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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底到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成为全球新闻。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中国或东亚的问题，并没认识到病毒无疆界。1月23日，我在瑞士达沃斯参加报道2020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主办方突然临时加了一场半小时的新冠病毒发布会，邀请原白宫医学顾问哈奇特（Richard Hatchett）和牛津大学原医学教授法拉（Jeremy Farrar）等著名专家解读疫情，小会议室挤满了记者。当时武汉只有500多确疹病例和17名死亡病例，新加坡刚发现第一例。1月24日（农历年三十）论坛闭幕，我和几位国内媒体同行在当地聚餐，迎接中国新年。其中一位记者戴着口罩进入饭店，引起了不少顾客诧异的眼光。当时谁也想不到新冠病毒将彻底改变全世界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包括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而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话题，也成了我近7个月最主要的工作。
采访报道新常态
我最初关于疫情的报道主要是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和团体，包括很多华人团体，为支持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故事，充满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暖情谊。同时发现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虚假信息非常多，防不胜防。诸如屏住呼吸30秒自我检测之类的不实信息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很多信息让我这个复旦微生物专业毕业的人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学习这方面知识，对相关信息多方求证，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疾控中心（CDC）和医学卫生专家的文章，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开始跟踪很多这类组织和公共卫生专家的账号。此举很有收获，我不仅学习了解了新冠肺炎的最新科学和权威的信息，而且很多专家的文章和推文在写新闻报道和专栏时很有引用价值。通过社交媒体还可联系采访，可谓一举多得。
2月份以来我代表报社参加报道WHO新冠肺炎网上发布会（伦敦分社还有专门负责视频节目制作的同事跟踪）。这个最初每天举行的发布会后来改为每周三次，7月起又改为每周两次。几个月下来，发布会不仅帮助我了解很多专业知识，而且对世界各地疫情的发展有了全面的掌握。发布会一般下午5点多开始，等开完会写完稿，基本是晚上7点多，此时往往发现肚子确实有点饿了。这已成为过去几个月的新常态。说起这几个月网上见面最多的专家，那毫无疑问是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Mike Ryan）和新冠专家科霍夫（Maria Van Kerkhove）。无论向他们提问还是听他们介绍，我都有学到新东西、激发新思考的感觉。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意味着新闻工作确实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当疫情从2月下旬开始逐步在欧洲蔓延开之后，申根内部边境3月中旬开始关闭，我所在的比利时也执行严格的出行限制。作为记者，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规定，大幅度减少出行，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工作。国内各新闻单位对驻外记者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安全工作都有指示，世界各地很多新闻机构和行业协会也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正如有同行所言，安全第一，没有一个稿件是值得用生命去交换的。
3月3日，我在布鲁塞尔参加2020年爱德曼信任调查研讨会，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出席。这是我最后一个亲身到场的会议，也在会上质问了美国代表。后来想想有些后怕，因为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已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迅速蔓延，比利时当时已有13例，并且在传播扩散之中。
因为限行禁令，在此之后所有的会议都成为了网络会议，而Zoom会议视频系统可以说是我最常用的软件。在过去7个月，我通过电脑和手机参加Zoom会议100多次，其中一大半是WHO发布会。
虽然视频会议缺乏真正面对面的现场感，但也不乏优点，省去了路上的时间和差旅费（主要是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举办的会议），也不必西装革履出席。当然我也没敢像一些记者穿着过分随意，毕竟还代表着报社和中国记者形象。两会前，我联系采访比中商会主席伯纳德·德维特（Bernard Dewit），请他谈相关话题和中国抗疫的情况，他的助手马上说，“是否Zoom采访比较合适？”这就是新闻采访新常态。
必要的出行还是必须的。比如在写深度分析文章时，牵涉到比利时当地限行措施执行情况和之后逐步解禁的措施，这些都需要到现场观察和采访。当地人对于戴口罩和社交距离执行很不好，但我始终严格遵守。毫无疑问，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中国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警惕性就是高。
新闻热点众多
有些人覺得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禁止出行期间无所事事。而我恰好相反，一下子更忙了。究其原因：我是一名中国记者，常驻欧盟，之前常驻美国八年半。虽然关注欧盟是我的职责和工作重点，但我同时关心着国内和美国的动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在中国暴发，3月中旬欧洲成为暴发中心，3月底美国成为新的暴发中心。这些都意味着我毫无空闲。除参加和报道WHO新冠肺炎疫情日常发布会之外，我还关注欧盟召开的不定期发布会，和美国白宫新冠特别小组2月底开始举行的发布会。白宫发布会往往是在比利时时间半夜举行，但因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且特朗普总统每次“语不惊人死不休”，包括很多针对中国的言论，所以有很多新闻热点。而美国政府在应对不力的情况下，更是急于“甩锅”中国，这更增加了同时作为报纸专栏作家的我肩上的任务。以下为我近几个月报道话题的几个例子。
1.WHO发布会和世卫大会（WHA）。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等专家对习近平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国全民抗疫斗争给予积极评价。无论是测试、跟踪、隔离、治疗，还是全国4万多医疗人员支援湖北，中国都在抗疫中表现出了强大应对能力。中国又向世界多国派遣医疗队、提供大量抗疫物资、举办视频会议分享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WHO和其他卫生医疗专家的高度评价。2月11日，WHO把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COVID-19，这意味着之后使用其他名字都是污名化的表现。WHO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的判断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关于病毒在武汉病毒所人工制造的谎言。大家熟悉的WHO中国联合专家调查组外方负责人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份调查结束后对中国给予高度积极评价。谭德塞和瑞恩1月下旬到中国访问，在北京见过习近平主席，而科霍夫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在中国工作过两周，对中国情况相当了解。在2月和3月WHO不停地呼吁各国政府抓住中国空前全民抗疫所创造的“机会之窗”做好自己的应对准备，但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欧美国家）根本都把这个呼吁当成了耳旁风，否则很多惨痛的失误本可以避免。 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73届世卫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言，表示中国将在两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援助用于抗疫和恢复经济，同时许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占领了道德高地，与美国领导人对WHO和中国的无端指责、暂停提供资金给WHO，甚至退出WHO形成鲜明对比。
2.美国污名化企图。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政府和共和党一向采取遏制中国战略，又逢政府抗疫严重不力，就想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攻击，“甩锅”中国，转移目标。美国主流媒体《野兽日报》（Daily Beast）和《华盛顿邮报》在3月和4月分别透露白宫电文和参议院共和党57页的纪要，要求多个联邦机构和共和党参议员在11月3日大选之前加大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方面的攻击力度，从而转移国内对特朗普的批评视线。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何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白宫顾问纳瓦罗、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约什·霍利（Josh Hawley）不断对中国进行造谣和诋毁的原因。从“病毒是在武汉人工制造、中国有意把病毒传到世界各地、中国欲窃取美国新冠疫苗技术”到鼓动民众起诉中国索赔和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等污名化的词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好在这些拙劣的手段除了误导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选民，并不能欺骗广大世界人民，反而暴露了美国政客的愚蠢和恶劣。
美国政府此次应对新冠肺炎，可谓失误频频，出现很多反科学的行为，导致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世界之最，而且至今还处于高发期。连重新开放的欧盟国家也决定对美国等少数国家暂不开放边界，而对包括中国和古巴等大多数应对有力的国家开放。所有这些都给我们驳斥美国的栽脏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
3.欧盟“情仇”。欧盟和其成员国在中国疫情暴发的时候向中国无私提供了物资援助和精神支持，而当疫情3月开始在欧洲蔓延，直至3月中欧洲被WHO称为新的暴发中心时，中国向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受打击最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并向意大利派遣了医疗队， 这些都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赞赏。中国向塞尔维亚（申请但尚未被批准加入欧盟）提供防护物资和派遣医疗队援助，更是因该国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此前表示只有中国才能帮助他们而广受各国媒体关注。
但中国这些无私的援助让欧盟新上任的一些官员觉得丢面子。至今意大利的民调仍显示该国国民对中国好感度非常高，认为中国对他们抗疫的帮助要比欧盟大很多。为转移目标，欧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个别中国产口罩不符合欧盟标准大作文章，有的用“口罩外交”污蔑中国的无私援助，更有甚者把中国媒体的如实报道说成有意散布不实信息（disinformation），其目的是掩盖欧盟自身最初的应对不力。就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4月也向意大利公开道歉，表示在意大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欧盟和成员国没有及时伸手。歐盟对外行动署关于散布虚假信息的例子（喝消毒剂能治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和5G网络有关以及新冠病毒疫苗是精英们为了控制人口而策划的阴谋）都和中国无关，反而和美国有关，但欧盟却没有胆量点名批评美国。欧盟把中国“驱逐”十多名美国记者也作为疫情期间散布虚假信息的证据，完全无视这是中国对美国减少60名中国驻美记者名额的反制措施。
4.口罩和社交距离。说起这些可能国人会感到惊讶，但在2月份的欧洲，一些华人或亚裔人因戴口罩而受到攻击，更多的是遭到冷眼。不像经历过“非典”的东亚人民，欧美人传统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所以对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接受和执行很差。在美国，戴口罩更成为党派象征，反疫苗和不遵守社交距离者大有人在。WHO和美欧疾控中心对普通民众使用口罩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也没能及时发布新的提示，很大原因是当时医用口罩供应不足，怕引起更严重的防疫物资短缺。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失误。
推特评论影响力大
英文俗语说“最后并非最不重要”，这很适合此文。社交媒体推特和评论文章是我近几个月驳斥西方新冠病毒有关谣言的强有力工具。
我3月16日发推文表示中国赴意大利医疗队中有多名四川籍医生，他们还记得意大利救援队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到中国拯救很多生命的事迹。想不到这条推文非常火，WHO总干事谭德塞也加评论转推，阅读量超130万人次，且谭德塞也在推特上关注了我。
3月份我去布鲁塞尔当地一家大超市发现很多人不戴口罩和无视社交距离，于是发了一个推文，结果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新冠小组成员范韩（Peter Vanham，比利时人）看到，他马上把该推文转推给他熟悉的几位比利时政府相关负责人。到7月底，人口才1100万的比利时新冠肺炎感染者已达6万多，死亡9800多人，被认为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应对疫情最差的。
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政客对中国抗疫斗争的不断造谣中伤和污名化，我在过去几个月，通过推特和在《中国日报》每周定期撰写的专栏及时给予批驳，也积极转推有助于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报道，在西强我弱严重失衡的国际媒体和推特战场上发出呐喊。我的推文在近几个月被国内外媒体引用不下30次，很多是对特朗普和蓬佩奥推文的直接回复，起到了一定效果。
中国在此次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是一个成功例子，其中有很多好故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受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用事实驳斥国外政客的歪曲，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取得实效，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作者供图）
采访报道新常态
我最初关于疫情的报道主要是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和团体，包括很多华人团体，为支持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故事，充满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暖情谊。同时发现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虚假信息非常多，防不胜防。诸如屏住呼吸30秒自我检测之类的不实信息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很多信息让我这个复旦微生物专业毕业的人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学习这方面知识，对相关信息多方求证，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疾控中心（CDC）和医学卫生专家的文章，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开始跟踪很多这类组织和公共卫生专家的账号。此举很有收获，我不仅学习了解了新冠肺炎的最新科学和权威的信息，而且很多专家的文章和推文在写新闻报道和专栏时很有引用价值。通过社交媒体还可联系采访，可谓一举多得。
2月份以来我代表报社参加报道WHO新冠肺炎网上发布会（伦敦分社还有专门负责视频节目制作的同事跟踪）。这个最初每天举行的发布会后来改为每周三次，7月起又改为每周两次。几个月下来，发布会不仅帮助我了解很多专业知识，而且对世界各地疫情的发展有了全面的掌握。发布会一般下午5点多开始，等开完会写完稿，基本是晚上7点多，此时往往发现肚子确实有点饿了。这已成为过去几个月的新常态。说起这几个月网上见面最多的专家，那毫无疑问是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Mike Ryan）和新冠专家科霍夫（Maria Van Kerkhove）。无论向他们提问还是听他们介绍，我都有学到新东西、激发新思考的感觉。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意味着新闻工作确实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当疫情从2月下旬开始逐步在欧洲蔓延开之后，申根内部边境3月中旬开始关闭，我所在的比利时也执行严格的出行限制。作为记者，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规定，大幅度减少出行，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工作。国内各新闻单位对驻外记者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安全工作都有指示，世界各地很多新闻机构和行业协会也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正如有同行所言，安全第一，没有一个稿件是值得用生命去交换的。
3月3日，我在布鲁塞尔参加2020年爱德曼信任调查研讨会，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出席。这是我最后一个亲身到场的会议，也在会上质问了美国代表。后来想想有些后怕，因为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已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迅速蔓延，比利时当时已有13例，并且在传播扩散之中。
因为限行禁令，在此之后所有的会议都成为了网络会议，而Zoom会议视频系统可以说是我最常用的软件。在过去7个月，我通过电脑和手机参加Zoom会议100多次，其中一大半是WHO发布会。
虽然视频会议缺乏真正面对面的现场感，但也不乏优点，省去了路上的时间和差旅费（主要是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举办的会议），也不必西装革履出席。当然我也没敢像一些记者穿着过分随意，毕竟还代表着报社和中国记者形象。两会前，我联系采访比中商会主席伯纳德·德维特（Bernard Dewit），请他谈相关话题和中国抗疫的情况，他的助手马上说，“是否Zoom采访比较合适？”这就是新闻采访新常态。
必要的出行还是必须的。比如在写深度分析文章时，牵涉到比利时当地限行措施执行情况和之后逐步解禁的措施，这些都需要到现场观察和采访。当地人对于戴口罩和社交距离执行很不好，但我始终严格遵守。毫无疑问，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中国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警惕性就是高。
新闻热点众多
有些人覺得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禁止出行期间无所事事。而我恰好相反，一下子更忙了。究其原因：我是一名中国记者，常驻欧盟，之前常驻美国八年半。虽然关注欧盟是我的职责和工作重点，但我同时关心着国内和美国的动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在中国暴发，3月中旬欧洲成为暴发中心，3月底美国成为新的暴发中心。这些都意味着我毫无空闲。除参加和报道WHO新冠肺炎疫情日常发布会之外，我还关注欧盟召开的不定期发布会，和美国白宫新冠特别小组2月底开始举行的发布会。白宫发布会往往是在比利时时间半夜举行，但因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且特朗普总统每次“语不惊人死不休”，包括很多针对中国的言论，所以有很多新闻热点。而美国政府在应对不力的情况下，更是急于“甩锅”中国，这更增加了同时作为报纸专栏作家的我肩上的任务。以下为我近几个月报道话题的几个例子。
1.WHO发布会和世卫大会（WHA）。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等专家对习近平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国全民抗疫斗争给予积极评价。无论是测试、跟踪、隔离、治疗，还是全国4万多医疗人员支援湖北，中国都在抗疫中表现出了强大应对能力。中国又向世界多国派遣医疗队、提供大量抗疫物资、举办视频会议分享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WHO和其他卫生医疗专家的高度评价。2月11日，WHO把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COVID-19，这意味着之后使用其他名字都是污名化的表现。WHO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的判断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关于病毒在武汉病毒所人工制造的谎言。大家熟悉的WHO中国联合专家调查组外方负责人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份调查结束后对中国给予高度积极评价。谭德塞和瑞恩1月下旬到中国访问，在北京见过习近平主席，而科霍夫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在中国工作过两周，对中国情况相当了解。在2月和3月WHO不停地呼吁各国政府抓住中国空前全民抗疫所创造的“机会之窗”做好自己的应对准备，但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欧美国家）根本都把这个呼吁当成了耳旁风，否则很多惨痛的失误本可以避免。 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73届世卫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言，表示中国将在两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援助用于抗疫和恢复经济，同时许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占领了道德高地，与美国领导人对WHO和中国的无端指责、暂停提供资金给WHO，甚至退出WHO形成鲜明对比。
2.美国污名化企图。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政府和共和党一向采取遏制中国战略，又逢政府抗疫严重不力，就想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攻击，“甩锅”中国，转移目标。美国主流媒体《野兽日报》（Daily Beast）和《华盛顿邮报》在3月和4月分别透露白宫电文和参议院共和党57页的纪要，要求多个联邦机构和共和党参议员在11月3日大选之前加大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方面的攻击力度，从而转移国内对特朗普的批评视线。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何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白宫顾问纳瓦罗、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约什·霍利（Josh Hawley）不断对中国进行造谣和诋毁的原因。从“病毒是在武汉人工制造、中国有意把病毒传到世界各地、中国欲窃取美国新冠疫苗技术”到鼓动民众起诉中国索赔和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等污名化的词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好在这些拙劣的手段除了误导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选民，并不能欺骗广大世界人民，反而暴露了美国政客的愚蠢和恶劣。
美国政府此次应对新冠肺炎，可谓失误频频，出现很多反科学的行为，导致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世界之最，而且至今还处于高发期。连重新开放的欧盟国家也决定对美国等少数国家暂不开放边界，而对包括中国和古巴等大多数应对有力的国家开放。所有这些都给我们驳斥美国的栽脏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
3.欧盟“情仇”。欧盟和其成员国在中国疫情暴发的时候向中国无私提供了物资援助和精神支持，而当疫情3月开始在欧洲蔓延，直至3月中欧洲被WHO称为新的暴发中心时，中国向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受打击最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并向意大利派遣了医疗队， 这些都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赞赏。中国向塞尔维亚（申请但尚未被批准加入欧盟）提供防护物资和派遣医疗队援助，更是因该国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此前表示只有中国才能帮助他们而广受各国媒体关注。
但中国这些无私的援助让欧盟新上任的一些官员觉得丢面子。至今意大利的民调仍显示该国国民对中国好感度非常高，认为中国对他们抗疫的帮助要比欧盟大很多。为转移目标，欧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个别中国产口罩不符合欧盟标准大作文章，有的用“口罩外交”污蔑中国的无私援助，更有甚者把中国媒体的如实报道说成有意散布不实信息（disinformation），其目的是掩盖欧盟自身最初的应对不力。就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4月也向意大利公开道歉，表示在意大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欧盟和成员国没有及时伸手。歐盟对外行动署关于散布虚假信息的例子（喝消毒剂能治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和5G网络有关以及新冠病毒疫苗是精英们为了控制人口而策划的阴谋）都和中国无关，反而和美国有关，但欧盟却没有胆量点名批评美国。欧盟把中国“驱逐”十多名美国记者也作为疫情期间散布虚假信息的证据，完全无视这是中国对美国减少60名中国驻美记者名额的反制措施。
4.口罩和社交距离。说起这些可能国人会感到惊讶，但在2月份的欧洲，一些华人或亚裔人因戴口罩而受到攻击，更多的是遭到冷眼。不像经历过“非典”的东亚人民，欧美人传统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所以对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接受和执行很差。在美国，戴口罩更成为党派象征，反疫苗和不遵守社交距离者大有人在。WHO和美欧疾控中心对普通民众使用口罩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也没能及时发布新的提示，很大原因是当时医用口罩供应不足，怕引起更严重的防疫物资短缺。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失误。
推特评论影响力大
英文俗语说“最后并非最不重要”，这很适合此文。社交媒体推特和评论文章是我近几个月驳斥西方新冠病毒有关谣言的强有力工具。
我3月16日发推文表示中国赴意大利医疗队中有多名四川籍医生，他们还记得意大利救援队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到中国拯救很多生命的事迹。想不到这条推文非常火，WHO总干事谭德塞也加评论转推，阅读量超130万人次，且谭德塞也在推特上关注了我。
3月份我去布鲁塞尔当地一家大超市发现很多人不戴口罩和无视社交距离，于是发了一个推文，结果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新冠小组成员范韩（Peter Vanham，比利时人）看到，他马上把该推文转推给他熟悉的几位比利时政府相关负责人。到7月底，人口才1100万的比利时新冠肺炎感染者已达6万多，死亡9800多人，被认为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应对疫情最差的。
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政客对中国抗疫斗争的不断造谣中伤和污名化，我在过去几个月，通过推特和在《中国日报》每周定期撰写的专栏及时给予批驳，也积极转推有助于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报道，在西强我弱严重失衡的国际媒体和推特战场上发出呐喊。我的推文在近几个月被国内外媒体引用不下30次，很多是对特朗普和蓬佩奥推文的直接回复，起到了一定效果。
中国在此次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是一个成功例子，其中有很多好故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受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用事实驳斥国外政客的歪曲，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取得实效，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