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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11年第6期上刊载了潘小松先生所撰《清末民初英汉成语辞典三序》一文。潘先生在文中指出：“朱树蒸和陈荫明的生平资料我没有见到，望博雅之学者有教于我。”本人不敢自称博雅，但碰巧了解朱树蒸的一些情况，特补充于下。
朱树蒸字企云
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朱树蒸编译的两种词典，一种是《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另一种就是潘小松为我们介绍的《增广双解袖珍英华成语辞典》。《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英文书名为A Pocket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Chinese Equivalents，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1913年6月)初版。《增广双解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英文书名为A Pocket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Chinese Equivalents and a Supplement，因其在《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词条，故而改为此名。
我在《张元济日记》中发现了一些有益线索。日记中记载，1912年8月24日“购入朱树蒸英文成语辞典一部”(《张元济日记(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6)；1916年7月7日，“朱企云送来校订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及清册一本”(同上，P86)。由于我所见到的正式出版的《袖珍英华成语辞典》一书的编译者署名为“朱树蒸”，因此我可以推断，朱企云与朱树蒸是同一个人，“企云”应当是朱树蒸的字。关于这一推论，我在《海派庙市》这本上海文史研究论著里找到了佐证：“1910年，龙门师范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省二师’)……省二师所聘教师中，亦多博学之士……英文教师朱树蒸(字企云)”(《海派庙市》，费慧林著，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P188)。
朱树蒸的部分履历
《袖珍英华成语辞典》与《增广双解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版权页均标明其编译者为“上海朱树蒸”，可见朱树蒸的籍贯就是上海。同时，《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初版本的扉页标明，该书译者为“Tsu Zu-tsung(Nanyang College，Shanghai)”。Tsu Zu-tsung就是朱树蒸的英文姓名，而“Nanyang Cortege”是南洋公学。据此线索，我在《南洋公学一交通大学年谱》中查到，朱树蒸是南洋公学高等预科第五届(即中院第八届)27名毕业生之一，于1907年夏天毕业(《南洋公学一交通大学年谱》，霍有光、顾利民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30)。毕业之后，朱树蒸积极参与南洋公学同学会的活动。比如，1915年《南洋》创刊号所载《南洋公学同学会乙卯职员表》便提到，朱企云(朱树蒸)是南洋公学同学会交际部的六名本埠交际员之一(同上，P52)。
黄炎培为《袖珍英华成语辞典》所写的序言说：“朱君树蒸，旧共事浦东中学，寝馈怯虑历有年。”(《博览群书》2011年第6期，P94)经查，黄炎培于1906年应杨斯盛之请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并担任校长，至1909年10月左右改任校董，但仍负学校主要责任(《黄炎培年谱》，许汉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P7-8)。由此可以推断，朱树蒸1907年夏天从南洋公学高等预科毕业之后，很可能就到浦东中学担任教师，与黄炎培共事，交情颇深，所以后来才得以请其为《袖珍英华成语辞典》撰写序言。
张元济在其1919年1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拟聘朱企云到馆办理词典事”，但“朱有回信、言辞不去师范一席、只可作罢”(《张元济日记(下册)》，P515)；191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到：“朱企云前有邀入英文部之意后渠以难辞校席为言。近又来说愿复来、要求加薪二十元、合成一百廿元。”(同上，P557)张元济的这两条记载表明，朱树蒸当时领有“师范一席”与“校席”，亦即在某所师范学校担任教职。而《海派庙市》指出，在1910年龙门师范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该校便有一位英文教师“朱树蒸(字企云)”。由此，我推断，朱树蒸应当是在1910年夏季离开浦东中学，转而来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师，直到1919年3月，他仍然在该校执教。
我不知朱树蒸是在何时离开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但是，我查到朱树蒸后来还是回到高校担任教职，而且还是到由其母校南洋公学发展而来的交通大学执教。据1927年12月“本校同学就职交大教职员一览表”，朱树蒸此时已经在交通大学预科担任教职(《南洋公学一交通大学年谱》，P184)。1929年10月5、10、16日出版的三期《交大三日刊》上连载了一份《本校各院教员一览》，在“预科教员姓名表”中，有“朱树蒸：英文(一)”的记载(同上，P212－213)。显然，朱树蒸最迟在1927年下半年(可能是在该年秋季学期开始之时)已经来到交通大学预科担任英文教师。
我查到，1953年，陈毅主持建立了上海文史馆，而朱树蒸被聘为该馆馆员。同年，朱树蒸等212位上海文史馆馆员一起联名致信台湾耆老，宣传爱国、统一的思想。此信全文公开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至今仍然可以在该报网站上查阅得到。
我在《云间孔阳——朱孔阳纪念集》一书中找到朱孔阳写于“辛丑年(1961年)”“一月十三日”的一首诗，诗前提到：“交大朱企云教授悼亡，有‘形单影只徒悲哀’句，赋此慰之。”(《云间孔阳——朱孔阳纪念集》，朱德天主编，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P101)名叫朱企云，又为交大教授，显然朱孔阳悼念的就是朱树蒸(朱企云)。如是推断，朱树蒸应当是逝世于1961年初。
综上所述，朱树蒸字企云，籍贯上海，为南洋公学高等预科第五届毕业生，先后在浦东中学、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可能还有商务印书馆)、交通大学预科、上海文史馆等处工作，到1961年逝世。至于出生日期、家庭背景等其他情况，则有待后续考察。
(本文编辑 谢宁)
朱树蒸字企云
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朱树蒸编译的两种词典，一种是《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另一种就是潘小松为我们介绍的《增广双解袖珍英华成语辞典》。《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英文书名为A Pocket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Chinese Equivalents，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1913年6月)初版。《增广双解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英文书名为A Pocket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Chinese Equivalents and a Supplement，因其在《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词条，故而改为此名。
我在《张元济日记》中发现了一些有益线索。日记中记载，1912年8月24日“购入朱树蒸英文成语辞典一部”(《张元济日记(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6)；1916年7月7日，“朱企云送来校订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及清册一本”(同上，P86)。由于我所见到的正式出版的《袖珍英华成语辞典》一书的编译者署名为“朱树蒸”，因此我可以推断，朱企云与朱树蒸是同一个人，“企云”应当是朱树蒸的字。关于这一推论，我在《海派庙市》这本上海文史研究论著里找到了佐证：“1910年，龙门师范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省二师’)……省二师所聘教师中，亦多博学之士……英文教师朱树蒸(字企云)”(《海派庙市》，费慧林著，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P188)。
朱树蒸的部分履历
《袖珍英华成语辞典》与《增广双解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的版权页均标明其编译者为“上海朱树蒸”，可见朱树蒸的籍贯就是上海。同时，《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初版本的扉页标明，该书译者为“Tsu Zu-tsung(Nanyang College，Shanghai)”。Tsu Zu-tsung就是朱树蒸的英文姓名，而“Nanyang Cortege”是南洋公学。据此线索，我在《南洋公学一交通大学年谱》中查到，朱树蒸是南洋公学高等预科第五届(即中院第八届)27名毕业生之一，于1907年夏天毕业(《南洋公学一交通大学年谱》，霍有光、顾利民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30)。毕业之后，朱树蒸积极参与南洋公学同学会的活动。比如，1915年《南洋》创刊号所载《南洋公学同学会乙卯职员表》便提到，朱企云(朱树蒸)是南洋公学同学会交际部的六名本埠交际员之一(同上，P52)。
黄炎培为《袖珍英华成语辞典》所写的序言说：“朱君树蒸，旧共事浦东中学，寝馈怯虑历有年。”(《博览群书》2011年第6期，P94)经查，黄炎培于1906年应杨斯盛之请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并担任校长，至1909年10月左右改任校董，但仍负学校主要责任(《黄炎培年谱》，许汉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P7-8)。由此可以推断，朱树蒸1907年夏天从南洋公学高等预科毕业之后，很可能就到浦东中学担任教师，与黄炎培共事，交情颇深，所以后来才得以请其为《袖珍英华成语辞典》撰写序言。
张元济在其1919年1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拟聘朱企云到馆办理词典事”，但“朱有回信、言辞不去师范一席、只可作罢”(《张元济日记(下册)》，P515)；191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到：“朱企云前有邀入英文部之意后渠以难辞校席为言。近又来说愿复来、要求加薪二十元、合成一百廿元。”(同上，P557)张元济的这两条记载表明，朱树蒸当时领有“师范一席”与“校席”，亦即在某所师范学校担任教职。而《海派庙市》指出，在1910年龙门师范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该校便有一位英文教师“朱树蒸(字企云)”。由此，我推断，朱树蒸应当是在1910年夏季离开浦东中学，转而来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师，直到1919年3月，他仍然在该校执教。
我不知朱树蒸是在何时离开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但是，我查到朱树蒸后来还是回到高校担任教职，而且还是到由其母校南洋公学发展而来的交通大学执教。据1927年12月“本校同学就职交大教职员一览表”，朱树蒸此时已经在交通大学预科担任教职(《南洋公学一交通大学年谱》，P184)。1929年10月5、10、16日出版的三期《交大三日刊》上连载了一份《本校各院教员一览》，在“预科教员姓名表”中，有“朱树蒸：英文(一)”的记载(同上，P212－213)。显然，朱树蒸最迟在1927年下半年(可能是在该年秋季学期开始之时)已经来到交通大学预科担任英文教师。
我查到，1953年，陈毅主持建立了上海文史馆，而朱树蒸被聘为该馆馆员。同年，朱树蒸等212位上海文史馆馆员一起联名致信台湾耆老，宣传爱国、统一的思想。此信全文公开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至今仍然可以在该报网站上查阅得到。
我在《云间孔阳——朱孔阳纪念集》一书中找到朱孔阳写于“辛丑年(1961年)”“一月十三日”的一首诗，诗前提到：“交大朱企云教授悼亡，有‘形单影只徒悲哀’句，赋此慰之。”(《云间孔阳——朱孔阳纪念集》，朱德天主编，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P101)名叫朱企云，又为交大教授，显然朱孔阳悼念的就是朱树蒸(朱企云)。如是推断，朱树蒸应当是逝世于1961年初。
综上所述，朱树蒸字企云，籍贯上海，为南洋公学高等预科第五届毕业生，先后在浦东中学、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可能还有商务印书馆)、交通大学预科、上海文史馆等处工作，到1961年逝世。至于出生日期、家庭背景等其他情况，则有待后续考察。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