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聊斋志异》这本书，许多读者有一个不符实情的印象，以为是蒲松龄晚年写的，或者以为他用了中年之后的大半生的时间来写它。不是的，《聊斋志异》的创作始于作者的青年时代。它成书也早，蒲松龄为这个集子写的序言《聊斋自志》，末尾署着“康熙乙未春日”，这是1679年的春天，此时的作者未满39周岁。因此，现在的我们读这部文言小说，不妨从追问这个问题开始。蒲松龄到底是因为屡试不第才以搜神谈鬼来疏泄心中郁结之气，还是由于他的雅爱搜神、情类黄州，才导致了屡试不第？在《聊斋自志》中，作者一开头就流露了他对屈原、李贺、庄子的喜好：“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然后又将自己与写《搜神记》的干宝和大诗人苏东坡相提并论：“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这很说明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现在的情形来推想蒲老先生的际遇：像他这样一个人，要科考及第，正如一个成天看课外书、沉迷于写作还爱玩游戏的中学生想高考成功一样不太可能。要知道，科举考试制度在我国经历近千年的发展，由通经致用而经世治国，正统儒家经典由必考变成唯一要考的内容，八股文成为规范的答题方式。对于应试者来说，四书五经之外，一切都是歪门邪道。
　　新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蒲松龄在写出《聊斋志异》之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坚持应试？也许他心里早就明白，自己的应考不过是在“打酱油”。不然，考了无数次的他怎么会连考试规矩、答题要求都不懂呢？中年以后的他，曾经在两次考试中因为犯规而“被黜”：一次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乡试，因“越幅”——科举考试卷面有红线画出的横直格，每页行数、每行字数都有规定，超越行、格随意书写即为“越幅”——“被黜”；另一次是三年之后，不知道又犯了什么规，总之是“被黜”。
　　蒲松龄一生才学满腹，撰述丰富，名气也不小。即使在生前，他也不是那种不会考试的人，头一次名震乡里就是因为考得好：19岁时参加府县考，一举夺得县、府、道试三个第一名！如果说他对科举考试孜孜汲汲至于终老，一定是跟现在的青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样，想求得稳妥的社会地位和生存保障。他没有考上，终其一生没有当上“公务员”，更不要说高级别的“国家干部”了。除了应作为老乡的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给他做了不到两年的幕宾，蒲松龄一辈子都在家乡做私塾先生。他的应考，可能也有点像今天的作家或自由写作者，是为了体验生活观测人心世相，就像他为《聊斋志异》收集故事一样，为自己的写作积累素材？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二十多岁时，他就热衷于收集、编撰、创作那些故事。为此，他的好友张笃庆写了《和留仙韵》二首、《答蒲柳泉来韵》《寄留仙、希梅诸人》等诗，表达劝诫之意，希望他不要因为做《聊斋志异》耽误了正业和前程。但是蒲松龄的立场却很明确、很坚定。他在《偶感》中写道：“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衰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可见他自己对《聊斋志异》很有信心，毫不怀疑自己的文学事业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千秋业”。他根本不在乎是否因此出名，遗憾的只是没有知己。
　　果然，成书之后的《聊斋志异》虽然未能正式出版，却很快流传开来。曾经一再劝诫他的张笃庆为此书题诗三首，说：“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工。”又言：“琅嬛洞里传千载，嵩岳云中迸九华。”文坛领主、位高权重的王士祯也为此书题了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同时，成书以来的《聊斋志异》及其作者，也可以说是屡遭诟病。现在就有一种意见显得新锐又尖刻，说作者笔下的那些又魅惑、又仗义、又有本事的花妖狐媚鬼仙，都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淫，是一生潦倒的他的心理代偿。还有更粗暴的说法：蒲松龄也是“直男癌”晚期患者！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性别政治”的批判思路，一如我们不能否认一直以来就有人批判他的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但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各种异见交融并存的时代，《聊斋志异》中的那些历久弥新的因素更显出其深刻意义。
　　当下的我们面对《聊斋志异》，对其中想象的神奇、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修辞的精妙已然达成共识，但它还有更神奇、超前之处值得重视，比如其中隐含的多元价值观和平等主义的思想，通脱而奇异的时空概念，特别是，它在不拘一格地求真，永无止境地反陈规、反陈词滥调方面提供了范例。
　　读者对他所讲的故事感到稀奇，其实不一定是来自故事本身，而是来自他讲述故事的那种态度。也就是说，蒲松龄的聊斋视怪异之事一如平常，毫无芥蒂或戒备之心，而且在见怪不怪、平淡自如的述说中，恰切地显出道德正义和审美趣味。
　　比如《王六郎》，讲述许姓渔夫与溺死鬼王六郎的故事。做鬼的王六郎和打渔的许渔夫每晚一起喝酒打渔，十分投契。有一天王六郎辞谢许渔夫，说自己业满要投胎去了，很快会有一个继任者来替他。但后来，他因为不忍心那个抱着孩子的继任者“代弟一人，遂残两命”，就把投水的妇人给救起了。而没有继任者，他自己也无法转世，只好继续在这儿做溺死鬼，继续跟许渔夫喝酒聊天，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继任者什么时候才出现。许渔未对王溺鬼的做法很感动、赞佩，说“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果然，上帝知道了，封王六郎为某地的土地神，不必转世投胎了。后来许渔夫又依约前去拜访，做了土地的六郎不便再现形，就化烟化风或托梦以应答迎送他。许渔夫在此逗留一阵打道回府时，六郎化作羊角风，随行相送十余里。许渔夫向这阵风拜别道：“六郎珍重，自能造福一方，无用故人嘱也。”前面作者写人和鬼彼此相偕相知，一如平常而令读者称奇；到了这时，写出做了神仙的王六郎也并不令渔夫隔膜或敬畏，他们依然是故人。听听这语气：“无用故人嘱也”，可不就是我们平时对知己、兄弟的态度，我们不也常常需要这样的以赞赏表达出来的期望和鼓励吗？
　　《苏仙》是一个更为奇异的故事，类似于圣母玛利亚的传说。故事说的是在郴州，有位苏姓女孩在河里洗衣服时，蹲在水中一块巨石上，突然被一缕青苔所吸引。只见它“绿滑可爱，浮水漾动，绕石三匝”，苏姑娘因此有感于心，而成孕，而产子。苏姑娘做了母亲，儿子长大后出走了，她顶住压力倒也安然度过未嫁的一生。当那神仙儿子后来现身时，众人只见他“丰姿俊伟”。他葬了仙去的母亲，在墓前种了两株桃树，结实甘芳，“年年华茂，更不衰朽”。故事结尾处，异史氏说，后来历朝历代在此地做官的人，還会摘了“苏仙桃树”的桃子馈赠家乡亲友。作者这样写，可不是一味地言之凿凿以增加奇闻的可信度，而是让我们触摸到故事里的人间温度而宁信其有！ 　　《聊斋志异》取消了人鬼、人妖、人神、人物的界限，与其说作者好奇猎趣，不如说他胸中自有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信念，这种信念使他的故事和讲述既有奇异、唯美的格调，又有坦荡磊落的风度。再看两个例子——
　　《僧孽》说的是某人被鬼使误捉到了阴曹地府，他想，既然来了一趟，不如长点见识再回去，便“求观冥狱”。不料参观时，看见了自己做和尚的、品行恶劣的兄长在阴间受刑的模样。他返回阳间，以为哥哥已死，急忙赶到兄长所在庙里去看，不料他却还活着！且他此刻活着的那副模样，跟自己在地狱看到的情景好像！他在地狱内看见哥哥受的刑法，与眼前哥哥说遭受的折磨，在两个时空并行不悖，相互映衬。异史氏于是说道：“鬼狱渺茫，恶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祸，即冥冥之罚也。”
　　《考弊司》说的是河南人闻人生，被一个秀才邀到地府，看那考弊司的虚肚鬼王如何贪赃枉法且不听劝谏。闻人生是个年轻后生，鬼秀才之所以邀他到地府去，一方面因为他正直勇敢，另一方面因为他是那个虚肚鬼王的伯伯，非他不足以整治这鬼王的腐败作风。在这个故事中，凭着那一股气，或者可以说“正能量”，人们可以上天入地，串联前世今生，打通人神鬼怪。对蒲松龄这种神奇的超前的宇宙观，读者在《辛十四娘》《聂小倩》《画皮》等篇章中已有所领悟。实际上在聊斋这个奇异的世界里，穿越、異度空间、时空的折叠或平行时空，几乎是一种常态，而且是那么亲切可人，让受限于尘俗的我们感奋不已。
　　？荩？荩？荩【名家评点链接】
　　《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鲁迅
　　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学《檀弓》像《檀弓》。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词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孙犁
　　《聊斋》好在笔法，用词极简，达意，出入风雅，记俚俗荒诞事，却很客观。此后赞美别人文字精深，称之聊斋笔法。——木心
　　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著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