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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历史地位早已举世公认、名垂青史；然而，刘志丹超越时空、最震撼人心的魅力，并不仅是他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杰出贡献，而是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和党内错误路线的双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范与人格魅力。
百折不挠，坚持理想信念
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在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身处白色恐怖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他从不畏惧，出生入死，矢志不渝。他与唐澍等人领导的渭华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渭华起义失败后，他辗转陕北，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仍开辟和创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兵运工作的艰难日子里，还是在充满血与火的战场上，他始终把生死置之度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多次被捕和关押，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在多次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挤、迫害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革命志向，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心。他坚信党的领导，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他结合陕甘边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三色”革命理论、“三窟论”，先后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密切联系群众，许多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老乡和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充分体现了群众对他的由衷敬意。刘志丹的奋斗历史，充分体现出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如朱德同志1943年4月23日在延安举行的近万人参加的刘志丹烈士公祭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致辞中所说的：“刘志丹是创造红军的模范”，“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1943年，张闻天为他题词：“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志丹同志，精神不死！”
相忍为党，维护党内团结
刘志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同敌人作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另一方面还要同来自党内的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作坚决斗争。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在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诬陷、打击、迫害、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革命志向，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心。他有坚强的党性，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始终表现出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高尚品德。
刘志丹胸襟坦荡，忠诚宽厚，严于律己，光明磊落，相忍为党，维护团结，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西北红军多次合编，他的部队人多枪多，每次都担任副职，如与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从无怨言；“三嘉原缴枪事件”中，他顾全大局，孤身离队；周家崄联席会议上，他推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作为“地主”兵员多威望高，却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他毫不计较，忠心耿耿，努力工作；担任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被聂洪钧取代，他没有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坚定地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几年间，“左”倾错误频频出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刘志丹数度蒙冤。1932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改编后的红二十六军政委。他污蔑刘志丹等人“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领导职务，并欲将他们开除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留下任政治处处长。面对这种无理责难、无情打击，刘志丹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泰然处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不计较个人名位，积极协助由班长提任团长的王世泰开展工作，尽其所能维护了部队的团结。
党性坚定，对革命忠贞不渝
1935年9月中旬至11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出于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与现实的错误认识，在根据地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抓，200多人惨遭杀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岌岌可危。
由于怀疑“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肃反”的黑手也伸向了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鉴于他在西北的巨大声望，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代局长戴季英等人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实则暗中写信命令前方捕人。刘志丹信以为真，立即动身。
1935年10月5日，行至安塞县高桥川时，刘志丹和送信的骑兵通讯员相遇。通讯员在不知密信内容的情况下，把逮捕刘志丹的密信给他看。刘志丹打开，发现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其中明确写道：“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岗）回来。”这是陕北“肃反”中最悲壮的一天，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刘志丹如雷轰顶，如箭穿心。
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坦然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
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讯员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
到了瓦窑堡，刘志丹没有去省委，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对有关负责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
刘志丹光明磊落，慷慨赴死，“自投罗网”，仍然被认为“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当即被逮捕关押、镣铐加身。
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从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口中得知刘志丹被捕待杀的消息，随后又从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原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那里详细了解了错误“肃反”造成的空前危机，他立即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当即派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陕北籍干部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等人携电台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毛泽东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他随后明确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毛泽东还叮嘱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毛泽东派王首道、贾拓夫带一个连和一部电台，以最快速度，赶赴瓦窑堡，接管西北政治保卫局，营救刘志丹。
12月，指挥完直罗镇战役到达瓦窑堡的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予以安慰和鼓励，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
面对一些受迫害同志的激愤情绪，刘志丹表现出高风亮节。他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他反复强调：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大家不要再记前仇，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再不要提这回事了。“中央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习仲勋：“最可怕的是暗箭伤人。但这也难免，要经受得起这种考验。” “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再次让习仲勋转告其他战友：“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习仲勋深为感动：“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率部东征，英勇作战，不幸在山西中阳县（今柳林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龄还不满33岁。
牺牲时遗产：口袋里仅有半截铅笔，两个烟头。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没有来得及在路线上分清是非，刘志丹虽被平反，但仍然留下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决定，直到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才彻底平反。
1936年6月，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将他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永远纪念这位人民的英雄。
2009年9月，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陕西有三位：除杨虎城是著名爱国将领外，刘志丹、谢子长均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而刘志丹又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中西北唯一的代表。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的最好褒奖。毛泽东题碑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高度评价刘志丹：“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志丹同志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
刘志丹一生虽然短暂地定格在33岁的韶华，但却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不仅功勋卓著，受人敬仰，而且具有优良的革命作风、崇高的人格魅力，堪称共产党人之楷模。
刘志丹
（1903.10.4—1936.4.14），原名景桂，字子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百折不挠，坚持理想信念
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在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身处白色恐怖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他从不畏惧，出生入死，矢志不渝。他与唐澍等人领导的渭华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渭华起义失败后，他辗转陕北，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仍开辟和创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兵运工作的艰难日子里，还是在充满血与火的战场上，他始终把生死置之度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多次被捕和关押，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在多次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排挤、迫害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革命志向，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心。他坚信党的领导，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他结合陕甘边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三色”革命理论、“三窟论”，先后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密切联系群众，许多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老乡和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充分体现了群众对他的由衷敬意。刘志丹的奋斗历史，充分体现出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如朱德同志1943年4月23日在延安举行的近万人参加的刘志丹烈士公祭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致辞中所说的：“刘志丹是创造红军的模范”，“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1943年，张闻天为他题词：“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志丹同志，精神不死！”
相忍为党，维护党内团结
刘志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同敌人作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另一方面还要同来自党内的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作坚决斗争。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在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诬陷、打击、迫害、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革命志向，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心。他有坚强的党性，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始终表现出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高尚品德。
刘志丹胸襟坦荡，忠诚宽厚，严于律己，光明磊落，相忍为党，维护团结，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西北红军多次合编，他的部队人多枪多，每次都担任副职，如与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从无怨言；“三嘉原缴枪事件”中，他顾全大局，孤身离队；周家崄联席会议上，他推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作为“地主”兵员多威望高，却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他毫不计较，忠心耿耿，努力工作；担任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被聂洪钧取代，他没有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坚定地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几年间，“左”倾错误频频出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刘志丹数度蒙冤。1932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改编后的红二十六军政委。他污蔑刘志丹等人“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领导职务，并欲将他们开除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留下任政治处处长。面对这种无理责难、无情打击，刘志丹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泰然处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不计较个人名位，积极协助由班长提任团长的王世泰开展工作，尽其所能维护了部队的团结。
党性坚定，对革命忠贞不渝
1935年9月中旬至11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出于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与现实的错误认识，在根据地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抓，200多人惨遭杀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岌岌可危。
由于怀疑“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肃反”的黑手也伸向了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鉴于他在西北的巨大声望，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代局长戴季英等人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实则暗中写信命令前方捕人。刘志丹信以为真，立即动身。
1935年10月5日，行至安塞县高桥川时，刘志丹和送信的骑兵通讯员相遇。通讯员在不知密信内容的情况下，把逮捕刘志丹的密信给他看。刘志丹打开，发现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其中明确写道：“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岗）回来。”这是陕北“肃反”中最悲壮的一天，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刘志丹如雷轰顶，如箭穿心。
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坦然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
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讯员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
到了瓦窑堡，刘志丹没有去省委，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对有关负责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
刘志丹光明磊落，慷慨赴死，“自投罗网”，仍然被认为“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当即被逮捕关押、镣铐加身。
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从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口中得知刘志丹被捕待杀的消息，随后又从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原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那里详细了解了错误“肃反”造成的空前危机，他立即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当即派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陕北籍干部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等人携电台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毛泽东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他随后明确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毛泽东还叮嘱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毛泽东派王首道、贾拓夫带一个连和一部电台，以最快速度，赶赴瓦窑堡，接管西北政治保卫局，营救刘志丹。
12月，指挥完直罗镇战役到达瓦窑堡的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予以安慰和鼓励，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
面对一些受迫害同志的激愤情绪，刘志丹表现出高风亮节。他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他反复强调：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大家不要再记前仇，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再不要提这回事了。“中央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习仲勋：“最可怕的是暗箭伤人。但这也难免，要经受得起这种考验。” “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再次让习仲勋转告其他战友：“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习仲勋深为感动：“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率部东征，英勇作战，不幸在山西中阳县（今柳林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龄还不满33岁。
牺牲时遗产：口袋里仅有半截铅笔，两个烟头。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没有来得及在路线上分清是非，刘志丹虽被平反，但仍然留下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决定，直到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才彻底平反。
1936年6月，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将他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永远纪念这位人民的英雄。
2009年9月，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陕西有三位：除杨虎城是著名爱国将领外，刘志丹、谢子长均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而刘志丹又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中西北唯一的代表。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的最好褒奖。毛泽东题碑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高度评价刘志丹：“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志丹同志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
刘志丹一生虽然短暂地定格在33岁的韶华，但却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不仅功勋卓著，受人敬仰，而且具有优良的革命作风、崇高的人格魅力，堪称共产党人之楷模。
刘志丹
（1903.10.4—1936.4.14），原名景桂，字子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