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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雷的话很少，不管是正式场合，还是朋友聚会，云雷大多静静地听别人说话，偶然微微一笑，附和一下，很少主动挑起话头，经常一晚上也说不了几句话，只是不停地喝酒、抽烟。这种质朴和内敛的性格，十几年前我认识云雷时就是如此。有时候，我和云雷吃饭或者开车送他回家，反而是我这个不爱说话的人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向他倾诉，云雷从来没有不耐烦，他真是个完美的倾听者！可是，在沉默、寡言背后，云雷写作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和中短篇小说，他把想说的话都用文字来表达了。于我而言，沉默如谜的云雷一边是批评家、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小说家，一边是文化活动、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来说，云雷占据着特有的位置。
作为批评家的李云雷
2000年前后，云雷怀着“文学梦”考进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结果却成长为文学批评者。那个时候正是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战正酣的时代，三农危机、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已经显现。在多年之后的一篇《我们为何而读书》的文章中，云雷对这种功利化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晋级之路保持深刻的怀疑，对离开农村、认同城市文明的文学教育也很不满，他不想“背叛”自己的农村出身，也不想改变新文学、革命文学服务于普罗大众的初衷。这使得云雷离开1980年代所建构的纯文学的“迷雾”，試图重建一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读书期间，云雷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浩然作为博士论文的论题对象，这是一个在1980年代文学秩序中被批判和遗忘的作家，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和理解，因为要评价浩然，先要评价浩然所实践的社会主义文学及其社会主义政治。
我比云雷晚读博士几年，指导我们的老师大多是恢复高考后读书、在1980年代成名的文学、文化学者，他们用最新的西方现代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并在1990年代初期最先开启对1980年代文化的再反思和再批判，直到今天这批学者都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70后、80后学者大多在“老师”们所开辟的人文、思想领域研究，很少、也很难提出新的学术议题，云雷是我们这代人中少有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能够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话题的青年学者。工作之后，云雷把更多的经历从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向对当下文学作品的批评。在我的印象中，“底层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新文学的终结”“新社会主义文学”等命题都与云雷的批评有密切关系。
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不同，“底层文学”是用某个社会阶层来描述一种文学创作。这不仅使得曹征路、刘继明、陈劲松、王祥夫等中青年作家获得命名和指认，而且对拒绝与现实互动的主流文学秩序提出批评。对于”底层文学“的贡献和局限，云雷在很多文章中都总结过。有一次，听说北大中文系博士考试中也出现“底层文学”的题目，我给云雷开玩笑：“你也进入文学史了。”云雷依然是腼腆地笑而不语。后来，云雷在洪子诚老师的启发下又提出“新文学的终结”的说法，认为“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那种承担新价值、与社会有密切互动的新文学传统已经消失或者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幻文学、网络小说等更加类型化的文学写作。对于新的文学形态，云雷的态度也是包容的，认为这些类型写作表现了新的中国故事。
在“中国故事”广泛流行之前，云雷就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些文学现象。在他看来，很多文学创作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自觉意识，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也很教条和僵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历史感，如很多看似写历史的小说，却没有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张力，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知识界盲目追赶西方，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缺乏辩证的态度；二是没有时代感，当下的中国和世界处于急速变化和调整时期，很多创作者依然刻舟求剑地用旧观念、旧话语来描述中国。正是这些不满，使得云雷的批评不只是对作品进行文化艺术分析，更重要地是找寻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针对2016年湖北作家刘继明耗时多年写就的现实主义小说《人境》，云雷提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说法，期待在对1980年代的文学、思想有所反思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与中国、与“大多数”有关系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而对另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北京作家石一枫，云雷也很关注，他对近些年一枫创作风格的转变高度赞赏，认为一枫的小说呈现了全球化时代处于危机之中的失败青年的现状。
做文学批评不容易，既要紧跟最新的文学创作，又要对时代和社会有敏锐的感知。简言之，云雷的文学批评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借文学来提出一些大的文化和社会话题，这是一种用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姿态；二是尝试恢复一种批评与创作的良性关系，云雷的批评不是说好话，因此他赢得了很多作家的尊敬，作家们也很在意他的批评意见；三是与很多学院出身的青年批评家不同，云雷很少用理论化的批评语言，文风很朴实，很像19世纪的文学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云雷没有理论思考的意识，他追求的不是理论术语的装饰效果，而是提出理解当代、当下中国的真问题。
时代的“暗夜独行”者
很多读过云雷批评文章的朋友不知道他也写小说，尤其是2015年以来，云雷集中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陆续在文学期刊发表，最近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也已经结集出版了。我没有问过他这两年为何会花力气搞创作，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他离开研究部门调到作家扎堆的单位工作），或许云雷想换一种方式来与世界交流，或许他对当代文学创作有更多不满。其实，前些年，云雷也零星写过一些小说，还出过一本小说集《父亲与果园》。
云雷的小说很有特点，他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和题材。他的小说大多是故乡题材，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一个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返回故乡或者回忆家乡的人和事是他反复书写的主题，这很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但是，小说中的“我”不是外来者、局外人，而是来自于故乡内部的人，对于故乡来说，“我”既是外人，也是家里人。云雷呈现了两种故乡，一是过去的故乡、少年眼中的故乡，二是现在的故乡、物是人非的故乡。前一个故乡是恬静的、美好的、自足的，有人与人之间的诚恳交流，也有小伙伴们的友谊；后一个故乡则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乡，人与人的关系也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重组。 在主流文化的叙述中，只有两种故乡形象，一种是启蒙视角，故乡是恶的、他者化的，也是非文明、非理性的异度空间，第二种是反启蒙视角，故乡是乡愁的、诗意的，没有现代化、自然化的空间。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现代和城市为中心，乡村扮演着被城市拯救和救赎城市的双重功能。与这样两种乡村故事不同，云雷所采用的是一种乡村内部的视角，“我”就在故乡里面，故乡既不是他者化的，也不是乡愁式的，那是一个有秩序的、安静的地方，有表哥无疾而终的爱情（《梨花与月亮》），也有小姨隐秘的初恋（《电影放映员》），还有乡间公路上留下的“界碑”（《界碑》），仅从《泉水叮咚响》《我们去看彩虹吧》《林间空地》《草莓的滋味》等小说名字就能体会出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滋味”。
云雷的小说弱化了故事性，也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使用半叙事、半纪实的散文化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物质虽贫乏、生活却不单调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农村场景。这大概是人民公社正在走向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行的充满“希望”的时代。阅读这些小说让我想起了侯孝贤的电影，也想起了孙犁的小说，那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生机勃勃的空间。表面上看起来，云雷写的不是暴风骤雨的时代，也没有意气风发的英雄，都是细微的、孩子眼中的波澜不惊的故事，小说中的“我”也是个听话、好好念书、帮家里干活的好孩子，可是大时代的风暴却不经意间降临，有几部作品中都有突然进入的历史时刻，如苏联解体等。
除了这种纯净的、涤人心扉的故乡记忆，云雷还写出了面对这种故乡的消失，“我”的困惑和不知所措之感。
有一部小说《三亩地》，篇幅不长，却写出了一个小村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土改让老地主失去了“三亩地”，几十年后发家致富的地主孙子二力又赎回“三亩地”，盖成了私家别墅。“我”作为二力的童年伙伴，感觉老地主，也就是二力的爷爷和其他爷爷没有区别，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人家，不像书中所“丑化”的心狠手辣的地主老财。而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二力也不是黑心资本家，反而是個有情有义的人，可是人性的逻辑无法改变“历史的变天账”。小说的结尾处，“我”从别墅里离开，“这时雪已落了薄薄的一层，西北风呼啸着，猛烈地摇着那棵老枣树，发出呜呜呜呜的声音。我站在树下，看着黑暗中的三亩地，想着这块土地上的百年沧桑，不禁悲喜交集，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影，在我眼前一一闪现，我看到了他们，看到了风雨飘摇中的命运浮沉，看到了无限遥远的过去和未来，也看到了正从我身上走过的历史的脚步。这时雪下得越来越大，慢慢沾湿了我的衣裳，夜色中的世界越来越白了，我一时竟不知该往何处而去。”历史又回到了鲁迅式的经典命题，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我想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的云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暗夜独行”者。
云雷是个中心
说云雷是“中心”，不仅指云雷有很多朋友，经常成为朋友聚会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云雷也是学术讨论和交流的中心。
记得还在读博士时，云雷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左岸”网站，聚集了一批作家和批评家。还有一个左岸论坛，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等版块，我曾是理论版的版主，也认识了很多至今都有联系的好朋友。工作之后，云雷主要在杂志社做编辑，他是非常善于策划和组稿的，对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底层文学等都做过专题讨论。
后来，云雷又提议创办“青年文艺论坛”，得到部门领导的支持，成为前些年北京青年学者、博士参与文学、文化讨论的重要空间。论坛每期都从一个文化热点话题切入，然后延伸到更广阔的思想、历史脉络。由于我和云雷原来在一个单位，近水楼台，经常参与到“青年文艺论坛”的策划和组织中，每次我都认真准备发言，这极大地锻炼了我脱稿讲话的能力。云雷是一个心甘情愿为别人作嫁衣的人，不管是编稿子，还是做论坛，他都愿意给更年轻的朋友提供平台。比如“青年文艺论坛”，云雷很少主持和主讲，总是把这些“露脸”的机会安排给其他人，自己坐在旁边听，临近结束时再补充几句。“青年文艺论坛”凭借着云雷的影响力和人脉，也一度变成“全国青年文艺论坛”，每次开会都变成好朋友聚会和交流的场合。
2015年云雷调到报社工作，比之前更忙了，圈子也更广。我感觉，不管云雷走到哪里，都很有人气，都会形成一种文学、思想交流的小氛围，这也许就是云雷的气场和魅力吧。
大概从2014年开始，智能手机和微信流行之后，云雷也玩起了手机摄影，边散步边拍照，发布的时候还分成不同的主题，如“在外地”、“森林公园”和“在底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云雷经常拍家门口附近城中村的孩子们，他们跟着进城打工的父母临时寄居在城里。从这些孩子的笑容和嬉闹的照片中，我仿佛看到了云雷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个乡间少年的世界。云雷，又何尝不是一个从乡间走来的少年，怀着对乡土的挚爱以及土地般的坚韧，思考着20世纪那些没有解决、影响至今的大问题。
作为批评家的李云雷
2000年前后，云雷怀着“文学梦”考进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结果却成长为文学批评者。那个时候正是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战正酣的时代，三农危机、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已经显现。在多年之后的一篇《我们为何而读书》的文章中，云雷对这种功利化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晋级之路保持深刻的怀疑，对离开农村、认同城市文明的文学教育也很不满，他不想“背叛”自己的农村出身，也不想改变新文学、革命文学服务于普罗大众的初衷。这使得云雷离开1980年代所建构的纯文学的“迷雾”，試图重建一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读书期间，云雷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浩然作为博士论文的论题对象，这是一个在1980年代文学秩序中被批判和遗忘的作家，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和理解，因为要评价浩然，先要评价浩然所实践的社会主义文学及其社会主义政治。
我比云雷晚读博士几年，指导我们的老师大多是恢复高考后读书、在1980年代成名的文学、文化学者，他们用最新的西方现代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并在1990年代初期最先开启对1980年代文化的再反思和再批判，直到今天这批学者都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70后、80后学者大多在“老师”们所开辟的人文、思想领域研究，很少、也很难提出新的学术议题，云雷是我们这代人中少有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能够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话题的青年学者。工作之后，云雷把更多的经历从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向对当下文学作品的批评。在我的印象中，“底层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新文学的终结”“新社会主义文学”等命题都与云雷的批评有密切关系。
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不同，“底层文学”是用某个社会阶层来描述一种文学创作。这不仅使得曹征路、刘继明、陈劲松、王祥夫等中青年作家获得命名和指认，而且对拒绝与现实互动的主流文学秩序提出批评。对于”底层文学“的贡献和局限，云雷在很多文章中都总结过。有一次，听说北大中文系博士考试中也出现“底层文学”的题目，我给云雷开玩笑：“你也进入文学史了。”云雷依然是腼腆地笑而不语。后来，云雷在洪子诚老师的启发下又提出“新文学的终结”的说法，认为“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那种承担新价值、与社会有密切互动的新文学传统已经消失或者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幻文学、网络小说等更加类型化的文学写作。对于新的文学形态，云雷的态度也是包容的，认为这些类型写作表现了新的中国故事。
在“中国故事”广泛流行之前，云雷就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些文学现象。在他看来，很多文学创作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自觉意识，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也很教条和僵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历史感，如很多看似写历史的小说，却没有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张力，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知识界盲目追赶西方，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缺乏辩证的态度；二是没有时代感，当下的中国和世界处于急速变化和调整时期，很多创作者依然刻舟求剑地用旧观念、旧话语来描述中国。正是这些不满，使得云雷的批评不只是对作品进行文化艺术分析，更重要地是找寻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针对2016年湖北作家刘继明耗时多年写就的现实主义小说《人境》，云雷提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说法，期待在对1980年代的文学、思想有所反思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与中国、与“大多数”有关系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而对另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北京作家石一枫，云雷也很关注，他对近些年一枫创作风格的转变高度赞赏，认为一枫的小说呈现了全球化时代处于危机之中的失败青年的现状。
做文学批评不容易，既要紧跟最新的文学创作，又要对时代和社会有敏锐的感知。简言之，云雷的文学批评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借文学来提出一些大的文化和社会话题，这是一种用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姿态；二是尝试恢复一种批评与创作的良性关系，云雷的批评不是说好话，因此他赢得了很多作家的尊敬，作家们也很在意他的批评意见；三是与很多学院出身的青年批评家不同，云雷很少用理论化的批评语言，文风很朴实，很像19世纪的文学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云雷没有理论思考的意识，他追求的不是理论术语的装饰效果，而是提出理解当代、当下中国的真问题。
时代的“暗夜独行”者
很多读过云雷批评文章的朋友不知道他也写小说，尤其是2015年以来，云雷集中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陆续在文学期刊发表，最近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也已经结集出版了。我没有问过他这两年为何会花力气搞创作，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他离开研究部门调到作家扎堆的单位工作），或许云雷想换一种方式来与世界交流，或许他对当代文学创作有更多不满。其实，前些年，云雷也零星写过一些小说，还出过一本小说集《父亲与果园》。
云雷的小说很有特点，他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和题材。他的小说大多是故乡题材，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一个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返回故乡或者回忆家乡的人和事是他反复书写的主题，这很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但是，小说中的“我”不是外来者、局外人，而是来自于故乡内部的人，对于故乡来说，“我”既是外人，也是家里人。云雷呈现了两种故乡，一是过去的故乡、少年眼中的故乡，二是现在的故乡、物是人非的故乡。前一个故乡是恬静的、美好的、自足的，有人与人之间的诚恳交流，也有小伙伴们的友谊；后一个故乡则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乡，人与人的关系也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重组。 在主流文化的叙述中，只有两种故乡形象，一种是启蒙视角，故乡是恶的、他者化的，也是非文明、非理性的异度空间，第二种是反启蒙视角，故乡是乡愁的、诗意的，没有现代化、自然化的空间。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现代和城市为中心，乡村扮演着被城市拯救和救赎城市的双重功能。与这样两种乡村故事不同，云雷所采用的是一种乡村内部的视角，“我”就在故乡里面，故乡既不是他者化的，也不是乡愁式的，那是一个有秩序的、安静的地方，有表哥无疾而终的爱情（《梨花与月亮》），也有小姨隐秘的初恋（《电影放映员》），还有乡间公路上留下的“界碑”（《界碑》），仅从《泉水叮咚响》《我们去看彩虹吧》《林间空地》《草莓的滋味》等小说名字就能体会出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滋味”。
云雷的小说弱化了故事性，也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使用半叙事、半纪实的散文化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物质虽贫乏、生活却不单调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农村场景。这大概是人民公社正在走向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行的充满“希望”的时代。阅读这些小说让我想起了侯孝贤的电影，也想起了孙犁的小说，那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生机勃勃的空间。表面上看起来，云雷写的不是暴风骤雨的时代，也没有意气风发的英雄，都是细微的、孩子眼中的波澜不惊的故事，小说中的“我”也是个听话、好好念书、帮家里干活的好孩子，可是大时代的风暴却不经意间降临，有几部作品中都有突然进入的历史时刻，如苏联解体等。
除了这种纯净的、涤人心扉的故乡记忆，云雷还写出了面对这种故乡的消失，“我”的困惑和不知所措之感。
有一部小说《三亩地》，篇幅不长，却写出了一个小村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土改让老地主失去了“三亩地”，几十年后发家致富的地主孙子二力又赎回“三亩地”，盖成了私家别墅。“我”作为二力的童年伙伴，感觉老地主，也就是二力的爷爷和其他爷爷没有区别，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人家，不像书中所“丑化”的心狠手辣的地主老财。而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二力也不是黑心资本家，反而是個有情有义的人，可是人性的逻辑无法改变“历史的变天账”。小说的结尾处，“我”从别墅里离开，“这时雪已落了薄薄的一层，西北风呼啸着，猛烈地摇着那棵老枣树，发出呜呜呜呜的声音。我站在树下，看着黑暗中的三亩地，想着这块土地上的百年沧桑，不禁悲喜交集，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影，在我眼前一一闪现，我看到了他们，看到了风雨飘摇中的命运浮沉，看到了无限遥远的过去和未来，也看到了正从我身上走过的历史的脚步。这时雪下得越来越大，慢慢沾湿了我的衣裳，夜色中的世界越来越白了，我一时竟不知该往何处而去。”历史又回到了鲁迅式的经典命题，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我想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的云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暗夜独行”者。
云雷是个中心
说云雷是“中心”，不仅指云雷有很多朋友，经常成为朋友聚会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云雷也是学术讨论和交流的中心。
记得还在读博士时，云雷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左岸”网站，聚集了一批作家和批评家。还有一个左岸论坛，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等版块，我曾是理论版的版主，也认识了很多至今都有联系的好朋友。工作之后，云雷主要在杂志社做编辑，他是非常善于策划和组稿的，对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底层文学等都做过专题讨论。
后来，云雷又提议创办“青年文艺论坛”，得到部门领导的支持，成为前些年北京青年学者、博士参与文学、文化讨论的重要空间。论坛每期都从一个文化热点话题切入，然后延伸到更广阔的思想、历史脉络。由于我和云雷原来在一个单位，近水楼台，经常参与到“青年文艺论坛”的策划和组织中，每次我都认真准备发言，这极大地锻炼了我脱稿讲话的能力。云雷是一个心甘情愿为别人作嫁衣的人，不管是编稿子，还是做论坛，他都愿意给更年轻的朋友提供平台。比如“青年文艺论坛”，云雷很少主持和主讲，总是把这些“露脸”的机会安排给其他人，自己坐在旁边听，临近结束时再补充几句。“青年文艺论坛”凭借着云雷的影响力和人脉，也一度变成“全国青年文艺论坛”，每次开会都变成好朋友聚会和交流的场合。
2015年云雷调到报社工作，比之前更忙了，圈子也更广。我感觉，不管云雷走到哪里，都很有人气，都会形成一种文学、思想交流的小氛围，这也许就是云雷的气场和魅力吧。
大概从2014年开始，智能手机和微信流行之后，云雷也玩起了手机摄影，边散步边拍照，发布的时候还分成不同的主题，如“在外地”、“森林公园”和“在底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云雷经常拍家门口附近城中村的孩子们，他们跟着进城打工的父母临时寄居在城里。从这些孩子的笑容和嬉闹的照片中，我仿佛看到了云雷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个乡间少年的世界。云雷，又何尝不是一个从乡间走来的少年，怀着对乡土的挚爱以及土地般的坚韧，思考着20世纪那些没有解决、影响至今的大问题。