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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历代研究《楚辞》的工作从未停止。东汉王逸的所作的《楚辞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都是楚辞学研究难以逾越的高峰，但两人的训释解读又差异颇多。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则为例，试论王逸与朱熹注《楚辞》的不同之处，并从社会背景、思想风气以及个人遭际等方面阐明原因。
关键词：王逸；朱熹；《楚辞章句》；《楚辞集注》；训释
作者简介：陈瑜（1996.11-），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2105级本科在读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4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它开创了“楚辞体”、“骚体”等新文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千余年来，楚辞学的研究一直被关注，汉代是楚辞研究的源头。东汉王逸所注的《楚辞章句》是今传《楚辞》的最早注本，后代注本多参考于此；南宋朱熹之《楚辞集注》则是集前人注本之大成，取精用弘，加以自己的理學体系，后出转精。二者均为楚辞学的经典著作，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则为例，校读分析并究其原因。
一、校读《湘君》、《湘夫人》之王逸、朱熹二者训释
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于东汉中后期，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也是中国楚辞学章句训释阶段的代表，其作品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南宋朱熹作为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个人首先拥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理论逻辑，身处于理学兴盛的宋朝，他对文本的研究更在于义理，他认为前人对于屈原的种种认知均有不足，应予以纠正，且宋朝相比于前朝对于文学理论等的研究已趋近成熟，其注释必然有与王逸不甚相同之处。所以尽管二人的《楚辞》注本均被视为经典，但个中差异明显，亦能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内涵。以下笔者将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篇为例，从训诂、体例、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校读分析。
（一）训诂
1.语音
王逸《楚辞章句》在训释时少有提到语音，通常直接释义，在释义后面再加上异文，如《湘君》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后句王逸注：“荪，香草也。桡，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则以薜荔搏饰四壁，蕙草缚屋，乘船则以荪为楫棹，兰为旌旆，动以香絜自修饰也。荪，一作荃。旌，一作旍”。[1]而朱熹《楚辞集注》中则先注释语音、异文，再加以释义，其注音多用反切法和直音法，最后对前代一些错误的训诂注释作以纠正。如同上句，《集注》中则注：“荪，一作荃。桡，而遥反。旌，一作旍，与旌同。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采]字。旌或作旗。皆非是。”[2]
以同一句为例，将两人的训释进行对照，如《湘君》中：“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王逸《章句》注：“君，谓湘君。未，一作归。参差，洞箫也。”；朱熹《集注》注：“来，叶力之反。一作归，非是。参差，一作篸。上出簪反，下出宜反。思，叶新齎反。”可见，《章句》中无语音注释；而《集注》中则用了反切法[3]注音。又如《湘夫人》中：“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章句》中无语音注释；《集注》注：“一无登字。薠，音烦；一作蘋，非是。佳下，一有人字，非是。张，音帐。”其中“薠”、“张”均用直音法[4]注音。此类例子还有很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王逸《章句》中并未出现字音训释，而朱熹《集注》中则运用了反切法、直音法等注音方式训释字音。
2.字义
汉代对经籍的训释大多偏重于对名物的训诂。分别观察王逸与朱熹二人，他们均对《楚辞》中的名物字词做了大量注释，但对比之下可从二人的注疏中发现异同，从而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偏重。
在单纯的名物注释上，王逸的《章句》几乎是逐字翻译。如《湘夫人》：“鸟萃兮薠中，罾何为兮木上。”王逸注：“萃，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薠，水草。罾，渔网也。夫鸟当集木巅，而言草中，罾当在水中，而言木上，已喻所顾不得，失其所也。”
而朱熹在字词的注释中大多沿用了王逸及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内容。如同前句朱熹对于字词的注释仅为：“萃，集也。薠，水草。罾，渔网。”又如《湘君》中：“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朱熹沿用王逸注“芳洲”取“香草聚生之处”之意；《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朱熹沿用王逸的“袂”、“褋”分别取“衣袖”、“襜襦”之意。
但朱熹并非一味沿用前人训释，对于王逸所注错误或是不清楚处也进行了纠正和补充。纠正处如《湘君》中：“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所注：“女谓女嬃，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朱熹注：“女婵媛，指旁观之人。盖见其慕望之切，亦为之眷恋而嗟叹之也。”朱熹认为“王注意近而语疏”，说明王逸的注释有模糊的地方。补充处如《湘夫人》中：“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王逸注：“辛夷，香草，以作户楣。”朱熹注：“辛夷，树大连合抱，高数仞。此花初发如笔，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等，朱熹认为王逸对“辛夷”的解释不够细致，遂加以补充。
由上述比较可发现，王逸《章句》注重对名物的训释，详细繁杂，部分地方有出现模糊、错误；朱熹《集注》在沿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修正和补充等，训释更为清晰明了。
（二）体例
王逸和朱熹在训释《楚辞》时均采用了随文释义的方法，但不尽相同。
王逸的《楚辞章句》，采用章句体例，隔一、二句作注，紧附阐释对象，离章断句，逐字逐句地解释原文。《汉书·夏侯胜传》有云：“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间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王逸的训释内容着重于名物字句的解释，且无一定规范，注释多而杂，使重点被埋没，虽然有助于理解字词，扫除阅读的文字障碍，但不利于文本的整体理解，且章句体例使分句短小，将文章分割，加之注者也并未对段落大意作以规整，更为加重了文章大意的理解难度。 朱熹不认同这种训释方式，在《辩证上》中说：“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故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今王逸为《骚》解，乃于上半句下，便入训诂，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义，而再释之，则其重复而繁碎甚矣。《补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误，今并删去，而放《诗传》之例，一以全章为断，先释字义，然后通解章内之意云。”朱熹的《集注》基本上以四句为一小节作注，或隔六句、八句等统一训释，这样减少了对个别字词的具体解释，若一字词有多意，则通常关注它在该处文本的意义，重点放在全句全章的理解上面；且《集注》注释有条理和范式，首先注明字音和异文等，之后用“〇”号与之后指明创作手法、解释字句等隔开。如《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朱熹注：“葺，子入反。[荷]上有一[以]字。盖，叶居又反。〇佳人，谓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言与召己之使者俱往也。葺，盖也。筑室水中，将托神明而居处也。”
朱熹还有一点首创在于：他在每篇题下注释最后均有小序，大多采用旧说，同时也增加自己的见解；其后又增加《辩证上》和《辩证下》，将个人观点而不适于加在文本训释中说明的统一放在后面，内容涉及各种方面，虽零碎但可见他的思考。
（三）内容
对比二人的训释内容，分为对人物身份的训释和对《楚辞》创作手法的训释两个方面进行。
1.对人物身份的训释
王逸和朱熹的训释内容中，最明显的差别则体现在对于文章人物身份的解释。
《九歌》本来是一组政治抒情诗，“全篇为比”，委婉曲折，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文学性。但王逸几乎将《湘君》《湘夫人》两则中出现的所有“予”、“余”“吾”等第一人称代词注为屈原自己，将“佳人”、“君”等注为楚怀王或湘君，时时刻刻将“我”与“君王”联系到一起，充满了浓厚的儒家经学色彩。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说：“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话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文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由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檃括，定为《集注》八卷。”可见朱熹对王逸等人这样牵强附会的注释并不赞同。
如对于题名“湘君”“湘夫人”的注释，王逸注：“君，谓湘君也。以为尧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认为湘君为湘水神，而留湘君于中州者，湘夫人是娥皇、女英二人。朱熹注：“君，谓湘君，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者也。”“帝子，谓湘夫人，尧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对比二人，如《湘君》：“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注：“言己远扬精诚，虽欲自竭尽，终无从达，故女嬃牵引而责数之，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随风俗也。”朱熹注：“女婵媛，指旁观之人，盖见其慕望之切，亦为之眷恋而嗟叹之也。”《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王逸注：“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尤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朱熹注：“远者，亦谓夫人之侍女，以其既远去而名之也。”诸如此类，朱熹将王逸所注的“迫切而害于文理”的训释通通删去，并加以纠正。
在《九歌》辩证中，朱熹批评道：“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至其卒章，扰以‘遗抉’、‘捐袂’为求贤，而‘采杜若’为好贤之无已，皆无复有文理也。”
2.对创作手法的训释
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可见他看到了《楚辞》与《诗》六义“赋、比、兴”创作手法源流关系，并且明确指出以何作比等等。但“赋、比、兴”作为创作手法，具有文学性，王逸却刻意将每个意象与具体的人物来相对应，导致有时穿凿附会，不可取也，这也恰好说明他的训释内容并未着重在《楚辞》的创作手法上，而在《楚辞》内容对《诗》的“怨刺”的继承上面。他在《九歌序》中说：“（屈原）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怨结，讬之以讽谏。”在《章句》的训释中时而出现牵强的作比，也正是为了反映屈原的怨刺而服务。
而朱熹在每小节的训释中都注出了“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如《湘君》：“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朱熹注：“此章比而又比也。盖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不偶。而此章又别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又如“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朱熹注：“此章兴而比也。盖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答之意也。”等等。并且朱熹在注《楚辞》前还曾著《诗集传》，他个人对赋、比、兴研究甚深，这将更有利于他对《楚辞》的创作手法的注解，帮助读者理解《楚辞》大义。同时《楚辞》本身就是一部文学性的著作，正确的训释也助于读者去理解和体会它的文学价值和魅力。
二、从《楚辞章句》与《楚辞集注》窥王逸、朱熹训释特点
从上述对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的校读分析，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王逸与朱熹训释的不同。
（一）王逸作：依五经而立义，又融以个人之情感
王逸训释的特点深受东汉儒学及政教道化的影响，依五经而立义。他提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5]所以在《章句》中经常可见王逸对儒家经书的征引，数量庞大然，然而有些却牵强附会。 （二）思想风气
汉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大一统体现在其政治和思想上。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文化方面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等措施，“宗经”的思想在汉代达到高峰。儒家经典成为了取士标准，汉儒评判任何人、物均要以经为本，论书著述更是需要依经立义。同时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引发了对屈原《楚辞》的又一波研究热潮，对屈原的评价也产生了消极和积极两种态度，东汉班固则是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不符合儒经大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逸一方面深受经学思想影响，一方面则与班固对屈原评价而争论——为屈原正名，尽然表现于其《章句》之中。
宋朝理学兴盛，朱熹作为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对文学的著述更注重于对义理的阐发。且宋代疑经思想盛行，顾颉刚曾说：“有了佛经的雕版以后，到五代时，刻了《九经》和《文选》等书，北宋时又刻了《十五史》和诸子等书，学者得书方便，见多识广，更易比较研究；又受了禅宗‘呵佛骂祖’的影响，敢对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和经典著作怀疑：所以宋代的辨伪能蓬勃地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0]宋代对于传统经典的新注层出不穷，朱熹也深受这种疑经思潮的影响，对《礼记》、《尚书》、《诗经》等经典做出质疑，并重新阐释了《诗经》，作《诗集传》。在这样的思想下，他对于《楚辞》先前注本的态度是：“旧说失之，今悉更定”，他认为前人对屈原的种种认知均有不足，应予以纠正。
（三）个人经历
王逸的生平资料现存不多，仅《后汉书·王逸传》中有些许记载，除此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现存部分作品中推测其经历和境遇，《章句》中《九思》为王逸所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如《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九思·逢尤》：“虎兕争兮于廷中，豺狼斗兮我之隅。”；《九思·遭厄》：“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何楚国兮难化？迄于今兮不易。”……可见王逸与屈原所处的环境有相似之处，王逸从而产生相惜之感，借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愤懑，发扬屈原精神，以激励时人。
而从该角度研究《楚辞集注》会发现，《集注》是朱熹无论在文学上的积淀还是在人生境遇发展上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朱熹曾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11]从他所作的诗词赋中，可窺见他深受《楚辞》影响的痕迹。如：“悼芳月之既祖兮，思美人而不见。”（《思春赋》）；“超吾升彼昆仑兮，路修远而焉穷。”（《空同赋》）；“湘君谢遗袂，汉水羞捐压当。” （《赋水仙》）等等。可见他对《楚辞》的研究和学习之深久。之后朱熹在一次奏疏中“反对扩建宫廷，主张整肃朝廷纲纪”，又建议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12]。同年被贬，久历贬斥，又遭诬陷，晚年其理学被称为“伪学”，朱熹被诬“伪党”。遭逢不济的文人士子便找到了屈原引为知己。国家飘摇，朱熹也不断受到政敌的排挤打击，他只能从“古圣先贤”的著述中，寄以忧思。朱熹作《楚辞集注》也有此缘由。
本文通过校读王逸《楚辞章句》与朱熹《楚辞集注》中《湘君》、《湘夫人》两则的训释入手，探究了王逸与朱熹二人训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然王逸《章句》与朱熹《集注》相比，略有不足，但它仍是研究《楚辞》的文人学者必读的经典之作，瑕不掩瑜；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更是宋代楚辞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二者均在楚辞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楚辞学研究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
注释：
[1][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文《楚辞补注》内容节选皆出于此版本。
[2][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楚辞集注》内容皆出于此版本。
[3]是古人在“直音”、“读若”之后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又称“反”、“切”、“反语”等。反切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4]古汉语的注音方法，即用同音字来注音。
[5][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6]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7]陈松青：《王逸注解<楚辞>的文学视角—<楚辞章句>之“八字注”探析》，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1期，79 页。
[8][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
[9]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论屈原》，晋阳学刊，1982年。该文为闻一多于西南联大主讲《楚辞》的整理稿。
[10][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社，1983年版，第40页。
[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10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出自《宋史·朱熹传》，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张宗刚：《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的楚辞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
[5]林姗：《宋代屈原批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6]江瀚：《先秦至宋代楚辞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3月。
[7]孙光：《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齐鲁学刊，2010年第5期。
关键词：王逸；朱熹；《楚辞章句》；《楚辞集注》；训释
作者简介：陈瑜（1996.11-），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2105级本科在读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4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它开创了“楚辞体”、“骚体”等新文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千余年来，楚辞学的研究一直被关注，汉代是楚辞研究的源头。东汉王逸所注的《楚辞章句》是今传《楚辞》的最早注本，后代注本多参考于此；南宋朱熹之《楚辞集注》则是集前人注本之大成，取精用弘，加以自己的理學体系，后出转精。二者均为楚辞学的经典著作，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则为例，校读分析并究其原因。
一、校读《湘君》、《湘夫人》之王逸、朱熹二者训释
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于东汉中后期，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也是中国楚辞学章句训释阶段的代表，其作品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南宋朱熹作为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个人首先拥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理论逻辑，身处于理学兴盛的宋朝，他对文本的研究更在于义理，他认为前人对于屈原的种种认知均有不足，应予以纠正，且宋朝相比于前朝对于文学理论等的研究已趋近成熟，其注释必然有与王逸不甚相同之处。所以尽管二人的《楚辞》注本均被视为经典，但个中差异明显，亦能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内涵。以下笔者将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篇为例，从训诂、体例、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校读分析。
（一）训诂
1.语音
王逸《楚辞章句》在训释时少有提到语音，通常直接释义，在释义后面再加上异文，如《湘君》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后句王逸注：“荪，香草也。桡，船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则以薜荔搏饰四壁，蕙草缚屋，乘船则以荪为楫棹，兰为旌旆，动以香絜自修饰也。荪，一作荃。旌，一作旍”。[1]而朱熹《楚辞集注》中则先注释语音、异文，再加以释义，其注音多用反切法和直音法，最后对前代一些错误的训诂注释作以纠正。如同上句，《集注》中则注：“荪，一作荃。桡，而遥反。旌，一作旍，与旌同。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采]字。旌或作旗。皆非是。”[2]
以同一句为例，将两人的训释进行对照，如《湘君》中：“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王逸《章句》注：“君，谓湘君。未，一作归。参差，洞箫也。”；朱熹《集注》注：“来，叶力之反。一作归，非是。参差，一作篸。上出簪反，下出宜反。思，叶新齎反。”可见，《章句》中无语音注释；而《集注》中则用了反切法[3]注音。又如《湘夫人》中：“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章句》中无语音注释；《集注》注：“一无登字。薠，音烦；一作蘋，非是。佳下，一有人字，非是。张，音帐。”其中“薠”、“张”均用直音法[4]注音。此类例子还有很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王逸《章句》中并未出现字音训释，而朱熹《集注》中则运用了反切法、直音法等注音方式训释字音。
2.字义
汉代对经籍的训释大多偏重于对名物的训诂。分别观察王逸与朱熹二人，他们均对《楚辞》中的名物字词做了大量注释，但对比之下可从二人的注疏中发现异同，从而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偏重。
在单纯的名物注释上，王逸的《章句》几乎是逐字翻译。如《湘夫人》：“鸟萃兮薠中，罾何为兮木上。”王逸注：“萃，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薠，水草。罾，渔网也。夫鸟当集木巅，而言草中，罾当在水中，而言木上，已喻所顾不得，失其所也。”
而朱熹在字词的注释中大多沿用了王逸及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内容。如同前句朱熹对于字词的注释仅为：“萃，集也。薠，水草。罾，渔网。”又如《湘君》中：“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朱熹沿用王逸注“芳洲”取“香草聚生之处”之意；《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朱熹沿用王逸的“袂”、“褋”分别取“衣袖”、“襜襦”之意。
但朱熹并非一味沿用前人训释，对于王逸所注错误或是不清楚处也进行了纠正和补充。纠正处如《湘君》中：“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所注：“女谓女嬃，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朱熹注：“女婵媛，指旁观之人。盖见其慕望之切，亦为之眷恋而嗟叹之也。”朱熹认为“王注意近而语疏”，说明王逸的注释有模糊的地方。补充处如《湘夫人》中：“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王逸注：“辛夷，香草，以作户楣。”朱熹注：“辛夷，树大连合抱，高数仞。此花初发如笔，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等，朱熹认为王逸对“辛夷”的解释不够细致，遂加以补充。
由上述比较可发现，王逸《章句》注重对名物的训释，详细繁杂，部分地方有出现模糊、错误；朱熹《集注》在沿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修正和补充等，训释更为清晰明了。
（二）体例
王逸和朱熹在训释《楚辞》时均采用了随文释义的方法，但不尽相同。
王逸的《楚辞章句》，采用章句体例，隔一、二句作注，紧附阐释对象，离章断句，逐字逐句地解释原文。《汉书·夏侯胜传》有云：“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间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王逸的训释内容着重于名物字句的解释，且无一定规范，注释多而杂，使重点被埋没，虽然有助于理解字词，扫除阅读的文字障碍，但不利于文本的整体理解，且章句体例使分句短小，将文章分割，加之注者也并未对段落大意作以规整，更为加重了文章大意的理解难度。 朱熹不认同这种训释方式，在《辩证上》中说：“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故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今王逸为《骚》解，乃于上半句下，便入训诂，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义，而再释之，则其重复而繁碎甚矣。《补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误，今并删去，而放《诗传》之例，一以全章为断，先释字义，然后通解章内之意云。”朱熹的《集注》基本上以四句为一小节作注，或隔六句、八句等统一训释，这样减少了对个别字词的具体解释，若一字词有多意，则通常关注它在该处文本的意义，重点放在全句全章的理解上面；且《集注》注释有条理和范式，首先注明字音和异文等，之后用“〇”号与之后指明创作手法、解释字句等隔开。如《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朱熹注：“葺，子入反。[荷]上有一[以]字。盖，叶居又反。〇佳人，谓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言与召己之使者俱往也。葺，盖也。筑室水中，将托神明而居处也。”
朱熹还有一点首创在于：他在每篇题下注释最后均有小序，大多采用旧说，同时也增加自己的见解；其后又增加《辩证上》和《辩证下》，将个人观点而不适于加在文本训释中说明的统一放在后面，内容涉及各种方面，虽零碎但可见他的思考。
（三）内容
对比二人的训释内容，分为对人物身份的训释和对《楚辞》创作手法的训释两个方面进行。
1.对人物身份的训释
王逸和朱熹的训释内容中，最明显的差别则体现在对于文章人物身份的解释。
《九歌》本来是一组政治抒情诗，“全篇为比”，委婉曲折，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文学性。但王逸几乎将《湘君》《湘夫人》两则中出现的所有“予”、“余”“吾”等第一人称代词注为屈原自己，将“佳人”、“君”等注为楚怀王或湘君，时时刻刻将“我”与“君王”联系到一起，充满了浓厚的儒家经学色彩。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说：“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话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文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由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檃括，定为《集注》八卷。”可见朱熹对王逸等人这样牵强附会的注释并不赞同。
如对于题名“湘君”“湘夫人”的注释，王逸注：“君，谓湘君也。以为尧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认为湘君为湘水神，而留湘君于中州者，湘夫人是娥皇、女英二人。朱熹注：“君，谓湘君，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者也。”“帝子，谓湘夫人，尧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对比二人，如《湘君》：“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注：“言己远扬精诚，虽欲自竭尽，终无从达，故女嬃牵引而责数之，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随风俗也。”朱熹注：“女婵媛，指旁观之人，盖见其慕望之切，亦为之眷恋而嗟叹之也。”《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王逸注：“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尤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朱熹注：“远者，亦谓夫人之侍女，以其既远去而名之也。”诸如此类，朱熹将王逸所注的“迫切而害于文理”的训释通通删去，并加以纠正。
在《九歌》辩证中，朱熹批评道：“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至其卒章，扰以‘遗抉’、‘捐袂’为求贤，而‘采杜若’为好贤之无已，皆无复有文理也。”
2.对创作手法的训释
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可见他看到了《楚辞》与《诗》六义“赋、比、兴”创作手法源流关系，并且明确指出以何作比等等。但“赋、比、兴”作为创作手法，具有文学性，王逸却刻意将每个意象与具体的人物来相对应，导致有时穿凿附会，不可取也，这也恰好说明他的训释内容并未着重在《楚辞》的创作手法上，而在《楚辞》内容对《诗》的“怨刺”的继承上面。他在《九歌序》中说：“（屈原）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怨结，讬之以讽谏。”在《章句》的训释中时而出现牵强的作比，也正是为了反映屈原的怨刺而服务。
而朱熹在每小节的训释中都注出了“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如《湘君》：“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朱熹注：“此章比而又比也。盖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不偶。而此章又别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又如“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朱熹注：“此章兴而比也。盖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答之意也。”等等。并且朱熹在注《楚辞》前还曾著《诗集传》，他个人对赋、比、兴研究甚深，这将更有利于他对《楚辞》的创作手法的注解，帮助读者理解《楚辞》大义。同时《楚辞》本身就是一部文学性的著作，正确的训释也助于读者去理解和体会它的文学价值和魅力。
二、从《楚辞章句》与《楚辞集注》窥王逸、朱熹训释特点
从上述对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的校读分析，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王逸与朱熹训释的不同。
（一）王逸作：依五经而立义，又融以个人之情感
王逸训释的特点深受东汉儒学及政教道化的影响，依五经而立义。他提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5]所以在《章句》中经常可见王逸对儒家经书的征引，数量庞大然，然而有些却牵强附会。 （二）思想风气
汉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大一统体现在其政治和思想上。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文化方面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等措施，“宗经”的思想在汉代达到高峰。儒家经典成为了取士标准，汉儒评判任何人、物均要以经为本，论书著述更是需要依经立义。同时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引发了对屈原《楚辞》的又一波研究热潮，对屈原的评价也产生了消极和积极两种态度，东汉班固则是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不符合儒经大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逸一方面深受经学思想影响，一方面则与班固对屈原评价而争论——为屈原正名，尽然表现于其《章句》之中。
宋朝理学兴盛，朱熹作为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对文学的著述更注重于对义理的阐发。且宋代疑经思想盛行，顾颉刚曾说：“有了佛经的雕版以后，到五代时，刻了《九经》和《文选》等书，北宋时又刻了《十五史》和诸子等书，学者得书方便，见多识广，更易比较研究；又受了禅宗‘呵佛骂祖’的影响，敢对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和经典著作怀疑：所以宋代的辨伪能蓬勃地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0]宋代对于传统经典的新注层出不穷，朱熹也深受这种疑经思潮的影响，对《礼记》、《尚书》、《诗经》等经典做出质疑，并重新阐释了《诗经》，作《诗集传》。在这样的思想下，他对于《楚辞》先前注本的态度是：“旧说失之，今悉更定”，他认为前人对屈原的种种认知均有不足，应予以纠正。
（三）个人经历
王逸的生平资料现存不多，仅《后汉书·王逸传》中有些许记载，除此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现存部分作品中推测其经历和境遇，《章句》中《九思》为王逸所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如《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九思·逢尤》：“虎兕争兮于廷中，豺狼斗兮我之隅。”；《九思·遭厄》：“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何楚国兮难化？迄于今兮不易。”……可见王逸与屈原所处的环境有相似之处，王逸从而产生相惜之感，借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愤懑，发扬屈原精神，以激励时人。
而从该角度研究《楚辞集注》会发现，《集注》是朱熹无论在文学上的积淀还是在人生境遇发展上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朱熹曾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11]从他所作的诗词赋中，可窺见他深受《楚辞》影响的痕迹。如：“悼芳月之既祖兮，思美人而不见。”（《思春赋》）；“超吾升彼昆仑兮，路修远而焉穷。”（《空同赋》）；“湘君谢遗袂，汉水羞捐压当。” （《赋水仙》）等等。可见他对《楚辞》的研究和学习之深久。之后朱熹在一次奏疏中“反对扩建宫廷，主张整肃朝廷纲纪”，又建议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12]。同年被贬，久历贬斥，又遭诬陷，晚年其理学被称为“伪学”，朱熹被诬“伪党”。遭逢不济的文人士子便找到了屈原引为知己。国家飘摇，朱熹也不断受到政敌的排挤打击，他只能从“古圣先贤”的著述中，寄以忧思。朱熹作《楚辞集注》也有此缘由。
本文通过校读王逸《楚辞章句》与朱熹《楚辞集注》中《湘君》、《湘夫人》两则的训释入手，探究了王逸与朱熹二人训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然王逸《章句》与朱熹《集注》相比，略有不足，但它仍是研究《楚辞》的文人学者必读的经典之作，瑕不掩瑜；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更是宋代楚辞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二者均在楚辞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楚辞学研究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
注释：
[1][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文《楚辞补注》内容节选皆出于此版本。
[2][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楚辞集注》内容皆出于此版本。
[3]是古人在“直音”、“读若”之后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又称“反”、“切”、“反语”等。反切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4]古汉语的注音方法，即用同音字来注音。
[5][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6]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7]陈松青：《王逸注解<楚辞>的文学视角—<楚辞章句>之“八字注”探析》，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1期，79 页。
[8][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
[9]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论屈原》，晋阳学刊，1982年。该文为闻一多于西南联大主讲《楚辞》的整理稿。
[10][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社，1983年版，第40页。
[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10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出自《宋史·朱熹传》，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宋]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张宗刚：《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的楚辞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
[5]林姗：《宋代屈原批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6]江瀚：《先秦至宋代楚辞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3月。
[7]孙光：《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齐鲁学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