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以来，时苗作为清官的代表而被后世尊崇。百姓以各种方式赞颂之、纪念之、膜拜之;诗人、艺术家满怀激情，大倾笔墨;《蒙求》《幼学琼林》等启蒙教材将其立为标杆，诲育后人;后蜀皇帝孟昶甚至将他的洁操品行定为法规，颁令效行。
　　时苗生于东汉末年，河北钜鹿（今河北邢台平乡县）人。魏郎中鱼豢所撰《魏略》将其列入《清介传》中。所谓“清介”者，“清正耿直”之谓也，其中的赞许、激赏和钦敬之意不言自明。到了南朝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为他挥洒了三百二十余字，其中说：“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又其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去官留犊”，不贪分毫，正是时苗青史留名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时苗的家乡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安徽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也都记载了这件事，或可与裴注相互补充。《顺德府志》记曰：“初之官，用牛牵车至县，岁余生一犊。及去留之，谓父老曰：是尔土所生也。初来无此，不可以归。”《寿县志》则曰：“教民有法，平昔以廉守自儆，在官之日，不外观，惟一牝牛，驾轻车而已。踰年，牝牛生小犊，苗适緌，归里，乃曰：牝牛是吾所有，小犊长育于斯土者，吾不敢携归乡闾也。民感其意，相送于道。”
　　尽管百姓万分诚恳，力劝其将小牛犊带走，但都没有使“铁石心肠”的时苗改变主意。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太过偏激，有悖常理，可他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么，两者之间何以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认知呢？或许“清介”的盖棺之论可以助人窥知一二。
　　裴松之注说：“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往谒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说的是时苗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来到寿春赴任，简单安顿一下，便去拜访治中（主管一个州的官吏任用，并记录功过，是州刺史的高级佐官之一，相当于副州长）蒋济。蒋济是寿春令时苗的上级领导，时苗新官上任，先来拜见上司，这在古代既是“礼”，也是官场惯例。毕竟尽早理顺关系，进入角色，争取支持，有利于开展工作嘛！然而，让时苗想不到的是，这个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这位毕恭毕敬前来报到的下属。满腔热情、兴冲冲前来谒见的时苗顿时被浇了一盆冷水，他“恚恨”了，认为这不仅是蒋济的无礼，更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也是明显的渎职行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愤懑不已的时苗回到县衙，制做了一个木头人，上面刻有“酒徒蒋济”字样，将其放在墙角，每天早晚引箭射之。尽管大家都認为他的这个行为不够“君子”，但他也不以为意，每天照射不误。由于他的各项工作都出类拔萃，无可挑剔，大家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后来，时苗离开寿春，“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然纪人之短，虽在久远，衔之不置。如所忿蒋济者，仕进至太尉，济不以苗前毁己为嫌，苗亦不以济贵更屈意。”这次，时苗除了为令，还担任了郡的“中正”，这是个品评鉴别官员优劣、评定官员等级的官职，为朝廷选拔任用官员提供依据，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权力。这时的时苗，字典里依然没有“和稀泥”这三个字，他原则性极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通融，也不迁就，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即便后来蒋济发达了，担任了太尉那样的高官，时苗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和态度，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巴结和阿谀。
　　宋代的类书《太平广记》将时苗归入“褊急”一类，也就是“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之意。其实，我认为还是裴松之的注说得更为恰切和客观，说他“少清白，为人嫉恶”。一个从小就“清白”的人，特别是“嫉恶如仇”的人，怎么可能又是一个“视而不见，模棱两可，明哲保身”的人呢？清白、刚正、耿直，不会也不屑于阿谀逢迎，这恰恰是一个官员应该具有的品质，不然何以有肝胆，有担当？又如何为民做主，为民请命？
　　“教民有法”“廉守自儆”“令行风靡”“不肃而治”“相送于道”等等，这些满含敬意和正能量的词汇，充分显示出时苗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今天的“留犊池”“留犊坊”“留犊祠巷”，也是人们纪念时苗的最好证明。
　　清白、刚正、耿直，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时苗的这些品质在东汉末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时苗留犊”的背后，显然有着壁立千仞、凛然难犯的“清介”作为根基，否则，无源之水必难远，无本之木必难长。时苗的清介，无异于一面人生明镜，在它面前，我们应该有所警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