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经济要想越过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驱逐“魔咒”，取下高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想开启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亟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师的话来说，现在中国“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
　　
　　寻找动力源：
　　创新力迷局破解之道
　　应该说，知识界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这从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份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和非议，便可见一斑。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
　　比如，笔者最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官方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绝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政府直接指定产业技术路线。这如何不是危险所在？
　　试想：GDP有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官方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该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