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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这位来自皖西叶集的开国将军，是一位素以勇猛闻名全军的虎将。他智勇双全，胆识过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的爱情也来如闪电，艳如彩虹，炫目而亮丽……
她指挥唱歌，他登台报告，彼此一见倾心。
１９４１年４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一辆摩托车沿着河堤向北驶向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的驻地沙家庄。
九团编入三旅的时间不长。它的前身是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１９４０年先后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苏四区游击第三旅，长期在崇明、启东、海门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后因日伪军大量增兵而转移到如皋以北地区休整。作为三旅旅长、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指挥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团。这次，他亲自驾驶摩托，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想乘战斗间隙多多接触九团的干部战士。
驶近沙家庄，就听到一阵阵操练声和抗战歌声。陶勇放慢车速，观看着战士们的操练。他看见树林里、空地上，一队队战士有的练刺杀，有的练队列，有的匍匐前进，脸上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时，三旅副旅长茅珵，九团团长廖金昌、政委罗永华、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陶勇敏捷地跳下车，与他们亲切地握手问候。
循着阵阵歌声，他们走向村头。转过一幢草房，看见一大群人围成几圈，正在高唱抗战歌曲。韩念龙介绍说，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正在练习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学唱。陶勇示意大家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响他们唱歌。
就在陶勇准备转身离开时，只见队列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女兵走到人圈中间，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双手向空中一扬，其他人便整齐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陶勇不禁向前走了几步，通过人缝，他打量起那位女兵来。只见她的身子随着曲调的变化时而前倾，时而后仰，灵巧的双手时而像游鱼戏水，时而似飞鸟翱翔；两臂时而用力张开，时而猛地收拢；有时她用手向上一撩，歌声忽如飞流瀑布，声震屋宇；而当两手轻轻向下一按，歌声又如小溪流水，低声徘徊。她那充满激情的表演仿佛磁铁一般，把同志们都吸引住了。
陶勇也被那激越高昂的歌声感染，更被女战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又听完了《游击队之歌》、《勇敢队之歌》、《黄桥的新生》３支歌曲。他非常欣赏她那优雅、洒脱的指挥动作和活泼清新的气质。一种希望了解她的想法油然而生。
站在陶勇身后的韩念龙敏锐地察觉到了司令员的内心活动，微笑着介绍说：“她叫朱岚，是我们文工团的活跃分子。陶司令现在要不要见见他们？”
“朱岚！”他在心里记下了她的名字。“现在不打扰他们了，让他们继续唱吧！”
到了九团团部，陶勇首先检查了工作和训练计划、各项规章制度，接着询问各营连的干部配备、人员武器、军政素质的具体情况。
接着，根据事先的安排，陶勇给九团干部战士讲话。这一天，他的兴致特别高，临场发挥也很好，人往主席台上一站，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任务、新四军暨三旅和四分区的任务；从红军的战略战术，讲到新四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从黄桥决战讲到皖南事变；从重建新四军军部，讲到粉碎日伪顽合流的阴谋、反“扫荡”的胜利。战士们都听得入迷，眼界为之大开，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坐在较前位置的文工团员们更是看得真切，听得清楚。眼前这位年轻的首长，年龄约二十八九岁，个头不高，但嗓门不小，黑黝黝的脸庞显得有点土气，如果脱掉军装，像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可是他那带有皖西口音的语调、那朴实而又幽默的语言、生动而丰富的表情却感染了每个人。
他的报告给九团指战员留下极深的印象，朱岚和文工团的几位姐妹对陶勇满心敬佩，都猜想：陶司令八成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至少长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是知情人回答说：陶司令从小没念过书。他是在革命军队的大学校里学习文化和理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军事干部。每次缴获新式武器、新鲜东西，都是他最先要尝试尝试，直到会用为止。他还是全旅最早会开摩托车的人。这使朱岚她们更加佩服、也更想了解陶司令。
从相互了解到相互爱慕。丰马河大堤，是他们的爱河之堤。
九团在休整期间，七团、八团一些老战士和少数干部调配进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老部队的战斗技术和作风，而且带来了有关陶勇的故事。朱岚到各连队教唱歌曲时，不论在哪个连队都可听到有关陶勇的动人故事：深入虎穴谈判，巧入敌营侦察，长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关头舍己救人……
朱岚听到这些故事不禁怦然心动。
在这期间，陶勇又多次来过九团。茅珵、韩念龙了解陶勇过去一直冲冲杀杀，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恋爱，至今还是光杆司令。现在陶司令似乎看上了朱岚。于是，他俩就热心地做起了“红娘”，在陶勇面前介绍朱岚的情况，在朱岚面前又大力介绍陶勇，并两次邀请陶勇观看由朱岚担任主角的文艺演出，安排他们相互接触。
终于有一天，陶勇和朱岚初次约会在丰马河边。迎着柔和的晚风，他们肩并着肩，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好感与爱慕，各自介绍家世、童年与革命经历。
通过别人的介绍和直接面谈，陶勇对朱岚有了进一步的解。朱岚，原名龚敬，１９１８年出生于崇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上过县立师范，现年２３岁。她的父亲是开明士绅，倾向革命，拥护抗日，经常同抗日游击队来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担任警卫排副排长的弟弟在回家养伤期间，日伪闻讯而至，包围了她的家，把她父亲和弟弟绑在树上严刑拷问，要他们供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父子俩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竟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怀着国仇家恨，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抗日武装，跟着茅珵、韩念龙打了出来，转移到启海地区，并入陶勇的部队，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陶勇深深同情她的身世，佩服她的勇气。
同时，朱岚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张道庸，１９１３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一个雇农家庭，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他不得不从７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干活，１９２９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红军部队中勇敢作战，勤奋好学，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师长，参加过长征。他虽然只比自己大五岁，可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已是高级指挥员。１９３９年秋，陈毅、粟裕为他改名陶勇，先后任支队、纵队司令员、旅长兼分区司令员。
经过几次接触和多渠道了解，朱岚又逐渐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爱好。从外表看，他显得土里土气、粗里粗气，有时甚至“傻里傻气”，可是他“土”得实在，“粗”得豪爽，“傻”得可爱。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纯朴、憨厚的本质，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他和指战员们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但同时也严格要求，令出如山，纪律严明，执行任务雷厉风行。他作战勇敢，爱挑重担，事事争先，无畏无惧。他生性豪爽，大大咧咧，机智幽默，爱开玩笑。不久前，他与海安县委书记惠浴宇、如东县长王治平在一起，为争论一件事互相拉扯，结果掉到水田里还打打闹闹，都滚了一身泥水才相视大笑。他们三人因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被当地群众称作“苏中三大甩子”。而陶勇听到“甩子”这个“雅号”并不觉得有失尊严，反而挺感自豪。朱岚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曾劝他要注意形象和影响。
陶勇和朱岚实在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时光。相反，这期间，日伪军又数次“扫荡”，部队几次转移、作战，他们几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又是一个傍晚，火烧云映红了天空，映红了丰马河水。刚刚凯旋的陶勇把朱岚约到河边，还没讲三句话，就急切地表示：“现在抗日烽火已燃遍全国，抗战正忙，不允许我们长时间地谈恋爱。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我们挺合得来。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结婚！”
朱岚红了脸．低着头羞涩地说：“这是终身大事，我得考虑考虑，准备准备，还要请组织上批准。”
“我们符合条件，组织上会批准的。你有文化，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会把你当做我的老师，虚心向你学习文化，也会爱你。你也可以从我这里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学习军事知识。我们土洋结合，能互爱互学，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朱岚知道陶勇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她深感陶勇是个可亲、可敬、可爱、可靠、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婚礼上共同唱军歌，酒醒后坦言戏称：洋包子把了土包子。
１９４１年７月的一天，陶勇与朱岚的婚礼在沙家庄举行。婚礼既简单又热烈，三旅科以上干部都“赤手空拳”地前来参加。
那时除了打胜仗外，部队里很少有什么热闹事，遇到哪位首长或老战友结婚，无疑要赛过逢年过节。而当时婚礼中顶重要的内容是要新郎新娘“坦白”恋爱经过或者表演节目，这几乎成为每次婚礼的共同程序。陶勇快人快语，主动说：“我和朱岚同志恋爱的经过，大家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不如让朱岚同志唱支歌，为大家助兴吧！”
应邀前来的九团文工团的几位女干部却不依不饶，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们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可是，他俩刚唱几句，文工团的同志和其他人也就先后跟着齐唱起来。那庄严高昂、雄壮有力的歌声感染着所有到场的人。
婚宴开始后不久，文工团指导员蒋若虹端着满杯酒走向陶勇：“陶司令，你挖走了我们团里最漂亮的姑娘，今天得罚你酒！”陶勇笑着说：“好，我喝，你们也得喝！”
文工团另外几个女同志都摇头说不会喝，蒋若虹却不甘示弱地表示：“司令先喝，我们后喝！”韩念龙见她一副逞能应战的样子，就小声劝说：“不要上当，陶司令能喝。”
听了韩念龙的话，蒋若虹却不以为然，与陶勇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就感到头昏眼花，被人搀着休息去了。
其他人继续敬酒，频频祝福这对新婚夫妇。陶勇喝酒爽快，有来无拒，但毕竟经不住众人的“车轮战”。尽管朱岚为他代了不少酒，可到后来他还是喝得口干舌直，醉眼矇。众人见他真喝多了，才肯罢休，尽兴吃饭。
陶勇醒来时，前来贺喜的人都走了，只有朱岚悄然坐在身边，不停地为他扇着凉风。他感激地望了她一眼，惊奇地问：“我怎么会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你喝得多！”
“你当你真是酒神酒仙啊？尽耍活宝！”朱岚娇嗔地说，说完顺手递给他一杯凉开水，陶勇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肚，觉得心里舒坦多了。他紧紧地拉着朱岚的手，凝视着她那清秀的脸庞，憋了半天才突然说：“嘿！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个土包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秘书了！”
一句话把朱岚逗得直乐。
抗日军人的生活注定要与硝烟为伴。结婚才几天，陶勇就投入到反“扫荡”的斗争中。当时，日伪军调集１．７万人开展夏季大“扫荡”，形势很紧张，陶勇、朱岚被迫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后来就是打退了日伪军，环境稍微安定了，他们也是离多合少。
１９４１年底，陶勇和朱岚奉命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第三期学习。陶勇以“土包子”自谓，足见他正视自己的短处，也决心改变“土包子”的形象，因此，他很珍惜各种学习机会。在党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一次，他的一位老战友派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要他去军部叙谈叙谈。陶勇接到信，非常高兴，很想立即去见见这位生死与共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但考虑到不是假日，即使作为学员第三大队大队长，也不便请假外出。于是，他到一大队找到朱岚说明事由，叫朱岚执笔回信。朱岚按照他的意思写了回信，把最后一句写成“不克前往，请谅！”陶勇问“不克”是什么意思？朱岚解释说，“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陶勇说：“他是工农干部，要写得通俗一点，就写不能前去，不要文绉绉的。”朱岚敬佩地瞥了他一眼，认识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陶勇在学习上既虚心，又刻苦。他和朱岚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在学习上他则拜朱岚为师，常常在朱岚辅导下用功读书。他后来不断进步的辉煌经历，与朱岚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陶勇与朱岚患难与共地度过了２０多个春秋。他们相濡以沫，生死相依，堪称模范夫妻。“文化大革命”之初，陶勇被林彪死党迫害致死。法西斯暴徒严刑威逼，要朱岚承认陶勇是叛徒、特务，是畏罪自杀。她坚贞不屈，誓死反驳，最终追随她的战友和伴侣而去……
粟裕大将、叶飞上将等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抗林彪、‘四人帮’的艰苦而漫长的战役中，陶勇同志和朱岚同志，是第一批奋起进攻的英雄，也是第一批光荣牺牲的烈士。”
她指挥唱歌，他登台报告，彼此一见倾心。
１９４１年４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一辆摩托车沿着河堤向北驶向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的驻地沙家庄。
九团编入三旅的时间不长。它的前身是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１９４０年先后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苏四区游击第三旅，长期在崇明、启东、海门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后因日伪军大量增兵而转移到如皋以北地区休整。作为三旅旅长、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指挥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团。这次，他亲自驾驶摩托，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想乘战斗间隙多多接触九团的干部战士。
驶近沙家庄，就听到一阵阵操练声和抗战歌声。陶勇放慢车速，观看着战士们的操练。他看见树林里、空地上，一队队战士有的练刺杀，有的练队列，有的匍匐前进，脸上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时，三旅副旅长茅珵，九团团长廖金昌、政委罗永华、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陶勇敏捷地跳下车，与他们亲切地握手问候。
循着阵阵歌声，他们走向村头。转过一幢草房，看见一大群人围成几圈，正在高唱抗战歌曲。韩念龙介绍说，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正在练习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学唱。陶勇示意大家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响他们唱歌。
就在陶勇准备转身离开时，只见队列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女兵走到人圈中间，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双手向空中一扬，其他人便整齐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陶勇不禁向前走了几步，通过人缝，他打量起那位女兵来。只见她的身子随着曲调的变化时而前倾，时而后仰，灵巧的双手时而像游鱼戏水，时而似飞鸟翱翔；两臂时而用力张开，时而猛地收拢；有时她用手向上一撩，歌声忽如飞流瀑布，声震屋宇；而当两手轻轻向下一按，歌声又如小溪流水，低声徘徊。她那充满激情的表演仿佛磁铁一般，把同志们都吸引住了。
陶勇也被那激越高昂的歌声感染，更被女战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又听完了《游击队之歌》、《勇敢队之歌》、《黄桥的新生》３支歌曲。他非常欣赏她那优雅、洒脱的指挥动作和活泼清新的气质。一种希望了解她的想法油然而生。
站在陶勇身后的韩念龙敏锐地察觉到了司令员的内心活动，微笑着介绍说：“她叫朱岚，是我们文工团的活跃分子。陶司令现在要不要见见他们？”
“朱岚！”他在心里记下了她的名字。“现在不打扰他们了，让他们继续唱吧！”
到了九团团部，陶勇首先检查了工作和训练计划、各项规章制度，接着询问各营连的干部配备、人员武器、军政素质的具体情况。
接着，根据事先的安排，陶勇给九团干部战士讲话。这一天，他的兴致特别高，临场发挥也很好，人往主席台上一站，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任务、新四军暨三旅和四分区的任务；从红军的战略战术，讲到新四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从黄桥决战讲到皖南事变；从重建新四军军部，讲到粉碎日伪顽合流的阴谋、反“扫荡”的胜利。战士们都听得入迷，眼界为之大开，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坐在较前位置的文工团员们更是看得真切，听得清楚。眼前这位年轻的首长，年龄约二十八九岁，个头不高，但嗓门不小，黑黝黝的脸庞显得有点土气，如果脱掉军装，像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可是他那带有皖西口音的语调、那朴实而又幽默的语言、生动而丰富的表情却感染了每个人。
他的报告给九团指战员留下极深的印象，朱岚和文工团的几位姐妹对陶勇满心敬佩，都猜想：陶司令八成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至少长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是知情人回答说：陶司令从小没念过书。他是在革命军队的大学校里学习文化和理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军事干部。每次缴获新式武器、新鲜东西，都是他最先要尝试尝试，直到会用为止。他还是全旅最早会开摩托车的人。这使朱岚她们更加佩服、也更想了解陶司令。
从相互了解到相互爱慕。丰马河大堤，是他们的爱河之堤。
九团在休整期间，七团、八团一些老战士和少数干部调配进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老部队的战斗技术和作风，而且带来了有关陶勇的故事。朱岚到各连队教唱歌曲时，不论在哪个连队都可听到有关陶勇的动人故事：深入虎穴谈判，巧入敌营侦察，长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关头舍己救人……
朱岚听到这些故事不禁怦然心动。
在这期间，陶勇又多次来过九团。茅珵、韩念龙了解陶勇过去一直冲冲杀杀，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恋爱，至今还是光杆司令。现在陶司令似乎看上了朱岚。于是，他俩就热心地做起了“红娘”，在陶勇面前介绍朱岚的情况，在朱岚面前又大力介绍陶勇，并两次邀请陶勇观看由朱岚担任主角的文艺演出，安排他们相互接触。
终于有一天，陶勇和朱岚初次约会在丰马河边。迎着柔和的晚风，他们肩并着肩，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好感与爱慕，各自介绍家世、童年与革命经历。
通过别人的介绍和直接面谈，陶勇对朱岚有了进一步的解。朱岚，原名龚敬，１９１８年出生于崇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上过县立师范，现年２３岁。她的父亲是开明士绅，倾向革命，拥护抗日，经常同抗日游击队来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担任警卫排副排长的弟弟在回家养伤期间，日伪闻讯而至，包围了她的家，把她父亲和弟弟绑在树上严刑拷问，要他们供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父子俩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竟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怀着国仇家恨，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抗日武装，跟着茅珵、韩念龙打了出来，转移到启海地区，并入陶勇的部队，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陶勇深深同情她的身世，佩服她的勇气。
同时，朱岚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张道庸，１９１３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一个雇农家庭，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他不得不从７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干活，１９２９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红军部队中勇敢作战，勤奋好学，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师长，参加过长征。他虽然只比自己大五岁，可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已是高级指挥员。１９３９年秋，陈毅、粟裕为他改名陶勇，先后任支队、纵队司令员、旅长兼分区司令员。
经过几次接触和多渠道了解，朱岚又逐渐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爱好。从外表看，他显得土里土气、粗里粗气，有时甚至“傻里傻气”，可是他“土”得实在，“粗”得豪爽，“傻”得可爱。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纯朴、憨厚的本质，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他和指战员们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但同时也严格要求，令出如山，纪律严明，执行任务雷厉风行。他作战勇敢，爱挑重担，事事争先，无畏无惧。他生性豪爽，大大咧咧，机智幽默，爱开玩笑。不久前，他与海安县委书记惠浴宇、如东县长王治平在一起，为争论一件事互相拉扯，结果掉到水田里还打打闹闹，都滚了一身泥水才相视大笑。他们三人因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被当地群众称作“苏中三大甩子”。而陶勇听到“甩子”这个“雅号”并不觉得有失尊严，反而挺感自豪。朱岚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曾劝他要注意形象和影响。
陶勇和朱岚实在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时光。相反，这期间，日伪军又数次“扫荡”，部队几次转移、作战，他们几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又是一个傍晚，火烧云映红了天空，映红了丰马河水。刚刚凯旋的陶勇把朱岚约到河边，还没讲三句话，就急切地表示：“现在抗日烽火已燃遍全国，抗战正忙，不允许我们长时间地谈恋爱。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我们挺合得来。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结婚！”
朱岚红了脸．低着头羞涩地说：“这是终身大事，我得考虑考虑，准备准备，还要请组织上批准。”
“我们符合条件，组织上会批准的。你有文化，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会把你当做我的老师，虚心向你学习文化，也会爱你。你也可以从我这里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学习军事知识。我们土洋结合，能互爱互学，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朱岚知道陶勇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她深感陶勇是个可亲、可敬、可爱、可靠、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婚礼上共同唱军歌，酒醒后坦言戏称：洋包子把了土包子。
１９４１年７月的一天，陶勇与朱岚的婚礼在沙家庄举行。婚礼既简单又热烈，三旅科以上干部都“赤手空拳”地前来参加。
那时除了打胜仗外，部队里很少有什么热闹事，遇到哪位首长或老战友结婚，无疑要赛过逢年过节。而当时婚礼中顶重要的内容是要新郎新娘“坦白”恋爱经过或者表演节目，这几乎成为每次婚礼的共同程序。陶勇快人快语，主动说：“我和朱岚同志恋爱的经过，大家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不如让朱岚同志唱支歌，为大家助兴吧！”
应邀前来的九团文工团的几位女干部却不依不饶，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们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可是，他俩刚唱几句，文工团的同志和其他人也就先后跟着齐唱起来。那庄严高昂、雄壮有力的歌声感染着所有到场的人。
婚宴开始后不久，文工团指导员蒋若虹端着满杯酒走向陶勇：“陶司令，你挖走了我们团里最漂亮的姑娘，今天得罚你酒！”陶勇笑着说：“好，我喝，你们也得喝！”
文工团另外几个女同志都摇头说不会喝，蒋若虹却不甘示弱地表示：“司令先喝，我们后喝！”韩念龙见她一副逞能应战的样子，就小声劝说：“不要上当，陶司令能喝。”
听了韩念龙的话，蒋若虹却不以为然，与陶勇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就感到头昏眼花，被人搀着休息去了。
其他人继续敬酒，频频祝福这对新婚夫妇。陶勇喝酒爽快，有来无拒，但毕竟经不住众人的“车轮战”。尽管朱岚为他代了不少酒，可到后来他还是喝得口干舌直，醉眼矇。众人见他真喝多了，才肯罢休，尽兴吃饭。
陶勇醒来时，前来贺喜的人都走了，只有朱岚悄然坐在身边，不停地为他扇着凉风。他感激地望了她一眼，惊奇地问：“我怎么会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你喝得多！”
“你当你真是酒神酒仙啊？尽耍活宝！”朱岚娇嗔地说，说完顺手递给他一杯凉开水，陶勇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肚，觉得心里舒坦多了。他紧紧地拉着朱岚的手，凝视着她那清秀的脸庞，憋了半天才突然说：“嘿！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个土包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秘书了！”
一句话把朱岚逗得直乐。
抗日军人的生活注定要与硝烟为伴。结婚才几天，陶勇就投入到反“扫荡”的斗争中。当时，日伪军调集１．７万人开展夏季大“扫荡”，形势很紧张，陶勇、朱岚被迫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后来就是打退了日伪军，环境稍微安定了，他们也是离多合少。
１９４１年底，陶勇和朱岚奉命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第三期学习。陶勇以“土包子”自谓，足见他正视自己的短处，也决心改变“土包子”的形象，因此，他很珍惜各种学习机会。在党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一次，他的一位老战友派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要他去军部叙谈叙谈。陶勇接到信，非常高兴，很想立即去见见这位生死与共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但考虑到不是假日，即使作为学员第三大队大队长，也不便请假外出。于是，他到一大队找到朱岚说明事由，叫朱岚执笔回信。朱岚按照他的意思写了回信，把最后一句写成“不克前往，请谅！”陶勇问“不克”是什么意思？朱岚解释说，“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陶勇说：“他是工农干部，要写得通俗一点，就写不能前去，不要文绉绉的。”朱岚敬佩地瞥了他一眼，认识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陶勇在学习上既虚心，又刻苦。他和朱岚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在学习上他则拜朱岚为师，常常在朱岚辅导下用功读书。他后来不断进步的辉煌经历，与朱岚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陶勇与朱岚患难与共地度过了２０多个春秋。他们相濡以沫，生死相依，堪称模范夫妻。“文化大革命”之初，陶勇被林彪死党迫害致死。法西斯暴徒严刑威逼，要朱岚承认陶勇是叛徒、特务，是畏罪自杀。她坚贞不屈，誓死反驳，最终追随她的战友和伴侣而去……
粟裕大将、叶飞上将等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抗林彪、‘四人帮’的艰苦而漫长的战役中，陶勇同志和朱岚同志，是第一批奋起进攻的英雄，也是第一批光荣牺牲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