画理论有贡献甚大的石涛却两次屈身应康熙帝的驾。
相比之下，蔡京和秦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秦桧是状元出身，他博学多才，在书法方面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他早年为官，名声尚好。但后来在高宗为相时，迎合高宗偏安政策，镇压抗金将领，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害死岳飞父子，致使其臭名昭著，遭天怨人怒。因此，他在艺术方面的才能和成就自然就被人们一票否决了。提起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大家都知道是指蔡襄，其实在当年它指的是蔡京，如明人王绂在其《书画传习录》中记载：“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张丑也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蔡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见过蔡京书法的人也都会承认他的书法不在蔡襄之下，只因无需再提的原因，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同样是传统观念中人品不高的人，人们对其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却大相径庭，这是历史的自相矛盾。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道德观念与哲学思辨的问题，有一个以思维定式代替学术探讨的问题。人们往往不能用真正的艺术审美眼光去审视艺术和艺术家，不能用哲学的、思辨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评价艺术家及其艺术，而是把杨雄的那句“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作为“微言大义”的不变定律，以一种思维定式和道德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家，用社会伦理去评价艺术，缺乏学术探讨的严肃性，从而使评价有失公允，甚至偏颇。
其实，人品与艺品实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古人也早已知之。赵全畸《候鲭录》卷三载：“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之不可信也如此。’”余则曰：才德之不可混为一谈也如此。我们的老祖宗孔丘早就教导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古代书论家也也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如郑杓《衍极》：“或曰：李斯，检人也，书奚传？曰：君子不以人废言。”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清代的钱竹汀谓：“淳化阁帖有王处仲、桓玄子书，曾氏风墅帖收蔡元長、秦桧书，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不以人废书，不把人品和艺品作必然之联系，而是以哲学的、思辨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论人论书，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科学的态度。
关键词：文人画；画品；人品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15-01
中国传统观念中，人品与画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讲究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杨雄《法言》中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向穆《书法雅言》：“人心不同，诚如其面，有中发外，书亦云然”，刘熙载也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总之，传统观念中，人品决定画品，人品既高，画品不得不高，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什么样的画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一些人品不高却被后世视为大艺术家，而对一些艺品不错但人品不高的人却打入死牢，永世不得翻身。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赵孟頫（1254--1322），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宗室，入元后任兵部郎中、翰林学士承旨，卒，赠魏国公，谥文敏。博学广识，才气横溢，精音乐、冠文章、熟诗歌，开画风，工书法、嗜篆刻、通佛老，可谓集艺术、学术于一身的全才。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近人马宗霍《书林记事》谓：“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在清乾隆朝时，更是把赵氏捧上了天，从乾隆帝到一些文人大臣，无不习赵书，今人习赵书者亦不少，然而从鲜于枢到乾隆帝，再到现在的习赵书者，我想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松雪道人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孙，其由宋仕元，靠着贾似道的提拔一路攀升，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并曾受元代帝王五世荣宠。他的这种“变节”行为在传统道德观念中是致命的，按照人品决定艺品的理论，赵氏的艺品是不会高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其成就在书画史上地位的是有目共睹的。同样的道理在董其昌身上也可得到证明。他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历任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南北宗论更是影响至今，然而这能说明董氏的人品就高吗？读过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董香光依仗自己的权势欺男霸女，豪夺田地，横行乡里，毁坏书艺高于他的人的作品，如此看来，他的人品实在不怎么样，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画史上的地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被称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却在安史之乱时变节辱身，不忠不孝；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曾在贪官张闾手下为虎作伥，不仁不义，帮其搜刮民脂民膏；张瑞图和魏忠贤在一起没少干坏事；身为明朝宗室、对后世花鸟画及绘画理论有贡献甚大的石涛却两次屈身应康熙帝的驾。
相比之下，蔡京和秦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秦桧是状元出身，他博学多才，在书法方面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他早年为官，名声尚好。但后来在高宗为相时，迎合高宗偏安政策，镇压抗金将领，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害死岳飞父子，致使其臭名昭著，遭天怨人怒。因此，他在艺术方面的才能和成就自然就被人们一票否决了。提起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大家都知道是指蔡襄，其实在当年它指的是蔡京，如明人王绂在其《书画传习录》中记载：“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张丑也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蔡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见过蔡京书法的人也都会承认他的书法不在蔡襄之下，只因无需再提的原因，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同样是传统观念中人品不高的人，人们对其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却大相径庭，这是历史的自相矛盾。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道德观念与哲学思辨的问题，有一个以思维定式代替学术探讨的问题。人们往往不能用真正的艺术审美眼光去审视艺术和艺术家，不能用哲学的、思辨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评价艺术家及其艺术，而是把杨雄的那句“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作为“微言大义”的不变定律，以一种思维定式和道德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家，用社会伦理去评价艺术，缺乏学术探讨的严肃性，从而使评价有失公允，甚至偏颇。
其实，人品与艺品实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古人也早已知之。赵全畸《候鲭录》卷三载：“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之不可信也如此。’”余则曰：才德之不可混为一谈也如此。我们的老祖宗孔丘早就教导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古代书论家也也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如郑杓《衍极》：“或曰：李斯，检人也，书奚传？曰：君子不以人废言。”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清代的钱竹汀谓：“淳化阁帖有王处仲、桓玄子书，曾氏风墅帖收蔡元長、秦桧书，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不以人废书，不把人品和艺品作必然之联系，而是以哲学的、思辨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论人论书，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