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68年社会运动的研究，多聚焦于欧洲和美国。在最新一期《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Yoav Di-Capua教授聚焦于阿拉伯东部地区，将1968年5月的一系列事件置于历史长程之中，意在为我们理解之后阿拉伯世界一系列激进主义运动和革命提供新的切入点。
　　阿拉伯世界1968年5月的遗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左翼浪潮的兴起，不仅使得左派群体内部进一步分化，而且让阿拉伯世界的旧左派失去了合法性；二是全球化的暴力革命思潮成为阿拉伯左翼运动内部新的旗帜，这为20世纪70年代约旦内战以及黎巴嫩内战的大屠杀埋下了种子。
　　在1968年5月的阿拉伯世界，左翼青年的焦点已经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外部问题，转向自身的政府、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内部问题。旧左翼之所以被抛弃，主要是因为其主张的第三世界主义，虽能够从思想和政治上提出国家独立的方案，但却不能真正介入国家建设和政党工作。巴勒斯坦、埃及和黎巴嫩的新左翼年轻人普遍接受了欧洲激进团体的主张，认为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和游击战争来解决本国存在的政治问题，用武装斗争来处理政治、社会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现实。新左翼的思潮主张创造“新阿拉伯人”，并很快渗透到学校日常生活、工作和休闲的方方面面。
　　伴随着左翼青年的激进化，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政治运动亦开始分化。在以色列，法国犹太人左翼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犹太大屠杀意识的兴起。左翼青年担心犹太人再度遭遇灭顶之灾，为此法国和以色列左翼联手，借助舆论来激发犹太人的危机意识，重塑以色列。在突尼斯，学生、工人、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并发起要求自由和权利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持续至70年代。在埃及，学生为了抗议学校行政管理和校园生活的政治化，要求向巴勒斯坦游击战争学习，并主张全阿拉伯世界都如此做。面对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阿拉伯各国政府借助自身权力，压制媒体报道欧洲和美国的相关运动，以期不进一步激发抗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和社会活动家的动员，因而阿拉伯世界的1968年抗议运动不论数量还是方式，看上去都没有欧洲那么激进。但是社会抗议的基础已经形成，故而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和内战，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人权成为了这些运动的主要诉求。
　　正如Yoav Di-Capua指出的，1968年世界的抗议运动为阿拉伯东部世界社会思潮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虽然有政府的压制，这一思潮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变成了革命行动。在这个意义上，阿拉伯世界的左翼运动来的比世界其他地区晚，但是却更为猛烈。这和阿拉伯世界獨特的政治、宗教生态有关，并与其位处亚非之间的地缘位置紧密勾连，因而更易受到各种新的左翼革命思潮的影响。在过去50年，在各种思潮、政治、宗教和地缘因素的拉锯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激荡的阿拉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