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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文选》必然会遭遇一个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理论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才提出不久，此概念是否具备学理性以及它能够容纳何种实质性的文艺美学内涵，这些都还不清楚，现有的一些提法和大部分的界定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相对成型的界定也普遍存有很大争议。这个时候就想着编选一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文集，这可能吗？是不是太着急了？即便编选出来，很可能也只是些杂碎的短章，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文选”。
另外一个更难处理的是理论概念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由地理、经济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延伸而来的概念，未经时间考验，哪些作品可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当中也不确定。比如，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的大湾区各个城市作家作品能算入其中吗？如果不能算入，那么尚没有足够作品支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何以能够谈论理论？理论可以在作品诞生之前提出来再去召唤作品吗？还是依传统的理解，认为理论应该在作品出现之后再去总结提炼？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必然充满争议，甚至不可能有定论。
这些疑惑，指向的是这个“理论文选”的编选难度，但同时也意味着这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这部“理论文选”的选文方向。比如，我们该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怎样的理论内涵？它需要具备何种文艺美学特征？如果这部“理论文选”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我们的编选就有价值。这个“价值”并非说“理论文选”要为我们的疑惑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呈现这些问题本身，包括展示出围绕这些问题而来的争论。
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大文化内涵
如作家王威廉所言：“概念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一种凝视，一种照亮，可以让人重新看待乃至定义世界，在这个语境之中回望，就会有新的视角。”[1]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因为能为我们带來新的视角、能照亮新的问题，才显出特别的价值。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能意味着何种意义上的新视角？又能揭示出哪些新问题？界定这里面的“新”是我们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关键。比如，它和以往经常用的“岭南文学”有何区别？包括古远清、凌逾等学者提到的、20世纪曾使用的“省港澳”概念。为何不继续用“岭南文学”“省港澳”来指称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一定要凑上经济规划区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吗？如果仅仅从地理上去界定一个区域的文学，“岭南文学”等一些提法似乎也可以继续沿用到“粤港澳大湾区”来。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文学”式的区域文学概念，更是一个融合了新时代社会价值需求和经济发展规划内涵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大文化”概念，它朝向的是新时代大湾区文化建设。如此，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首先要考虑的是“地缘政治经济学”内涵上的文化建设问题，后者内在地要求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理解要超越一个狭义的文学理论界定，它更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学名词，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政治学和文化经济学视域。
如何理解一个作为文化学概念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需要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整体认知。对此，蒋述卓、李石的文章有很好的概括：
“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有着多方面含义。从政治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远景规划和城市建设措施的落实，都是在“一国两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构架内被提出来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对于维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经济角度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核心区域。一方面，大湾区通过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几个核心城市之间在金融、交通、物流、科技、资本、贸易、旅游、文化等全方位的资源集聚和产业互动，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界融合与协作，促进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为范本，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融合粤港澳三地的资源，使之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粤港澳地区受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熏陶，不仅在地理上紧密相连，在文化上也是同根同源。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规划的提出，必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文化融合与发展。[2]
政治层面具有“维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经济层面是金融、交通、科技、资本、贸易、旅游、文化等全方位的“资源集聚”和“产业互动”，文化层面是传统岭南文化、沿海海洋文化、现代城市文化的融合发展，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题中之义。从国务院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也可以看到相关表述，比如其“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3] 这个“前言”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所意味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有着很明确的说明。文学事业作为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要借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延伸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自然也不该脱离这一“前言”所明确的基本宗旨。《规划纲要》第八章第二节“共建人文湾区”更直接涉及文学、文化方面的发展规划：
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 ……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发挥大湾区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等综合优势，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支持广州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支持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支持澳门发挥东西方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共存的特色，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鼓励香港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
《规划纲要》中的这些文化相关表述，是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基本前提。这些内容虽是文化政治、文化经济层面的说法，但同样可以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宗旨性内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不只是“岭南文学”的另一种说法，更是新时代、新历史背景下带有新内涵、新目标的新概念。所谓“新内涵”，即“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包含着广州为代表的传统岭南文化意义上的岭南文学，更容纳着粤港澳及其他城市的文学文化，如中山、江门、澳门、香港、深圳、佛山等城市的海洋文化、华侨华人文化、改革创新文化、移民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表现。它更强调的是发掘和尊重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而不局限于发展地域性的、传统味道更浓郁的“岭南地方文化”。所谓“新目标”，也即这个新提法有它的内在的价值需求和创造方向，比如“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提升居民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文化互鉴”等，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新概念应有的目标内涵。当然，“文学”有它的专业独特性，它完成以上“目标”的途径、方式等与其他领域不太相同，怎样才算完成目标并没有一些直观的、可量化的标准模式。文学往往是借助其感染力，从精神层面实现人心意义上的号召力、影响力，是借助其所蕴藏的思想力量实现文化融合和传承民族文化，是通过其所携带的情感力量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自信。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新概念所意味着的文化政治、文化经济内涵，学界并没有忽略。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化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有很多学者谈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普遍愿意将其提升到“文化共同体”层面来探讨，进而关联起文化政治和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相关问题。如此或可表明，若要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文化内涵，即是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如何着力于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为此，“文选”第一辑就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为问题核心，专门收录学者们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成果。比如，蒋述卓、李石《文化共同体与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生态》一文强调大湾区流行文艺的发展“应立足于多元文化生态及其商业基础，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当代流行文艺创作，不断推进民族国家意识与市民文化、主流价值观与流行文艺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5]。还如，赵皙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中“中华文化基因”问题[6];温朝霞的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华文化认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中华文化认同对于推动大湾区文化融合发展、加强港澳地区人民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归属感、促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 黄玉蓉、曾超、杨竞业、杨维真等则从文化共同体视角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合作、文化融合问题，在参考世界其他湾区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的条件基础、方法路径和意义目标，也思考这一融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此外，刘介民、刘小晨等学者的文章更为直接地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文化内涵”：“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核心和灵魂是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和纽带。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和媒介，配合‘一带一路’，开展与国内外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将结合珠江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近代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新旧时期的移民文化來开展交流与合作。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将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命题和国家战略。推进和保障大湾区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应有的贡献。”[8]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把握一个大文化意义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着重要启发。
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地域性、
民族性与世界性
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上升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高度，才能理解到一个全新的、区别于“岭南文学”等传统概念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内涵。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而言，这个目标的背后，潜伏着何种文化作为主导性文化等一系列需要厘清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都强调了“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位。比如，张磊在强调“优秀的中华文化，无疑是人文湾区的主旋律”之后，更指出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中的关键性：“毫无疑问，岭南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在大湾区建设的文化支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9] 当然，张磊以及多数学者所论及的“岭南文化”并不特指广府等地区的传统文化，而是容纳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区域的广义的岭南文化。而且，“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体系的一大板块，以它为基础，就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张磊说：“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颇具优长特色的组成部分，形成于悠长的历史进程，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充分汲取了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海洋文化的早发滋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千年商都的地位，更使岭南文化具有了独特的新内涵。”[10] 作为地域文化的岭南文化，它其实融合着多方面的中华文化因子，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局部的地方性文化名称，更是一个以岭南地理区域为基点、经历了历史发展变迁、融汇了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的全新概念，它兼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这也先在地决定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必然会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品质。 强调“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合理性、现实共通性，或许有一种为概念寻找注脚的嫌疑，但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文学史前提和文学现状基础，更多时候还是指向“未来性”问题。今天要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需要去寻绎大湾区文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未来面貌。
目前而言，多数学者看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主要还是对它的未来充满希望。比如，谢有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历史前瞻性，相信它是“一个未来主义的概念”，重在推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地理概念。为什么要把它变成文学概念呢？这说明在技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外，我们必须假定有一个文学空间、审美空间和艺术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提法，就是开创这种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开创想象的空间，这是超越了物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29] 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开创新的想象空间、文学空间，有新的开创，就会有全新的未来。程刚也从“空间”视角说明“大湾区写作”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文学”[30]。“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块独特的地理空间，如今已是超级大城市空间，它完全可以生成新的“空间文学”。比如大湾区这些科技含量极高的新城市，带来了与以往城市生活现实完全不同的科技新现实，这会塑造出全新的城市文学。对此，陈培浩就说：“在我看来，打造‘大湾区文学’，不能忽视其面向未来的维度。所谓面向未来和可能，是指对‘大湾区’的界定，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大湾区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是最具高新科技含量的城市群。所以，大湾区贡献的城市文学经验，不是传统的城市文学经验，而是一种带着未来性的新城市经验。”[31] 新城市经验，指向的是未来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大湾区城市文学。这些可能性，可以表现在文学主题、文学风格上，也可以表现为新的文学体裁、文学样式，甚至是新的产业形态。比如，蒋述卓提到的网络文学和其他新媒体文学样式：“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都应该创新，大湾区的网络文学、都市文学都应该领先。网络文学是和科技相关的，还有绘本、动漫，这首先是在文学样式上的，其实我们已经领先了。大灣区就应该在视觉文化、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创造出更多新的文学样式。”[32] 还如杨庆祥指出大湾区文学未来感的同时，也强调文字书写形态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同步发展：“大湾区是一个带有强烈未来感的空间，这种未来感与新科技、新思维密切相关，因此是否可以有一种大湾区的未来文学，该未来文学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字书写的形态，而是在文字书写形态上塑造出大湾区的工业体系或者文化工业带，带动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同时还有整个文化产业，整个文化产业可能是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33] 作为一个以城市、科技和创新为驱动的大湾区，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也应该对新城市、新技术和新生活有感觉，并以新的面貌、新的思想来推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创新变革。同时，大湾区作为城市群，也需要有打造世界级创新城市、文化城市的动力，以全新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型文化经济思维，促进文学创新的基础上，发掘、锻造原创性“IP”，完善文化创意产业链，全方位推进文学、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发展，实现多个领域力量的相互补益和合力共生，这是当前和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开拓方向。
对“未来性”的探讨，可以把我们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所有思考汇总。不管“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多少种内涵，也无论它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层面，或者说有哪些值得梳理和总结的文学史基础和文学存量，最终都要落实到如何推进当前大湾区文学的深度创新和全面发展。对当下文学发展的重视，才能生产一个理想的未来。未来不是靠憧憬就可以到来的，更核心的依然是回到当下，所以当代性和未来性是一体两面的问题。2019年，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陈晓明说“大湾区文学的提出是很有创造力、当代性的概念”[34]。这个“创造力”是和“当代性”关联在一起的，意味着今天生活在大湾区的作家和相关文学人士需要把握当前的大湾区城市现实，以一种立足大湾区、放眼全中国、通向全世界的创作取向和创新方向，用新的作品融汇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也以新的思想来贯通大湾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评论家王干说：“大湾区文学它可能成为新时代文学最好的试验田……希望大湾区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高地！”[35]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初衷，也是目标。希望《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文选》的编选和出版，可以回应这份初衷，并以“阶段性理论成果”的面目，召唤更多、更具创造力、离理想目标更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27] 王威廉：《大湾区与我们的文学写作》，《中国文化报》，2019年5月16日，http：//nepaper.ccdy.cn/html/2019-05/16/content_262026.htm。
[2] [5] 蒋述卓、李石：《文化共同体与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生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
[3]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8/c_1124131474.htm。
[6] [13] 赵皙：《识别与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文艺报》，2020年12月18日，http：//wyb.chinawriter.com.cn/Pad/content/202012/18/content57855.html。
[7] 温朝霞：《论中华文化认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探求》，2019年，第1期。 [8] 刘介民、刘小晨：《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文化内涵》，《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9] [10] 张磊：《奏响中华文化的协奏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岭南文化》，《岭南文史》，2019年，第2期。
[11] [31] 陈培浩：《寻找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花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特刊。
[12] 王晓华：《差异、多元共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14] [15] [16] 凌逾：《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17] [18] 蒋述卓、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共时呈现》，《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19] [29] 谢有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9-05/29/nw.D110000gmrb_20190529_2-14.htm。
[20] [22] 張衡：《海洋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9日，http：//sscp.cssn.cn/xkpd/wx_20167/202011/t20201109_5212868.html。
[21] 熊育群：《当文学遇到大湾区》，《文学报》，2019年1月31日，http：//wxb.whb.cn/html/2019-01/31/content_751703.html。
[23] [24] [25] [26] 杨丹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与“新文学”的经典化》，《粤海风》，2020年，第6期。
[28] 陈崇正：《大湾区文化的新南方思维》，《中国文化报》，2019年6月13日，http：//nepaper.ccdy.cn/html/2019-06/13/content_263718.htm。
[30] 程刚：《绘制“大湾区写作”发展新图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9日，http：//ex.cssn.cn/wx/wx_bwyc/201907/t20190729_4945157.shtml。
[32] 吴小攀，郑晓欣：《创造一种大湾区文学新样式——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蒋述卓专访》，《羊城晚报》，2019年8月4日，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9-08/04/content_34152_170623.htm。
[33] [34] [35] 陈桥生，吴小攀：《再造一座文学上的“港珠澳大桥”》，《羊城晚报》，2019年7月14日，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9-07/14/content_8269_53290.htm。
另外一个更难处理的是理论概念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由地理、经济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延伸而来的概念，未经时间考验，哪些作品可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当中也不确定。比如，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的大湾区各个城市作家作品能算入其中吗？如果不能算入，那么尚没有足够作品支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何以能够谈论理论？理论可以在作品诞生之前提出来再去召唤作品吗？还是依传统的理解，认为理论应该在作品出现之后再去总结提炼？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必然充满争议，甚至不可能有定论。
这些疑惑，指向的是这个“理论文选”的编选难度，但同时也意味着这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这部“理论文选”的选文方向。比如，我们该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怎样的理论内涵？它需要具备何种文艺美学特征？如果这部“理论文选”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我们的编选就有价值。这个“价值”并非说“理论文选”要为我们的疑惑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呈现这些问题本身，包括展示出围绕这些问题而来的争论。
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大文化内涵
如作家王威廉所言：“概念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一种凝视，一种照亮，可以让人重新看待乃至定义世界，在这个语境之中回望，就会有新的视角。”[1]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因为能为我们带來新的视角、能照亮新的问题，才显出特别的价值。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能意味着何种意义上的新视角？又能揭示出哪些新问题？界定这里面的“新”是我们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关键。比如，它和以往经常用的“岭南文学”有何区别？包括古远清、凌逾等学者提到的、20世纪曾使用的“省港澳”概念。为何不继续用“岭南文学”“省港澳”来指称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一定要凑上经济规划区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吗？如果仅仅从地理上去界定一个区域的文学，“岭南文学”等一些提法似乎也可以继续沿用到“粤港澳大湾区”来。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文学”式的区域文学概念，更是一个融合了新时代社会价值需求和经济发展规划内涵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大文化”概念，它朝向的是新时代大湾区文化建设。如此，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首先要考虑的是“地缘政治经济学”内涵上的文化建设问题，后者内在地要求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理解要超越一个狭义的文学理论界定，它更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学名词，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政治学和文化经济学视域。
如何理解一个作为文化学概念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需要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整体认知。对此，蒋述卓、李石的文章有很好的概括：
“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有着多方面含义。从政治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远景规划和城市建设措施的落实，都是在“一国两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构架内被提出来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对于维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经济角度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核心区域。一方面，大湾区通过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几个核心城市之间在金融、交通、物流、科技、资本、贸易、旅游、文化等全方位的资源集聚和产业互动，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界融合与协作，促进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为范本，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融合粤港澳三地的资源，使之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粤港澳地区受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熏陶，不仅在地理上紧密相连，在文化上也是同根同源。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规划的提出，必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文化融合与发展。[2]
政治层面具有“维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经济层面是金融、交通、科技、资本、贸易、旅游、文化等全方位的“资源集聚”和“产业互动”，文化层面是传统岭南文化、沿海海洋文化、现代城市文化的融合发展，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题中之义。从国务院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也可以看到相关表述，比如其“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3] 这个“前言”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所意味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有着很明确的说明。文学事业作为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要借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延伸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自然也不该脱离这一“前言”所明确的基本宗旨。《规划纲要》第八章第二节“共建人文湾区”更直接涉及文学、文化方面的发展规划：
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 ……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发挥大湾区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等综合优势，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支持广州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支持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支持澳门发挥东西方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共存的特色，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鼓励香港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
《规划纲要》中的这些文化相关表述，是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基本前提。这些内容虽是文化政治、文化经济层面的说法，但同样可以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宗旨性内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不只是“岭南文学”的另一种说法，更是新时代、新历史背景下带有新内涵、新目标的新概念。所谓“新内涵”，即“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包含着广州为代表的传统岭南文化意义上的岭南文学，更容纳着粤港澳及其他城市的文学文化，如中山、江门、澳门、香港、深圳、佛山等城市的海洋文化、华侨华人文化、改革创新文化、移民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表现。它更强调的是发掘和尊重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而不局限于发展地域性的、传统味道更浓郁的“岭南地方文化”。所谓“新目标”，也即这个新提法有它的内在的价值需求和创造方向，比如“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提升居民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文化互鉴”等，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新概念应有的目标内涵。当然，“文学”有它的专业独特性，它完成以上“目标”的途径、方式等与其他领域不太相同，怎样才算完成目标并没有一些直观的、可量化的标准模式。文学往往是借助其感染力，从精神层面实现人心意义上的号召力、影响力，是借助其所蕴藏的思想力量实现文化融合和传承民族文化，是通过其所携带的情感力量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自信。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新概念所意味着的文化政治、文化经济内涵，学界并没有忽略。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化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有很多学者谈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普遍愿意将其提升到“文化共同体”层面来探讨，进而关联起文化政治和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相关问题。如此或可表明，若要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文化内涵，即是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如何着力于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为此，“文选”第一辑就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为问题核心，专门收录学者们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成果。比如，蒋述卓、李石《文化共同体与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生态》一文强调大湾区流行文艺的发展“应立足于多元文化生态及其商业基础，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当代流行文艺创作，不断推进民族国家意识与市民文化、主流价值观与流行文艺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5]。还如，赵皙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中“中华文化基因”问题[6];温朝霞的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华文化认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中华文化认同对于推动大湾区文化融合发展、加强港澳地区人民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归属感、促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 黄玉蓉、曾超、杨竞业、杨维真等则从文化共同体视角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合作、文化融合问题，在参考世界其他湾区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的条件基础、方法路径和意义目标，也思考这一融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此外，刘介民、刘小晨等学者的文章更为直接地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文化内涵”：“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核心和灵魂是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和纽带。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和媒介，配合‘一带一路’，开展与国内外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将结合珠江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近代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新旧时期的移民文化來开展交流与合作。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将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命题和国家战略。推进和保障大湾区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应有的贡献。”[8]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把握一个大文化意义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着重要启发。
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地域性、
民族性与世界性
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上升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高度，才能理解到一个全新的、区别于“岭南文学”等传统概念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内涵。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而言，这个目标的背后，潜伏着何种文化作为主导性文化等一系列需要厘清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都强调了“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位。比如，张磊在强调“优秀的中华文化，无疑是人文湾区的主旋律”之后，更指出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中的关键性：“毫无疑问，岭南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在大湾区建设的文化支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9] 当然，张磊以及多数学者所论及的“岭南文化”并不特指广府等地区的传统文化，而是容纳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区域的广义的岭南文化。而且，“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体系的一大板块，以它为基础，就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张磊说：“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颇具优长特色的组成部分，形成于悠长的历史进程，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充分汲取了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海洋文化的早发滋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千年商都的地位，更使岭南文化具有了独特的新内涵。”[10] 作为地域文化的岭南文化，它其实融合着多方面的中华文化因子，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局部的地方性文化名称，更是一个以岭南地理区域为基点、经历了历史发展变迁、融汇了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的全新概念，它兼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这也先在地决定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必然会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品质。 强调“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合理性、现实共通性，或许有一种为概念寻找注脚的嫌疑，但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文学史前提和文学现状基础，更多时候还是指向“未来性”问题。今天要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需要去寻绎大湾区文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未来面貌。
目前而言，多数学者看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主要还是对它的未来充满希望。比如，谢有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历史前瞻性，相信它是“一个未来主义的概念”，重在推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地理概念。为什么要把它变成文学概念呢？这说明在技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外，我们必须假定有一个文学空间、审美空间和艺术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提法，就是开创这种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开创想象的空间，这是超越了物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29] 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开创新的想象空间、文学空间，有新的开创，就会有全新的未来。程刚也从“空间”视角说明“大湾区写作”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文学”[30]。“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块独特的地理空间，如今已是超级大城市空间，它完全可以生成新的“空间文学”。比如大湾区这些科技含量极高的新城市，带来了与以往城市生活现实完全不同的科技新现实，这会塑造出全新的城市文学。对此，陈培浩就说：“在我看来，打造‘大湾区文学’，不能忽视其面向未来的维度。所谓面向未来和可能，是指对‘大湾区’的界定，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大湾区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是最具高新科技含量的城市群。所以，大湾区贡献的城市文学经验，不是传统的城市文学经验，而是一种带着未来性的新城市经验。”[31] 新城市经验，指向的是未来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大湾区城市文学。这些可能性，可以表现在文学主题、文学风格上，也可以表现为新的文学体裁、文学样式，甚至是新的产业形态。比如，蒋述卓提到的网络文学和其他新媒体文学样式：“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都应该创新，大湾区的网络文学、都市文学都应该领先。网络文学是和科技相关的，还有绘本、动漫，这首先是在文学样式上的，其实我们已经领先了。大灣区就应该在视觉文化、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创造出更多新的文学样式。”[32] 还如杨庆祥指出大湾区文学未来感的同时，也强调文字书写形态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同步发展：“大湾区是一个带有强烈未来感的空间，这种未来感与新科技、新思维密切相关，因此是否可以有一种大湾区的未来文学，该未来文学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字书写的形态，而是在文字书写形态上塑造出大湾区的工业体系或者文化工业带，带动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同时还有整个文化产业，整个文化产业可能是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33] 作为一个以城市、科技和创新为驱动的大湾区，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也应该对新城市、新技术和新生活有感觉，并以新的面貌、新的思想来推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创新变革。同时，大湾区作为城市群，也需要有打造世界级创新城市、文化城市的动力，以全新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型文化经济思维，促进文学创新的基础上，发掘、锻造原创性“IP”，完善文化创意产业链，全方位推进文学、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发展，实现多个领域力量的相互补益和合力共生，这是当前和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开拓方向。
对“未来性”的探讨，可以把我们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所有思考汇总。不管“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多少种内涵，也无论它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层面，或者说有哪些值得梳理和总结的文学史基础和文学存量，最终都要落实到如何推进当前大湾区文学的深度创新和全面发展。对当下文学发展的重视，才能生产一个理想的未来。未来不是靠憧憬就可以到来的，更核心的依然是回到当下，所以当代性和未来性是一体两面的问题。2019年，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陈晓明说“大湾区文学的提出是很有创造力、当代性的概念”[34]。这个“创造力”是和“当代性”关联在一起的，意味着今天生活在大湾区的作家和相关文学人士需要把握当前的大湾区城市现实，以一种立足大湾区、放眼全中国、通向全世界的创作取向和创新方向，用新的作品融汇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也以新的思想来贯通大湾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评论家王干说：“大湾区文学它可能成为新时代文学最好的试验田……希望大湾区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高地！”[35]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初衷，也是目标。希望《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文选》的编选和出版，可以回应这份初衷，并以“阶段性理论成果”的面目，召唤更多、更具创造力、离理想目标更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27] 王威廉：《大湾区与我们的文学写作》，《中国文化报》，2019年5月16日，http：//nepaper.ccdy.cn/html/2019-05/16/content_262026.htm。
[2] [5] 蒋述卓、李石：《文化共同体与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生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
[3]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8/c_1124131474.htm。
[6] [13] 赵皙：《识别与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文艺报》，2020年12月18日，http：//wyb.chinawriter.com.cn/Pad/content/202012/18/content57855.html。
[7] 温朝霞：《论中华文化认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探求》，2019年，第1期。 [8] 刘介民、刘小晨：《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文化内涵》，《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9] [10] 张磊：《奏响中华文化的协奏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岭南文化》，《岭南文史》，2019年，第2期。
[11] [31] 陈培浩：《寻找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花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特刊。
[12] 王晓华：《差异、多元共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14] [15] [16] 凌逾：《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17] [18] 蒋述卓、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共时呈现》，《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19] [29] 谢有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9-05/29/nw.D110000gmrb_20190529_2-14.htm。
[20] [22] 張衡：《海洋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9日，http：//sscp.cssn.cn/xkpd/wx_20167/202011/t20201109_5212868.html。
[21] 熊育群：《当文学遇到大湾区》，《文学报》，2019年1月31日，http：//wxb.whb.cn/html/2019-01/31/content_751703.html。
[23] [24] [25] [26] 杨丹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与“新文学”的经典化》，《粤海风》，2020年，第6期。
[28] 陈崇正：《大湾区文化的新南方思维》，《中国文化报》，2019年6月13日，http：//nepaper.ccdy.cn/html/2019-06/13/content_263718.htm。
[30] 程刚：《绘制“大湾区写作”发展新图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9日，http：//ex.cssn.cn/wx/wx_bwyc/201907/t20190729_4945157.shtml。
[32] 吴小攀，郑晓欣：《创造一种大湾区文学新样式——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蒋述卓专访》，《羊城晚报》，2019年8月4日，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9-08/04/content_34152_170623.htm。
[33] [34] [35] 陈桥生，吴小攀：《再造一座文学上的“港珠澳大桥”》，《羊城晚报》，2019年7月14日，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9-07/14/content_8269_532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