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对日和约之民意考察——以1947年《对日和约国内各方意见辑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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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各界围绕废除天皇制和发展日本民主势力、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和对日索赔,解除日本武装和处置日本及其侵占之领土,确立对日和会召开的程序以及中国在对日和会上的态度、立场等进行了广泛讨论。国民政府外交部搜集和汇编了各方意见,以此作为对日和约与对日和会谈判的准备。这些意见既反映了战后初期冷战格局若隐若现的国际环境,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未到决胜时刻的国内现实,体现出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各界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顾虑,对美国袒护、放纵和扶植日本政策的担忧,对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的朴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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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揭示,作为一种医疗传统的自疗确已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它一方面是上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一种有意识的医疗选择的结果。巫术、礼仪、方技是战国秦汉时期患者自疗术的基本内容,其中巫术、礼仪是旧传统,是商周以来医疗俗信的延续,方技则是战国以降的新传统。巫祝之术公诸文本并广泛传抄,可由患者或其亲属自行操作。时人对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极为重视,将之与医方等同视之。巫术、礼仪性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使其真正被应用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方技中的导引、艾灸、医方等都进入自疗的行列。医方最受重视,其中有经验之方的转
安史之乱造成了杜诗的巨大变化。对杜诗的评价存在贬低安史之乱前杜诗成就的倾向。安史之乱前后杜诗的变化、杜诗与初盛唐主流诗风的关系,是两个相关的论题。杜诗是在初盛唐主流诗风中发展出来的,其对初盛唐主流诗风有巨大突破。初盛唐的主流诗风是对汉魏六朝诗的发展,所以古人曾从杜诗与"选诗"的关系来讨论杜诗。文章将杜甫与初唐诗的关系概括为其与初唐词学体制造成的诗学风气的关系,即杜甫受这种词学体制诗风的影响;将杜甫与盛唐诗的关系概括为杜甫与盛唐基本审美风格(清新风格)的关系,即杜诗从作为盛唐诗主流的清新风格向具有突出个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在"反愚痹""反宗教"和"收回教育权"的时代语境中立足于"国家主义"立场发出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宣言。通过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借鉴与改造,"以美育代宗教"具有审美无利害与情感启蒙的学术指向,以期通过"情感陶养"启蒙心智、调和情感以塑造艺术化的"人心"并实现艺术转向和人生美化,进而完成生活改良和社会改造。与此同时,这种人生艺术化转向之思想功能改造,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启蒙和建设"新文化"的民族拯救方案,又是蔡元培借助美感教育问题之"教育学模式",试图重
乾元元年(758)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艺术精湛,在诗歌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此唱和在安史之乱发生初期,故诗中歌颂的长安雄壮气势受到方回的质疑。四人所写京城气象和现实应有相当大的差距,诗中呈现的图景应是诗人对盛世的记忆和现世景象的叠合。杜甫《饮中八仙歌》也是诗人对昔日帝京风流的追忆和现实情景的慨叹,与其将此诗看作杜甫困守长安时所作,还不如将其视作杜甫乾元元年生活闲适时所作更为合理,其时杜甫与邻里毕曜相交,其中一乐便是饮酒。《早朝大明宫》和《饮中八仙歌》分别是杜甫乾元元年公共空间和私人
近些年在探讨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需要研究者重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国家的特殊性与共同性的关系问题。政治现象的特质决定了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之间的差异通常是量性差异,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主要是质的相似或功能的相似;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在新形势下是围绕着强调路径依赖还是强调制度变迁进行的,实质是如何改革和如何发展的关系问题;而强调本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或比较政治学体系建构的主要张力是围绕着价值偏好进行的,实质是种族中心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建构一种有一定适用范围的中层理论问题。关于比较政
我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个民族共同建立的,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①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体现着多民族绚丽多彩的面貌和各族群间错综复杂的族际关系。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已有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族际互动,各族群、各部落再到后来发展形成的各诸侯国之间广泛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同时,在族际互动与交流的基础上孕育出中华文明早期处理族群关系的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国家奠定了思想基
1923年,日本仿效美国庚款退还政策,在外务省设立"对华文化事业部"推行文化外交。中国学界曾与之有过短暂合作,济南惨案后很快进入对抗状态。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文化事业部迅速推动"对满文化事业"计划,涵盖历史、民族、文献等广泛领域。受文化事业部资助的白鸟库吉、凌川武治为建构"满洲事变"的历史依据,先后提出"极东中心的满洲史观""满洲事变的世界史意义"等谬论。日本实施"研究助成"项目的实质,旨在借学术之名论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合理性,是大陆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政治与文化背景决定了"边界"概念的回归和升温,反思性"边界"已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和认知国家关系、种族、族裔界限和文化冲突的重要概念体系。反思的"边界"概念从社会流动、权力、技术、博弈、生命与认同等诸多层面超越和整合了其传统"地理历史"属性,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维度。在反思的"边界"理论框架内,"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国多民族的总称和更高层面的"民族"主体,也是由众多民族"边界"构成的"边界网",中华民族在盘根错节、复杂多变的"边界"中,"边界"本身成为中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构成了实证政治理论的主体内容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领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与社会科学的复杂脉络中汲取理论基石和前进动力,在实证政治理论的制度研究中形成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在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结构诱致均衡分析、内生制度变迁分析的学理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多种研究模型拓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生成、制度维系与制度变迁研究领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分析途径、新制度经济学的纽带作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部沟通以及政治
2019年,各大学术期刊以70年中国道路和中国学术为对象,开辟专栏、组织文章,对中国70年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度梳理、反思和展望。文章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中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报)为观察对象,对期刊聚焦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开辟专栏、组织专题策划的情况进行梳理,重点选取70年中国道路和中国学术、重识中国与世界以及技术治理与文明转型等几个维度,对2019年中国学术做一个简要的考察,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学术图景中,揭示中国学术的多维面相,探求其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