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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也使得整整一代年轻女性失去了通常结婚和作母亲的机会。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英国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这一个庞大的人群被迫走向社会，工作以养家糊口。然而，迎接她们的，不是肯定她们的勇气和能力的鲜花掌声，而是对她们的恶毒谩骂和嘲讽。
1916年的大不列颠帝国，面对大量家庭女性成为劳动工人趋向日益加强的社会事实，当时的军需处官员向国会议员高度赞扬了女性所作出的贡献，并乐观地声称：“现在还有什么男人敢大言不惭地说娘们没有社会权利！她们现在可是有工作的社会人啊！”这话获得了满堂喝彩，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者们更以此为依据认为女性在获得一份糊口工作的同时，还获得了对应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然而，女作家弗吉尼娅·尼科尔森认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及做了无数的访问之后，发现事实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战争不仅凶狠地冲击了整个社会，更曾将女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一一击碎。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也使得整整一代年轻女性失去了通常结婚和作母亲的机会。一战后的英国的女性既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要应对舆论的道德批评。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这些可怜的女人的谩骂之风。《每日邮报》说：“这些多余的女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她们被叫做与退伍军人抢工作的“无赖”和“夺食者”。性心理学家说她们不正常，英国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说她们“令人讨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她们应该被送到海外去，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而，这“多余”的近两百万英国女性，不但没有被悲伤击垮，而且还开辟了新的生活。她们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处女成为现代的职业女性。
从“lady”到“woman”
在近代英国，女人们仍然处于中世纪以来的边缘地位，男性在小说中所见到的女性“主要是淫荡女、长舌妇、懒婆以及巫婆的负面形象”，良家妇女是不宜抛头露面的——那些在公众场合随意出现的女子，不是地位低下的劳动妇女，就是出卖肉体的妓女流莺。妓女之风大盛的的欧洲，卖淫一次可以获得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的收入。这种不体面的工作因此吸引了一部分地位低下的女性。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补充而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部叫做《妇女生活礼仪》的书里，就提到了“英国女人要学会听”，顺从男性的意愿。比顿夫人（Mrs. Beeton）的《家庭管理手则》，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教育当时的女性如何持家，同时鼓励她们如何在“家”这个前提下安分守己。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理想生活是有淑女般优雅的谈吐，继承丰厚的财产和家族的荣耀，成为一个家庭名誉的女主人。
即便奥斯丁，勃朗特姊妹，盖斯凯尔夫人等女作家笔下不乏对中产阶级妇女工作（家庭女教师）的描写——这既是生活体验，也是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记忆，但无论是小说里的女主角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女作家，她们的社会地位其实都是边缘的。
伍尔芙曾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以及年1500英镑的收入”。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对于毫无独立经济地位的女性而言是一种奢侈。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实际上只有一个起居室，如果一个妇女要写作，她就得在公用的起居室里写。奥斯丁的侄子曾经回忆起奥斯丁的写作生活：“她大多数工作须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打扰，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或客人以及任何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猜到她所从事的活动。”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写作是不合时宜的，以至她们要发表作品时，不得不适用笔名或假名，以确保不会遭受太多的非议和嘲笑：这些不安分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人竟然也要写作！
事实上，更多的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因经济重担而不得不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工厂中大量的年幼的女童工。
戴安娜·康德尔和简·里德亚德在《为胜利工作：一战中的女性形象1914-1918》中用了将近150幅图片来讲述女性在一战前后的社会角色。女性已经不再是中世纪以来优雅的lady，而是一身工装、戎装打扮，踏着男性化的步伐。有的担任小镇上的送报员和邮递员，有的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员。其中一位罗赞娜·福斯特太太甚至顶替丈夫来做烟囱清洗的工作。
尽管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男性承担，但是女性的参与却不能和男性同薪，尽管劳动强度同样的繁重。一些有规模的行业工人，如制鞋业工人组织尝试去解决女性工作薪水的问题，但像制鞋业工人组织的热心，目的并不在于真的如何帮助劳动女性，实际上在制鞋业中女性出现的机会并不多。
早在1914年一战即将爆发之际，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便已开展。一位女性活动家玛丽·麦克阿瑟率先成立了女性工人国家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地位低下是因为“她们处于无工会组织的涣散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因为她们薪水低之故。”许多女性甚至无法负担加入一个工会组织的费用：例如会员资格费又或者罢工游行的活动费等。教育业中则传出了女性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力的声音。在“女性教师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的宣传单张上，她们发出了“女士们起来，打破僵局获取自由”的口号。
战前工作女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即女性是软弱需要男性保护的，女性的工作价值比男性低拿低薪水是理所当然。甚至有人认为女性并不适合拿薪水的工作，她们领取低工资却负担同样的劳动强度，这威胁了男性的饭碗。类似的说法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就出现过。当时的油刷工人联盟宣称“贫苦的女性成为男性的敌人”，尽管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并非女性，而是不道德的黑心雇主：他们付更低的工资却获得同样的劳动成果。
一战中的“十万个贞德”
一战的爆发成为女性要求社会地位平等的外在推动力。战争把男人们送上战场，为女性打开了劳力资源缺乏的市场的大门，在许多原本只限定由男性担任的工作，现在女性也可以担任。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的资料统计，一战期间至少有九百万人口的英国成年男女为军队服务。战争开始初期（1914年8月），英国大概有73万的男性服役。和其他欧陆国家不同，英国依靠的是规模精干的武装力量。随着战事的紧张，国家军队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到了1918年战争将近尾声时，英国军队已经有多达七百万的男性和女性在为军队服务。其中有女性中的佼佼者成为军队正式服役的一员。1917年，38岁的佛罗拉·珊蒂斯入编塞尔维亚的军团——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名正式入伍成为士兵的英国女性。在此之前她是红十字会组织的护士。
战争期间，女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军事工业中的军需部分。为了鼓舞爱国精神和增强人们的积极性，英国政府甚至发出了“十万个贞德”（“100，000 Joans of Arc.”）的口号。所以，事实上很多女性能够同时在劳动者和家庭妇女这两个角色中游刃有余。
此时女性们的工作选择已经从原来的家庭教师或手工织品者扩展到军需品的生产者。她们工作的最初动力都是希望获得更好的福利待遇，因此战争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增多了她们的机会。军需产业工作繁重，很多女性必须整个星期工作并且没有假期。同时工作中产生的废气和有害气体对她们的身体健康都极其有害。
另一个女性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的行业是银行业。战争中大量资金运转和文件抄写使得银行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相对军需业而言，银行职员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特别的技能和体力要求，因此也吸引了许多刚刚涉足工作的家庭女性。她们对“工作”的定义并不是撑起家庭的经济支柱——至少在战前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有限的内务工作，如家政、家庭教师、手工织品者。到了20世纪20年代，百分之八十的牛津、剑桥毕业的女性都担任了教职。由于这与中产阶级对家庭女性的理想是完全冲突的，婚后很多女性都选择了放弃工作。
但医务工作不一样。基督教终极关怀的教义使本身毫无宗教性质的战地医疗服务披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选择护理工作。照料病患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任何社会阶层的女性都被认为是照料家庭的不二人选。因此大量女性在战时走向战场。
照料战场上大批的伤兵对女性来说并非易事，同时也使护士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南丁格尔护士受到官方重视和表彰的重要原因。迈尔斯·克斯松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女性代表。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她的苏格兰贵族家庭，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参加了战争的后方支援团。在跟随富有经验的护士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和另一位同样优秀的女性，艾尔希·诺民一起在比利时成立了急救中心组织，成为在战争前线工作的模范。
“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
战争结束之时，将近四分之三的英国男性丧身战场。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缺失，更甚，是一代适龄英国女性的婚姻前途的彻底改变。政府一方面既担心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也刻意强调妇女的传统角色，希望女性重回家庭。当时的主流媒体包括《每日邮报》在内，都在刻意宣扬“幸福的家庭主妇”的传统观念，正如1918年12月一位女性劳动者所嗟叹的：“我们现在拥有了和平——但是我们所期待的希望之壤又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穿过曾令人绝望的‘沙漠’，但审视自身，似乎我们的归宿之地还是在那残旧拘谨的老宅里。”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英国男女比率已是男性低于女性。19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175万，即使没有战争的出现，这一代英国女性的婚姻已经存在问题。战争期间，全职工作的女性增加了130万，全英国至少增加了22％的劳动人口。
面对一战后这些失婚的年轻女性，舆论多讽刺嘲笑，认为她们是社会多余的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战争结束后大批的士兵退役，同样也要到社会就业，于是年轻的女性又被攻击与退伍军人争夺工作机会。更甚，有人在私生活方面对女性诸多挑剔，包括指责女性之间有着“不健康的友谊”，夸大女人对宠物的过分溺爱等等。当时的辩论家安东尼·慕鲁多维奇甚至用“有害的，不足的，恶劣肮脏的”这些尖刻的字眼来攻击她们。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女性必须以家庭作为生活的核心，而工作只是次要或者说是“非自然”的使命，似乎战前女性参与工作只是不得已的求生存方式，到了战后，她们必须回到她们原来的地方去。尽管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秩序的开始，但总体而言，我们很少能在舆论媒体中看到对女性工作的正面评价。
但这些姑娘们开始乐观地看待正处于急速变化的社会。舆论的夸大其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反映当时社会上女性工作的真实状况。战事开始之初，她们就认为她们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袖手旁观的观众，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了国家而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住在卧室兼做起居室的狭小屋子里，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打字员或文秘等琐碎的工作。她们每周的收入只有30先令，午餐就靠一个小面包或三明治打发。
为了证明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并非多余的一分子，很多女性劳工联盟开始积极寻求和平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1917年的夏天，她们就提出“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的口号，还刊印了一份战后“心愿书”，其中包括了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房屋改善、成人选举、改税法等。这份印刷品不仅体现了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标志着女性在获得工作权利之后公民意识的觉醒：除了婚姻，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此外，女性劳动者们还提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建议：悠闲的权利。这促成了20世纪上半期英国女性悠闲活动的发展。
战争的后遗症虽然对英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影响深远，但“新女性”的概念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乐观主义——更准确而言是勇敢、坚定的宝贵品质——让女性在承担了生活的经济责任之外，达观地欣赏生活的改变。她们通常是一群女性朋友在一起，并且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她们喜欢结伴去跳舞，到花园散步，或偶尔享受一顿高档的下午茶。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比一辈子侍候丈夫要好得多。
1918年2月，30岁以上的妇女赢得了选举的权利。到了1923年，女性联盟组织从小规模、零碎化向大型的综合性联盟方向转变，促成了TUC（Trade Union Congress）的蓬勃发展。1928年保守党政府通过法案，妇女最终赢得了和男子完全同等的选举权。
而在一些更具体的个案调查中，有许多职业女性的成功典范，在舆论看来的“多余的女人”成为探险家、考古学家、昆虫学家、船舶工程师、医生，还有一些人投身社会福利工作，或者开始从事以前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像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女枢密顾问官和内阁成员、第一批女兽医、女公务员和女建筑师等等。像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就是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战争结束后她在UCL学习阿拉伯语和非洲史前史并到南非、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挖掘。正是这些女性最终改变了我们的文化。
1916年的大不列颠帝国，面对大量家庭女性成为劳动工人趋向日益加强的社会事实，当时的军需处官员向国会议员高度赞扬了女性所作出的贡献，并乐观地声称：“现在还有什么男人敢大言不惭地说娘们没有社会权利！她们现在可是有工作的社会人啊！”这话获得了满堂喝彩，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者们更以此为依据认为女性在获得一份糊口工作的同时，还获得了对应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然而，女作家弗吉尼娅·尼科尔森认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及做了无数的访问之后，发现事实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战争不仅凶狠地冲击了整个社会，更曾将女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一一击碎。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也使得整整一代年轻女性失去了通常结婚和作母亲的机会。一战后的英国的女性既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要应对舆论的道德批评。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这些可怜的女人的谩骂之风。《每日邮报》说：“这些多余的女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她们被叫做与退伍军人抢工作的“无赖”和“夺食者”。性心理学家说她们不正常，英国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说她们“令人讨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她们应该被送到海外去，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而，这“多余”的近两百万英国女性，不但没有被悲伤击垮，而且还开辟了新的生活。她们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处女成为现代的职业女性。
从“lady”到“woman”
在近代英国，女人们仍然处于中世纪以来的边缘地位，男性在小说中所见到的女性“主要是淫荡女、长舌妇、懒婆以及巫婆的负面形象”，良家妇女是不宜抛头露面的——那些在公众场合随意出现的女子，不是地位低下的劳动妇女，就是出卖肉体的妓女流莺。妓女之风大盛的的欧洲，卖淫一次可以获得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的收入。这种不体面的工作因此吸引了一部分地位低下的女性。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补充而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部叫做《妇女生活礼仪》的书里，就提到了“英国女人要学会听”，顺从男性的意愿。比顿夫人（Mrs. Beeton）的《家庭管理手则》，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教育当时的女性如何持家，同时鼓励她们如何在“家”这个前提下安分守己。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理想生活是有淑女般优雅的谈吐，继承丰厚的财产和家族的荣耀，成为一个家庭名誉的女主人。
即便奥斯丁，勃朗特姊妹，盖斯凯尔夫人等女作家笔下不乏对中产阶级妇女工作（家庭女教师）的描写——这既是生活体验，也是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记忆，但无论是小说里的女主角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女作家，她们的社会地位其实都是边缘的。
伍尔芙曾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以及年1500英镑的收入”。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对于毫无独立经济地位的女性而言是一种奢侈。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实际上只有一个起居室，如果一个妇女要写作，她就得在公用的起居室里写。奥斯丁的侄子曾经回忆起奥斯丁的写作生活：“她大多数工作须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打扰，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或客人以及任何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猜到她所从事的活动。”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写作是不合时宜的，以至她们要发表作品时，不得不适用笔名或假名，以确保不会遭受太多的非议和嘲笑：这些不安分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人竟然也要写作！
事实上，更多的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因经济重担而不得不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工厂中大量的年幼的女童工。
戴安娜·康德尔和简·里德亚德在《为胜利工作：一战中的女性形象1914-1918》中用了将近150幅图片来讲述女性在一战前后的社会角色。女性已经不再是中世纪以来优雅的lady，而是一身工装、戎装打扮，踏着男性化的步伐。有的担任小镇上的送报员和邮递员，有的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员。其中一位罗赞娜·福斯特太太甚至顶替丈夫来做烟囱清洗的工作。
尽管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男性承担，但是女性的参与却不能和男性同薪，尽管劳动强度同样的繁重。一些有规模的行业工人，如制鞋业工人组织尝试去解决女性工作薪水的问题，但像制鞋业工人组织的热心，目的并不在于真的如何帮助劳动女性，实际上在制鞋业中女性出现的机会并不多。
早在1914年一战即将爆发之际，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便已开展。一位女性活动家玛丽·麦克阿瑟率先成立了女性工人国家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地位低下是因为“她们处于无工会组织的涣散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因为她们薪水低之故。”许多女性甚至无法负担加入一个工会组织的费用：例如会员资格费又或者罢工游行的活动费等。教育业中则传出了女性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力的声音。在“女性教师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的宣传单张上，她们发出了“女士们起来，打破僵局获取自由”的口号。
战前工作女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即女性是软弱需要男性保护的，女性的工作价值比男性低拿低薪水是理所当然。甚至有人认为女性并不适合拿薪水的工作，她们领取低工资却负担同样的劳动强度，这威胁了男性的饭碗。类似的说法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就出现过。当时的油刷工人联盟宣称“贫苦的女性成为男性的敌人”，尽管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并非女性，而是不道德的黑心雇主：他们付更低的工资却获得同样的劳动成果。
一战中的“十万个贞德”
一战的爆发成为女性要求社会地位平等的外在推动力。战争把男人们送上战场，为女性打开了劳力资源缺乏的市场的大门，在许多原本只限定由男性担任的工作，现在女性也可以担任。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的资料统计，一战期间至少有九百万人口的英国成年男女为军队服务。战争开始初期（1914年8月），英国大概有73万的男性服役。和其他欧陆国家不同，英国依靠的是规模精干的武装力量。随着战事的紧张，国家军队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到了1918年战争将近尾声时，英国军队已经有多达七百万的男性和女性在为军队服务。其中有女性中的佼佼者成为军队正式服役的一员。1917年，38岁的佛罗拉·珊蒂斯入编塞尔维亚的军团——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名正式入伍成为士兵的英国女性。在此之前她是红十字会组织的护士。
战争期间，女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军事工业中的军需部分。为了鼓舞爱国精神和增强人们的积极性，英国政府甚至发出了“十万个贞德”（“100，000 Joans of Arc.”）的口号。所以，事实上很多女性能够同时在劳动者和家庭妇女这两个角色中游刃有余。
此时女性们的工作选择已经从原来的家庭教师或手工织品者扩展到军需品的生产者。她们工作的最初动力都是希望获得更好的福利待遇，因此战争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增多了她们的机会。军需产业工作繁重，很多女性必须整个星期工作并且没有假期。同时工作中产生的废气和有害气体对她们的身体健康都极其有害。
另一个女性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的行业是银行业。战争中大量资金运转和文件抄写使得银行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相对军需业而言，银行职员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特别的技能和体力要求，因此也吸引了许多刚刚涉足工作的家庭女性。她们对“工作”的定义并不是撑起家庭的经济支柱——至少在战前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有限的内务工作，如家政、家庭教师、手工织品者。到了20世纪20年代，百分之八十的牛津、剑桥毕业的女性都担任了教职。由于这与中产阶级对家庭女性的理想是完全冲突的，婚后很多女性都选择了放弃工作。
但医务工作不一样。基督教终极关怀的教义使本身毫无宗教性质的战地医疗服务披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选择护理工作。照料病患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任何社会阶层的女性都被认为是照料家庭的不二人选。因此大量女性在战时走向战场。
照料战场上大批的伤兵对女性来说并非易事，同时也使护士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南丁格尔护士受到官方重视和表彰的重要原因。迈尔斯·克斯松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女性代表。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她的苏格兰贵族家庭，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参加了战争的后方支援团。在跟随富有经验的护士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和另一位同样优秀的女性，艾尔希·诺民一起在比利时成立了急救中心组织，成为在战争前线工作的模范。
“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
战争结束之时，将近四分之三的英国男性丧身战场。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缺失，更甚，是一代适龄英国女性的婚姻前途的彻底改变。政府一方面既担心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也刻意强调妇女的传统角色，希望女性重回家庭。当时的主流媒体包括《每日邮报》在内，都在刻意宣扬“幸福的家庭主妇”的传统观念，正如1918年12月一位女性劳动者所嗟叹的：“我们现在拥有了和平——但是我们所期待的希望之壤又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穿过曾令人绝望的‘沙漠’，但审视自身，似乎我们的归宿之地还是在那残旧拘谨的老宅里。”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英国男女比率已是男性低于女性。19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175万，即使没有战争的出现，这一代英国女性的婚姻已经存在问题。战争期间，全职工作的女性增加了130万，全英国至少增加了22％的劳动人口。
面对一战后这些失婚的年轻女性，舆论多讽刺嘲笑，认为她们是社会多余的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战争结束后大批的士兵退役，同样也要到社会就业，于是年轻的女性又被攻击与退伍军人争夺工作机会。更甚，有人在私生活方面对女性诸多挑剔，包括指责女性之间有着“不健康的友谊”，夸大女人对宠物的过分溺爱等等。当时的辩论家安东尼·慕鲁多维奇甚至用“有害的，不足的，恶劣肮脏的”这些尖刻的字眼来攻击她们。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女性必须以家庭作为生活的核心，而工作只是次要或者说是“非自然”的使命，似乎战前女性参与工作只是不得已的求生存方式，到了战后，她们必须回到她们原来的地方去。尽管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秩序的开始，但总体而言，我们很少能在舆论媒体中看到对女性工作的正面评价。
但这些姑娘们开始乐观地看待正处于急速变化的社会。舆论的夸大其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反映当时社会上女性工作的真实状况。战事开始之初，她们就认为她们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袖手旁观的观众，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了国家而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住在卧室兼做起居室的狭小屋子里，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打字员或文秘等琐碎的工作。她们每周的收入只有30先令，午餐就靠一个小面包或三明治打发。
为了证明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并非多余的一分子，很多女性劳工联盟开始积极寻求和平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1917年的夏天，她们就提出“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的口号，还刊印了一份战后“心愿书”，其中包括了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房屋改善、成人选举、改税法等。这份印刷品不仅体现了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标志着女性在获得工作权利之后公民意识的觉醒：除了婚姻，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此外，女性劳动者们还提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建议：悠闲的权利。这促成了20世纪上半期英国女性悠闲活动的发展。
战争的后遗症虽然对英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影响深远，但“新女性”的概念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乐观主义——更准确而言是勇敢、坚定的宝贵品质——让女性在承担了生活的经济责任之外，达观地欣赏生活的改变。她们通常是一群女性朋友在一起，并且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她们喜欢结伴去跳舞，到花园散步，或偶尔享受一顿高档的下午茶。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比一辈子侍候丈夫要好得多。
1918年2月，30岁以上的妇女赢得了选举的权利。到了1923年，女性联盟组织从小规模、零碎化向大型的综合性联盟方向转变，促成了TUC（Trade Union Congress）的蓬勃发展。1928年保守党政府通过法案，妇女最终赢得了和男子完全同等的选举权。
而在一些更具体的个案调查中，有许多职业女性的成功典范，在舆论看来的“多余的女人”成为探险家、考古学家、昆虫学家、船舶工程师、医生，还有一些人投身社会福利工作，或者开始从事以前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像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女枢密顾问官和内阁成员、第一批女兽医、女公务员和女建筑师等等。像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就是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战争结束后她在UCL学习阿拉伯语和非洲史前史并到南非、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挖掘。正是这些女性最终改变了我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