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优美的弧线，也是一条不可更改的历史航程。在我的心中，神圣而神秘，简洁而厚重。曾经以为，这两个地方毫不相干，直到有一天，我将目光转向家乡闽西，转向这片文明曾经荒芜的地方，才发现它们竟是如此亲密。
　　我喜欢驱车从九州出发，沿着上蛟高速、厦蓉高速，直至龙岩西下高速到达龙门。这条线连接着两座城市，上杭和龙岩——闽西古代的中心城市和现在的中心城市。
　　当我说出中心城市这个概念的时候，同时也在弱化另外两个概念——客家与河洛。闽西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至少在最初和现在是这样。但由于文化观念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被所謂的族群概念所困扰，将闽西文化活生生拆成两种互不相融的形态。我认为，这是很不理智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种短视的偏见。我们的文化不能为了适应某一需要，为了主动向某种需求靠拢，而特意去强化概念，去造成所谓高大上的假想。闽西首先是一个区域，然后才是文化形态，在形成客家文化和河洛文化之前，这块土地的基本面是一致的，两种文化都根植于这块沃土之上。所以，我们争与不争，文化本来就在那里。
　　曲终人散九州村
　　没有人相信它，相信它前世的辉煌。在九州村的古渡口，看见废弃的渡船陷在一片淤泥里，船身完好，木质松散，孤零零地站立着，随时准备被下一场洪水冲刷。一个小小的村庄，不管现在如何惊艳，总代替不了昨日的繁华，它曾经是县治、州治所在地，直至曲终人散，只剩下野渡无人舟自横。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闽西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区域出现了，它就是晋安郡下属的新罗县。郭启熹教授认为，晋太康年间新罗县的登记户籍大概为500多户3700多人。那时，新罗县包括今天整个龙岩市和宁化、清流、归化、南靖部分在内的广袤地域，但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还是县治所周边的汀江上中游。这个新罗县的出现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将闽西的大体范围确定下来，1700多年来核心区域没有再发生改变。而县治就是现在上杭县临城镇的九州村。但新罗县的建立终究还是太过脆弱，朝廷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于是至刘宋泰始四年（468年）建制仅186年的新罗县和宛平县、同安县一同从建制上消失了。这种情况持续了268年，到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建立汀州，才使闽西再次走进中华民族的煌煌青史。汀州所辖范围与新罗县基本相同，而且州治也在九州村。那时九州村还叫长汀村，长汀村旁边的溪流被称为长汀溪（即汀江，也称鄞江）。汀州和汀江皆因长汀溪而得名。这样算来，小小的九州村，在西晋和大唐两度成为闽西的行政中心，在闽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晋新罗县和汀州初治所在地，自宋以来均有不同解读，有人认为是在现在的上杭九州，有人认为是现在的长汀县城附近或龙岩市区。我梳理了一下，大致呈现多数客家人认为汀州初治所在地为唐新罗县，即现在的龙岩市区，至于晋新罗县则认为是现在的长汀县治附近；恰恰相反，河洛人（龙岩人）和外面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晋新罗和汀州初治所在地都不在现在的龙岩市区，就是在上杭九州村。
　　最有名的应推郑丰稔，在他主编的民国版《龙岩县志》“疆域沿革考异”中，明确指出：“岩旧汀辖也。汀州治在长汀，不在岩境。新唐书地理志凿凿可据，通典元和志亦云。以唐人纪唐事，当必无误。太平寰宇记，州初置在新罗，大历十四年移理长汀白石村，则以岩为古州误矣。舆地纪胜因之。八闽通志乃两存其说，而不复下断语。夫岩于大历十二年移隶漳。若岩即为汀州州治，不应于州治未徙之先，割属漳州。且汀州命名，昔人有水合丁位及水际平沙之说。若如所云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则汀州之名，于义何取。二书作于宋人之手，其考据不甚精确，故不可信。”接着是朱维干先生，在他的著作《福建史稿》中称：“汀州初建时，州治在晋新罗县故址，今名旧州。……盖汀州的最初治所，在今上杭县北。”旧州就是现在的九州村。然后，我看到刘可明先生在《福建史志》1999年第四期的《对龙岩古代县名的考证》一文提出了较完整的看法。他认为：“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置晋安郡，领县八，其一为新罗县，县治在今上杭临城镇九州村之西，因县治西有新罗山故名新罗，因县治新罗故名该县新罗县……这个晋新罗县的县令名叫孙奉先。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循忠奏，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晋新罗县的基础上正式置州……同年建汀属县长汀（县治在长汀村，今上杭九州）和杂罗（县治在杂罗口，即晋之苦草镇，今之龙岩市区），加上黄连县由建州改隶汀州，共领三县。州治设长汀县治长汀村（或晋新罗县之新罗），长汀村之西为晋新罗县故城新罗。”闽西大学原校长、现龙岩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郭启熹教授在《闽西族群发展史》中也同样认为晋新罗县城在上杭九州。此外，还有许多学者都明确地认定晋新罗县城和唐汀州初治州城都在九州。
　　新罗古城从未引起过当地政府的重视，不能不是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其实也是整个闽西的遗憾，没有这个古城，我们的历史就失去了重要的一环，我们的文明史就失之厚重。我们注意到一千多年后的清代，一位令上杭人骄傲的著名画家华喦，虽然他从小远离故土，但从未忘记过故乡。他在自己的画作上郑重地写下“新罗山人”四个字，表明了他的与众不同。在对于晋新罗或汀州初治所在地有限的争论中，我看到一种清新的气象，从郑丰稔到当代的张惟、郭启熹等专家学者，并不因为自己是河洛人，便往自己的家乡贴金，而是据理考究，实事求是，让历史回归它原有的面貌。
　　笙歌依旧龙门塔
　　当新罗县在九州村建立的时候，龙岩还只是一片沼泽地。郭启熹教授说，苦草镇即为今天龙岩市区约30平方公里的一大盆地，这里排泄不通，河水泛滥，形成大片“池”、“洋”之类的沼泽地，“池”为水停积处，“洋”指涌流不息的泉水，因此龙岩盆地的沼泽间长满茅草，而当时的苦草镇治设在今青草盂附近的龙岽顶。我们可以想象，苦草镇当时的情形，无法承担作为县治的功能，而且这样一个地方也不适合更多的人群聚集。此外，他还通过《雷氏四修族谱》，解读出雷焕四世裔孙雷日斌为苦草镇（今龙岩市区）首任行政长官。雷焕、雷叶、雷昭三世受职于晋武帝（265-290年），苦草镇建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属新罗县，以雷昭长子雷日斌为首任行政长官（族谱误记为龙岩县正堂，苦草镇升格为县是唐代的事），雷日斌还有一位叔公雷忠，当时在新罗县（族谱误记为汀州）任司马。这位雷忠定居于“汀州上杭东门瓦子街立业”（族谱按元明时期说法，即现在的上杭城内的位置）。 　　至唐汀州建立的时候，在龙岩市区的土地上建立了新罗县（一说杂罗县），比西晋时的一个镇显然繁华了许多。但对比汀州初治时的长汀县、黄连县，不管疆域还是人口新罗县还是处于老三的位置。长汀是汀州所在地，当属老大；黄连县建县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其历史比汀州还长十一年，当仁不让的老二。新罗县的地位有一丝尴尬，特别是汀州于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迁至东坊口大丘头，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迁至长汀卧龙山南之白石村后，两地治所之间又更加遥远。新罗建县六年后的天宝元年（742年），大约与汀州治所迁移同一时期，改名为龙岩县。史书上称改名是因为境内有龙岩洞，但更换县名并不是儿戏，这样的理由似乎也有点勉强。不管如何，换了县名之后的龙岩，更是在唐大历十二年（777年），改隶漳州。据说由于龙岩与汀州没有水路相通，而北溪与漳州却有“从郡往来所便”，于是汀江水系和九龙江水系成为一条分隔线，闽西便由汀、漳二州分治。当我们回过头看，龙岩隶漳州应该是一个高明之举，不仅使州县之间来往更为方便，而且使龙岩在心理归属上靠近海洋，加快了发展步伐。于是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龙岩升为直隶州，兼辖漳平、宁洋两县。这还没完，龙岩还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闽西首府，也使闽西在1172年后再次统一起来。从镇到县到州到地区、市，小小的苦草镇终于成长为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龙岩设专区、建市以来，客家和河洛文化并存，为龙岩文化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追溯源头，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闽西诸县市本为一家人。
　　从我居住的上杭出发抵达龙岩，第一站便是龙门，它是中心城市的西大门。在这座以龙命名的城市里，龙门的地名形象地表明了它所处隘口或门户的意涵。在开漳圣王陈元光担任漳州首任刺史之后，其管辖地域便延伸到了如今的龙岩城区一带。在讲述龙岩陈氏源流的一则资料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唐高宗年间公元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由河南固始入闽平乱，开发漳州，被尊称为‘开漳圣王’，其后裔镇守龙岩龙门里，遂定居焉。后裔散布城东龙门、红坊、东肖、曹溪诸乡镇。”这是我看到有关龙门最早的记载。有关族谱的记载未必十分准确，但陈氏在龙岩开基之事则当无假。此时，漳州已立，而汀州未建，龙岩作为一个抵御侵扰的关口就变得必要。后来，汀州建立，龙岩建县并入汀州版图，所谓的镇守就意义不大了。但是，地处交通要冲的龙门，地位并没有下降，自汀州而南自漳州而北者，无论公私，均取龙门而过，使得龙门变得热闹繁华。民国版《龙岩县志》称，龙门墟的商贸往来居各墟之冠。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龙门塔在溪山之间高高耸立起来。龙门塔又名魁星塔，为六角三层空心砖木楼式塔，高十米。后来，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塔基为中心，横跨南北，建起一座龙门桥，与龙门塔相依相衬，构成龙岩西大门的风水宝地。龙门塔建起后，成为龙岩的标志性建筑，见证着龙岩城一页页的精彩篇章。这座历经1200多年历史的沧桑古城，并没有随着时间老去，而是始终透露出生机與活力。在龙岩作为闽西首府的60多年里，多元文化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使它从大山之中高高挺立，成为可以和沿海城市并肩奔跑的希望之城。
　　回望闽西漫长的历史，突然想到，如果汀州不迁依旧在九州，龙岩不归漳州依旧隶属汀州，那么闽西的历史又会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