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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作家毕淑敏的小说《花冠病毒》出版于2012年，是她经历了“非典”时期的救护一线考察之后的思考所得。小说指出，对于病毒，人类不应只有仇恨，而更应反思自身的狭隘，从而平等地对待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以生命整体观看待人与其他生灵之间的关系。病毒无法被彻底消灭，人与病毒终将并存，人应在对他者的敬畏、感恩中获得自我救赎之路。
关键词：病毒 瘟疫 人类 生命整体观
庚子年新春前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所有人切实地感受到了死神狰狞的面目。面对与日俱增的确诊病例，目睹了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与勇毅，亲历现场或蜗居在家，人们心中早已五味杂陈。病毒与人类的纠缠、交锋从未停歇，国人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2002—2003年的“非典”（SARS）了。最初，愤怒的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吃野味”的“败类”身上，但是，仅仅把反思的内容局限于个别表象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人类，更需要对自己的世界观展开深刻的追问。果子狸、蝙蝠、穿山甲……不论谁是病毒宿主，它们无疑都向人类释放出了复仇的愤怒。如果不可一世的人类自认为是“万物的灵长”而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不加反思、不懂得敬畏其他生灵，那么，如此惨烈的复仇或许还将一次次地上演。
这样的思考凝结在当代作家毕淑敏的小说《花冠病毒》中。这部小说是作家在经历了“非典”之后历经八年时间的思考才问世的。对于一位在瘟疫流行期间曾深入医院、殡仪馆等一线进行考察的作家来说，这部发表于2012年的小说凝聚了她对这场灾难的情感积淀及深思。今天，在又一次巨大的灾难迎面袭来之际，这样的反思依然能深入我们的骨髓。
有人指出，《花冠病毒》“神预言”了这次庚子年的灾难，甚至连病毒的名字都几乎一样。从类型到救治方法，从症状到死亡，两场病毒之间何其相似，然而出自发病根源的共性问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比如人类对动物的无情杀戮、对生命的漠视等。可以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人们常常习惯于忘却教训与悲伤，这使病毒一次次卷土重来在现实中成为可能。所以，写在危险邊缘的《花冠病毒》其实是对自然规律及历史的反思，而非神一样的预言，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与病毒将永远纠缠、共存于所有生物所在的这个整体之中。这话题虽沉重，却发人深省。
《花冠病毒》叙述的是发生在燕市的一场严重瘟疫：“一种来历不明的病原体强烈袭击燕市，初步命名为花冠病毒。主要症状是发烧、咳嗽、血痰、腹泻，全身各系统崩溃。”[1] 围绕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劫难，城市的领导者首先面临的是系列的决策，救治总指挥袁再春医生肩负着统筹各方力量、扭转时局的重任。此时，瘟疫大暴发，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对民众隐藏真实的死亡数字给其以坚持下去的勇气，还是毫不隐讳地向民众敞开发布信息？在袁再春的坚持下，指挥小组采取了前一种做法——隐瞒真实的死亡数字。袁再春并非逃避责任、投机取巧的庸人，相反，他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良医。他之所以采用这种策略，是出于他对稳定民心的重视。他说：“你以为我愿意说谎吗？当真实比谎言更有害的时候，我们只有选择说谎！”[2] 话虽如此，但袁再春还是背上了不可解脱的精神重担。
接踵而来的难题：没有特效药，如何抵御瘟疫？这一过程显然充满了艰难险阻。随着社会各界精英所组成的一线采访组的介入，每一个来自指挥小组的决策过程与细节均抽丝剥茧般展现出来。小说的主人公罗纬芝成了贯穿全书的线索，通过她的眼睛与亲身经历，将诸如数据统计、信息发布、尸体处置、药物研发、国家安全等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在漫长的抗“疫”过程中，小说既展现了领导层面的统筹协调，也讴歌了医护人员不顾生命安危的无私奉献；既刻画了部分唯利是图、道貌岸然的媒体记者，也凸显了默默无闻、不计个人得失的编外民间科研精英；既描绘了严重的疾病感染与紧张的救助，也穿插了温馨的亲情与浪漫的爱情。
此中自然是困难重重，巨大的压力首先压垮了袁再春，他因心脏破裂而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将生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向病毒言败的无声抗议。临终前，他对罗纬芝吐露心声，表达了自己对死亡所行使的主动权：“我喜欢拯救的感觉，那类乎上帝。我喜欢在处方笺的末尾处，用花体签上我的名字。那是对死神下的一张宣战书，表明我的意志和智慧。是的，在我漫长的医生生涯中，我常常失败，但我从来没有投降过，放弃过。如果我失去了这种权力，我不知道我将如何继续我的人生。所以，我要在这一切还没有被发现、没有被证实的时候，为自己下一张最后的处方。我对我自己行使权力，这很好。”[3]“我是这段历史的罪人。所有的事情，哪怕是最糟糕的事情，都是有逻辑的。只是我已不喜欢。”[4]他用自己的死，为这场战斗画上了一个惨烈的标记。
惨烈的对抗带来一场辛酸的生离死别。在感情的重创中，人们不免要问，是什么引起了病毒对人类的疯狂攻击？人类又该怎样走出这一困境？简而言之，在病毒攻击下的人类的救赎之路，这一哲学命题再次被提到人们眼前。而在本书中，作家试图开出的良方，显然不是某种医药学意义上的对症药物，而是一种基于生命平等这一基本理念之上的生命整体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和世界上的万物和平共处的心态，那么，就算这一次战胜了花冠病毒，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花样迭出的病毒来造访人类，最终人和病毒谁输谁赢，不得而知。”[5]
将所有的生灵置于整体之中，彼此尊重，这种视病毒为友人的观念，是毕淑敏超越古人的地方。关于瘟疫及其疗救，在中国的古代小说中，常呈现出这样的对立演进模式：瘟疫产生——良医施药——药到病除，围绕着正邪对抗的战斗，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免不了形成瘟疫——妖魔、良医或神仙——救世主、解药——驱魔这样的联想。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在前往西天取经路上的一系列遭遇妖魔——神仙搭救——降妖伏魔的故事，无不是对这一阅读期待的满足。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一种解读定势，即瘟疫的妖魔化与救星的神化之对立并存。然而，毕淑敏却来消解掉这样的心理定势，她向我们展现了指挥者心力交瘁至崩溃死亡的无力感、疾病研究及药物研发者献出生命的惨痛、病死者的尸骨无处安放的无奈与惊悚等。总之，不再有神通广大的救世主，对病毒的善恶评判也难以一语概之，更为重要的是，她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在生命整体中，不过是虚弱渺小的存在。 在小说中，罗纬芝及民间科学家李元阐述了生命整体观，这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元素理论的基础上的。李元指出：“世界万物是由为数不多的物质组合构成的，自然界赏赐给我们的元素一共只有92种，它们是构成世界的字母表。”[6] 而罗纬芝也渐渐放弃了原先与病毒对抗的想法，进入到“顺应”世界运行规律的境界：“人的个体，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缕轻烟。组成她生命的所有成分，都是早已存在于太空中的粉粒，不过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以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于是乎有了她渺小的生命。无论她何时消散化灰，都不是真正地消失，只是一种回归。重又峰回路转，融入无边无沿的宇宙，自由飘荡……猛烈地爆发把各种元素礼花般抛向太空，遇冷凝结，这就形成了行星。原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这么诞生的，而作为地球的无心插柳的附属物——人类，那更是下游末端的产品，本不在计划之内。地球原本是枯寂世界，经过长期演变，出现了水，出现了蛋白质，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生命。它们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种种元素的流浪和拼盘盛宴，千变万化镶嵌搭配，最终构成了精细的人体。每个人都是巨大宇宙空间的宁馨产儿，是星云的小小尾货产品，都是一堆元素的组合。”[7]
也就是说，世界万物究其根本，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元素组成，人也不例外。元素相互之间均衡的结构关系，形成了健康的人体。然而，一旦均衡被打破，缺少了某种元素，疾病将不约而至。因此，李元研究的出发点便在于维持人体元素的平衡，并在平衡的基础上“激发”出超级强大的个体免疫力。在病毒面前，人只能如此自救。
人的生存显示着元素的平衡状态，那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呢？罗纬芝同样通过这一整体观获得了对于死亡的超脱理解：“既然我们的基本组成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和畏缩的呢？原子是不灭的……当自己的这百十斤溃灭之后，那些原子（当然也包括病毒的原子）就会袅袅飘然而去，开始了新的一轮轮回。”[8] 可见，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元素组合的循环，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没有两样，彼此都是这个循环系统中微小的原子颗粒而已。病毒也不例外，它同样有着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病毒是微生物的一种，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它们才是地球上最早的主人。小说借民间科学家詹婉英之口指出：“花冠病毒并不是我们的仇人，它们也是世界的主人，资格比我们要老得多。我们只能说，人类不应该在不恰当的时间，在不恰当的地点，打扰了它们，遭遇了它们。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花冠病毒是无罪的……你能说这个地球到底是谁的？谁出现得早，谁就是主人吗？那么，病毒毫无疑问是在人类之先了。你要说谁是最高等的动物、谁最聪明这个世界就是谁的，那不就落入了人类沙文主义的窠臼吗？你要说只有人类该活着，谁妨碍了人类谁都应该灭绝，这恐怕霸道了。”[9] 这里所说的人类“打扰”了病毒，是指小说中人们对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开掘：一个环保组织，采集了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水，制作了一个冰地球模型，并将其置于城市的阳光下，通过冰地球的融化来让观众体验世界变暖所带来的灾变。然而，融化了的冰川水中，其实携带着本已休眠的病毒，它们因此而被唤醒、扩散、向人类发起攻击。“多少万年以前，地球上温暖的季风，将热带和温带海水送往地球最高远的山脉，这就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无数矿物质、浮游生物及各种動物尸体的尘埃，随季风和降雨、降雪来到这块世界上最高耸的土地。它们被深深冻结在洁白无瑕的冰川里，杀手沉睡。注意，沉睡并不是死亡。在数十万年之后，杀手仍然保持着生龙活虎的生命力”。[10] 所以，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地侵入了病毒所栖息的领地，才招致它们的报复。而从生命整体观的角度来说，既然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宇宙的一分子，那么要解救自己，一方面是不要冒犯其他物种，另一方面也只能依靠自身的救赎去达成目的，如强大的免疫力的激发、心怀感恩地互相帮助。在小说中，作家将能激发人体强大免疫力的元素指定为“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元素最终成为了解救人类的触媒，作者要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要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灾难，不能仅靠药物、先进的医疗手段等外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学会自救；而自救的前提，则是对宇宙万物平等地位的认知与维护。
这样的生命整体观看似建立在现代西方元素理论的基础上，但其内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顺应天道的理念一脉相承。从《周易》的“一生万物”到老庄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无不是对人与自然之平等和谐关系的阐发。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格外重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盲目发展，都曾给人类本应与之和谐共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违背了人类的初衷。面对人与自然环境冲突的挑战，审视自然造化万事万物的和谐，沉思人在其间的位置，于是激起了人们心底的呼唤，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和谐的追求：‘天——地——人’。”[11] 可以说，《花冠病毒》所提出的整体观，也是有其传统文化思想根基的。
将宇宙万物纳入思考的范畴，悲天悯人，这使其中的思索显得尤为大气。与曾从事医学工作的毕淑敏相仿，学过医并做过防疫工作的当代女作家池莉，也写过瘟疫题材的小说——发表于1997年的《霍乱之乱》。对比这两部作品，毕淑敏对于灾难及人类命运的思考，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前人之作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霍乱之乱》作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重在反映池莉对小人物的关怀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嘲讽。她从一群陷于庸常生活之中的防疫站医生的日常琐事开掘出去，围绕着突发的霍乱疫情，对陈旧落后的医学教育体系、公共防疫体系、官僚主义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霍乱疫情给防疫站带来了新的设备、充足的补给，尤为重要的是，小人物们纷纷获得了被尊重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然而，一切都是暂时的，如果社会的价值导向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那么一旦疫情过去，人们依然会再次深陷于生活的鸡零狗碎中：“因为严格的保密，事后便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别说臭塘乙村村民对我们的误解了，就连在疫情中出现过的领导也再没有来到我们防疫站。没有张灯结彩的表彰和大大的奖状。新闻媒体没有一点动静。”[12] 在这部小说中，瘟疫本身是什么、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均不是作家要讨论的关键，池莉当时关注的是，在某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的社会地位、心态所发生的突变，以及突变背后所蕴藏的社会问题。
可见，同样是描写瘟疫的题材，不同的视角必将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张力。以抗“疫”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很多，思考各异，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则写出了自己对人类及其他物种生命的悲悯，指出人类的自救关键在于跳出一己狭隘而置身于生命整体之中。作者不无担忧地说道：“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是未知数……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的状况，最终能依靠的必有你的心灵能量。”[13] 关心及尊重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这理应成为现代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生命的整体观，也使这部小说站在了高且博大的人类关怀的基石之上，引人侧目、思索。
（作者单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注释：
[1][2][3][4][5][6][7][8][9][10] 毕淑敏：《花冠病毒》，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4、194、195、339、208—209、294—295、296、339、64页。
[11] 戚珩、丹宇：《景观建筑学、生态建筑学与风水理论辨析》，王其亨等著：《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12] 池莉：《霍乱之乱》，《池莉近作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13] 毕淑敏：《花冠病毒·自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关键词：病毒 瘟疫 人类 生命整体观
庚子年新春前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所有人切实地感受到了死神狰狞的面目。面对与日俱增的确诊病例，目睹了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与勇毅，亲历现场或蜗居在家，人们心中早已五味杂陈。病毒与人类的纠缠、交锋从未停歇，国人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2002—2003年的“非典”（SARS）了。最初，愤怒的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吃野味”的“败类”身上，但是，仅仅把反思的内容局限于个别表象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人类，更需要对自己的世界观展开深刻的追问。果子狸、蝙蝠、穿山甲……不论谁是病毒宿主，它们无疑都向人类释放出了复仇的愤怒。如果不可一世的人类自认为是“万物的灵长”而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不加反思、不懂得敬畏其他生灵，那么，如此惨烈的复仇或许还将一次次地上演。
这样的思考凝结在当代作家毕淑敏的小说《花冠病毒》中。这部小说是作家在经历了“非典”之后历经八年时间的思考才问世的。对于一位在瘟疫流行期间曾深入医院、殡仪馆等一线进行考察的作家来说，这部发表于2012年的小说凝聚了她对这场灾难的情感积淀及深思。今天，在又一次巨大的灾难迎面袭来之际，这样的反思依然能深入我们的骨髓。
有人指出，《花冠病毒》“神预言”了这次庚子年的灾难，甚至连病毒的名字都几乎一样。从类型到救治方法，从症状到死亡，两场病毒之间何其相似，然而出自发病根源的共性问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比如人类对动物的无情杀戮、对生命的漠视等。可以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人们常常习惯于忘却教训与悲伤，这使病毒一次次卷土重来在现实中成为可能。所以，写在危险邊缘的《花冠病毒》其实是对自然规律及历史的反思，而非神一样的预言，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与病毒将永远纠缠、共存于所有生物所在的这个整体之中。这话题虽沉重，却发人深省。
《花冠病毒》叙述的是发生在燕市的一场严重瘟疫：“一种来历不明的病原体强烈袭击燕市，初步命名为花冠病毒。主要症状是发烧、咳嗽、血痰、腹泻，全身各系统崩溃。”[1] 围绕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劫难，城市的领导者首先面临的是系列的决策，救治总指挥袁再春医生肩负着统筹各方力量、扭转时局的重任。此时，瘟疫大暴发，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对民众隐藏真实的死亡数字给其以坚持下去的勇气，还是毫不隐讳地向民众敞开发布信息？在袁再春的坚持下，指挥小组采取了前一种做法——隐瞒真实的死亡数字。袁再春并非逃避责任、投机取巧的庸人，相反，他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良医。他之所以采用这种策略，是出于他对稳定民心的重视。他说：“你以为我愿意说谎吗？当真实比谎言更有害的时候，我们只有选择说谎！”[2] 话虽如此，但袁再春还是背上了不可解脱的精神重担。
接踵而来的难题：没有特效药，如何抵御瘟疫？这一过程显然充满了艰难险阻。随着社会各界精英所组成的一线采访组的介入，每一个来自指挥小组的决策过程与细节均抽丝剥茧般展现出来。小说的主人公罗纬芝成了贯穿全书的线索，通过她的眼睛与亲身经历，将诸如数据统计、信息发布、尸体处置、药物研发、国家安全等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在漫长的抗“疫”过程中，小说既展现了领导层面的统筹协调，也讴歌了医护人员不顾生命安危的无私奉献；既刻画了部分唯利是图、道貌岸然的媒体记者，也凸显了默默无闻、不计个人得失的编外民间科研精英；既描绘了严重的疾病感染与紧张的救助，也穿插了温馨的亲情与浪漫的爱情。
此中自然是困难重重，巨大的压力首先压垮了袁再春，他因心脏破裂而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将生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向病毒言败的无声抗议。临终前，他对罗纬芝吐露心声，表达了自己对死亡所行使的主动权：“我喜欢拯救的感觉，那类乎上帝。我喜欢在处方笺的末尾处，用花体签上我的名字。那是对死神下的一张宣战书，表明我的意志和智慧。是的，在我漫长的医生生涯中，我常常失败，但我从来没有投降过，放弃过。如果我失去了这种权力，我不知道我将如何继续我的人生。所以，我要在这一切还没有被发现、没有被证实的时候，为自己下一张最后的处方。我对我自己行使权力，这很好。”[3]“我是这段历史的罪人。所有的事情，哪怕是最糟糕的事情，都是有逻辑的。只是我已不喜欢。”[4]他用自己的死，为这场战斗画上了一个惨烈的标记。
惨烈的对抗带来一场辛酸的生离死别。在感情的重创中，人们不免要问，是什么引起了病毒对人类的疯狂攻击？人类又该怎样走出这一困境？简而言之，在病毒攻击下的人类的救赎之路，这一哲学命题再次被提到人们眼前。而在本书中，作家试图开出的良方，显然不是某种医药学意义上的对症药物，而是一种基于生命平等这一基本理念之上的生命整体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和世界上的万物和平共处的心态，那么，就算这一次战胜了花冠病毒，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花样迭出的病毒来造访人类，最终人和病毒谁输谁赢，不得而知。”[5]
将所有的生灵置于整体之中，彼此尊重，这种视病毒为友人的观念，是毕淑敏超越古人的地方。关于瘟疫及其疗救，在中国的古代小说中，常呈现出这样的对立演进模式：瘟疫产生——良医施药——药到病除，围绕着正邪对抗的战斗，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免不了形成瘟疫——妖魔、良医或神仙——救世主、解药——驱魔这样的联想。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在前往西天取经路上的一系列遭遇妖魔——神仙搭救——降妖伏魔的故事，无不是对这一阅读期待的满足。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一种解读定势，即瘟疫的妖魔化与救星的神化之对立并存。然而，毕淑敏却来消解掉这样的心理定势，她向我们展现了指挥者心力交瘁至崩溃死亡的无力感、疾病研究及药物研发者献出生命的惨痛、病死者的尸骨无处安放的无奈与惊悚等。总之，不再有神通广大的救世主，对病毒的善恶评判也难以一语概之，更为重要的是，她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在生命整体中，不过是虚弱渺小的存在。 在小说中，罗纬芝及民间科学家李元阐述了生命整体观，这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元素理论的基础上的。李元指出：“世界万物是由为数不多的物质组合构成的，自然界赏赐给我们的元素一共只有92种，它们是构成世界的字母表。”[6] 而罗纬芝也渐渐放弃了原先与病毒对抗的想法，进入到“顺应”世界运行规律的境界：“人的个体，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缕轻烟。组成她生命的所有成分，都是早已存在于太空中的粉粒，不过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以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于是乎有了她渺小的生命。无论她何时消散化灰，都不是真正地消失，只是一种回归。重又峰回路转，融入无边无沿的宇宙，自由飘荡……猛烈地爆发把各种元素礼花般抛向太空，遇冷凝结，这就形成了行星。原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这么诞生的，而作为地球的无心插柳的附属物——人类，那更是下游末端的产品，本不在计划之内。地球原本是枯寂世界，经过长期演变，出现了水，出现了蛋白质，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生命。它们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种种元素的流浪和拼盘盛宴，千变万化镶嵌搭配，最终构成了精细的人体。每个人都是巨大宇宙空间的宁馨产儿，是星云的小小尾货产品，都是一堆元素的组合。”[7]
也就是说，世界万物究其根本，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元素组成，人也不例外。元素相互之间均衡的结构关系，形成了健康的人体。然而，一旦均衡被打破，缺少了某种元素，疾病将不约而至。因此，李元研究的出发点便在于维持人体元素的平衡，并在平衡的基础上“激发”出超级强大的个体免疫力。在病毒面前，人只能如此自救。
人的生存显示着元素的平衡状态，那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呢？罗纬芝同样通过这一整体观获得了对于死亡的超脱理解：“既然我们的基本组成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和畏缩的呢？原子是不灭的……当自己的这百十斤溃灭之后，那些原子（当然也包括病毒的原子）就会袅袅飘然而去，开始了新的一轮轮回。”[8] 可见，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元素组合的循环，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没有两样，彼此都是这个循环系统中微小的原子颗粒而已。病毒也不例外，它同样有着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病毒是微生物的一种，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它们才是地球上最早的主人。小说借民间科学家詹婉英之口指出：“花冠病毒并不是我们的仇人，它们也是世界的主人，资格比我们要老得多。我们只能说，人类不应该在不恰当的时间，在不恰当的地点，打扰了它们，遭遇了它们。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花冠病毒是无罪的……你能说这个地球到底是谁的？谁出现得早，谁就是主人吗？那么，病毒毫无疑问是在人类之先了。你要说谁是最高等的动物、谁最聪明这个世界就是谁的，那不就落入了人类沙文主义的窠臼吗？你要说只有人类该活着，谁妨碍了人类谁都应该灭绝，这恐怕霸道了。”[9] 这里所说的人类“打扰”了病毒，是指小说中人们对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开掘：一个环保组织，采集了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水，制作了一个冰地球模型，并将其置于城市的阳光下，通过冰地球的融化来让观众体验世界变暖所带来的灾变。然而，融化了的冰川水中，其实携带着本已休眠的病毒，它们因此而被唤醒、扩散、向人类发起攻击。“多少万年以前，地球上温暖的季风，将热带和温带海水送往地球最高远的山脉，这就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无数矿物质、浮游生物及各种動物尸体的尘埃，随季风和降雨、降雪来到这块世界上最高耸的土地。它们被深深冻结在洁白无瑕的冰川里，杀手沉睡。注意，沉睡并不是死亡。在数十万年之后，杀手仍然保持着生龙活虎的生命力”。[10] 所以，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地侵入了病毒所栖息的领地，才招致它们的报复。而从生命整体观的角度来说，既然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宇宙的一分子，那么要解救自己，一方面是不要冒犯其他物种，另一方面也只能依靠自身的救赎去达成目的，如强大的免疫力的激发、心怀感恩地互相帮助。在小说中，作家将能激发人体强大免疫力的元素指定为“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元素最终成为了解救人类的触媒，作者要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要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灾难，不能仅靠药物、先进的医疗手段等外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学会自救；而自救的前提，则是对宇宙万物平等地位的认知与维护。
这样的生命整体观看似建立在现代西方元素理论的基础上，但其内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顺应天道的理念一脉相承。从《周易》的“一生万物”到老庄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无不是对人与自然之平等和谐关系的阐发。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格外重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盲目发展，都曾给人类本应与之和谐共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违背了人类的初衷。面对人与自然环境冲突的挑战，审视自然造化万事万物的和谐，沉思人在其间的位置，于是激起了人们心底的呼唤，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和谐的追求：‘天——地——人’。”[11] 可以说，《花冠病毒》所提出的整体观，也是有其传统文化思想根基的。
将宇宙万物纳入思考的范畴，悲天悯人，这使其中的思索显得尤为大气。与曾从事医学工作的毕淑敏相仿，学过医并做过防疫工作的当代女作家池莉，也写过瘟疫题材的小说——发表于1997年的《霍乱之乱》。对比这两部作品，毕淑敏对于灾难及人类命运的思考，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前人之作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霍乱之乱》作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重在反映池莉对小人物的关怀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嘲讽。她从一群陷于庸常生活之中的防疫站医生的日常琐事开掘出去，围绕着突发的霍乱疫情，对陈旧落后的医学教育体系、公共防疫体系、官僚主义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霍乱疫情给防疫站带来了新的设备、充足的补给，尤为重要的是，小人物们纷纷获得了被尊重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然而，一切都是暂时的，如果社会的价值导向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那么一旦疫情过去，人们依然会再次深陷于生活的鸡零狗碎中：“因为严格的保密，事后便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别说臭塘乙村村民对我们的误解了，就连在疫情中出现过的领导也再没有来到我们防疫站。没有张灯结彩的表彰和大大的奖状。新闻媒体没有一点动静。”[12] 在这部小说中，瘟疫本身是什么、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均不是作家要讨论的关键，池莉当时关注的是，在某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的社会地位、心态所发生的突变，以及突变背后所蕴藏的社会问题。
可见，同样是描写瘟疫的题材，不同的视角必将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张力。以抗“疫”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很多，思考各异，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则写出了自己对人类及其他物种生命的悲悯，指出人类的自救关键在于跳出一己狭隘而置身于生命整体之中。作者不无担忧地说道：“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是未知数……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的状况，最终能依靠的必有你的心灵能量。”[13] 关心及尊重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这理应成为现代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生命的整体观，也使这部小说站在了高且博大的人类关怀的基石之上，引人侧目、思索。
（作者单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注释：
[1][2][3][4][5][6][7][8][9][10] 毕淑敏：《花冠病毒》，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4、194、195、339、208—209、294—295、296、339、64页。
[11] 戚珩、丹宇：《景观建筑学、生态建筑学与风水理论辨析》，王其亨等著：《风水理论研究》（第二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12] 池莉：《霍乱之乱》，《池莉近作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13] 毕淑敏：《花冠病毒·自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