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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产生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空调这些著名品牌，虽说还不至于让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但它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让不少中国人至少在感情上难于接受。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而《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
有香港学者就评价该剧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它的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与之相印证的是今年韩国端午祭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反倒落败。
这一现象在国内激起了持续讨论。明星张国立直言，“碰巧看过一集”，“根本不感动，只觉得愤怒”，甚至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光着急没用，龙应台女士就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这一下子点到了让国内业者泄气的软肋。文化产业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产业如何与韩国同行一较短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年各大电视节上围绕韩国文化产业的研讨会不断，包括政府谈到如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会不自觉地举到韩国的例子。国内对韩国经验的解读主要集中在韩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全面支持，大力保护，加强管理”。在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借鉴韩国经验的结果，是要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
2005年年末，我有幸受韩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对韩国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文艺界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采访，求证了我对于韩流的困惑。
韩国文化保护程度逊于中国？
在很多人看来，韩国文化保护最著名的案例是电影配额制度和“光头运动”。
1998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只要韩国政府削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建立各有10个电影院。”当时，韩国政府计划接受，但韩国电影人却普遍觉得这是侮辱，集体削发抗议，最终导致提议流产。
韩国银幕配额制度的实质是在文化产品国际交流中树立贸易壁垒，以便维护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很多中国人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比不过韩国是因为政府在保护国内市场上做得不如韩国。
但韩国文艺界人士并不这么看，众口一词表示，保护市场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甚微，《武士》一片的导演金性洙甚至说：“我们干这行，最怕政府来保护我们，他们别管我们就OK了！”
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和产业振兴院的官员也表示：配额制度对于保护本土文化产业意义不大。配额制度规定韩国影院一年106天以上要放韩国影片，电视台25％以上的时间要留给国产片。实际上，韩国国产文化产品实际占据的市场份额，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超过配额的规定，目前高达60％，韩国电影院也都愿意放本国片，似乎这个制度现在已没有设立的必要，所以政府一直在考虑取消。
不过，其中有一条规定引进产品中不能有45％以上来自一个国家。韩国人对美国感情非常复杂，对好莱坞文化警惕性很强，所以这一条款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但同时，它对保护韩国的文化多样性有好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日本都支持这一规定。另外，配额制度也可以保证院线不是“大片”的天下，一些小制作的文艺片也有播放机会。
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介绍说：“韩国在1963年就有了电影配额制度，那时候对于国产电影保护做到了极至，可是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她举例说，那时韩国只有几家电影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当时规定只有拍四部韩国电影，才能进口一部外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帮助韩国电影成长起来，相反电影公司变成了为完成任务好进口国外影片而拍国产电影，大批电影花国家的钱拍出来，拷贝直接就送进仓库里，每年利润全靠进口国外大片。
《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介绍，那时各影院和电视台都放韩国国产片但没人爱看，“当时我们开玩笑都说，‘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韩国片了’，意思是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但不能否认，配额制度在韩国影视产业起步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设立自己的配额制度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国内不乏议论，譬如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长驱直入，但中国作品却很难进入韩国，是因为韩国市场太封闭了。当我征求韩国朋友意见时，他们的反映是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事实完全相反。
在韩国影视公司眼里，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配额制度，但中国对于国产影视作品的保护远远超过韩国，中国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国院线统一放映“国产大片”和主旋律影片，这样的力度比韩国当年要大得多。
韩国最有实力的影视制作集团之一的CJ媒体株式会社常务副总裁Richard Shim说，由于说不清的政策限制，这几年韩国有影响力的影片很难进入中国国内院线，韩国电影在中国有大量的观众，但他们主要看盗版，韩国公司很少获益。负责中国业务的经理更是很无奈地说，CJ是一个大产业集团，在物流，乃至饲料加工等方面都对中国有很多投资，唯独在媒介领域很难有什么作为。
韩国公共电视台KBS的国际事务局长殷文基则告诉我，前不久他们在KBS的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可是中国国内所有的电视台到目前为止仍遵循着广电总局2000年的指示：“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禁播境外剧。”KBS也曾协助中央电视台的四套节目在韩国落地，韩国普通家庭观众都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可是至今为止，KBS始终不能在中国落地。
这些例子说明，和中国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的文化市场对中国一直很开放，只是中国的作品还没有足够吸引韩国观众，反倒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太过于地方保护了。
中国方面关于韩国文化侵略的议论，使韩国政府方面也有一些紧张，但他们的说法让我颇觉尴尬。韩国文化观光部下属文化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而《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
有香港学者就评价该剧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它的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与之相印证的是今年韩国端午祭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反倒落败。
这一现象在国内激起了持续讨论。明星张国立直言，“碰巧看过一集”，“根本不感动，只觉得愤怒”，甚至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光着急没用，龙应台女士就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这一下子点到了让国内业者泄气的软肋。文化产业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产业如何与韩国同行一较短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年各大电视节上围绕韩国文化产业的研讨会不断，包括政府谈到如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会不自觉地举到韩国的例子。国内对韩国经验的解读主要集中在韩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全面支持，大力保护，加强管理”。在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借鉴韩国经验的结果，是要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
2005年年末，我有幸受韩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对韩国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文艺界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采访，求证了我对于韩流的困惑。
韩国文化保护程度逊于中国？
在很多人看来，韩国文化保护最著名的案例是电影配额制度和“光头运动”。
1998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只要韩国政府削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建立各有10个电影院。”当时，韩国政府计划接受，但韩国电影人却普遍觉得这是侮辱，集体削发抗议，最终导致提议流产。
韩国银幕配额制度的实质是在文化产品国际交流中树立贸易壁垒，以便维护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很多中国人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比不过韩国是因为政府在保护国内市场上做得不如韩国。
但韩国文艺界人士并不这么看，众口一词表示，保护市场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甚微，《武士》一片的导演金性洙甚至说：“我们干这行，最怕政府来保护我们，他们别管我们就OK了！”
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和产业振兴院的官员也表示：配额制度对于保护本土文化产业意义不大。配额制度规定韩国影院一年106天以上要放韩国影片，电视台25％以上的时间要留给国产片。实际上，韩国国产文化产品实际占据的市场份额，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超过配额的规定，目前高达60％，韩国电影院也都愿意放本国片，似乎这个制度现在已没有设立的必要，所以政府一直在考虑取消。
不过，其中有一条规定引进产品中不能有45％以上来自一个国家。韩国人对美国感情非常复杂，对好莱坞文化警惕性很强，所以这一条款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但同时，它对保护韩国的文化多样性有好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日本都支持这一规定。另外，配额制度也可以保证院线不是“大片”的天下，一些小制作的文艺片也有播放机会。
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介绍说：“韩国在1963年就有了电影配额制度，那时候对于国产电影保护做到了极至，可是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她举例说，那时韩国只有几家电影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当时规定只有拍四部韩国电影，才能进口一部外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帮助韩国电影成长起来，相反电影公司变成了为完成任务好进口国外影片而拍国产电影，大批电影花国家的钱拍出来，拷贝直接就送进仓库里，每年利润全靠进口国外大片。
《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介绍，那时各影院和电视台都放韩国国产片但没人爱看，“当时我们开玩笑都说，‘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韩国片了’，意思是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但不能否认，配额制度在韩国影视产业起步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设立自己的配额制度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国内不乏议论，譬如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长驱直入，但中国作品却很难进入韩国，是因为韩国市场太封闭了。当我征求韩国朋友意见时，他们的反映是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事实完全相反。
在韩国影视公司眼里，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配额制度，但中国对于国产影视作品的保护远远超过韩国，中国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国院线统一放映“国产大片”和主旋律影片，这样的力度比韩国当年要大得多。
韩国最有实力的影视制作集团之一的CJ媒体株式会社常务副总裁Richard Shim说，由于说不清的政策限制，这几年韩国有影响力的影片很难进入中国国内院线，韩国电影在中国有大量的观众，但他们主要看盗版，韩国公司很少获益。负责中国业务的经理更是很无奈地说，CJ是一个大产业集团，在物流，乃至饲料加工等方面都对中国有很多投资，唯独在媒介领域很难有什么作为。
韩国公共电视台KBS的国际事务局长殷文基则告诉我，前不久他们在KBS的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可是中国国内所有的电视台到目前为止仍遵循着广电总局2000年的指示：“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禁播境外剧。”KBS也曾协助中央电视台的四套节目在韩国落地，韩国普通家庭观众都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可是至今为止，KBS始终不能在中国落地。
这些例子说明，和中国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的文化市场对中国一直很开放，只是中国的作品还没有足够吸引韩国观众，反倒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太过于地方保护了。
中国方面关于韩国文化侵略的议论，使韩国政府方面也有一些紧张，但他们的说法让我颇觉尴尬。韩国文化观光部下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