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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初开始，发达国家就非常重视城市绿化。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些国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绿化模式。走在这些国家的城市街头，能够让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的亲近：鸟语花香，草木盎然，野生小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它们和人类一样在城市里有着自己的地盘……那么，发达国家规划城市植被的思路和做法是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
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
英国伦敦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植被控制城市发展的首都。上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的一大批学者设计了大伦敦的生态环境规划。他们提出了“绿带”(green belt)概念，呼吁利用“绿带”来控制城市的无限扩张，用法律手段保障“绿带”在城市的地位。这样一来，自然群落、半人工群落、湿地、农田等重要的生态系统，连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在内，均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与利用。在海德公园里，游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番迷人景象：在纯自然的沙质路面上，松鼠自由出入树林，鸽子更是多得数不胜数……随后，曼彻斯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英国城市规划的特点是强调城市的自然性。即使在城市森林里，也可见落叶与枯死的树木，似乎并没有人打扫。他们强调将枯枝落叶返还土壤，野生动物也与人类保持着最大的和谐。
德国最早注意到城市大小与植物种类多样性的关系，并首开城市植物区系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们将柏林城市、郊区的植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将这些调研应用在城市绿化中。在城乡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德国十分重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在地方规划中，除有土地利用规划、建筑规划外，还有绿化规划。目前，德国城市绿地面积一般占20％～30％，最高可达40％～50％，人均占有绿地量达100平方米以上。在城市建设中，对城市环保和绿地的保护亦有严格的措施和规定。
莫斯科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天然植被在城市中地位的城市。在城市的片林和通往郊区的公路两旁，以及城市边缘，都可以看到大片的云杉林。
维也纳是著名的音乐之乡，但当人们还没有进入到城市之前，就可以“听”见另一种音乐——“绿色音乐”。可见他们对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双重重视。
欧洲国家的绿化强调使用本地种类，很少将来自异国他乡使用的树种作为本国本地的行道树。笔者分析，这样做可能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是他们认为用外来种做当家树种不符合生态观点；其二是他们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虽然我国的银杏也深受英国人喜爱，但他们只将这些银杏单株栽种在公园或植物园里供人们参观，并未大规模应用到城市绿化中。
其实，在欧洲，一种最新的浪潮就是强调在城市中“设计自然”，发展野生动物。
除了欧洲国家，美国在城市绿化方面也独树一帜。
美国早在19世纪就注意到行道树的选择，并以法律手段保障行道树在城市中的位置，规定了多宽的马路需栽植多少树木。树木的选择依然是本地种，如榆树等，而不是速生类树木。笔者2003年出差去纽约，看到纽约城市两旁的行道树都是错落有致的本地植物群落，而不像北京那样是整齐划一的杨树树林。在纽约，大量本地植物组成了城市森林，园林部门对这些森林既不打药，也不施肥，任其自生自灭。这种做法基本上是保留了英国人的传统。
现在的美国西部城市，尤其是新开发的城市，都尽量将城市中的自然植物群落保留下来，这样形成的优美居住环境吸引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买主。
澳大利亚的悉尼为迎接2000年奥运会，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列入了重要议程，具体到对城市的每一棵树如何保护、如何浇水(实现自动化)、树坑与人行道如何协调等，都给予了关注。
我国城市绿化缺乏科学规划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一些小型的城市甚至城镇纷纷迅速升级到中等城市规模。城市规模虽然上去了，但是城市绿化缺乏真正生态意义上的科学规划。在决策过程中，园林部门的声音远高于生态学家的声音。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是：急功近利、园林商品化、缺乏城市特色、城市植被千篇一律；城市生物多样性降低：离传统与文化，尤其是自然越来越远。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人们对很多事情认识不足，没有人去做相关的工作。比如本地树种问题，园林部门强调苗圃里没有所谓的大苗。实际上，如果早在30年前就接受生态学家正确的建议，这些大苗也就有了，甚至可以种在城市的大街上了。现在，因为没有大树，有人就搞所谓的“大树进城”，对乡村生态和大树古树造成了极大破坏。
城市绿化宜有中国特色
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城市绿化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有：
首先，应大量使用本地种，减少外来种。外来种不能形成片林，而且费用昂贵。如北京从四环到六环的公路绿化，景观格局都是雪松＋欧叶李＋草坪。雪松是亚热带起源的树种，在北京城市形成群落的可能性较小，只能是散植。即使这些外来树种引种成功，也不符合生态学法则。
其次，尽可能为后代留下古树。树木生长有一定的规律，其寿命长短不一，从几十年到几千年都有。如果一味强调速生种类，希望很快见绿，那只好三五十年就更换树种，不可能留下古树。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城市要形成很强的风格，最好的做法是规划好后保持长期不变，因为时间越久就越有价值。
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就是这样的城市，在那里很容易看到16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东西，包括古树。
与这些城市相比，我国的古树也不少，我国古人对城市绿化的规划设计也自有其特色。比如北京城区幸存古树2.28万棵，郊区1.8万棵。这是几百年前甚至1000多年前的“规划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山东泰山有秦始皇敕封的“五大夫松”；在曲阜有当年孔子亲手栽植的桧柏，有后人在孔子讲学的“杏坛”栽植的杏树，孔林内的松柏类植物存在了2000多年，这些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后辈佩服古人的远见。在城市中保留自然最好的典范应当是承德的避暑山庄，设计者为康熙皇帝。他在建庄之初就下令将山区的植被完整保留，尽量不引进外来种。即使到了嘉庆年间，需要补栽树木，也是从山庄外的自然植物群落中选择树木，他们选择的树种竟是被当今植被生态学家称为北方落叶针阔叶混交林的两大当家树种——油松和槲栎。关于槲栎，乾隆年间的一些大臣认为它不能成材，主张砍去。乾隆认为，既然是自然生长的就有存在的理由，至少可以乘凉(利用其间接价值)。这在后来的“古栎歌”碑文里都有记载。甚至乾隆皇帝夸耀其“十全武功”的“林下戏题”碑也是找了一片天然的槲栎林放置。古人的这些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最后，使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北京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六朝古都，古都需要有相应的植物多样性搭配才能符合其城市特色。北京的国槐就是成功的范例，实际上，国槐恰恰是北京周边山地上的本地种类。现在，我国很多城市选择行道树不重视文化内涵，不少城市以大面积栽种来自海外的“洋树”为荣。殊不知，南京、上海、郑州、青岛等城市以英国梧桐、法国梧桐为主，这是有其历史特殊性的，是殖民时期屈辱历史的见证。德国人最早在青岛引起了洋槐、法国梧桐和英国梧桐。这些痕迹在新规划的城区应当淡出，因为我们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本地种，其生态价值与欣赏价值远远大于外来种树。
可现在我们的城市绿化景观是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杨”及其杂交种一统天下，“天下树木都姓杨”。北京也不例外，已将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建成“杨林大道”，这个问题不能不使人深思。时至今日，我们希望建设一座文化与传统共存、现代与自然共存的国际化、现代化首都，所有这些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该是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赵 菲
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
英国伦敦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植被控制城市发展的首都。上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的一大批学者设计了大伦敦的生态环境规划。他们提出了“绿带”(green belt)概念，呼吁利用“绿带”来控制城市的无限扩张，用法律手段保障“绿带”在城市的地位。这样一来，自然群落、半人工群落、湿地、农田等重要的生态系统，连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在内，均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与利用。在海德公园里，游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番迷人景象：在纯自然的沙质路面上，松鼠自由出入树林，鸽子更是多得数不胜数……随后，曼彻斯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英国城市规划的特点是强调城市的自然性。即使在城市森林里，也可见落叶与枯死的树木，似乎并没有人打扫。他们强调将枯枝落叶返还土壤，野生动物也与人类保持着最大的和谐。
德国最早注意到城市大小与植物种类多样性的关系，并首开城市植物区系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们将柏林城市、郊区的植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将这些调研应用在城市绿化中。在城乡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德国十分重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在地方规划中，除有土地利用规划、建筑规划外，还有绿化规划。目前，德国城市绿地面积一般占20％～30％，最高可达40％～50％，人均占有绿地量达100平方米以上。在城市建设中，对城市环保和绿地的保护亦有严格的措施和规定。
莫斯科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天然植被在城市中地位的城市。在城市的片林和通往郊区的公路两旁，以及城市边缘，都可以看到大片的云杉林。
维也纳是著名的音乐之乡，但当人们还没有进入到城市之前，就可以“听”见另一种音乐——“绿色音乐”。可见他们对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双重重视。
欧洲国家的绿化强调使用本地种类，很少将来自异国他乡使用的树种作为本国本地的行道树。笔者分析，这样做可能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是他们认为用外来种做当家树种不符合生态观点；其二是他们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虽然我国的银杏也深受英国人喜爱，但他们只将这些银杏单株栽种在公园或植物园里供人们参观，并未大规模应用到城市绿化中。
其实，在欧洲，一种最新的浪潮就是强调在城市中“设计自然”，发展野生动物。
除了欧洲国家，美国在城市绿化方面也独树一帜。
美国早在19世纪就注意到行道树的选择，并以法律手段保障行道树在城市中的位置，规定了多宽的马路需栽植多少树木。树木的选择依然是本地种，如榆树等，而不是速生类树木。笔者2003年出差去纽约，看到纽约城市两旁的行道树都是错落有致的本地植物群落，而不像北京那样是整齐划一的杨树树林。在纽约，大量本地植物组成了城市森林，园林部门对这些森林既不打药，也不施肥，任其自生自灭。这种做法基本上是保留了英国人的传统。
现在的美国西部城市，尤其是新开发的城市，都尽量将城市中的自然植物群落保留下来，这样形成的优美居住环境吸引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买主。
澳大利亚的悉尼为迎接2000年奥运会，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列入了重要议程，具体到对城市的每一棵树如何保护、如何浇水(实现自动化)、树坑与人行道如何协调等，都给予了关注。
我国城市绿化缺乏科学规划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一些小型的城市甚至城镇纷纷迅速升级到中等城市规模。城市规模虽然上去了，但是城市绿化缺乏真正生态意义上的科学规划。在决策过程中，园林部门的声音远高于生态学家的声音。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是：急功近利、园林商品化、缺乏城市特色、城市植被千篇一律；城市生物多样性降低：离传统与文化，尤其是自然越来越远。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人们对很多事情认识不足，没有人去做相关的工作。比如本地树种问题，园林部门强调苗圃里没有所谓的大苗。实际上，如果早在30年前就接受生态学家正确的建议，这些大苗也就有了，甚至可以种在城市的大街上了。现在，因为没有大树，有人就搞所谓的“大树进城”，对乡村生态和大树古树造成了极大破坏。
城市绿化宜有中国特色
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城市绿化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有：
首先，应大量使用本地种，减少外来种。外来种不能形成片林，而且费用昂贵。如北京从四环到六环的公路绿化，景观格局都是雪松＋欧叶李＋草坪。雪松是亚热带起源的树种，在北京城市形成群落的可能性较小，只能是散植。即使这些外来树种引种成功，也不符合生态学法则。
其次，尽可能为后代留下古树。树木生长有一定的规律，其寿命长短不一，从几十年到几千年都有。如果一味强调速生种类，希望很快见绿，那只好三五十年就更换树种，不可能留下古树。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城市要形成很强的风格，最好的做法是规划好后保持长期不变，因为时间越久就越有价值。
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就是这样的城市，在那里很容易看到16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东西，包括古树。
与这些城市相比，我国的古树也不少，我国古人对城市绿化的规划设计也自有其特色。比如北京城区幸存古树2.28万棵，郊区1.8万棵。这是几百年前甚至1000多年前的“规划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山东泰山有秦始皇敕封的“五大夫松”；在曲阜有当年孔子亲手栽植的桧柏，有后人在孔子讲学的“杏坛”栽植的杏树，孔林内的松柏类植物存在了2000多年，这些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后辈佩服古人的远见。在城市中保留自然最好的典范应当是承德的避暑山庄，设计者为康熙皇帝。他在建庄之初就下令将山区的植被完整保留，尽量不引进外来种。即使到了嘉庆年间，需要补栽树木，也是从山庄外的自然植物群落中选择树木，他们选择的树种竟是被当今植被生态学家称为北方落叶针阔叶混交林的两大当家树种——油松和槲栎。关于槲栎，乾隆年间的一些大臣认为它不能成材，主张砍去。乾隆认为，既然是自然生长的就有存在的理由，至少可以乘凉(利用其间接价值)。这在后来的“古栎歌”碑文里都有记载。甚至乾隆皇帝夸耀其“十全武功”的“林下戏题”碑也是找了一片天然的槲栎林放置。古人的这些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最后，使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北京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六朝古都，古都需要有相应的植物多样性搭配才能符合其城市特色。北京的国槐就是成功的范例，实际上，国槐恰恰是北京周边山地上的本地种类。现在，我国很多城市选择行道树不重视文化内涵，不少城市以大面积栽种来自海外的“洋树”为荣。殊不知，南京、上海、郑州、青岛等城市以英国梧桐、法国梧桐为主，这是有其历史特殊性的，是殖民时期屈辱历史的见证。德国人最早在青岛引起了洋槐、法国梧桐和英国梧桐。这些痕迹在新规划的城区应当淡出，因为我们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本地种，其生态价值与欣赏价值远远大于外来种树。
可现在我们的城市绿化景观是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杨”及其杂交种一统天下，“天下树木都姓杨”。北京也不例外，已将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建成“杨林大道”，这个问题不能不使人深思。时至今日，我们希望建设一座文化与传统共存、现代与自然共存的国际化、现代化首都，所有这些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该是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