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3日，四十七岁的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虹口，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九年。
　　九年间，鲁迅迁居三次——从景云里23号经由拉摩斯公寓到大陆新村9号。这一迁徙的过程，由“暂寓”“亦非久计”“尚未定迁至何处”“抑归北平”“另觅居屋”“居大不易”“又无别处可去”等词语构筑而成，全程伴随着犹豫与彷徨，有着某种流寓的特点，成为鲁迅晚年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2018年的一天，我专程前往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带寻找鲁迅的踪迹。
　　热闹非凡的鲁迅公园中，油菜花开得正旺，一支老年人组成的铜管乐队正在排练，高龄乐手们沉浸在亲手制造出的巨大乐声中。两株高大广玉兰保护着的鲁迅墓地朴素庄严，毛泽东亲书“鲁迅先生之墓”镌刻在墓室后方的砖墙上，使其具有某种国家尊奉的意义。三五群当地居民将手中的布袋和水瓶挂在树枝上，正在打太极拳，似乎并不忌讳与一位伟大文学家的墓地相伴。若是比赛日，旁边的足球场一定沸反盈天，谁能想到一箭之外，球迷座位的身后，安息着大先生呢？
　　鲁迅纪念馆的陈列较前几年也有很大变化，增加了电子展示屏，所播1936年鲁迅葬仪的录像殊为珍贵，鲁迅身后哀荣于此可见。三面使人咋舌的巨大书墙借用了西方美术馆后现代展览的装置美学，煞是好看，且添置了近年来新的鲁迅研究成果。鲁迅著作初版本则分散到各个陈列单元，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纸上建筑”。鲁迅同时代作家的著作初版本，如高长虹《心的探险》、萧红《生死场》、许钦文《故乡》、叶紫《丰收》等，这次也得睹真容。这些珍贵的版本整体营造出民国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风气，令人大饱眼福。馆内竟也允许拍照，虽然隔着反光的玻璃，也毫不影响民国版本骨骼清奇的时代风神。

1

　　鲁迅晚年选择在上海虹口这一帝国主义势力越界筑路的租界安身，看似无心，实则有意——此处进可攻，退可守，有许多周旋空间，可以从容应对“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作“且介”，用以命名自己的杂文集。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有着时代的眉目”，但他同时也说：“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鲁迅是现代文学这条大河的重要源头之一。我已不再满足鲁迅纪念馆的书墙带来的冲击，要探访虹口区鲁迅留下的足迹——那在深夜的街头摆着的“地摊”，究竟是何等模樣？鲁迅的频繁迁徙，是否也映衬着他对上海的态度？
　　初到上海，鲁迅寓于共和旅馆，五天后，便和许广平迁居景云里23号。
　　上海的典型地名是“里”，即由多条弄堂组成的集中连片的住宅单元。北京有胡同，上海有弄堂，各自代表着所在城市的一部分气质和颜值。弄堂像上海滩的毛细血管，细小却充满生机。鲁迅晚年活动的四川北路这一带，有景云里、永安里、求安里、恒丰里、四达里、东照里等等，甚至有些里弄还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如千爱里等。
　　景云里在多伦路上。多伦路是一条或多或少保留着民国风情的上海老街，旧书店、咖啡馆、杂货铺散落其中，不时可见民国文化名流的官邸或旧居。旧书店把老版本的鲁迅著作立于玻璃橱窗的显眼处。老杂货店中有很多民国物事，像一个巨大的上海滩道具场，其中的黄铜信箱口背面有弹簧装置，可自动复位，古意盎然，但索价奇高。我沿途不停打问景云里的位置。手机上的高德地图显示就在附近，但总是不得其门。在上海街头，这个现代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地名并不为更多的人所膜拜和熟知，很多人都茫然地摇摇头。最后在多伦路遇到一位热心的大妈，专门带我到弄堂口。
　　沿多伦路向南，道路分岔的西边，横滨路35弄，可以清楚地看到砖雕上的“景云里”三字，灰框红字，十分醒目。一位女子正将晾晒的衣服从高处取走。弄堂口拆了一半的卷闸门上，涂鸦着一个巨大的鲁迅半身像。
　　景云里建造于1925年。1927年10月至1930年5月，鲁迅和许广平在此生活。时光回流到上世纪20年代末，进出景云里的，一定会有这样一位先生：“穿蓝长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脚步，鼻子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严威的，哪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内山完造）
　　弄内第二排最后一幢，即是景云里23号。我先找到的是后门，门扇上钉着一个简陋的木质信箱，墨书收信人居然也姓“周”。后门旁是一扇小小的铁门，门外便是大兴坊。周围的住户也许见多了我这样的朝圣者，并不感到奇怪，指点我绕到前门去。前门的墙壁上悬挂着“鲁迅寓所”的标志，门扇上喷着两行白字：“创建安全小区，防火防盗防毒。”还钉着一个铁质信箱，上置几小盆绿色植物。房门紧锁，貌似很久没有打开过，但邻居说至今还有人租住。对门一家住户伺弄的花草占满了屋前的空地，衣物挂满屋门两侧——上海人是很贪恋阳光的。
　　景云里23号是“密斯许”和“小白象”的爱巢，民国著名“师生恋”的大团圆结局就发生在这所房子中。鲁迅搬到景云里的第一天就过得十分舒心：购书、外出吃饭、看电影，完全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小资生活。1928年，川岛见到的鲁迅是这样的：“不但是精神愉快、旺盛，而且使我对他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脸上气色很好，不像以前那么沉郁而带着苍白色了;人也似乎胖了一些;身上的衣着也比以前整洁得多。”川岛把这种变化归功于许广平的照顾。
　　鲁迅在上海的九年，虽然只占其生命的不足六分之一，却因为许广平的原因，而成为鲁迅一生名符其实的下半场。许广平使鲁迅有了家，虽然只是租住，但在许广平眼里，“景云深处是吾家”，其间包含几多深情几多思念啊。
　　景云里一带在上海滩并不属于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光鲜的地方，三五个工人正在巷口组装摩拜单车。这里到处拆迁，一派芜杂，其实当年也不清静。由于隔邻就是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加之周围住户平时搓麻将时将牌重重敲在红木桌上的声音像惊堂木一样，辅之以高声狂笑，鲁迅颇以为苦，辄掷笔长叹。 　　景云里甚至还上演过警匪片，“砰砰”的枪声接连不断，他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原来是警察和绑匪对射，绑匪打死了一个警察，警察打死了两个绑匪。流弹还打穿23号的一扇玻璃窗，留下圆圆的一个小洞。
　　我非常好事地试图在窗玻璃上找到那个弹孔，当然早已无存了。
　　鲁迅在景云里租住期间，与柔石、冯雪峰过从甚密，也结交了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这一时期，同仁对景云里中的鲁迅也有过零星描述。如1927年11月的一天，陶元庆和钱君匋共访鲁迅，“当我们到了横滨路景云里，刚一进门，鲁迅先生就从楼上下来迎接，我们跟他上楼”，谈到封面设计民族化的问题时，鲁迅将其所藏画像石拓片取出来与来客欣赏探讨，提醒他们是否可以从这些东西中吸取养料。由于拓片幅面过宽，鲁迅把拓片一直从楼上铺到楼下，逐幅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一直看到将近午饭时分。
　　这只是景云里一次沙龙形式的交谈互动，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微讲堂”。类似的活动，几乎每天都在景云里发生。
　　生活在景云里的鲁迅出版了《小约翰》《唐宋传奇集》等多部著作，海婴也出生于此。但是，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的打牌声又往往打扰得无法入睡，鲁迅就想变换变换。最初也只是在弄堂里搬，先后住过18号和17号，后来就搬出了景云里。

2

　　1930年5月12日，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从景云里搬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A3楼4号，这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二处居所。鲁迅作品中，文末标注的“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字样，指的就是此处。那时租房要付“顶费”，即后任房客抵付前任房客的装修费用，相当于转手费。拉摩斯公寓的顶费是五百大洋，鲁迅分期付款，先付以二百大洋。
　　拉摩斯公寓1928年由英国人拉摩斯建造，现在叫北川公寓，在四川北路与多伦路的夹角处，楼前有一个报刊亭，易于寻找。我购买了一份当年诞生于上海“孤岛”的《文汇报》，借机向亭子内的老大爷确认拉摩斯公寓的位置。他脸上现出不屑的神色——这楼上以前住的是名人，现在什么人都有！
　　无论如何，这也是名人凤栖之所。圆拱形单元门前钉着“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楼房结构保持了原貌，阳台上物件清楚可见，可惜没有对游人开放，我只好仰望鲁迅住过的三楼四室表示崇敬了。
　　拉摩斯公寓是一幢国际化的公寓，当年房客大多是外国人。右侧对面是内山书店，左侧斜对面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离此不远是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虽然是国际化公寓，但条件也很一般，特别是一下雨，门前就积水，鲁迅日记中常有“门前积水尺余”“门前积水盈尺”“寓屋漏水，電灯亦灭”的记录。同时，拉摩斯公寓的房子窗户是朝北的，见不到阳光，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鲁迅说：“现在我的住所空气虽不太坏，但阳光照不进屋，很不好。俟来年稍暖和时，拟即搬家。”
　　生活在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处于盛传被捕的谣言中，为此，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澄清更正。所谓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对此，鲁迅是很郁闷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枪杀后，“旧朋友是变化多端，几乎不剩一个了”，鲁迅不得不迅速收缩自己的生活状态，谢绝人事，结舌无言。
　　到了1932年，鲁迅亲身经历了“一·二八”事变——日军有预谋地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致许寿裳）
　　在内山完造的邀请下，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到内山书店避难。鲁迅日记：“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内山书店正对面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此时的内山书店已成了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在此避难的鲁迅一家看到了什么呢？许广平如实记录：“这里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度日如年。”眼前的情景以及耳边的枪炮声、街头守卫的踱步声，使许广平体会到了“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这何尝不是鲁迅的情绪。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鲁迅却只能在日本人开的书店中避难，这正是“一·二八”期间鲁迅日记连续五天失记的根本原因。后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鲁迅也绝口不提这五天的行踪，自然有避免引起误解的考量。
　　单纯从安全角度考虑，鲁迅避居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后来又避居离战场更远的内山书店支店，是唯一的选择。
　　日军进攻上海，对这一侵略行径，鲁迅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他不仅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上署了名，也在《赠蓬子》《“一·二八”战后作》等诗歌中表达了反对战争的情绪，以“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祝愿日本友人，把他们与日本侵略者区别对待。当然，战事和时局也影响了鲁迅对待友人的态度。内山书店的常客、日本僧人杉本勇乘曾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送给周海婴作礼物，鲁迅接过去后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鲁迅后来也曾承认“对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不难想见，鲁迅对在内山书店避难的经历是耿耿于怀的。
　　鲁迅一家在避难漂流的过程中，海婴忽然生了疹子。那一段时间上海是雨雪天气，大冷，因此全家急忙迁住大江南饭店。这样做，一方面是“冀稍得温暖”，有利于治疗海婴的疹子，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的心理分析，鲁迅是想借此从避难的内山书店支店离开，不再寄人篱下。
　　因“一·二八”事变引起的避难前后共计二十天时间，迁回拉摩斯公寓后，在写给母亲与友人的书信中，鲁迅像他笔下的祥林嫂，先后七次唠唠叨叨地重复战事所致损失：弹片毁门窗三四孔，震碎窗户玻璃十一块，被窃衣服什物二十余事。不过，此“皆妇竖及灶下之物”，鲁迅自己仅损失洋伞一柄，他认为火线之下，这一待遇已是“大幸”了。
　　经历了这次战事，鲁迅似乎对生死更加参透了一层，因此，对他较能推心置腹的学生李秉中发起了感慨：“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他也显得更加人情练达，劝李秉中遇事冷静，“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战事过去近三月后，鲁迅致信李霁野：“此次战事，我恰在火线之下，但当剧烈时，已避开，屋中四炮，均未穿，故损失殊少。”此时鲁迅之轻描淡写，已大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至此，“一·二八”事变带给鲁迅的影响始渐渐弱化了。 　　在鲁迅眼里，这次抗战，抗得轻浮，杀得切实，当局也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和被杀人民的数目，连戏也懒得做。北四川路一带很快又热闹起来，仿佛不曾发生过战事。

3

　　1933年4月11日，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携妇儿搬至大陆新村9号，方位大致從内山书店的西南迁至东北。
　　我专门从拉摩斯公寓步行前往大陆新村9号，前后不过五分钟，中间要经过三角路口的内山书店。
　　鲁迅对书店和印刷厂的要求是很苛刻的，认为上海的书店旋生旋灭，投机的居多。印刷厂也是“脾气亦大，难交涉”。内山书店独能受鲁迅器重，绝非偶然。
　　内山书店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书店，远非其他普通书店可比。书店创立于1917年，鲁迅频繁到书店买书，参加文艺漫谈会，组织和参与“左联”的活动，并且和内山完造互有酬请。1930年，鲁迅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的一份“勾命单”，“蓝衣社”拟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反蒋军人政客，鲁迅因此避居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联系到前文所述战时避难，鲁迅和内山书店唇齿相依的关系显而易见。
　　我很容易就寻访到了内山书店旧址，是四川北路2050号。书店坐北朝南，现在是一家工商银行，外墙嵌着1980年公布的“内山书店旧址”的牌匾，以及内山书店简史。不过银行已关闭，门口所贴告示称，因业务发展需要，该网点临时停业，自助机具亦停机。我未看到装修迹象，是否如大家所愿专辟为内山书店纪念场所，不得而知。
　　经过内山书店，去山阴路的大陆新村本该朝东北方向走，但我一时疏忽，判断错了方位，向东竟然到了溧阳路，便将错就错，根据地图标注，寻访了鲁迅的秘密藏书室旧址。
　　这是一幢建于1920年的红瓦灰墙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在四川北路派出所斜对面，门牌号是溧阳路1359号，鲁迅的藏书室在二楼东前间。此楼外观普通，目前是私宅，旁边开着一家咖啡店，又注明系某某装饰接待处。本是普通房屋，因曾经贵为鲁迅藏书室而略显神秘色彩。有趣的是，可能出于对鲁迅藏书室这一珍稀文化资源的争夺，楼房临街相邻的两家门脸，同时使用着1359号门牌。
　　1933年的上海虹口是不安宁的，白色恐怖弥漫，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杨杏佛被暗杀，鲁迅也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常常受到特务们的监视。“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致曹靖华）。在“运交华盖欲何求”的特殊岁月，为了妥善珍藏书籍，鲁迅以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这间屋子作为藏书室，并且把“镰田诚一”的长方形木质名牌挂在门口。
　　镰田诚一是内山书店职员，曾帮助鲁迅布置了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危难之际，也是镰田诚一护送鲁迅和妇孺逃入英租界。鲁迅对镰田诚一是心怀感念的，镰田诚一年仅二十八岁去世后，鲁迅罕见地为其撰写了墓志，评价其“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惋惜其“蕙荃早摧”，情动于中，不能自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舰型人物，鲁迅一生只为韦素园、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及镰田诚一三个人写过碑铭，唯独没有给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大亨”们题写，这个有趣的现代文学史话题很是意味深长。
　　据周海婴回忆，鲁迅的习惯是，平时只将日常要用的，或新近买的书存放在家里，二楼卧室的书柜总是塞得满满的，连顶上也堆着一包包的书。除此之外，狄思威路（即今溧阳路）才是他主要的藏书处。唐弢写信向鲁迅借《清朝文字狱档》，鲁迅有这本书，但恰好藏在狄思威路，因此鲁迅回复说：“去年因嫌书籍累坠，择未必常用者装箱存他处，箱乱而路远，所以不能奉借了。”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把这一藏书室称作“一个冷房子”。逝世的当年，他曾因到这个冷房子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急忙注射一针，始渐平复，但也不得不卧床三日才能起身。
　　鲁迅藏书室目前没有对外开放，但我对鲁迅亲自设计的活门书柜很感兴趣——本色无漆的木质书箱犹如一只只小小的集装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就是书架，随时都可以装上汽车运走。除了藏书，其中还有瞿秋白、柔石等人的手稿和纪念物。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携子移居淮海中路淮海坊，将这里的藏书也带走了。
　　我注意到，上海时期，鲁迅在四川北路这一带的活动轨迹，始终以内山书店为轴心，辐射到周边。四川北路和鲁迅有关的地名，分别是：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溧阳路藏书室，这些地方都像一颗颗小钉子，被牢牢吸附在内山书店这块磁铁四周，就连1956年10月自万国公墓迁葬至虹口公园的鲁迅墓，也鬼差神使以内山书店为轴心，且弥补了北侧的空白，形成一种生前身后的平衡。
　　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鲁迅在上海的九年，内山书店是他的公共书房、接待室、授课室、收发室、避难处，是其生活、写作、社交的总策源地。
　　懂得内山书店者，便懂得鲁迅在上海的生活大半。
　　鲁迅逝世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用日文给内山完造写了便条：“老板几下：没有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这是鲁迅的绝笔。
　　他把对爽约的歉意留给了内山书店，更把对活着的渴望留给了内山书店。

4

　　一位和气的保安为我指点了前往大陆新村的路线，并强调必须在四点前赶到那里，否则就跑空了。
　　通往大陆新村的路侧笔直高耸着水杉，这是一种上海常见的端正的树，它们的思想似乎从不跑毛，一门心思向上，再向上，把自己长成了一支支饱满的毛笔，并排直刺晴空，连顶端都像用剪刀修剪过一样整齐。这片历史上的租界地区，有许多红色老洋楼，看上去落落大方，并不过时。
　　大陆新村在山阴路，街面两侧都是一排一排的石库门老房子，梧桐罗列，可以想见夏天有大片阴凉。一些人家还在铁艺玻璃窗内置有鲜花，悦人悦己，十分雅致。沿途所见每个里弄几乎都有名字，如“淞云别业”，院内遍植绿株，真是栖居佳所。 　　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仿佛卫星定位一般，在浩瀚的上海，我安步当车，找到了这个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信号源。大陆新村建成于1931年，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在越界筑路的半租界投资建成，故名。这是一群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相当于现在的聯排别墅，前后共六排。弄堂口悬着郭沫若题写的“鲁迅故居”四字。
　　相对许多芜杂的上海弄堂，大陆新村由于鲁迅故居的原因，整治得很整洁。其中9号是鲁迅故居，8号是讲解员休息室，10号布置了小展室和售票处。
　　我是当天参观鲁迅故居的最后一位进去的游客，这里下午四时就停止检票，工作人员脸上已显出准备下班的跃跃欲试的表情。一位志愿者负责带我参观故居，保安认真打开故居的大门，叮嘱不得拍照后，却并不远离，一直紧跟我们身后，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故居分为三层，一楼是起居室、餐厅和厨房，二楼为卧室兼书房、客房和大卫生间，三楼为海婴的卧室和亭子间。
　　鲁迅1933年4月11日迁居或者说流寓至大陆新村9号，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生命的最后三年半时间是在此度过的。
　　这处房子是内山完造寻找并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赁的。此前的3月21日，鲁迅日记载：“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泉廿，付水道柜泉四十。”此处“房钱四十五两”亦系付给前任房客的“顶费”。
　　大陆新村9号堪称一处豪宅，这是一处独门独户的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鲁迅一家也享受着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如带有大浴缸和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多功能煤气灶和可以为二楼的卫生间供应热水的炮仗炉子、许广平使用的缝纫机、为海婴购买的留声机等。尽管由于卖文艰难，出书不易，鲁迅的生活一度还是非常窘迫，但他至此算是过上了上海中层阶级生活。
　　因为拉摩斯公寓窗户朝北，不见阳光，鲁迅迁居大陆新村，完全是为了家人的健康。搬入新居后，鲁迅在与亲友的通信中，喜不自禁地通报了对新寓光线、空气的满意，以及新寓对海婴身体状况的助益，甚至“我这次的住处很好，前面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狗也在吠”的描述。鲁迅仿佛在享受城乡结合部的喜悦，难得地表现出了流寓至此、内心安定的一面。
　　鲁迅去世于二楼的那张床上。我仔细观看室内的布置，寻找它们与现代文学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尽管由于时代的隔膜以及世事的折腾变迁，这座供游人参观的三层私宅无法保留更多属于鲁迅的声色气息，但它无疑是离鲁迅本身最近最真实的一个物质场。
　　鲁迅的书桌是西式翻盖书桌，本是瞿秋白离开上海时寄存在鲁迅家的。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枪杀后，这张书桌就成了鲁迅保存的故物。物件不言，自有温度。书桌的乌龟背上插着三支“金不换”的毛笔，这是绍兴当地自产的毛笔，价廉物美，最受鲁迅喜爱。功夫到处，飞花落叶皆是兵器，“金不换”就是如椽巨笔。绿色的台灯是冯雪峰赠送的。带有“美丽牌”香烟广告的日历停留在鲁迅逝世的十九号，“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广告语依然打动人心。马蹄钟是静止的，定格在鲁迅逝世的那一刻：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当是后人布置故居时有意为之。茶杯当然是空着的，有古诗中“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失落感。
　　鲁迅是以笔为旗在上海谋生的，“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用笔来混饭吃”，并且“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在这张堪称海上文坛功臣的老桌子上，鲁迅先后写下了二百八十余篇杂文，而一楼会客厅的那六把椅子上，也曾接待过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内山完造等人，萧红、萧军更是常客。
　　萧红是和大陆新村9号关系最密切的作家，她于1935年10月1日深夜慕名拜访鲁迅后，鲁迅执意将她送出门外，指着隔壁一家茶馆的牌子，又指一指自家的门号，对萧红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9号。”
　　“‘茶’的旁边，9号”便在现代文学史的波澜深处，成为一处醒目的印记。
　　大陆新村9号是清静的，“就连厨房里的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但也不是永远这般清静，当年鲁迅的邻居周丽华老人回忆，鲁迅在此间深居简出，习惯深夜写稿，“我们常常一觉醒来，还听到他在写稿，不时发出轻微咳嗽和吐痰声”。鲁迅不仅写文章骂人，“日常在家里也往往骂人，而且大喊大叫地骂人，我们在隔壁都听得清楚”。在这处租住的房间中，一个伟大的头脑正在超负荷高速运转。他是自在的，也是孤独的。他是愤怒的，也是悲悯的。他的影响是如此宽广，以至于逝世后，小贩、报童、人力车夫也加入了悼念的行列。
　　鲁迅逝世后，大陆新村9号也见证了世事的无常变迁。先是许广平母子迁居到淮海中路的淮海坊，接下来日本人占住了大陆新村9号。抗战胜利后，茶叶专家吴觉农将其作为私人寓所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此地又是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职工宿舍。后经周恩来批准，许广平指导，征用并复原了房屋成为鲁迅故居。
　　神安其所，物归其位，这是一座房屋配享的恰如其分的待遇。

5

　　鲁迅生命的最后九年，在上海四川北路三迁其址：景云里是吵吵闹闹的石库门社区，拉摩斯公寓是国际化公寓，大陆新村是更加高档的别墅级社区。他辗转腾挪于风雨飘摇的旧上海，内心的彷徨与动荡全部流露在致友人的书信中。
　　鲁迅对上海的态度比较复杂。
　　一方面，鲁迅需要上海，晚年选择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因为上海较便当，信息较灵，做事易于措手，还可以卖点文章。
　　另一方面，鲁迅又对上海颇多微词。笔者梳理了鲁迅在书信中对上海的三十九处评价，举其要者有：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上海秽区、上海是势利之区、上海的小市民十之九昏聩糊涂、沪上实危地、上海文人反脸不相识、上海专以利害为目的、中国新文人漂聚于上海者尤为古怪、上海总不是能够用功之地、居上海久眼睛市侩化、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上海文坛不干不净、上海以他人的生命来做买卖的人颇多、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上海真是流氓世界、上海文坛依然乌烟瘴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