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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的封面报道是关于基金会理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是很感兴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早在去年底,编辑部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选题,只是碍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而一直没有操作。另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是,他们愿意说出自家的理财故事吗?
到了今年3月,敦和基金会遭遇“亿基金”事件,业界在普遍关心敦和1亿元资金如何使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这家基金会的投资理财逻辑。基金会理财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业界注意。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我们尝试给多家有投资理财行为并且取得不错收益的基金会提出采访需求。我一度曾担心,到底会有多少家基金会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指派副秘书长级别以上、分管资产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出面接受采访。采访过程相当顺利,真爱梦想的副理事长、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冲将真爱梦想的投资理财故事和盘托出,有问必答、知无不言。
然而,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愿意分享他们的投资理财故事,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甚至并非每家基金会都愿意就投资理财这个话题发表意见。对于我们提出的采访需求,相当一部分基金会选择了沉默或者委婉拒绝。
这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某些拒绝我们采访的基金会,他们的投资理财情况,其实早已被媒体做过报道。翻查历年年报,也能看到他们最近几年的投资行为。但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投资理财经历。
没有人告诉我,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但我想,舆论层面的质疑或许是他们的顾虑之一。从1981年第一家基金会成立时算起,中国基金会走过的发展历程不过30余年,对于许多民众而言,他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基金会到底是个什么,更别指望他们能够理解并支持一个陌生的公益机构,将善款拿来投资理财。
基金会将善款拿去投资理财而招致质疑的案例并非没有发生过。早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知名的基金会由于把捐款拿去投资,被媒体公开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虽然经相关部门调查后,该基金会的做法没有违规,但各种质疑还在持续,直到多年以后才慢慢被人们所淡忘。
舆论层面的指责,是基金会不愿面对的风险。而现状恰恰是,一旦有基金会将资金拿来投资理财,哪怕是赚了钱,也有可能引起公众的质疑和指责。要知道,道德层面的指责在中国公益界时常发生,指责方往往不需要承担风险,而被指责方却需要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大多基金会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时,往往会犹豫不决,即便是选择了投资理财,也宁愿低调慎言。
还有个值得一说的现象是,有些基金会愿意就行业内的共性问题发表意见,包括制约基金会理财的现实因素,包括如何提升基金会的理财能力等,但往往谈及自家的投资理财策略时,他们就不愿多谈,或者不希望被公开报道。
我们尊重慎言者,但我更想说的是,目前《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从法律法规层面规定基金会能够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只要不违反相关规定,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可以大大方方讲出来。当然,要想让公众理解并接受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还得定期公布收益所得以及使用情况,并且缴纳相应的税收。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相信公众理解并接受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今年3月,敦和基金会遭遇“亿基金”事件,业界在普遍关心敦和1亿元资金如何使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这家基金会的投资理财逻辑。基金会理财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业界注意。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我们尝试给多家有投资理财行为并且取得不错收益的基金会提出采访需求。我一度曾担心,到底会有多少家基金会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指派副秘书长级别以上、分管资产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出面接受采访。采访过程相当顺利,真爱梦想的副理事长、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冲将真爱梦想的投资理财故事和盘托出,有问必答、知无不言。
然而,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愿意分享他们的投资理财故事,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甚至并非每家基金会都愿意就投资理财这个话题发表意见。对于我们提出的采访需求,相当一部分基金会选择了沉默或者委婉拒绝。
这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某些拒绝我们采访的基金会,他们的投资理财情况,其实早已被媒体做过报道。翻查历年年报,也能看到他们最近几年的投资行为。但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投资理财经历。
没有人告诉我,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但我想,舆论层面的质疑或许是他们的顾虑之一。从1981年第一家基金会成立时算起,中国基金会走过的发展历程不过30余年,对于许多民众而言,他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基金会到底是个什么,更别指望他们能够理解并支持一个陌生的公益机构,将善款拿来投资理财。
基金会将善款拿去投资理财而招致质疑的案例并非没有发生过。早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知名的基金会由于把捐款拿去投资,被媒体公开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虽然经相关部门调查后,该基金会的做法没有违规,但各种质疑还在持续,直到多年以后才慢慢被人们所淡忘。
舆论层面的指责,是基金会不愿面对的风险。而现状恰恰是,一旦有基金会将资金拿来投资理财,哪怕是赚了钱,也有可能引起公众的质疑和指责。要知道,道德层面的指责在中国公益界时常发生,指责方往往不需要承担风险,而被指责方却需要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大多基金会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时,往往会犹豫不决,即便是选择了投资理财,也宁愿低调慎言。
还有个值得一说的现象是,有些基金会愿意就行业内的共性问题发表意见,包括制约基金会理财的现实因素,包括如何提升基金会的理财能力等,但往往谈及自家的投资理财策略时,他们就不愿多谈,或者不希望被公开报道。
我们尊重慎言者,但我更想说的是,目前《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从法律法规层面规定基金会能够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只要不违反相关规定,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可以大大方方讲出来。当然,要想让公众理解并接受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还得定期公布收益所得以及使用情况,并且缴纳相应的税收。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相信公众理解并接受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