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做教师的人，天长日久，日久生情，往往对书存有一种特殊的情缘，甚至于由此而成为藏书家，如友人贺卫方教授、陈平原教授、余三定教授等，即是如此。我本人从1981年读大学起即喜欢买书，迄今愈买愈多，加上老前辈曹德谦先生和师兄满运龙博士的赠书、李世洞教授和业师齐文颖教授的赠刊，还有其他学界前辈师友(如任继愈、程千帆、罗荣渠、何兹全、来新夏、汪熙、钱存训、伍杰、刘绪贻、杨生茂、黄安年等前辈)的雅赠，如今我的书房和书库也已经相当成规模了。
　　最近从卫方兄的博文中获悉，他从石河子回京后到海淀图书城闲逛中国书店，“看到一个桌子上摆放了周一良和王重民两位先生的部分藏书出售……不免有些惊喜，就买下其中的两本以为纪念。”我不是周先生的学生，但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和不少同窗好友是周先生的得意门生，因此对周先生也就格外的尊重。既然先生的书有售，我当然不能错失良机。于是，根据卫方的指点，我于8月3日下午专程赶往中国书店三楼，一进门就看到卫方描述过的桌子上摆放着待售的周先生的部分藏书，约有30种，售价从50元到1800元不等。我带的现金有限，就选购了其中的三种——《胡适思想批判文集》(第一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和《求索斋书法——罗荣渠墨迹选》。
　　这里专门谈《胡适思想批判文集》(第一集)。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5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从版本信息看，全书29.52万字，印4613册，大32开本，定价一元六角二分(中国书店售价是200元，而且是一口价，不能还价)。封面上有周先生的手迹：“一九五五年五月收到”，并有“一良”的印章。扉页有“周一良所藏书”、“毕竟是书生”等四个印章。鉴于该书收有周先生的大作，因此可推断本书乃是出版社给作者的样书。
　　根据该书版权页“内容提要”的说法：“这是一本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书。本书是从全国近来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讨论和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文章汇集成的。本辑重点是批判胡适反动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该书“出版者的话”说：“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犯虽然早已为人民唾弃了，但他的反动思想，在我国学术界中却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恶毒影响。因此，从各方面来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肃清胡适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个学术部门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思想战线上一次重要的思想批判运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设中一种重大事件。”全书22篇文章，除《学习》杂志社的评论《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外，其余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当时业已鼎鼎有名、后来在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专家学者，如《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的李达、《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的侯外庐、《论胡适反动思想的流毒》的夏康农、《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的艾思奇、《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胡绳、《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批判》的任继愈、《两点批判，一点反省》的贺麟、《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的稽文甫、《从实用主义到改良主义》等二篇的王若水、《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二篇的孙定国。收入书中的周一良先生的作品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
　　《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一文(第373-381页)，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在此文中，周先生断定胡适“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他在学术思想上坚持唯心论的观点，必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相敌对的营垒中”。从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观点，作者指出“胡适的十足的买办性”，“我们在胡适身上还嗅得出一点点中国人的气息吗?”在作者看来，“胡适不但不承认封建主义的存在，尤其丧心病狂的是否认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和毒害，否认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封建军阀的操纵指使”，“从而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根本歪曲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胡适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彰彰在人耳目，无待论证”。作为毕业于哈佛的北大著名历史学家，周先生独出心裁地发了如下议论：“胡适自封为历史学家……胡适在历史方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属于整理国故范围内的辨伪工作，根本不牵涉到历史。”胡适对于《水经注》的研究，按照周先生的判断，乃是把“这部伟大著作加以肢解割裂”，“是对于《水经注》的侮辱，也是考据学的错误应用的典型”。作者批评说：胡适的整理国故，是企图“摧毁青年们的民族自豪感，死心塌地地从思想上去投靠帝国主义”，其“终极目的又是在替中国人民的敌人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起帮凶作用了”。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进行了自我批评：“胡适的唯心论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提倡考据学，对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解放之前不久，我曾替反动分子张其昀所主编的《现代学术文化概论》写过一篇‘现代史学的特征’，其中第一点就举出胡适‘大胆假设，小心考证’的八个字。今天看起来，他的‘大胆假设’是唯心论的、主观的假设。‘小心求证’是实验主义所承认的‘一点一滴作到的进步’。这八个字和胡适在政治上提出的八个字‘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基本上是同样的反动主张。而我就义务地替他宣传了反动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在研究工作中，我也受到‘辨伪’的影响……都有待于以后继续深入地自我检查、批判和肃清，以便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对于胡适先生的大规模批判，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政治史的重要一页。无论是周一良先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还是这本《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抑或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近200万字《胡适思想批判》，作为文本，其本身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据文献记载：《文史哲》1954年第9期发表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先生的专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毛泽东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同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并成立了一个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等组成的高规格的委员会，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不同学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胡适批判运动。事实上，周先生的上述文章就是这一批判运动的结果之一。基于对于历史的同情之理解，我们应该像考察任何历史上的文本一样，不能脱离当时具体的历史时空来评价包括周先生的文章在内的这200万字的胡适批判文字，而且也不能满足于简单地算历史的总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遮蔽历史的真实存在。因此，作为史界晚辈，我们固然一如既往地尊重周一良先生及其同辈人，但不能规避出自这些前辈手笔的上述批判文章，因为这是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同时，我也注意到，周先生生前编定出版的五卷本《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并未收入这篇当时史学界批判胡适先生史观的有影响的作品。
　　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周先生，晚年曾对自己的学术人生做过深刻的反思。在谈50年代中期的批判文章时，已洞彻人生真谛的周先生并不避讳：“‘批判胡适唯心史观运动’中，我曾写过文章，作过报告，参加了批判。现在回想：第一，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第二，确实认为，历史长河从总的看，从大处看，从长远看，应当是有规律可寻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千百年来的人和事千变万化，又有无数偶然性，是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解释的。因此，历史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个看法，我今天仍然相信其能够成立。话又说回来，胡先生说，历史犹如十七、八岁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或如一百个大钱，任人随意摆布。这些话，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世界上多少伪造的历史，包括伪造的当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古今中外胜利者所写历史，都逃不脱胡先生所指出的现象，此秉笔直书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也!”而对于他在文章中曾批判的观点，也终于实事求是地加以拨乱反正：“关于胡适之先生所谓的‘考据癖’，我认为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求知欲……由此也想到胡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句话后来受到种种无理非难与批判，其实本属至理名言，是作学问必经的步骤。犹如把对学生的教学比作应当给猎人一杆猎枪而不是给一袋干粮一样，都是真理而被错误地荒谬地批判。”(《追忆胡适之先生》)
　　其实，周一良先生的反思，不仅反映了这位“毕竟是书生”的文化老人的晚年自觉自省，而且也深刻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真诚以及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