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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汇率改革时代主管日本中央银行国际关系的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先生，目前是三边委员会亚太区副主席及“the Groupof Thirty”荣誉成员。1950年至1986年，绪方四十郎先在日本中央銀行东京、伦敦和纽约等支行工作，后升任日本中央银行副行长，主管国际关系。1986年至1991年他也曾出任日本发展银行副行长。
绪方四十郎过往亦曾担任过联合国财务顾问委员会主席、巴克莱银行及东京附属信托银行非执行董事、纽约交易所亚太顾问委员会及摩根大通国际委员会成员等。他亦著书多项，如《国际金融一体化：政策挑战》(1989)、《日元与日本中央银行》(1996)以及《光辉岁月》(2005)等。
2007年9月21日，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期间，本刊就中国国内普遍关注、但争议不断的日本经济模式转型、汇率改革经验教训等问题，对绪方四十郎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对高顺差的反应太慢
《南风窗》：请您根据亲身经历，谈谈日本过去在经济发展、国际收支以及汇率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
绪方四十郎：上世纪70年代之前，我的国家的经济量比较小，在国际收支上基本处于逆差的状态。
要知道，作为一个国际收支逆差国家，与顺差国相比，经济上的管理相对容易。我们当时实行了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并且这个固定汇率政策连续保持22年之久。
这中间，我们使用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而有些时候也严格干预汇率价格。这些是日本在进A70年代之前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在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下管理国家经济。
但是进入70年代，我的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收支顺差国家。一开始，我们以为这种顺差的局面会是暂时的。但事实上，整个70年代及之后，只有1974年一年，因为石油危机出现特殊情况，其他年份里我们g都是贸易、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国。
逆差时的政策管理相对容易，因为国际收支的逆差，我们就会迅速行动，否则看起来我们就会丢失所有的东西。当人们发现正在损失金钱，都会感到紧张，应对性的政策行动就会很迅速。
但当日本变成顺差国家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去应付它。当时日本的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
结果是，当时所有本来可以应对收支顺差问题的办法都被耽误了。日本持续坚守固定汇率太长时间，导致后来我们被迫不得不重估货币，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重估。另外，我们对进口控制政策的调整也被严重耽误。
而且要知道，应对国际收支顺差是不容易的。一旦一个政策被延误，顺差就会继续扩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会累积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国内后来面临了很大的市场压力。
另外，不只是国内的市场压力，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压力，一直到后来美国等G5国家主导的“广场协议”的签订。
但是，事实上我们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整个日本国家的决策机制都反应太慢。
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不应该把眼睛只放在日本早期的成功经验，比如1945年到1970年代前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经验，而更需要谨慎研究日本晚近来的错误和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对国际收支顺差的增长问题反应太慢，没能针对它的风险在国家政策上及时有所行动。
并且，当时日本的固定汇率制度调整太慢，只是和顺差过高问题相关的教训的一个方面，另外的相关制度还包括对进口的限制、对国内购买和使用外汇的管制、对外支付的控制等。从各个方面可以应对顺差的政策调整上看，我们当时的反应都太慢了。
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我觉得很难过，至今想起，仍为此感到遗憾。
日本“没做到什么”?
《南风窗》：您能进一步解释当时政策是怎么被延误的吗?中国应该怎样从中吸取教训?
绪方四十郎：其实不只是日本，大概对任何一个顺差国，政策调整可能都比较容易被延迟。因为顺差让这个国家看起来钱越来越多，而且会助长人们的过度自信心理。根据人性的弱点，对顺差的反应和逆差相比的话，往往会被延误。
我对此觉得非常遗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本人就直接参与了当时各种政策的制定。我一生几乎都在日本中央银行工作，有30多年，最多的职责是负责银行处理对外的国际关系，尤其包括汇率等问题。
当然，我只是当时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事情并不由我一人决定，甚至当我的职位已经非常高，或者即便我的职位更高，比如成为央行行长，也许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远见和能力及早行动，避免日本经济后面的问题。
要知道，解决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风险，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不是靠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的力量可以完成的。当年，决策制定者群体的心理效应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不同的中央政府部门和我当时在央行的同事们在内。这一点是让人最感遗憾的。
中国已经度过了学习日本早期经验的阶段，即1945年到1970年间日本靠出口导向实现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建议，可以从我讲述的日本教训经过简单推理得出。
日本从前作为后起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学习过英、德等国的经验教训。而中国作为另一个后起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应该仔细研究日本曾经成功做过什么，更重要的是，日本曾经因为有什么事没有做到，而导致了后面的经济困局。
谈到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想因为国际收支高顺差和汇率的问题，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遇到了问题，特别是过度的资金流动性问题。并且，应对这种局面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当年处在类似阶段时，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政府也提出了要靠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当时过度的投资已经很严重，例如房地产、工厂等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
我们总结，当时日本出现了三种过度经济产能，包括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投放的金融信贷，以及还有过度(多)的工作。而过度的资金流动性是各种问题的最突出部分，并且它很轻易地就可以继续加剧上面那三种过度经济的问题。这都是日本70年代的真实经历。
当时国内又一种社会心理蔓延，认为日本的经济就是依靠出口，如果汇率升高，出口就会受打击，经济就会受打击，而且这种心理覆盖了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以至于很难劝说他们改变认识。结果，所有应对顺差问题的行动都延误了。
现在中国的社会心理情况，你们的读者 应该会更清楚。
并非一国的责任
《南风窗》：当今国与国的经济依存度日益增加，如果中国的顺差和经济不平衡问题具有世界性的背景，目前国际间是否可能携手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像某些美国鹰派政客一样不停挑衅，对中国的汇率改革起反作用。
绪方四十郎：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的阶段，各个经济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比如，中国是日本出口的主要地区，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走弱，会影响日本的经济，而且影响的不只是日本，还包括整个区域经济、世界经济。
撇开中国对顺差、汇率方面的政策调整非常迟缓不说，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喜欢说别人影响了他们，但是很少检查自己是怎样影响别人的。但是本质上，每个经济体受别人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像美国的经济影响中国，中国又影响美国和日本。日本国内也常常说日本经济被谁影响了但是日本同样影响别人，像和日本利率政策有关的“carry trade”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果乐观地看，也许目前全球经济有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像中国、日本、美国、欧盟，都应该从自己的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对中国、日本还有其它国家，尽管非常迅速的政策行动很难实现，但大家还是应该积极迅速对目前的局面采取应对。
考虑到日本的政治局面和体制问题，日本的行动、一贯都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立场来抱怨其它国家。但是我希望，其它国家能够学习日本的教训，不再重复延误的教训，立即行动。
如果说要求现在主要国家能够坐在一起，通过多边讨论进而解决国际经济和收支不平衡问题，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不幸的是，现在的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沾染了政治色彩，所以多边协商的途径很少。
但是，1980年代“广场协议”的情况，是在非常罕见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在当前不可能重新发生。而且，当时的G5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也远比现在更加团结。现在要形成这样的统一联盟，是不可能的。
不过，虽然“广场协议”对日本是一个带有遗憾色彩的回忆，但是日本，或者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在当时国内经济和外部压力交迫的情况下，都没法避免那一段历史。
我很感謝你提出的问题，它们都是非常关键的症结点。我来参加“亚洲金融论坛”前收到你的问题，在日本就思考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昨天晚上和一位管理中国出口项目方面的论坛嘉宾吃饭，我就对他先演练了对你的问题的回答。他认可了我的所有回答，认为很有道理。所以，我今天对你的回答就没有任何遮掩。
绪方四十郎过往亦曾担任过联合国财务顾问委员会主席、巴克莱银行及东京附属信托银行非执行董事、纽约交易所亚太顾问委员会及摩根大通国际委员会成员等。他亦著书多项，如《国际金融一体化：政策挑战》(1989)、《日元与日本中央银行》(1996)以及《光辉岁月》(2005)等。
2007年9月21日，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期间，本刊就中国国内普遍关注、但争议不断的日本经济模式转型、汇率改革经验教训等问题，对绪方四十郎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对高顺差的反应太慢
《南风窗》：请您根据亲身经历，谈谈日本过去在经济发展、国际收支以及汇率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
绪方四十郎：上世纪70年代之前，我的国家的经济量比较小，在国际收支上基本处于逆差的状态。
要知道，作为一个国际收支逆差国家，与顺差国相比，经济上的管理相对容易。我们当时实行了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并且这个固定汇率政策连续保持22年之久。
这中间，我们使用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而有些时候也严格干预汇率价格。这些是日本在进A70年代之前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在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下管理国家经济。
但是进入70年代，我的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收支顺差国家。一开始，我们以为这种顺差的局面会是暂时的。但事实上，整个70年代及之后，只有1974年一年，因为石油危机出现特殊情况，其他年份里我们g都是贸易、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国。
逆差时的政策管理相对容易，因为国际收支的逆差，我们就会迅速行动，否则看起来我们就会丢失所有的东西。当人们发现正在损失金钱，都会感到紧张，应对性的政策行动就会很迅速。
但当日本变成顺差国家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去应付它。当时日本的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
结果是，当时所有本来可以应对收支顺差问题的办法都被耽误了。日本持续坚守固定汇率太长时间，导致后来我们被迫不得不重估货币，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重估。另外，我们对进口控制政策的调整也被严重耽误。
而且要知道，应对国际收支顺差是不容易的。一旦一个政策被延误，顺差就会继续扩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会累积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国内后来面临了很大的市场压力。
另外，不只是国内的市场压力，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压力，一直到后来美国等G5国家主导的“广场协议”的签订。
但是，事实上我们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整个日本国家的决策机制都反应太慢。
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不应该把眼睛只放在日本早期的成功经验，比如1945年到1970年代前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经验，而更需要谨慎研究日本晚近来的错误和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对国际收支顺差的增长问题反应太慢，没能针对它的风险在国家政策上及时有所行动。
并且，当时日本的固定汇率制度调整太慢，只是和顺差过高问题相关的教训的一个方面，另外的相关制度还包括对进口的限制、对国内购买和使用外汇的管制、对外支付的控制等。从各个方面可以应对顺差的政策调整上看，我们当时的反应都太慢了。
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我觉得很难过，至今想起，仍为此感到遗憾。
日本“没做到什么”?
《南风窗》：您能进一步解释当时政策是怎么被延误的吗?中国应该怎样从中吸取教训?
绪方四十郎：其实不只是日本，大概对任何一个顺差国，政策调整可能都比较容易被延迟。因为顺差让这个国家看起来钱越来越多，而且会助长人们的过度自信心理。根据人性的弱点，对顺差的反应和逆差相比的话，往往会被延误。
我对此觉得非常遗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本人就直接参与了当时各种政策的制定。我一生几乎都在日本中央银行工作，有30多年，最多的职责是负责银行处理对外的国际关系，尤其包括汇率等问题。
当然，我只是当时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事情并不由我一人决定，甚至当我的职位已经非常高，或者即便我的职位更高，比如成为央行行长，也许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远见和能力及早行动，避免日本经济后面的问题。
要知道，解决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风险，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不是靠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的力量可以完成的。当年，决策制定者群体的心理效应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不同的中央政府部门和我当时在央行的同事们在内。这一点是让人最感遗憾的。
中国已经度过了学习日本早期经验的阶段，即1945年到1970年间日本靠出口导向实现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建议，可以从我讲述的日本教训经过简单推理得出。
日本从前作为后起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学习过英、德等国的经验教训。而中国作为另一个后起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应该仔细研究日本曾经成功做过什么，更重要的是，日本曾经因为有什么事没有做到，而导致了后面的经济困局。
谈到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想因为国际收支高顺差和汇率的问题，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遇到了问题，特别是过度的资金流动性问题。并且，应对这种局面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当年处在类似阶段时，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政府也提出了要靠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当时过度的投资已经很严重，例如房地产、工厂等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
我们总结，当时日本出现了三种过度经济产能，包括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投放的金融信贷，以及还有过度(多)的工作。而过度的资金流动性是各种问题的最突出部分，并且它很轻易地就可以继续加剧上面那三种过度经济的问题。这都是日本70年代的真实经历。
当时国内又一种社会心理蔓延，认为日本的经济就是依靠出口，如果汇率升高，出口就会受打击，经济就会受打击，而且这种心理覆盖了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以至于很难劝说他们改变认识。结果，所有应对顺差问题的行动都延误了。
现在中国的社会心理情况，你们的读者 应该会更清楚。
并非一国的责任
《南风窗》：当今国与国的经济依存度日益增加，如果中国的顺差和经济不平衡问题具有世界性的背景，目前国际间是否可能携手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像某些美国鹰派政客一样不停挑衅，对中国的汇率改革起反作用。
绪方四十郎：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的阶段，各个经济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比如，中国是日本出口的主要地区，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走弱，会影响日本的经济，而且影响的不只是日本，还包括整个区域经济、世界经济。
撇开中国对顺差、汇率方面的政策调整非常迟缓不说，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喜欢说别人影响了他们，但是很少检查自己是怎样影响别人的。但是本质上，每个经济体受别人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像美国的经济影响中国，中国又影响美国和日本。日本国内也常常说日本经济被谁影响了但是日本同样影响别人，像和日本利率政策有关的“carry trade”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果乐观地看，也许目前全球经济有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像中国、日本、美国、欧盟，都应该从自己的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对中国、日本还有其它国家，尽管非常迅速的政策行动很难实现，但大家还是应该积极迅速对目前的局面采取应对。
考虑到日本的政治局面和体制问题，日本的行动、一贯都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立场来抱怨其它国家。但是我希望，其它国家能够学习日本的教训，不再重复延误的教训，立即行动。
如果说要求现在主要国家能够坐在一起，通过多边讨论进而解决国际经济和收支不平衡问题，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不幸的是，现在的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沾染了政治色彩，所以多边协商的途径很少。
但是，1980年代“广场协议”的情况，是在非常罕见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在当前不可能重新发生。而且，当时的G5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也远比现在更加团结。现在要形成这样的统一联盟，是不可能的。
不过，虽然“广场协议”对日本是一个带有遗憾色彩的回忆，但是日本，或者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在当时国内经济和外部压力交迫的情况下，都没法避免那一段历史。
我很感謝你提出的问题，它们都是非常关键的症结点。我来参加“亚洲金融论坛”前收到你的问题，在日本就思考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昨天晚上和一位管理中国出口项目方面的论坛嘉宾吃饭，我就对他先演练了对你的问题的回答。他认可了我的所有回答，认为很有道理。所以，我今天对你的回答就没有任何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